完善政策支持體系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周旭霞 杭州市社會科學院

當前，杭州正處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致力于轉型升級是增強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民營企業作為杭州經濟的中流砥柱和持續發展的依托，一直以來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近年來，政府出臺了各項產業升級扶持政策，民營企業轉型升級能力不斷得到提高，但仍然沒有脫離以量擴張的模式，技術鎖定特征非常明顯。政策是影響企業升級戰略的重要變量，民營企業的轉型成長依然需要政策的扶持。

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問題

據調查，在與眾多民營企業負責人結構性訪談中，民營企業普遍對產業政策持肯定態度，也有一些企業指出當前產業政策存在的問題和隱含的矛盾。

1.“碎片化”現象難以突顯政策效應

為引導和促進企業的轉型升級，政府出臺了系列扶持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轉型升級的進程。但部分企業也反映扶持政策存在“碎片化”現象，主要表現在每個部門（機構）熱衷出臺各自的政策，現行條塊分割的體制特征又導致不同部門的政策缺乏協同性，扶持政策縱橫交叉，政策相互沖突、相互制肘的現象經常發生。每一項產業扶持政策的提出，應從政策制定的主體、政策實施的主體、政策的受益者以及相關利益者等四個角度系統考慮，才能更好地實現產業政策的目標。政府很少對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評估，使得部分政策流化為主管部門系統利益和權力的依托，從而導致杭州產業政策合力欠缺、攻堅力不強、降低產業政策的多重效應。

2.收入分配結構難以支撐產品升級

市場需求與企業升級之間相互存在決定機制。任何一個企業的升級活動，都包括研發投人和產品銷售兩個過程，研發能力和市場能力是企業升級不可分割、相互支撐的“一個硬幣的兩面”。企業升級得以實施最根本、最關鍵、最有效的激勵因素是升級成本與收益的權衡比較，只有存在足夠規模的收入以及消費者對高價格的新產品有購買支付的需求時，企業研發等高級要素投入才能最終轉化為升級的收益。從宏觀層面來看，市場需求空間特別是一個處于高速增長的市場需求空間, 是決定一切產品生產要素投人的價值和增值活動能否最終得以實現的關鍵因素。通過擴大市場需求容量，以“需求引致升級”才能從根本上激發、實現微觀企業的升級。當前，收入分配決定機制實質上是影響社會購買力的規模與結構的決定性因素。一方面，初具規模的中高收入階層，可以為高價格產品提供有效的市場需求，從而激勵微觀企業的升級活動；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結構顯然會壓制中低收人階層的需求能力，從而減少升級產品的市場規模，進而阻礙微觀企業升級活動的盈利能力，抑制經濟增長。

3.低端產品難以擺脫增長“粘性”

以外資帶動和推進地區經濟的發展，已被證明是一種成功的模式。但跨國公司出于利潤的追求和政治等原因，只將產品生產鏈中附加值低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我國，其結果是將我們定位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環節。當然，由于工業化需要，通過承接國際跨國公司生產中的低端環節，有利于較快地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在許多方面能實現跨躍式發展。以低端產品為特征的代工生產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低端產品所引起的耗能耗材耗生態環境卻日益嚴重。由于“粘性”的作用，經濟增長已產生依賴的低端產品，因其能快速增加GDP，能有效地解決就業以及擴大財政收入等效應，仍然被人們所接受甚至推崇。低端制造增長方式仍有一定的增長潛力，但增長的隱性成本已大大高于顯性效應。因此，提高發展效率，擺脫低端產品增長“粘性”是轉型的關鍵。

4.“產學研”分離難以惠及企業升級

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良性互動能促進彼此長期聯合，高校、科研機構的內部激勵機制和企業自身的研發吸收能力、雙方的目標一致是互動的基礎。杭州約80%的研發人員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現有體制下，科技成果的評價標準還是重“技術價值”輕“市場價值”，這與中小企業的目標發生沖突，企業在自身缺乏技術力量的情況下，對合作項目是否能夠真正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產生疑慮。因此，要促進產學研聯合互動，需要緊緊圍繞產業和企業的緊迫需求，在鼓勵高校、科研機構研發人員走進企業的同時，也可以把行業界的著名專家、研究人員、高級管理人員等多渠道地引進到高校、科研機構中，通過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間的目標、文化、習慣的磨合，逐漸形成高校、科研機構內部有效的激勵機制。要增強企業產學研聯合的動力，主要需依托項目，另外要著重提升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聯合的研發吸收能力。為此，對有實力的大型企業，要鼓勵其多渠道提高科研吸收及創新能力；對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價值鏈模式加強與大型企業的技術聯系，或通過相關中小企業間的集群模式來增強與高校、科研機構研發合作的集體基礎和實力。

促進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政策體系建設

民營企業是經濟增長中最為強勁的“發動機”，民營企業升級的核心是技術進步，然而由于知識和技術的規模報酬遞增性，導致發達國家與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知識和技術積累能力的自增強機制使后發國家落入始終追趕發達國家的“陷阱”；再加上技術進步（自主研發和技術擴散）過程受風險性、局限性等限制，企業主動轉型升級的意愿、能力欠強。因此，如果沒有靈活的政策傾斜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在短期內很難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在現實中，眾多成功的轉型升級經驗證實：明確的政府政策指向和良好的市場傳導機制兩者缺一不可。促進民營企業升級的政策體系也有必要進一步調整與完善。

1.增加民眾收入，擴大市場需求

由于收入分配結構決定了民眾的需求，也深刻影響企業升級活動的決策動機，因而任何試圖促進或激勵企業升級能力形成與發展的政策措施，從最核心、最根本的角度來看，都不可脫離對現階段收入分配結構所包含需求因素的限制與約束的考慮。所以，推動升級不僅僅局限于激勵企業研發投入和產業調整的各種優惠政策，同時應將視野拓寬到如何調節收入分配決定機制對需求結構的傳導機制上來，把政策視角集中于改善合理的需求結構，增強對企業升級動力的誘致功能和對形成自主創新能力發展的內在激勵機制方面。這就要求建立一個能夠適應經濟形勢重大變化、具有出口和內需兼顧、轉換功能的需求支撐體系。

2.倡導分層升級，突破重點領域

在短時間內要全面推進杭州民營企業升級，有相當大的難度，筆者倡導民營企業分層升級的構想。從三個層面推動產業升級：行業層面上是產業結構的提升，由資源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多數企業由處于整個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轉變；區域層面上是培育現代產業集群和區域品牌；企業層面上是技術創新和經營管理的提升，包括體制、經營理念、產品、市場、技術、內部管理等各個方面。筆者認為，應從三個層次梯度推進：規模層次，規模越大越需要升級，應形成一批升級領軍型企業；行業層次，利潤率較高的行業更有能力和條件推進轉型升級；企業性質層次，國有企業應首當其沖，其次是實力較強的民營企業。真正傳統型、勞動密集型、低層次的中小企業，不論其能力還是動力，一般只能是升級隊伍中的后者。

3.完善退出機制，設立援助基金

由于退出障礙的存在，市場機制在克服產業退出障礙方面作用十分有限。退出既涉及企業利益，也涉及社會福利，不僅涉及經濟資源的配置，還涉及勞動力就業、社會安定等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再加上企業曾經對社會做出過貢獻，因此，政府有責任幫助其找到出路和歸宿?？梢越M建企業救助機構，由市、區（縣）各級發改、經貿、產業、金融等部門構成，制定援助政策、制定企業退出方案、協調企業退出行動、組織實施企業退出。由政府設立專項退出援助基金予以支持，政府可以對退出的企業給予優惠待遇，如企業若封存和淘汰設備，在進行新投資時，就可以按比例得到優先或優惠貸款，或采用特別折舊率，或者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償，后一種做法有時也采取政府向企業“購買”舊設備然后將其廢棄的方式，即所謂的“收購報廢”方式。產業退出援助基金還可以用來作為職工再就業培訓的費用和待業救濟金等。退出基金可由財政出資一部分，從現有企業按一定的比例提取一部分，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籌集一部分構成，主要用于克服退出障礙支出、在退出產業領域導入新產業的資金支撐，以及用于職工的再培訓等，基金可實行開放式金融化運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