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美]歐立德

在中國近年學術著作中，漸漸興起一股以“帝國”指稱二十世紀前中國的熱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這潮流出現，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隨著“中國崛起”后，使用“帝國”一詞隱隱滲透出中國歷史驕人成就的意味。在這里無法深入分析各種理據，但很明顯的是中國學者及輿論界采用“帝國”一詞指清朝以前的中國 （或謂“傳統中國”） ，出現了一種有別過去的規范。這新范式的出現不禁令我們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現今我們看到的西文論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一詞，并統稱公元前二二一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國為帝國時代（imperial age） 。但對中國人來說，傳統中國卻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認定的“帝國”。只要隨便問問，傳統中國是否蘊含帝國含有的屬性──帝國主義，對中國讀者而言，這答案多是斷然否定的。即使我們請教向來最愿意稱大清國為帝國的清史專家，他們一般都會否認中國式的帝國帶有侵略性的行徑——無論清朝在開辟中國版圖上有多大貢獻。如果是這樣，在概念上而言，好像“中華帝國”將是一個有別于一般意義的帝國，是一種帶有“非帝國主義性質”的帝國。也就是說，“帝國時代”的中國，沒有呈現典型“帝國”的特質。

在概念上及世界歷史上，有這樣的一種帝國存在嗎？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處理。首先要厘清的就是“傳統中國是不是一個帝國？“然后就要追本溯源進一步探問，“什么讓中華帝國變成‘帝國？”而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必須了解“帝國”的概念，特別是西文術語 empire與相關詞 imperial 的關系、通過翻譯成為今天大家習以為常使用的對譯語“帝國”。在厘清“帝國”（empire） 的語義及政治定義后，還需反過來考察以西文概念統稱中國歷朝的演變史，并評價這用法的適切性。

事實上，西文 empire 的漢譯詞“帝國”，基本上不見于十九世紀前的中國文獻之中?！暗蹏币辉~最早的用例，暫時只能找到隋代王通（公元五八三——六一六/六一七年）《文中子·卷五·問易》：“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辈挥枚嘌?，這段話中的“帝國”與西文“empire”指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所解釋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體系及管治權柄蘊含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從下文我們可以看到，過了大約一千二百多年以后“帝國”一詞才被納入到漢語的詞匯里。至此，我們大概能梳理出這樣的理解：現代漢語“帝國”一詞的形成及使用不屬于中國朝政使用的政治術語，而漢語中的“帝國”是受西方“empire”一詞諸種概念影響而成。那么在概念而言，考察 empire 傳入中國的發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應忽略的兩個相關歷史層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時候指稱中國為 empire ，即帝國；二、中國人接納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稱中國為帝國的過程。由于這是我當下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其中一部分，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嘗試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線索，以供思考。

換言之，我要考察的問題是：首先，在歐洲人的眼中，中國什么時候被視為 “帝國”？然后，再以此審視這如何影響中國人探討自身的歷史。單就后面這點上，根據我的理解，一個最關鍵的轉折點發生于十九世紀。當時中國在列強瓜分的陰影下，西方的帝國形象及相關帝國論述，震撼中國知識階層。在面對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強進逼時，中國人奮起要以相同的知識概念及論述框架稱呼中國，以此躋身列強之間成為對等國。吊詭的是，到了這時中國知識界才驚訝地發現，早在兩個世紀前西方已有大量稱中國為“帝國”的著作，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論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稱為帝國。至此，稱中國為中華帝國、大清帝國的做法，廣泛傳播開來并慢慢沉淀，漸漸成為約定俗成的稱呼。不過，這種歷史變革帶動詞語改變的認識還未被充分了解前，一個更急遽的歷史意識卻在中國境內迎頭趕上：清朝自我體現為“帝國”一刻，中國人卻更情愿以“民族國家”自居。原因是，在追求富國強兵，轉變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民族國家”的標簽永遠比“帝國”優越及進步，而且，帶有的民族認同感的國家論述，更能攫取當時中國人（漢人）的注意力。要認識中國近代轉變過程的矛盾及復雜性，立論點必先從中國是為帝國，而不是從中國是為民族國家開始，因此對于現代中國的起源，有關帝國的討論有著重要意義。

在中國發現帝國

西文里“China”這個名稱的由來有一個十分復雜的演變過程。在西方古典文獻中，最早跟中國扯上關聯的名稱，是早于公元前五世紀的 “Seres”。Seres一詞來自漢語的“絲”，古希臘稱絲為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沒有那么普遍的則是“Sinae”，指中國，大概是來自公元前二世紀秦代的“秦”字。無論如何，沒有證據顯示希羅時代把Seres視為帝國（imperium） 。而事實上，當時對“Seres”的了解十分有限，當中不少的認識是根據傳聞而來，對于今天稱為“中國”的國度，當時只模糊地統稱為“Serica regio”──“出產絲綢的地方?！?/p>

這個名稱就這樣被沿用了幾個世紀，并在古代歐洲和中世紀的文獻及地圖中互為因襲。直到十三世紀馬可·波羅出現，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現有關中國論述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國”指稱中國疆土的用法。不過，值得留心的是，馬可·波羅以契丹語（Khitan）Catai（此為英語Cathay一字來源）一詞指稱的帝國，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國（Yeke Mongghol ulus） ，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帶，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記中，今天覆蓋“中國”一詞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稱“蠻子”（Mangi） ，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所以，即使當時“帝國”一詞已經用來指示后來的中國疆土，卻不是我們現時理解的“中華帝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Sinae或 Seres巧妙地被Cathay取代了，并從人們的意識中徹底消失。

歐洲人對Cathay和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十六世紀末，隨著耶穌會的傳教士，特別是利瑪竇（一五五二——一六一零）抵達澳門，三個世紀以來有關中國的誤解才得以修正。當他的論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歐洲人才明白馬可·波羅筆下的Cathay其實就是古文獻中Seres地區的北部。之后的歐洲地圖迅速地吸收這新知識，但卻沒有徹底改變對中國的理解。盡管利瑪竇以及其他接觸到中國文明的歐洲人對中國有一定的認識，他們仍然不把“大明”視為帝國。在他們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終是“出產絲綢的地方”（“Serica regio”及“Regio Sinarum”） ，這時各種歐洲語的著述中，還是無間斷地以“王國”（reyno西班牙語；reino意大利語；Knigreich德語） 指稱中國。endprint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國為“中華帝國”的著作，是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華帝國以及其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 （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è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de Iesus） 。曾德昭是利瑪竇歿后的一代人，這書一六四二年在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譯為意大利文在羅馬面世。不過，在鄰國出版時，書名卻被譯成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即《中國偉大王國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譯成法文版的時候，書名又被譯成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即 《中華大王國全史》。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西班牙原著以“帝國”指稱中國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說，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題目外，整本多達四百頁的原文卻只用了一次“帝國”。其余一致地以“王國”（reyno）指稱中國，偶爾會使用“王朝”（monarquia） 。換言之，曾德昭在書內并沒有貫徹推銷中國為帝國的說法。

一六四四年滿洲入關建立大清王朝，是歐洲論述里以中國從王國一躍而成為帝國的重要轉折點。滿洲人占領明朝首都北京，震驚了整個歐亞大陸。這場暴力的政治嬗變，令西方觀察者極度驚恐，他們將有關大清國征服大明國的相關記述，廣泛傳回歐洲，讓有志來華的傳教士得以評估政權更迭帶來的影響。從現在文獻可見，最早的記載是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 ，副標題為：“本書記述這時代的韃靼侵占幾乎整個中華帝國，并簡述當中主要人物”。這書以拉丁文撰寫，并于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內相繼被翻譯為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意大利語多種歐洲語言。衛匡國對中國與其“四百多年的敵人”韃靼之間的關系做了簡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并稱中國為帝國，并指“帝國”一詞能正宗地用于中國之上：“那就是說，所有長城接壤的省份之內”，書內加插的地圖稱為“中華帝國省份圖”（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雖然行文內衛匡國使用的詞語并不統一：時指中國“皇帝” （emperor）又指中國“國王”（king） ，不過，他較清楚地說明于一六四四年春被韃靼征服的就是中華帝國，并將其統治者稱為“皇帝”。衛匡國所寫的另外一本中國史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在一六五八年出版，書的副標題已用上“中華帝國”——“中華大帝國全史”。

此后，后來者便相繼風從。出版于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國圖說》中，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便廣泛使用“帝國”觀念指稱已歸于同一統治者漢人以及韃靼（包括滿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國，他說：

圣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結晶。矗立著這偉大以及幾乎不可計量的帝國，當中的滿洲人漢人由君主專制政體的制度統治著，世人定會覺得這奇妙萬分。這帝國人口及面積之廣，相信地上沒有能找到與之匹敵的國度。只有中國王國才有這樣繁華豐裕的城市，幾乎大到足以蓋著全省，都城內的樓閣、村莊、佛龕及寺廟等櫛比鱗次。這個地方以三百年的護城墻，與外隔絕經年，我們倒不如稱它為帝國。我暫且按下不說這韃靼帝國面積之廣，一直沒有人能確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熱心贊頌主的榮耀的人，會感嘆本著如無數前人的著作般（要論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種族統攝于單一帝國內，當中又有極多不能盡錄的人口在未知的區域內）一定會有不少的舛錯。

上文反映歐洲人視中國為“帝國”的重要論點，它強調了君主專制政體“完美統治”下，廣大土地上出現的豐盛財富。另一點更能反映大清國為“帝國”的，在于結合統治漢人及滿洲人，這就是帝國理論中述及帝國是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一個重要條件。此后，西方有關中國的論述漸變得一致：中國是一個“帝國”，它的統治者為“皇帝”。

自己成為帝國的中國

綜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仍然視擁有單一、具有延展性的社會及政體的中國為“地區”或“王國”而已。十七世紀中葉后，隨著滿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國，明顯地讓歐洲觀察者看到建基在清開國功業上的就是帝國的本色。滿洲統治者以強大軍事力量征服明朝，傳教士衛匡國及其他人看到的，是來者不善甚至是殘酷的管治手段，這里反映的是，異族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因而帶有帝國權謀的特質。

當然，西方人視中國為帝國，除了是親自體驗了明清交替時的殘暴血腥之外，這亦召喚了過去羅馬帝國征服各地的歷史記憶，瞬間以歐洲前近代帝國經驗印證中國眼下發生的歷史。我們可以確切地說，歐洲人在中國發現“帝國”并不是因為對中國語言及中國歷史產生了什么新認識，不是他們試圖以拉丁語、法語或西班牙語將中國“天下觀”（產自中國本土而能與“帝國”觀念比附的觀念）翻譯而成的。無論具體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種族之上，在歐洲人眼內，必然極類似同一歷史軸上的神圣羅馬帝國（九六二——一八零六）、奧斯曼帝國（一二九九——一九二二）、莫臥兒帝國（一五二六——一八五七）和俄國羅曼諾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如果日耳曼、莫臥兒、土耳其和俄羅斯能稱為“帝國”，同樣邏輯也能用諸中國身上：中國是“帝國”，它的統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動成為帝國的皇帝（emperor） 。這在十八世紀以后，在歐洲各種語言論述中國時達成共識。

不過，這仍然對中國歷史沒有產生任何波瀾。如上所述，在近代之前，我們在漢語中找不到任何詞語同時帶有“皇帝——國家”（emperor-country）和“帝國”（empire）的復合意義。我們也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已有“皇帝”一詞，但這是有別于表達“王”或“霸”的詞，而且亦從來不曾與“地”及“國”等空間概念連用。那么，中國人自己何時發現中國是“帝國”呢？什么時候把中國的皇帝有意識地看成等同于西方的“emperor”呢？endprint

據黃興濤教授在 《文化史的視野》（二零零零年，69頁）一書所言，“帝國”一詞是由留學東京的學生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帶回中國的，原因是他們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詞耳濡目染。這當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們還缺乏證據。另外，據劉禾教授《語際書寫》（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錄A，269頁）指出，“empire”的現代漢語“帝國”是由嚴復譯介而來。意大利學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頁）有同樣的說法，指嚴復在一九零二年翻譯亞當·斯密（Adam Smith） 《原富》時，首次譯入“帝國”一詞。劉禾及馬西尼兩位教授都指明，自己無法判定這詞是否借自日語而來。不過，更重要的似乎是，應該對嚴復相關譯詞的選擇及他的引文做更詳盡的分析。事實上，亞當·斯密說到“帝國”時，緊接著馬其頓國王菲利普東征西討的霸業以及他統領的常備軍。嚴譯為：

用此〔額兵〕而定希臘，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臘合眾之民兵，于時稱最精，而斐立百戰終克之。若波斯民兵，則息土之民，偷弱選耍，其克之也者，發蒙拉朽而已，豈有難哉。此為歐洲兵制置用額兵之始，亦即為一國并兼數部號英拜爾之始，載諸史傳，亦世運之變局也。

在闡釋“英拜爾”一詞的含意的時候，嚴復附加了以下的解釋：

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亞洲之英拜爾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歐洲則古希臘、羅馬、西班牙、法蘭西，今俄、英、德、奧，其主皆稱帝者也。

從這段可見，“empire”一詞在當時仍屬一個新詞，同時存著多種可能對譯。以音譯“英拜爾”翻譯“empire”有力地表明，嚴復對empire 的理解是來自英文，而非日語。不容忽視的是，對嚴復而言中國并不被構想為“帝國”，亞洲帝國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現代以來的）日本，而非大清國。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便會發現在中國文獻中早于十九世紀末已偶爾出現“帝國”一詞。最早使用這個詞似乎是在一八二零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一篇由傳教士馬禮遜（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年）撰寫的文章《全地萬國紀略》中，他以非洲為例解釋了世界上各國家層次結構，關系如下：

亞非利加之分，有侯國、有王國、有帝國，又有多小國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據現存資料來看，英語“empire”的含義這樣翻譯到漢語還是首次。而馬禮遜的新詞并不是從日本借來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鴉片戰爭后，清廷專門負責粵海防的梁廷枏，睜眼看到西力壓境下，在一八五零年出版的《夷氛紀略》內提供了他對歐洲政治主權分層架構的觀察：

竊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

這可能是中國文人最早以漢語詞匯“帝國”反映西方“empire”一詞詞義的用例。但同樣重要的訊息是，清朝并不包括在內?！兑姆占o略》梓后約二十五年后，才在其他中國文人筆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國”一詞，李圭是其中一人。在寧波海關擔任文案的李圭受總稅務司赫德指派，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一百周年博覽會，李圭把自己的見聞撰成《環游地球新錄》，由李鴻章作序并于一八七六年出版。李圭記述的展覽會，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館入口處的牌匾：“梁際懸金漆額，大書‘帝國日本四字”，而中國那邊則掛著“大清國”。當時的圖片印證了他的說法，而且更顯示英文字樣“Empire of Japan”?？上?，李圭沒有進一步評析他對這新詞新語有沒有突兀之感。

在其后二十五間，但凡使用“帝國”一詞都僅限于指日本或歐洲各國。直到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來臨，“帝國”作為一個術語（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empire 意義）的用法才真正普及。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中、日語兩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為“大清帝國”──這亦是第一次“帝國”一詞在官方文獻中指稱清朝。

有趣的是，這詞出現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頻繁、更突出。中文版全文一貫以“帝國”指稱清廷；日文的版本則要待稱呼 “大清帝國全權大臣”李鴻章及李經方時才出現。我們知道，熟諳外交事務的李鴻章，必定知道“帝國”詞義，我們更可以猜想，他實在了解到國際舞臺以“大清國”及“大清帝國”指稱中國的分別。從官方檔案可見，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談判時，他再三地稱清朝為“我帝國”。只是，作為戰敗方的清廷，難以與日本討價還價，要求日本貫穿全文以“帝國”指稱大清。

《馬關條約》簽訂后數月，條約的內容通過傳播西學媒體（如《申報》）廣泛傳于知識階層間，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識人迅速吸收以帝國稱大清的做法，這些議國論政的意見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啟超主編的 《時務報》之上。其后在一八九九年《清議報》，就有這樣的呼喊：“嗚呼！斯政府，斯國民，斯官吏，何以得奮興刷振大清帝國哉！”在官方的文獻中，在義和團起義后這詞就更普遍。譬如，一九零三年清廷向日本發出的一封國電，感謝日本盛情招待中國到大阪博覽會的代表，簡短的電報一開始就自稱為“大清帝國”。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國大后帝恭奉皇太后懿旨，電致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敝國前派專使貝子載振前往貴國大阪觀會，深蒙天皇擾禮相待，足見中日兩國邦交之親密?；侍蠹半蘧孕缾偀o已。謹具電申謝。

由于這則電報后來全文印在《申報》上，全國皆清楚看到現在清廷不單以“帝國”自稱，而且這樣更反映出，廁身帝國之間有著平等“兩國邦交”的意味。從一九零五年起，在中國官員及知識階層，特別如張之洞、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已非常習慣使用這詞稱呼清廷。特別顯著的是一幅一九零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全國地圖，地圖名稱清楚標明《大清帝國全圖》，而地圖的廣告在《申報》上亦占著當眼位置。這地圖是當時最流行及印數最多的地圖之一，不用說，這更進一步深化大清帝國的地理空間感。endprint

以“帝國”指稱清朝的最后定案，可以由一九零八年公布憲法草案的第一條文章中看到，其中明確列明“大清帝國”的統治者為皇帝，直到萬世：“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边@種用法標志著與過去的用法“大清國”或滿文的“Daicing gurun”做了決定性的分野。此后，在所有官方文獻中，清朝統一地以大清帝國出現。

從上述可見，中國是為帝國的觀念發生在晚清中國。這是承自一個漫長演變過程后的結果，當中包括西方“帝國”觀念傳入歷史過程，如何以漢語表述帝國，并漸漸得以融入中國的政治話語之中。顯然地，無論其西方起源及演變過程如何，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沒有妨礙“中國作為帝國”的觀念在政治和普及想象中的繼續發展。最佳的反映，莫過于袁世凱嘗試于一九一四年以“中華帝國”（Empire of China）復辟帝制?？梢哉f，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中國人在自稱自己的國家時，與西方用上三世紀的名稱是一模一樣的。這個中西對稱的用法，只維持了僅幾個月，袁世凱復辟失敗后，立即恢復了民國的稱號，即是人民的國家（res publica），而非皇帝的國家。然而，討論到中國過去歷史時，帝國仿佛立即成為根深蒂固的慣用法了。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清代通史》里，就數次討論“大清帝國”。蕭一山認為，這個帝國是一六三六年創造的：

及經皇太極連年征討以后，疆土日廣，汗業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見完密。于是始改號稱尊，以建關東一統之大清帝國。故努爾哈赤之稱汗，與皇太極之稱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視也。（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一，147頁）

他還提到大清的帝國主義，不過，他說清朝的那種帝國主義跟清末列強的那種不一樣：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義，爭民族之獨立自由而已，對滿清之帝國主義已足矣，以滿清僅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反落我后。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經濟侵略。（同上， 卷一， 3-4頁）

顯然，對于民國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把剛剛推翻的大清王朝視為帝國似乎不成問題。從此以后，在撰寫中國近代史的人的腦海中，清朝無論是光榮還是衰敗，還是“大清帝國”，使用“帝國”一詞去指稱中國過去全部歷朝時，就像指稱清為帝國一樣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體的過去。

“帝國”這個首先出現在西方論述中的概念，后來卻蔓延到中國。歷史中的清朝變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國，并以此“帝國”的稱號投射到無限歷史長廊鏡頭中，直到遠古。這樣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來的“傳統中國”指的是貫徹始終的帝國，中國統治者總是皇帝。我認為，相信中國從始至終是個延綿從無間斷的“帝國”是被誤導的，然而這想法到今天仍剛勁有力。雖然在一九四九年后，視傳統中國為帝國的稱法消失了一段長時間，及至一九八零年起卻有反彈的趨勢，特別是在時下“中國崛起”、“復興中華”論里，這種說法有著復興昔日的帝國輝煌業績的意味。我們看到的是，毫無批判意識地使用“帝國”一詞的習慣已經從一個論述系統嫁接到另一系統去，并成為新的習語。固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樣的用法，譬如，有學者討論到美國清史研究時，就指出中國學界被迫以“帝國”一詞翻譯empire，并指有必要酌量稱“大清”為帝國（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沖擊與反應？》，《歷史月刊》二零一二年四月，106頁） 。無論立場如何，這正是歷史學者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有真正了解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我們以古鑒今的工作才能對當下產生意義，而不是通過望文生義而來。

（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同事關詩珮，沒有她的幫助，這篇東西根本無法寫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