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與公傳：一九七六（四）

董學仁

沒穿衣服的唐山地震

把三月的吉林隕石雨叫做天崩，把七月的唐山地震叫做地裂，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有人說過，1976年是天地不平靜的一年。

我對這樣的說法并不懷疑，但在搜尋了記憶后有些失望，那一年里我沒有聽到人們這樣說過，也沒有看到人們對唐山地震怎樣關心。在沒有網絡傳播、人口也很少流動的年月，外界的消息絕大部分來自新聞報道，來自每天按時送來的報紙。

那一年的新聞像往年一樣平靜。

唐山地震第二天，《人民日報》發了兩篇報道，一篇在重要位置，題目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極為關懷，中共中央向災區人民發出慰問電》；一篇附在旁邊，題目是《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正文不到四百字，提到災區情況的只有一句，“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然后是一些概念性的官方語言，比如，“發揚人定勝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團結起來，奮發圖強，奪取這場抗災斗爭的勝利”，等等。

見到這一天的《人民日報》時，我正在長甸機械廠當宣傳干事，我的工作之一是接通廣播站設備，把這兩篇報道各念一遍，讓全廠工人從高音喇叭里知道，革命形勢還是一片大好。

當時，我想不到災難有多么嚴重，也根本想象不到報紙以外的事情，比如上海的虹橋機場，一架架三叉戟飛機搶運的是裝尸體的袋子，幾天里不斷飛往唐山。還比如，唐山那個建市才幾十年的百萬人口城市，修得最堅固的是一座監獄，墻倒了房子沒倒，囚犯們沒有一個死亡，而旁邊看守警察的宿舍樓夷為平地，許多警察在睡夢中死去。

沒有新聞報道，這些你都想象不到?？戳税卜€平靜的報紙，你不會覺得唐山民眾需要全國全世界來救援，而壓在廢墟下的人正在凄慘死去，那些匆匆趕去救援的軍人只帶了鐵鍬，面對倒塌的水泥城市無可奈何。

許多年后，我轉到新聞部門工作，需要補充一些業務知識，這才知道，我們的新聞是多么奇怪。1950年4月，也就是新政權建立剛半年，新聞總署就發出了“關于救災應即轉入成績與經驗方面報道的指示”，要求各地新聞機關對救災工作的報道不要“客觀主義地”報道災情，以免“造成悲觀失望情緒；同時給予帝國主義反動派夸大我國災情，進行挑撥造謠的藉口”。

此后，災情報道必須服從于革命事業，遵守同一種模式：輕描淡寫的災情，加上黨和最高領袖的關懷，再加上災區人民的革命決心。有位大學教授總結說，當時災難新聞的報道理念是，發生災害不是新聞，救災成績才是新聞。

與此相關的是，自然災害也成了國家秘密。寫過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的作家回憶說，“在唐山大地震時，地震的消息和人員傷亡數字都是秘密。地震后的現場，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也會被沒收?！标P于在報紙上能夠刊登的照片，他回憶說，當時新華社記者擺拍了一幅照片，送往外地的災區孤兒在火車上笑著吃蘋果，題目是《幸福的唐山孤兒》。

后來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云南發生了大地震，官方的死亡數字為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一人，可是這官方數字，直到地震三十年后才公布。

唐山地震死傷人數的官方數字，為“死亡二十四萬二千多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多人”。這個官方數字，在地震三年四個月后才報道出來。

唐山地震三十年后，長篇報告文學《唐山警世錄》在上海公開出版，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注意到這本書的人不多。

讓作者警醒的是地震中的“青龍奇跡”。這個自治縣距離震中一百多公里，但只有一人因心臟病而死，此外再無傷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距離震中更遠一些的天津市，死亡了四萬多人。

于是作者發現了被隱蔽的事實：唐山震前有比較準確、但沒有公開的預報。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三個月），唐山市地震辦公室一名負責人在國家地震局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鄭重提出：唐山在近三個月內有可能發生強烈地震！

地震發生22天前，開灤馬家溝礦地震臺的馬希融正式向國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做了短期將發生強震的緊急預報。地震9小時前，他又發出強震臨震預報：比海城7.3級還要大的地震將隨時可能發生！

青龍縣死里逃生的百姓，應該感謝下面幾位：

一位是國家地震局的年輕專家汪成民。地震到來十天前，國家地震局主持的一個工作會議就在唐山召開，晚間座談會上，汪成民通報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灤縣一帶可能發生5級以上地震”的情況。按他的想法，唐山的地震預測既然不能公布，只能這樣披露了，能挽救一條生命，就挽救一條生命。

另一位是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他聽到北京專家的震情通報后，立即趕回縣里向領導匯報。

還有更重要的一位是縣領導冉廣岐，他冒著私自公布地震信息會被撤職查辦的政治風險，拍板決定必須在26日之前將震情通知到全縣每一個人。

28日凌晨3時42分，地震來了，青龍縣十八萬間房屋頃刻之間倒塌，但人們住進早已搭好的防震棚里，與死神擦肩而過。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說，此后二十年里，青龍縣發生的事情太敏感了，無人公開談論。直到唐山地震二十周年前夕，新華社刊發了消息：中國河北省青龍縣的縣城距唐山市僅115公里，但這個縣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無一人死亡。

設想一下，1976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久遠，如果中國還保持著當時的新聞原則和治國理念，唐山地震的情況秘而不宣，我們對那場災難能知道多少？

我們對那場災難的印象還剩下多少？

文章中那些官方言辭，自然是容易忘記的，需要查找歷史資料才能補寫出來。那些影像資料呢，能夠公開的、數量極少的照片，也帶著強烈的蒙蔽色彩。前面說到一幅新聞圖片，《幸福的唐山孤兒》，有多可信度？我記住的另一幅新聞圖片，一群人圍坐成半圓形，擺成在抗震救災中召開革命大批判會的場面，讓記者拍照拍下來，是不是那時的真實面貌？

有趣的是，歪曲了我們印象的，不僅有外界傳播給我們的信息，還有我們自己看到的場景。

唐山地震后，某一天下午，我到鞍山市第一醫院去，看望正在住院治療的我大舅。剛走到病房樓下，兩輛救護車沖到我面前停下，有護士下車，說是從唐山拉來了地震傷員，要我幫忙抬進病房。

我抬的是一位年輕女人。

從擔架車再抬到病床上時，蓋在她身上的床單揭下，露出了她光著的身體，身體完整，膚色正常，看不出哪里有傷。

過了一會兒，新床單來了，遮住她的身體。隨車的護士告訴醫生，這傷員是聾啞人，說不出她的傷在哪里，已經請聾啞學校的教師來當翻譯了。

那時我二十一歲，第一次看見裸著的女人，并且在明亮的陽光之下，可以直視。好像我那時也不覺得驚奇，目光淡定，像個醫生。

后來有機會看到一份檔案資料，上面記載了這件事，鞍山負責接收和搶救了一批唐山震區傷員，五次專列，一次空運，共計1949名傷員。

我忽然想到一點，1976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久遠，如果中國還保持著當時的新聞原則和治國理念，唐山地震的情況秘而不宣，我看不見以后逐漸披露的一些事實，那么，我對唐山地震的印象，可能永遠都不會改變，永遠是一位裸著的年輕女人，身體完整，膚色正常，看不到災難的痕跡。

地球不會停止轉動

1976年，中國最高領袖病故，八十多歲，算高壽了。

好多年以后，我讀到一篇文章，說是揭秘歷史的，卻什么私密都沒有。其中說到最高領袖病故的消息傳來，有一個老干部，給最高領袖當過警衛員的，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比死了父親還要悲傷。

這種形象又真實的描述，留在我的頭腦之中，并且動搖了我先前的有關記憶。1976年9月，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廣場和禮堂，都為最高領袖舉行追悼會。在我參加的那個會場，人們低著頭，整整齊齊地站在那里，有的哭出聲音，有的流下了淚。那場面感染了我，我那干澀的近視眼里，也冒出來幾滴眼淚。那時我看到的，沒有人比死了父親還要悲傷。

繼續說我看到和聽到的吧。

最高領袖病故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里時，我爹正把收音機打開。我們先是聽到哀樂，大約五六分鐘，接下來聽到的是《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這些都是傍晚時分播出的，下午四點鐘開始在工廠里聽的只有哀樂與訃告，一遍遍重復。

退休在家的我媽，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叫我大哥把墻上掛的最高領袖畫像摘下來。我大哥問了一句為什么，我媽很平靜地說，我們家不掛死人的畫像。

為什么我們家不掛死人的畫像？這件事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當時有一首歌，開頭兩句是“新苫的房雪白的墻，屋里掛著毛主席的像”。中國的大部分家庭都要張貼最高領袖畫像，那可能表示了對最高領袖的忠誠，也可能是這個家庭屬于革命一方的標簽；如果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有其他政治錯誤，還沒有張貼那幅畫像的資格呢。

據我所知，我們家里的最高領袖畫像是全中國摘得最早的，當然也是全世界摘得最早的，距離最高領袖病故的消息在電臺播出，只有兩個多小時。別人家的領袖畫像，后來也摘下來了，往往在幾個月之后。

再后來，街上有一些幾米高的領袖畫像也陸續不見了。

我曾經在《xianzhi 先知》里寫到我家摘下最高領袖畫像的事情。那篇文章的題目用了漢字前加注音的方式，因為我想寫一部與《米沃什辭典》類似的書，包容天下的事情。寫了十幾篇后寫到《xianzhi 先知》，忽然想到應該先寫一部《自傳與公傳》，以編年史方式，寫我出生后看到、想到、感悟到的事情。若干年后，如果《自傳與公傳》收筆，我也許接著寫那部辭典。

我贊賞普通人的先知能力，就像贊賞我爹我媽在重要時刻才會出現的先知行為。我寫道，時光返回到1966年，最高領袖的第一張大字報剛剛發表，我爹匆匆回到家里，從墻上摘下一幅幅古舊的字畫，卷起來塞進爐膛。眼看著那些字畫燒干凈了，我爹又從抽屜里拿出一塊手表，是一塊很舊的蘇聯手表，放在門檻上掄起錘子砸碎了。過了一個多月，滿城的紅衛兵到各家各戶搜查，凡是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有關的東西一概毀掉或帶走。因為我爹預先把封建主義的字畫燒了，把修正主義的手表砸了，就沒有被帶去審問和游斗。

我爹當時只是一家集體所有制小工廠的廠長，算不上一個有敏銳政治嗅覺的人物，怎么會從報紙的文章上預先看到這個國家即將發生的事情？

在那篇文章里，我還寫到了沒有先知能力，甚至連后知能力也缺乏的人，比如我讀中學時的老校工?！盁o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男女老少都要跳忠字舞，一種類似宗教祭祀、用來向最高領袖表示忠誠、很簡單也很難看的舞蹈。別人在漫天風雪里邊跳邊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崩闲９む止玖艘痪洌旱H娘親不如我的小火爐親。這件事被那些紅衛兵們知道了，揪出他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斗死了。

那篇文字里我還說到一位美國學者的書，麥克·哈特的《影響歷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

這是一本有趣的書，作者選擇了影響歷史進程的一百位名人，并且為他們排序，其中既有從善的方面促進文明繁榮的人物，也有以惡的方式改變人類命運的人物。

作者相信，時間將證明名人對世界的影響。因此他在第二版改變了排序。第一版里前五位是穆罕默德、牛頓、耶穌、孔子、圣·保羅，第二版前五位是穆罕默德、牛頓、耶穌、釋迦牟尼、孔子。1978年出第一版時，毛澤東排在第二十位。到了1991年出第二版時，毛澤東排名后移，成了第八十九位。我還注意到，同是共產世界領袖，馬克思在初版時排名十一位、再版時排名二十七位，斯大林在初版里排六十三位、再版時排六十六位，變化都沒有那么大。

這位美國學者解釋說，他當初真的以為毛去世后，還會影響中國五十年以上，沒想到才短短十幾年，就已經看不到毛的太大影響了。

事實上，在1976年秋天，最高領袖雖然病故，他的影響仍然巨大無比。繼承他職位的人也要受到他的影響，不可能提出與他不一致的治國方略與政策。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這樣認為的。我知道，他對漢字的理解至少與我一樣好，但我沒有機會與他探討。最高領袖病故后，說是“按既定方針辦”的人成了禍國殃民的罪犯，說是“按過去方針辦”的人成了新的英明領袖，這是不是一場戲劇性的漢字游戲？

這方面，二十世紀的一些國家里，把自己變成終身最高領袖的人，在不得不衰老、不得不去世之前，都憂慮過自己的治國方向會不會被改變。哈特的這部書告訴我們，這種憂慮有些多余，并且，那些領袖雖然對安排接班人特別熱心，卻沒有誰安排得好。

現在，我想看到他的第三版、第四版，想看到毛澤東的排名又有什么變化。至于哈特怎樣排名，有他自己不變的標準，我們可以隨意批評，但我欣賞他再版時改變排名次序，讓這一百位世界名人排行榜成了活水流動的半畝方塘，映照出人類生活的天光云影。

因為最高領袖的原因，1976年成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里讓人印象最深的一年。

曾有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經歷，后來成為著名畫家、知名作家的一些人，在回憶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時，往往回憶起1976年9月9日，那一天最高領袖病故，他們有各種不同的反應。

其中一位恰巧在前幾天，聽到了某個氣功師的相關預言。他說，幾天后，消息果然宣布了，他與一個朋友在江灣五角場逛街，突然廣播響了，有人就在大街上哭起來，他冷靜地到路邊一個小攤上，買了兩根冰棍。朋友問他：這種時候，你怎么還買冰棍？因為有預測，對他來說事情不是突然發生的。

另一位參加追悼會時假裝昏倒，被抬出了會場。他說，追悼會的時候，都到縣上，不去不行。沒辦法只好在會場自己假裝昏倒，昏倒總要抬出去咯，抬到樹蔭下，好自在，后來一多半人昏倒，可憐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著聽。

還有一位當時正在北京，與幾個后來成為著名朦朧詩詩人的在一起。他說，我們對視了幾秒鐘，會意一笑，但笑得有點怪，有點變形，好像被一拳打歪——這一時刻讓人猝不及防。

那位畫家則想起了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描寫，“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癡愚的微笑”。他說，1976年我滿二十三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

還有人寫到了十多天以后的事情，他說，9月20日，家里一位親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動地打電話報告母子平安。全家為他們高興了半天，不知是誰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個更好的時代?！?/p>

索爾·貝婁對人類的信仰

索爾·貝婁有著堅定的信仰。

這信仰與大多數人的信仰不一樣，是對人類的信仰。

他是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為這個原因，你讀過他的小說，比如《洪堡的禮物》，比如《赫爾索格》、《有些人死于心碎》，或者更多?？墒?，如果沒有讀《雨王漢德森》，那還是有些遺憾，你可能沒有受到他真正的影響。

他對人類的信仰，在《雨王漢德森》里寫得夠清楚了。

55歲的美國人漢德森，變成非洲叢林中的雨王漢德森，在叢林中生活下來，與瓦利利部落國王達孚建立了友誼。達孚年輕，接觸過西方文明，因為老國王死了，不得不回來繼位。那對于他像是一種徒勞無望的掙扎，習慣勢力太強大了，他沒辦法領著他的民族走入現代世界。

我在這里插上一句，在二十世紀的亞洲和南美洲，這件事情也很難辦，在非洲就更辦不到了。

支持達孚的就是對人類的信仰。

他相信，每個人都會受到打擊，可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而言，將會緩慢地朝著好的方向進化。最終，人是會變得高尚的，人是會實現價值的。這種對人類的信仰，啟示了來自文明社會（文明社會也存在問題，它擁有技術和財富，卻失去了對人類的信仰）的漢德森，讓他也相信人有復蘇和再生的可能性，相信混亂不會永遠唱主角，相信人類在世間的生活不總是病態的，而我們自己也不是茫然無助、湮沒無聞的匆匆過客。

與人類社會的其他信仰比較，對人類的信仰門庭冷落，沒有多少信徒，但是，它比所有宗教信仰貼近了人類自身，也比多數政治信仰遠離了人類的邪惡。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索爾·貝婁說，《雨王漢德森》是他的寵兒。

我讀《雨王漢德森》，是1986年左右。它的英文版發行近三十年，才出了中文譯本。

那時我大學畢業不久。我與索爾·貝婁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無法在現實中扎下根來，成了無法立足的人。我說的不只是《雨王漢德森》，他所有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這樣，帶著茫然的心緒飄來飄去，尋求某種改變，讀起來像是一部小說，特別龐大。

那時我回到故鄉，不是我多么眷戀著它，而是我不能遷徙流動。國門沒有打開，各個城市的門也關閉著，我只能回去，把心留在外面四處游蕩。實際上，讓我讀懂索爾·貝婁的，正是我那顆飄零在外面的心，它經歷過自我啟蒙，再也無法封閉，因此與現實格格不入，在哪里都會孤寂。這多么像索爾·貝婁筆下那些自我隔絕、自我放逐的人物啊。

赫爾索格說，“這個時代是一個可怕的深淵?！彼f的深淵，可能是人的異化、價值觀淪喪、宗教信仰消解和文化的缺失。他與索爾·貝婁筆下的其他人物，還可以比作傳統浪漫主義的最后一代英雄，在周遭一片后現代社會的喧囂與迷茫里，尋找著回到現代社會的路途。

而我的周遭呢，有幾千年仿佛歐洲中世紀的封閉狀態，有那么三五年像是邁入現代社會門檻，又突然退了回來，轉向了冷漠、破碎、無聊的后現代，卑瑣、物質、犬儒的后現代，失去了一切與崇高有關的事物。

如果不能接受生活觀念的世俗化，如果不愿穿上意識形態的緊身衣，我面臨的痛苦，是那種不可言說的“英雄主義”后遺癥。環顧我的身邊，有一些寫作的人，或者在獨自夢囈或者去臥軌自殺。

這樣說來，你就能理解，《雨王漢德森》中借漢德森之行尋求的，借達孚之口說出的對人類的信仰，對我有多么重要了。

達孚國王告訴我，你看漢德森，從前他是富豪，在豪宅里養豬，和豬待在一起久了，他的心性自然而然地和豬靠攏?，F在呢，他在我的地窖里接近和模仿獅子阿蒂，這種百獸之王，他內心想要的就是這個。雖然他怕得要命，可是他不曾退卻。對他自己來說，這是偉大的一步。有了這一步，他就成了大英雄。如果可能的話，如果不可能的話，你都要做自己的大英雄。

我合上這部書，還聽見達孚對我說，雖然人不必向生活妥協，但他必須面對生活并接受世界并不完美這個現實，在人與社會間達到平衡。這種平衡，簡單說來就是，人要向往自由但并不退出他生活的社會，要在其中繼續著自己關于勇敢、勇氣和自信的實驗。

感謝索爾·貝婁，他對人類的信仰，支持了我很多年的生活，并且讓我在很多年之后，差不多還是當初的自己。

索爾·貝婁是位學者型作家，胸襟、見識和智慧，讓他出眾。

2007年，美國設立了“筆會/索爾·貝婁小說成就獎”。該獎首屆得主、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菲利普·羅斯說：“二十世紀的美國文學是由兩位小說家支撐的———威廉·?？思{和索爾·貝婁?！?/p>

按照美國媒體的說法，這位主宰了戰后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的索爾·貝婁，是個挺謙虛的人。他告訴前來采訪的記者：“我有時喜歡說，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歸結為十來個妙趣橫生的笑話。其中我最欣賞的是關于一位美國歌唱家在拉斯卡斯首次演出的事。他唱的第一支詠嘆調獲得了熱烈掌聲。聽眾喊道：‘再來一遍！再來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墒锹牨娺€是要求他再唱一遍。接著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氣喘吁吁地問聽眾：‘這支詠嘆調我還得唱幾遍呀？聽眾回答道：‘到你唱準了為止。我就是這么個情況——我總覺得我還沒有唱準，所以我要繼續唱下去?！?/p>

讓索爾·貝婁也唱不準的，自然是一支特別難唱的詠嘆調，按照諾獎評語的說法，是“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對于人類的理解，以及對當代文化的精湛的分析”。換一句話說，是作家以自身為目標，深入內心，試圖在宇宙、物質和生命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不可缺少的一切。

在1976年諾貝爾獎獲獎演說的開篇，索爾·貝婁說起他大學時代讀了康拉德的大量小說，這決定了他后來的寫作。他還引述了康拉德的一句話，作家需要描述的是，“我們的同情心和痛苦感，是人類與萬物為友的潛在感情——那種微妙的、不可捉摸而又無敵于天下的團結信念，正是這種信念將無數孤寂的心靈交織在一起，使全人類結合在一體?！?/p>

這太難了。知音者希，曲高和寡?？道潞苌儆心７抡?，索爾·貝婁不可復制。

甚至，索爾·貝婁寫小說的技術方法也不可復制。

記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城市搞了唯一一次收費的文學寫作班，十來個人報名參加，我被邀去講了一課。本來可以講很多作家，但我只講了索爾·貝婁；本來可以講他的許多方面，但我只講了“索爾·貝婁怎樣描寫感覺”。

我讀過的《雨王漢德森》里夾了數不清的紙條，在那些感覺描寫挺棒的地方做了標識。稍微整理一下，我看到，他在寫到小說人物時，有三方面的感覺，可以讓讀小說的人受到很強的感染。

一是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人在身體表層的感覺，這些方面，一般作家也有描述，但索爾·貝婁更新鮮一些；

二是身體內部的感覺，如平衡感、運動感、饑餓感、痛楚感等等，一般作家也有描述，索爾·貝婁只是比他們更深入和強烈；

三是心理內部的各種感覺，比如孤獨感、恐懼感、迷失感、卑微感、躁動感、無所謂感、茫然無助感等等，都是統領現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感受，索爾·貝婁寫得豐富、細致，在能力上遠超別的作家。

埃博拉是天災也是人禍

1976年，非洲中部熱帶雨林的邊緣，棉花加工廠的一個保管員病倒了，幾天后七竅出血。據說他沒有去醫院，死在自家院子里的吊床上。他是一種特殊病毒的首例犧牲品，后來他的墳墓被來自世界各國的醫生們不止一次地參觀過，并且他們相信，這個人死去之前，身體里的骨頭還是好的，其他器官卻化作黏稠血水。

人們記得他的名字，叫俞·吉。這仿佛一場戰爭從醞釀到開始，或一場政治風暴席卷而來，第一個人遇難而死成了重大事件，以后大批死去的人，不過是越來越多的統計數字。

俞·吉所在的地方太慘了。

他的同事、同事的朋友圈和情婦們，以及其他被新病毒襲擊的人都突然發病。疾病又蔓延到東面的一個小鎮，而那個鎮上有一家醫院。

“它如同一顆炸彈擊中了這家醫院。病毒使馬里迪鎮上的這家醫院變成了停尸房。它從一張病床跳到另一張病床，殺死前后左右的病人?！泵绹骷移杖R斯頓說。他描述埃博拉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震驚了全美國。一份報紙的書評說，這本非虛構的《高危地帶》，比任何科幻恐怖小說都更加恐怖。

這部書寫道：“顯然醫護人員給病人們注射時使用了臟針頭。病毒通過針頭在醫院里蔓延開來，然后擊中了醫護人員。在某些情形下，醫療系統可能會強化病毒的爆發，就像透鏡會把太陽光聚集到一堆易燃物上一樣?！?/p>

瘟疫突然結束了。人們沒有捕捉到這種陌生的病毒，也沒有來得及為這種病毒命名。據說，這種蘇丹毒株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與中世紀的黑死病致死率相當。也就是說，遭遇它的人中有一半會快速失去生命。后來的醫生們發現，它是埃博拉病毒的一種亞型，而且是殺傷力較低的那種。換了另一種，致死率會達到百分之九十。

蘇丹的經濟并不算太糟糕，總統正在效仿蘇聯人的國有制，確定了一個宏偉計劃，要把蘇丹變成非洲糧倉。但他執政十六年后被趕下臺的時候，只留下一個貧窮、饑餓、戰亂的國家。1976年，從夏天到秋天，政府實行封閉政策，讓肆虐了五個月的病毒危機不為世界所知，也就不能被人類已有的醫療技術加以控制。普萊斯頓實在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就把蘇丹發生的事情與一顆原子彈秘密爆炸相提并論。

他在《高危地帶》中幾次說到的臟針頭，與貧困一樣，推進了病毒傳播。許多非洲國家實行不合理的經濟分配制度，財富積聚在極少數人手里，造成了國家的貧弱，與民眾有關的社會支出更少得可憐。醫院里擠滿了病人，藥品只有幾種。護士們一天只有幾個針頭可用，實在鈍極了才換一個。

普萊斯頓寫道，“當病毒蹂躪這家醫院時，幸存的醫護人員驚慌失措，逃進了樹叢中。這也許是他們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也是再好不過的事了，因為這樣就終止了臟針頭的使用，而且騰空了醫院，有助于破壞傳染鏈?！?/p>

《探索與發現》是一部嚴肅的系列紀錄片，其中一部片子展示了人類對付埃博拉的嘗試。它的解說詞認為，這種病毒潛伏在叢林深處，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出現了，很可能就是《圣經》中記載的瘟疫。

你和我生存在當下，看不到歷史，看不到文明與繁榮多次被病毒打斷。我記得，最早前往非洲追蹤埃博拉病毒的一位美國科學家說：“也許在病毒的世界里，我們才是入侵者?！彼f的是人類對自然界無休止、非理性的入侵，逼得病毒無處藏身。

誰也無法解釋，在非洲中部叢林藏匿了幾千年或者億萬年之久的埃博拉病毒，為何在1976年向人類猛撲過來。蘇丹病毒爆發兩個月后，五百英里之外，一個名為本巴區的扎伊爾北部叢林，遭遇了更大規模的瘟疫。

這是一塊熱帶雨林區域，散落著一些村莊，并由埃博拉河提供水源。埃博拉病毒的名字就來源于這條河，它是剛果河（扎伊爾河）的一條支流。1976年9月，埃博拉病毒在靠近該河上游源頭的五十五個村莊里同時爆發。它似乎從天而降，感染每十個人便會殺死其中的九個。

不幸的是，那時也是扎伊爾（后來改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禍”泛濫時期，總統蒙博托長達三十二年的獨裁統治剛好進行了一半。他以一半是神、一半是酋長的身份統治他的國家，是非洲現代史上最殘忍的三大暴君之一。社會財富的大半被獨裁者及其親信侵吞了，國家陷入災難，民眾苦不堪言。病毒肆虐時期，蒙博托封鎖疫情消息，還命令軍隊用路障封鎖本巴地帶，開槍射擊試圖逃出的人。

普萊斯頓的《高危地帶》寫到了一件事情。前來調查和救援的世界衛生組織醫生，面對的是極其腐敗的官僚體制?！靶〗M里一位比利時醫生知道怎樣處理這種情形。他擺出一副夸張的姿勢，把一個黑色的航空飛行員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過來，幾疊鈔票掉了出來，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讓眾人眼前一亮?！苯酉聛?，“這名長官捧起鈔票，發誓他會通力合作，連同在他的管轄之下的政府的全部的廣大資源——他還借給他們兩輛路虎越野車?！?/p>

這個場景我很熟悉，甚至像我的親歷和目睹。我想起來，我在另一部非虛構文學作品中讀到了同一個場景。那部書的名字就叫《埃博拉》，它寫到的事情，比《高危地帶》更加恐怖。

《埃博拉》的作者是克洛斯博士。他在扎伊爾從事醫療工作十六年，還在1976年指導了趕來救援的國際醫療小組。他通過親歷，見證了這場病毒狂暴的肆虐以及慘劇中的人性面貌。

我在那部書中讀到，扎伊爾政府像大部分獨裁專制政府一樣，對外封鎖疫情消息，阻止國際救援。

疫情的消息，是教會醫院很不容易才傳播到國外的。

那所教會醫院，是整個疫區唯一的醫院，建于扎伊爾屬于比利時殖民地的時期，是幾幢低矮的粉白色建筑物，有水泥砌成的墻壁與波浪形的錫制屋頂。后來，扎伊爾人獨立，比利時人撤走，教會神職人員和醫生護士留下來，用募集到的資金盡力為扎伊爾人治病。

埃博拉病毒在醫院附近的村莊爆發。它殺害了最初的感染者，然后轉移殺死他們的家庭成員和醫生護士。我的心怦怦跳著，感受著書中描述的悲壯與崇高：教會醫院里，很多醫生死了，但活下來的人繼續抗爭，一步也不退縮。他們和她們，醫生和護士，在孤獨無助的絕境里拼死作戰。

我看到這部書時，已經四十多歲了，正在一家電視臺工作，制作那些能被官方意識形態允許播出的節目。我忽然發覺，比起非洲叢林里的那些醫生護士，我的工作失去了意義，僅僅是維持溫飽的一種方式，并且我的年齡大了，重新學一門醫療知識，當一名救人于苦難之中的醫生，已經來不及了。

這讓我難受了很長時間。

我無法理解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埃博拉為什么退回叢林深處，為什么與人類休戰二十年之久？而這二十年里，人類并沒有認真對待這件事情，沒有做好應對它再度肆虐的準備。

我在閱讀中看到一些相似的事情。非洲叢林的艾滋病毒也與人類休戰了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人類同樣沒有做好準備。

閱讀不是一件壞事。我起碼了解到，無論饑荒還是疾病，都與“人禍”息息相關。用比喻來說，不好的社會思想、不好的社會管理是一種更厲害的病毒，蔓延在人類之間。在那種病毒侵襲中生活的人們，百般痛苦，千般無奈。

閱讀還讓人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在讀了《埃博拉》之后，我看現實的目光也像在看歷史，比如，接下來不久SARS病毒從中國開始向有華人的地區擴散，起初官員與媒體都想遮掩它的存在。這讓很多人不理解，社會怎么是這個樣子呢？我不覺得有什么奇怪，在我讀過的書中，那些事情早已發生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