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看待民間“迷信”習俗

夏志中

在挖掘和整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對于有些民間習俗，我們總覺得古人似乎非常的愚昧無知，充滿著“封建迷信”。因此有人便產生了這樣的疑惑：這難道也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它值不值得我們去整理和保護？

的確，倘若以當今文明時代的主體價值觀，與現代社會準則和科學精神去衡量的話，那么，“非遺”中相當部分的民間習俗似有“糟粕”之嫌。而在我們中國，向來奉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方針，那么許多的民間習俗，將會被“踢”出“非遺”大門。

其實，我們應當正確看待民間習俗的“封建迷信”。不僅不能將它們視為“糟粕”，而且還應把它們看作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中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民間的迷信習俗，是后人走向科學的原始動力

大量的民間迷信習俗，往往與民眾信仰和原始蒙昧思想相關聯。如喪葬儀式、祭祀儀式、節慶活動、廟會，以及與巫和巫術、算命和風水術有關的諸多民俗事象等。這一切，若以今人的價值觀來要求古人，來要求傳統文化，顯然不科學。一種文化現象的發生，是一定的社會發展和人類自身發展需要的產物，是與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與人類自身的需要相適應的，因而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是符合社會進步的。先民不了解天象，不懂得自然的規律，不洞悉人類社會的發展演進規律，于是向山神膜拜，向老天祈雨，向土地廟求子，甚至崇信巫術可以征服自然力。其信仰，固然是為了寄托他們希望與憧憬，但卻反映出了古人試圖了解大自然、了解自己的迫切心情，這恰恰正是后人走向科學的原始動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

有意思的是，某些看上去純粹是“迷信”的習俗，卻蘊含著一定的科學道理。像風水術、相面術，你不能說它一點科學道理都沒有。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很多，在此不再贅言。比如古人曾視突然頭痛發燒、上吐下瀉或高熱昏厥、癲狂的病人為“中邪”。為驅走附在病人身上的“邪魔”，便裸其上身，用桃樹細枝條抽打，直至現出道道血痕。過后，病情果然好轉。這個“打桃條”的習俗，其實就類似于“挑痧”、“放血”的治療原理，對于那些驚風、中暑類癥狀，自然具有一定的療效。

如果我們把這類習俗，都看作是古人的“愚昧迷信”，將其剔出“非遺”范疇，那么就等于抹去了人類探索、實踐的腳印，割斷了科學思想發展的鏈條。

其次，民間的迷信習俗，是綜合性文化載體

許多帶有“迷信”的民間習俗，與文化藝術緊密相連，有些還是今天的文化藝術的起源。

比如“占卜”，是古人用來推斷未來的吉兇禍福的迷信習俗。在商代，人們把占卜結果，用符號記錄（刻）在龜甲或獸骨上。這些符號，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正是中國漢字的雛形。因此可以說，“占卜”的迷信活動，造就了漢字。

殷商時代的占卜，還是意識形成理論的先導。因為是它最早把關注的對象，指向現實世界中天、地、山、澤、水、火、風、雷八種物質的東西，認為八種自然物中，天、地又是生成萬物的總根源，并且主宰著人的命運。這在一定程度上，滲透著非常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是后來“八卦”哲學形成的基礎，對后世的辯證思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印度的佛教，之所以那么很快地在中國得到普及，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固有的民間信仰、“迷信”習俗與佛教倫理、佛教程式產生了共鳴，遂一拍即合。中國于是有了佛教，中國文化大家庭中，于是又多了新的成員———佛教文化。

“迷信”習俗，是一個綜合性文化載體。它還涉及到音樂、舞蹈、戲曲、曲藝、美術、手工制作技藝乃至服飾、飲食等諸多領域，為傳承民族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紹興地方有項現在極少舉行的祭喪儀式———煉度皇（亡）懺。該儀式，僅限于超度那些因火災、溺水、上吊、刀、槍（俗稱“五殤”）等非正常死亡者。儀式舉行時，道士圍著野外篝火，有的念經，有的一邊跳一邊揮舞“煉度寶幡”。寶幡，是由各色彩紙，分別制作成諸如龍、魚、蜈蚣、酒壇、百卦、無常等形態的幡子。幡中夾有煙火，遇上篝火，便發出耀眼的彩焰。對于這一古老的“煉度皇（亡）懺”儀式和“煉度寶幡”制作，是否可列入“非遺”？是否有確立其代表性傳承人（會制作“煉度寶幡”的，目前紹興縣唯存兩人）的必要？因為從現代人看來，這純粹是項對非正常亡者帶有歧視性的迷信活動。但它畢竟起源于古代，人們對那些亡于非命，死相可怕的事件，帶有極大的恐懼感。他們認為這是“五殤”惡鬼作孽，為了驅趕惡魔，使類似事件不再發生，同時超度亡靈，也讓生者在熱鬧的氣氛中得到心理慰藉，遂形成這一儀式活動。它同樣涉及到宗教倫理和民間音樂、舞蹈、美術及手工技藝等豐富的內容。紹興縣把它列為“非遺”項目，顯然有一定的意義。

因“迷信”活動的需要，古人還創造了無數精妙絕倫的藝術品。至今屹立在中國大地上曾經是祈求天地、崇拜神靈場所的古建筑物，可謂比比皆是，如北京的天壇、地壇，便是宏偉精湛的典范之作；那些從地下發掘出來的無數精美的玉、石、陶及金屬器物等文物，許多正是祭器、法器。而保存得如此完好，還不得不感謝古時的喪葬習俗。

可見，形形色色的“迷信”習俗，同時又為我們留下了燦爛的物質文化遺產。

誠然，在發展和創新當代文化時，吸收和發揚傳統文化的精神或元素，應有所選擇，不可能毫無選擇地兼收并蓄。但文化發展和創新的理念，不能等同于對待文化遺產的原則和理念，尤其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原則和理念。

況且文化發展的自身已經充分證明，文化的發展和進步自有其合理性和消長規律，好的會繼續發展和提高，不好的會在發展中逐漸被淘汰和退出。所以，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民間習俗中的“封建迷信”會吞噬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