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綠琦 我志愿 我快樂

文 本刊記者 張 濤

梁綠琦 我志愿 我快樂

文 本刊記者 張 濤

梁綠琦是一個付出者，許多年來，她對青少年的成長、社會的發展，傾注了頗多心血，卻并無一句怨懟之言。同時，她也是一個收獲者，在十多年的志愿活動和履職活動中，她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收獲了快樂，成為了一個快樂的人。

一份工作崗位對一個人到底意味著什么？是一個糊口的飯碗，還是一個可以在親朋故友面前夸耀的頭銜，還是僅僅只是用來打發閑暇時光的工具？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們對于職業的理解也變得越發現實與功利，對于職業本身的反思也大都被職業的回報所取代。因此，在這個時代，能夠如梁綠琦這樣身體力行、將個人事業與社會責任緊緊相連的人，就顯得尤為可貴了。

梁綠琦是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院長、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團校校長，一位青年朋友的引路人。

重塑青年人的價值觀

“現在的青年人普遍對于責任感看得比較淡，尤其是90后的孩子，雖然還談不到自私，但是他們卻表現得比較散漫，對工作要求不高，也不希望受到任何約束。在助人為樂方面就更談不到了，多數人都是只圖自己安逸，少有利他精神?！绷壕G琦不無憂心地說。

多年來，梁綠琦一直對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感缺失憂心不已，她時常思考如何才能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重塑青年人的價值觀。經過很長時間的探索，她終于發現開展志愿者活動這一切實可行的道路。

“有時我發現給青年人講馬列主義、北京精神之類的理論，他們根本沒有興趣，更別說觸動他們了，但是當組織他們參加完志愿者活動之后，卻可以看到他們那種發自內心的興奮，甚至都從眼睛里冒出光來?！绷壕G琦這樣說。

一次去毛主席紀念堂的志愿活動令梁綠琦的印象尤為深刻：起初動員的時候全場還是亂哄哄的，雖然一再告知大家，這里是毛主席紀念堂，是一個非常神圣的地方，但大家還是渾然不以為意?？墒请S著志愿活動的逐步深入，大家卻漸漸對毛主席產生了敬意，他們面對每天成千上萬的參觀群眾，不再煩躁、敷衍，而是以“為毛主席接待客人”的強烈使命感去認真接待每一個來訪的人。在這個時代的巨人面前，那些曾經自以為是的孩子終于感覺到了自身的平凡與渺小。

“現在的青年人很少有政治偶像，所以當一個改變了那么多人命運的偉大人物忽然走進了他的眼前，那種強烈的沖擊感使他們忽然感到了個人的渺小，那種自我為中心的自私意識，在不知不覺中就被一掃而空了?！绷壕G琦解釋說。

梁綠琦告訴我，過去開展活動時，好多家長都走后門希望能對自己的孩子多些照顧，讓孩子少吃點苦，少受點累。但現在卻反了過來，家長們都走后門希望孩子能參加到她的志愿活動中去。而每當接到這樣的“后門”電話，梁綠琦的內心都是欣喜不已。

“這表明我開展志愿活動的辦法已經得到了家長們廣泛認同，有了他們的支持，我將志愿活動堅持下去的信念就更堅定了?！绷壕G琦如是說。

梁綠琦（前排左四）在政協座談會上聽取意見

解決“入學難”該換個思路

“北京經過多年的發展，‘入學難’問題按理說已經解決了。比如大學方面，北京2013年招生計劃有八萬多人的名額，而實際考生才有七萬多人，入學應該不難了，但是‘入學難’的呼聲反而越來越大了，所以我覺得‘入學難’的本質并不在于入學本身，而在于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苯涍^長時間的觀察，梁綠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她指出，北京作為首都，雖然聚集著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但在人口逐年遞增的條件下，優質教育資源還是顯得相對稀缺。近些年來，政府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為平衡資源，縮短學校之間過大的辦學條件差距，老師和校長建立輪崗制度幫助資源薄弱學校趕上來，擴大優質學校的覆蓋面，增加優質學位的供給量。這些措施雖然對“入學難”問題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但距離真正解決這個難題，卻還遠遠不夠。

針對這個問題，梁綠琦有一個不同尋常的思路，她認為：政府可以解決最基本的教育權利問題，卻沒辦法讓所有人都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也沒辦法讓一個教學能力差的學校在短時間內就達到優質學校的教學水平。但是，政府可以讓每個學校都各有特色，通過特色校來分散家長對不同教育的需求。

“人們對教育的理解千差萬別，對教育的需要也各不相同，再優質的學校，也不能同時滿足所有家長的教育需求，這就為開辦特色校留下了空間。我了解一些民辦學校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有的學校特別重視傳統人文教育，有的學校則在專業領域頗有優勢，有的則是國際學校，完全融入西方的教育體系。這么多教育形式的存在，是完全可以滿足家長們多元的教育需要的?！绷壕G琦這樣說。

梁綠琦也坦言，目前很多民辦學校收費高，門檻低，口碑不好，有些國際學校一旦融入西方教育體系不成，就很難再與國內的教育接軌。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家長對民辦特色學校的認可度不高，不愿選擇這些學校。但梁綠琦覺得，這并不能妨礙將開辦特色學校作為緩解入學難問題的出路。

“我一直希望政協能夠組織一些力量，對開辦特色校的這些問題進行梳理歸類，這樣既能為解決首都的教育公平問題盡一份力，又發揮了政協智力密集的人才優勢，何樂而不為呢？”梁綠琦建議說。

履職要講究策略

梁綠琦講述了這樣一次履職的經歷：朝陽區的朝陽公園依照規定，本來是不準許汽車進入的，但是長期以來，卻有很多車輛享有特權，他們可以持卡在朝陽公園內自由穿行而不受約束。這件事被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們提及多年，但車主們總是以工作需要、特殊情況等等五花八門的理由敷衍塞責，致使這個問題遲遲無法解決。直到2014年，朝陽區人大代表們忽出奇招，他們不再向往常一樣，要求取消這些車主的特權，而是對車主們的種種理由表示理解，只以朝陽區政府管理需要為由，要求各位車主將姓名、單位及理由登記上報。車主們聞聽此言，各種五花八門的理由統統不見了，五百多人竟無一人敢上報登記，這一久拖不決的頑疾就這樣根治了。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處理方法稍加變通，問題就解決了。我覺得政協在處理一些提案時，也必須要花一些心思才行,一個小小的變通很有可能帶來極大的驚喜。政協監督不是權力監督，但我們可以讓一些問題在公開、公平、公正的環境里曝曝光，好的我們就支持，壞的我們就反對，許多事情就自然解決了?！绷壕G琦這樣說。

在履職過程中，梁綠琦還有這樣一種感觸，她發覺曾經有些制度在執行多年之后，已經逐漸偏離了設計者的初衷，形成了很多令廣大市民深惡痛絕的問題。政協委員雖然有反映這些問題的想法，但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局限，也很難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入的了解，提出高質量的提案供政府決策參考。

“北京市為了鼓勵公園建設，曾經給予過公園一項扶持政策，規定每個公園可以建設占公園面積5%的房屋用于管理經營。這個政策的初衷本是好的，但是到近些年來，很多公園卻利用這個政策，大肆擠占綠地建房出租，利用國家資源謀取個人私利，老百姓的意見很大。有的委員看不下去，提了提案，但是當公園一口咬定這些房屋只占5%的時候，委員就沒辦法了，因為委員一個人是根本沒有能力去實地測量的，雖然心理覺得不是那么回事，但還是無可奈何，最終事情只能不了了之?！绷壕G琦舉例說。

對此，梁綠琦建議：政協對委員們提出的提案和建議不要一下子就轉送給相關部門，直接交由相關部門辦理解決，而是應該對所有提案進行梳理，將如公園超標建設房屋等這些委員調研力所不及的提案篩選出來，由政協再組織一些力量，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調研，以便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時，能夠對情況掌握得更全面、具體，從而促進問題盡快得到解決。

梁綠琦是一個付出者，許多年來，她對青少年的成長、社會的發展，傾注了頗多心血，卻并無一句怨懟之言。同時，她也是一個收獲者，在十多年的志愿活動和履職活動中，她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收獲了快樂，成為了一個快樂的人。做一個快樂的人，不正是我們生而為人的意義嗎?在幫助他人的同時，自己也快樂，這樣的意義豈不是更彌足珍貴和意義非凡嗎？這也正是梁綠琦想要告訴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