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高度平衡的陷阱”

趙曉暉

貢德·弗蘭克于一九九八年推出了《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以下簡稱《白銀資本》，中譯本由中央編譯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出版，下引此書只標頁碼）一書，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如下：我們在其中生活的這同一個世界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目前我們生活的世界和五百年前并無截然不同。資本積累過程幾千年來在世界體系中一直發揮主要作用，被理解為一種現代生產方式、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它不過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歐洲中心主義神話”。從航海大發現直到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是亞洲時代，確切地說，這個時代中國和印度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歐洲之所以最終在十九世紀成為全球經濟新的中心，是因為歐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貴金屬，使得歐洲獲得了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的機會，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

學界對于該書的批評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于長周期理論（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論）的運用。弗蘭克認為，十八世紀后期，東方世界開始進入一個衰落的B階段，這使得處于邊陲地區的西方能夠借機超過東方。另外，依據這種周期理論，他認為有跡象表明，東亞（或許還擴及南亞和西亞）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會進入一個新的“A”階段。弗蘭克的這種論斷很容易讓人想起中國的一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钡澜鐨v史的發展演變中是否真的存在這樣的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論有多大的適用性？能否如此推而廣之？如果答案為否，弗蘭克的整個論證不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是對于世界經濟體系長期性的認識。弗蘭克認為長期以來就存在著一個世界經濟體系，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以及東亞的將再次興起）實際都是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結構和連續性發生“偏轉”的結果。但是，正如何維保在《周期理論與長時段》（《史學理論研究》二零零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承認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把世界經濟體系的產生不斷向前追溯的做法卻是很值得懷疑的。什么是世界經濟體系呢？是否各地之間存在一定的貿易和經濟往來就能構成體系？當代的世界經濟體系與十九世紀、十六世紀或更早的所謂世界經濟體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關性？事實上，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弗蘭克對世界經濟體系根本沒有做任何界定，這固然方便了他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自由地進行論證，但同時也引起了讀者對其論證嚴密性的質疑。

三是與世界經濟體系相聯系的，是對于世界經濟“中心”的界定。解構和摧毀西方中心論是弗蘭克為《白銀資本》一書設定的主要任務。然而，到底成為中心的標準是什么？弗蘭克在書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或者說他的標準就是貴金屬貨幣在全球的流動。在作者的分析中，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經濟史中占據著極其突出和積極的地位。他把中國置于亞洲的中心，把亞洲置于全球經濟的中心。他認為，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然而從歷史來看，如秦暉先生所述，宋金對峙時，南宋錢幣長期流入金朝，但這并不能證明南宋是邊緣地區。當今來看，中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擁有大量外匯儲備，但經濟的中心卻在美國。換言之，生產中心不一定是經濟中心。

四是只重經濟，不重政治、文化、軍事等其他方面。弗蘭克自己曾經提出過一個“三條腿”的凳子的比喻：這個全球整體同時依賴于生態/經濟/技術一條腿，政治/軍事力量一條腿以及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一條腿（319頁）。然而，可惜的是，在《白銀資本》中，弗蘭克基本只是研究關注了這三條腿中的一條。事實上，在各種所謂的西方中心論理論中，政治、軍事、文化層面的內容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雖然弗蘭克和馬克思都同意經濟是基礎，但在考察近代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等問題時，只從經濟角度出發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在筆者看來，該書利用“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論解釋中國的經濟，基本上還是能夠自圓其說的。

弗蘭克提出在一四零零至一八零零年，以中國為核心的東方國家，因為其制度更為理性、生產更為發達、產品更加優良，因此走在了世界的前頭。相反，依附于這個體系的歐洲國家則長期落后，處于貿易入超地位，因此只能依靠向東方國家輸出美洲白銀作為平衡貿易的手段。源源不斷的美洲白銀供給使歐洲可以不間斷地購買亞洲所生產的實用商品，一方面促進了歐洲的消費和投資，另一方面減輕了歐洲的生態和資源壓力，同時也促進了歐洲對技術進步的投資，擴大了其在世界市場中的份額，為工業革命做好了準備。而亞洲則逐漸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人口、昂貴的資源、稀缺的資源造成勞動的廉價”?！耙话肆懔隳昵昂笤谂c歐洲進行的世界經濟競爭中，不是普遍的貧困，更不是傳統或失敗，用馬克思主義和熊彼特的術語說，恰恰是它們的成功導致了失敗。因為造成亞洲的經濟競爭障礙的，乃是它先前回應長期‘A階段擴張的經濟刺激時取得的絕對和相對的成功?！保?98頁）簡言之，正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發達，導致了她的落后。弗蘭克的這套理論結合了內部因素（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密集的人口等）和外部因素（歐洲對于商品的需求和美洲的白銀等），較之單純強調“內因”和“外因”都更具說服力。

其實，“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論并非弗蘭克首次提出。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拉得哈·辛哈和伊懋可試圖解釋在中世紀具有很高技術創新能力、在當時全球范圍也是很突出的中國為什么在帝制后期即明清兩代卻失去了大部分活力這個問題時即提出了這一命題。伊懋可指出：隨著農業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減少，隨著勞動力日益廉價以及資源和資本日益昂貴，隨著農耕和運輸技術日趨完善以至難以做出細小的改進，對農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戰略就是有效利用資源和固定成本，而非發展節約勞動力的機器。當暫時的短缺出現時，基于廉價運輸的商業多功能性便是比發明機器更快捷、更有保證的解決方案。這種狀態可以被形容為“高度平衡的陷阱”。

思考“高度平衡的陷阱”，很容易讓我們想起中國的另一句古話：“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钡拇_，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很多事物，我們很難斷定它的好壞。很多時候，事物的優點本身就是它的缺點，長處換個角度很可能恰恰就是它的短處。按照弗蘭克“生態/經濟/技術一條腿，政治/軍事力量一條腿以及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一條腿”的比喻，綜合考察中國的歷史，我們發現，作為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明清之際，不單是經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陷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endprint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歷來以成熟而著名。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時，中國就走出了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備而復雜的官僚代理制度。這套制度的出現，又是適應當時的社會生產實際情況的。作為暴力—財政實體擁有者的各級貴族，逐漸被作為暴力—財政實體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體現在國家政治制度上，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秦國憑借這個體制和獎勵耕戰的政策形成了競爭中的巨大優勢，從而淘汰了列強，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因此說，帝國制度是分封制度進化的產物。而且，在秦以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中國的政治制度一直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做出調整，以期能夠更好地適應各階段社會的現實。在這套政治制度下，皇帝希望維持各集團關系的穩定和均衡，保證自己的江山穩固長治久安，作為代理人的各級官僚對于他治下的資源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真正“封建制度”下分封的諸侯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央對抗的能力也就小得多。對皇帝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比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穩定的制度。然而，對于各級官僚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什么都是皇帝的，作為代理人的各級官僚又何必那么兢兢業業負責到底？在任無非三五載，何苦管它千萬年？于是難免短期行為盛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官吏與其治下民眾的利害關系更加短暫脆弱。

吳思先生指出，在歐洲，分工與專業化交互促進和相互支持，逐步改變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達到了人口增長率和生產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中國的帝國制度反復輪回而基本結構不變，究其因，是我們的帝國制度如此的強大與發達，經過數千年的不斷修補演進之后，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成龍配套無比發達利益均沾的明規則與“潛規則”體系（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復旦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正是這套體系，阻礙中國誕生出沖破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雖然政治制度不斷修補，卻始終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系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換言之，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陷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這種平衡卻是以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制為保障的，這就是黃炎培的“歷史周期律”。這也就是中國幾千年來始終不能解決統治集團周期性墮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文化方面，中國同樣也以“早熟”聞名于世?！耙笾苤儭笔怪袊藬[脫了對于鬼神的迷信，儒家的“實用理性”精神又過早地使中國人遠離了對于宗教的敬畏。然而，儒家所提倡的“內圣外王”的理想是如此之高，發展到宋明理學之后，更是要求“存天理，滅人欲”，一般人都難以企及。于是從帝王到官僚，再到普通民眾，大家不約而同地形成了一套與儒家道德背離的“潛規則”體系。從帝王來說，雖然是“家天下”，但帝王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與帝國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帝位的終身制和世襲制決定了皇帝可以把自己胡作非為的代價和風險轉移給整個帝國和子孫后代，于是在這一不對稱的利害機制的激勵下，歷史上的昏君、暴君、庸君比比皆是。對于官僚集團來說，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關系總是頑強地偏離儒家的理想和規定，呈現出日漸墮落的總體趨勢。這種趨勢發源于各級官僚對于個人私利的本能追求。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都建立在兩個最基本的假設之上：一、每個人都會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爭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說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個人在市場上都有完全選擇的自由，也就是說誰也不能強迫誰，只能平等自愿地交換各自的產品和服務。然而，儒家的整個施政綱領都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的，要求從帝王到普通百姓都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薄笆ト恕钡木辰缂热蝗绱酥唠y以達到，那么培養出一大批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民間，更是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大傳統”與各種民間文化為代表的“小傳統”并行不悖的情況。中國的傳統社會就在儒家宣傳的均衡體系和潛規則體系之間，在“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達到了微妙的平衡，各色中國人，就在這種文化“高度平衡的陷阱”中蠅營狗茍，此種情況，李贄稱為“滿場是假”。

相比之下，歐洲生產力落后，缺乏充分發育的官僚代理制度，沒有像中國那樣動輒可以調動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秩序的軍事實力，更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所以最終沒能夠像中國那樣建立并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強的大一統帝國制度。然而正是由于這些缺陷，才導致了資本有機會摸索建立一套以自身利益為主導的控制暴力的機制，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創造出更適宜的政治條件。而中國，具有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的地理區域，適宜的氣候，發達的農業和生產力，孕育出了發育完善、控制有力、與儒家文化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制度，而這套制度，卻使中國錯過了向現代國家邁進的機會?！案Ｙ獾溨?，禍兮福之所倚！”

盡管弗蘭克聲稱應該研究全面的、綜合的歷史，應該用“三條腿”走路，但是起碼在《白銀資本》這本書中，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這些因素看似是無關緊要的。此書只做到了“片面的深刻”，并沒有做到邏輯的嚴密，更沒有做到綜合的偉大。從長周期出發，他認為國家制度的不同不能影響它在全球經濟地位的升降，而且樂觀地預計：亞洲，特別是中國將在不遠的將來重返世界舞臺的中心?？紤]到貢德·弗蘭克的左翼背景，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不難理解。然而，事情真的就是那么簡單嗎？假如真的如弗蘭克所說，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坐等天上掉餡餅？時至今日，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我們依然沒有完全跳出“高度平衡的陷阱”。從經濟上來說，市場經濟的兩個最大的好處是：分工可以擴大就業，自由競爭可以壓低商品價格。但是我們同時也不應忘記，它從而也就可以帶來兩大壞處：就業的擴大會帶來工資的下降或勞動力的廉價，商品價格的降低則會造成利潤的下降。這也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和就業的擴大一定會造成人均收入的減少，而充分的競爭則會造成一般利潤率的下降。這樣的一個高就業低收入、高競爭低利潤的社會，在今天的中國似乎仍然是現實。今天我們雖然提出了“經濟轉型”，但要徹底扭轉這一模式似乎尚需時日。因此，盡管弗蘭克的話很符合我們的美好愿望， 但我們對他的結論千萬不可過分當真，盲目相信弗蘭克的預測很容易被引入一種守株待兔式的機會主義泥坑。

（《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