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視域下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社會共治——“瘦肉精”事件反思

趙喜鳳

(寧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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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視域下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社會共治
——“瘦肉精”事件反思

趙喜鳳

(寧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寧波315211)

摘要：《食品安全法》的頒布沒能阻止“瘦肉精”的使用，貝克的“有組織的無責任”概念詮釋了問題的原因，職責分攤不明確是關鍵。技科學的思想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宏觀依據，即食品安全監管是政治、法律、科學、企業、公眾、媒體、儀器材料、行業組織等行動者共同組成的一張“無縫之網”，多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問題得以解決。SEE的視角為問題的探討提供了微觀措施，即從技能的維度分析公眾介入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這為公眾參與的路徑做出了方法論指導。

關鍵詞：食品安全監管；STS;社會共治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并從2009年6月1日開始施行,生豬屠宰適用此法，那么從2009年6月到2011年“瘦肉精”事件被中央電視臺曝光近兩年的時間，為什么《食品安全法》的頒布沒能阻止“瘦肉精”的使用?本文從“瘦肉精案例”出發，結合STS視角，探討食品安全監管問題的社會共治。

一、 食品監管中的“有組織的無責任”

1．貝克的“有組織的無責任”概念

在《風險社會》中，“有組織的無責任”概念源于對風險責任歸因的分析。在科學的遮蔽下存在著政府、企業、科學家及其他利益團體的共謀，法律的認可、管理的混亂、政治的保證、科學的證據、替罪羊的出現使真正的風險歸因變得不確定。

“風險的來源不是那些脫離了人的把握的東西，而是工業時代建立起來的規范和體系”[1]225。風險是人類勞動的異化。風險社會是一個政治社會，政治上的控制本應該使事物處于有序的狀態，但是事實上卻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反對科學副作用的聲音，商業上潛在風險的出現都把政治推到了前臺，因為政治作為發展的管理者，既沒有規劃也沒有建構，卻要證明風險存在的合理性。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為提高農作物的產量，迫使農民使用化肥，而且在環境專家的報告中充滿“官方認可”、“官方監督”的語言?？茖W家了解化肥企業的存在對環境的影響，不但沒有制止化肥的生產，反而對農民施用化肥提供專業依據，體現“在法律上對施肥的類型、濃度以及施用時間的實質規定”，而農民受共同體獎勵政策的激勵使用化肥，卻成為環境污染的罪人[1]95-96。政治在處理風險時遭遇困境，一方面，通過它處置風險的方式而不得不反思自身。另一方面，政治試圖對科學和商業進行干預，但因為沒有有效的合法化論證，而變得模糊，如“科學和商業中的決策充滿了一種有效政治內容，而行動者卻無法為這樣的內容進行合法化。因為缺乏現身的場所，改變社會的決策變得語焉不詳?！盵1]230政治的庇護和利益的共謀使得風險得以存在。

此外，管理上的多元化也使得風險的歸因變得困難?！霸谑澄锷a和管理的復雜的、全球化的系統中，責任經常被歸于不同的社會階層(集團、機構、組織和個人)、食物管理的多元系統(多邊的、歐洲的、國家的和亞國家的)以及不同部門(國家/政治，私有/公有，市民社會/個人消費者，科學和技術)”[2]。

風險的全球化、公共機構的復雜化、科層體系的等級化、上下級之間的權利博弈、企業中為擺脫責任的離職、科學發現的不確定性、相關的人想方設法逃脫責任，這一切都使責任的明確與分攤變得困難，在風險社會中表現出“有組織的無責任”。

2.多部門監管是否力度更強？

《食品安全法》多次強調了農業、工商、質檢、食品藥品監管等部門的責任，期望多部門能夠聯合起來，各自負起責任，把問題處理好。如第12條“國務院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等有關部門獲知有關食品安全風險信息后，應當立即向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通報?！钡?1條“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日常監督管理中發現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接到有關食品安全事故的舉報，應當立即向衛生行政部門通報?！盵3]

但是在現實中，事與愿違，各部門沒有按照政府的預期來共同監督管理，而是互相推諉。新浪記者在對“瘦肉精”事件的采訪中了解到2011年1月和2月的文件顯示，興旺屠宰場的抽檢結果全部為陰性。兩份抽檢的結果都是由商務局巡視員周某提供的，而他說在屠宰場駐場監管的只有農業部門的檢疫人員，“瘦肉精”的檢查是農業部門的職責范圍。其出示了中央編辦發[2010]105號文件，其中的一條是，農業部牽頭負責“瘦肉精”的監管工作，可在生豬養殖、收購、販運、定點屠宰環節實施對“瘦肉精”的檢驗、認定和查處。此文件對商務部門的職責認定是負責加強生豬屠宰行業管理，督促屠宰企業落實質量安全管理的相關制度。而歸農業部門管轄的動物衛生監督所高級工程師陶某告訴記者：“‘我們沒有監管的法律依據?！瘜τ凇笆萑饩钡谋O管，省農業委員會曾向農業部做出請示?！彼渤鍪疽环蒉r業部的答復文件——農質函[2011]1號，并且說“我們的職責范圍就是檢寄生蟲病、傳染病?！薄爸饕悄繙y?！逼湔J為，在屠宰場內“瘦肉精”的監管不歸農業部門負責，應該由商務部門主要負責，農業部門的駐場檢疫人員開具的檢疫合格證明與是否含有“瘦肉精”無關[4]。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對于“瘦肉精”一項的檢查商務部門推給了農業部門，而農業部門又推給了商務部門，并且農業部下屬的檢驗檢疫部門并不檢測瘦肉精，下級的衛生監督部門又必須向上級的部門請示才能進行監管，在這樣一個多部門的監管系統中，不但平級的各部門之間的權責不明確，上下級之間的權責也很難說清楚。那么對最近3年全國主要大中城市抽樣監測，豬尿及豬肝中“瘦肉精”檢測合格率均在99%以上”[5]的結果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職責部門的相互推諉得出的檢疫合格證明，對于外地流通的生豬提供了“通行證”。據濟源市畜牧局局長介紹，“‘瘦肉精’問題，畜牧部門一般實行產地檢驗，主要依靠畜產品檢驗檢疫中心每月一次的抽查，按照省里制定的2%抽查比例執行。至于外地流入本地的生豬，只要其提供合格的檢驗檢疫證明，并且耳標齊全，一般不再檢驗?！盵6]那么生豬收購的商販也就看到了在食品監管中存在的漏洞，他們購買外地的檢驗檢疫證明和耳標為所收購的生豬逃避檢疫程序，提供安全證明，這樣即使畜牧、商務、工商、食品藥品監管、公安等多個部門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強化“瘦肉精”監管，也不能遏制問題的產生，因為各部門的檢測標準都不包括 “瘦肉精” 檢測這個項目。

二、 技科學視角的解決措施

布魯諾·拉圖爾和米歇爾·卡隆(Michel Callon)提出了ANT，拓展了“對稱性”原則，認為實踐中的平等性應該擴展到所有事物身上，如儀器、機械、技能、信息流、物質和人，人與非人的行動者有平等的權利參與行動，這些異質性要素組成一張行動者網絡。在其中，每一個因素都是網絡的節點，任何一個節點出現了問題，網絡都會被破壞。這為其他因素的介入提供了機會，呈現出多維度的問題解決模式，對問題的分析提供方法論的啟示。在ANT中，問題的解決是各要素之間相互交織、相互限制最終得出的結果，在實踐中突出了客觀性的層面。這也是安德魯·皮克林在《實踐的沖撞》中所主張的“去中心”的“力量的舞蹈”。在各種力量的相互糾纏中，沒有一種力量是中心，最終結果的得出完全依靠這些因素在實際中的沖撞。不過，ANT產生了一個問題：一切關系和行動者都被淹沒在“無縫之網”、“力量的舞蹈”中，變成了網絡中的節點、“符號化”的存在，失去了行動的主體性，革新者的能動性和觀點不能被突顯出來。

因此，ANT遭到了學者們的批判，克里斯多夫·博納伊(Christophe Bonneuil)、皮埃爾—貝努瓦·喬利(Pierre-Benoit Joly)和克萊爾·馬里斯(Claire Marris)認為ANT對概念缺少辨別，并且實踐中的行動者網絡并不是一種純客觀的現象，其中每一個競技場都包含特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參與實踐互動，并且也在互動中變化?！盎旌袭a生于帶有特殊規則的不同競技場中的行動者的互動。這些規則在某種程度上是行動的資源，但是它們依賴行動的過程：就像通過陪審團的解釋和練習在庭審中逐漸形成法律一樣，行動的規則通過行動執行和轉變?！盵7]這樣他們從技科學的視角補充了ANT的不足，不僅強調競技場中行動者網絡的存在，也認為每個競技場都帶有自己的規則和中心，是多因素、多維度、主體性、客觀性、變動性、確定性的結合，這為食品安全監管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借鑒的視角。

“技科學”是一種建構性的實踐活動，在其中人類因素與非人類因素組成一張動態的“無縫之網”，政治、科學、技術、社會、自然等各異質性因素相互纏繞在一起，無法分開?！凹伎茖W”理論的應用使食品安全的監管更加有力與明確。在食品安全的監管中，并不是單一的政治、權力階層的工作，而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工程，其中涉及政治、法律、企業、媒全、公眾(消費者)、科學、儀器材料、行業組織等多因素的參與，這些異質性要素共同作業，才能組成一張“無縫之網”，任何一個節點被弱化都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因此，從此視角出發，食品監管中的每一個環節、節點都要發揮作用，具體如下：

1) 政治監管

政治的監管是食品安全問題的總保障，它不但在政策上引進可使用的質量監督體系、發布獎懲機制，而且給予問題所需的經費資助、活動的策劃和安排。

一方面，政府的統籌安排。國務院下發《“瘦肉精”專項整治方案》，從“瘦肉精”源頭、養殖、收購販運、屠宰、加工、流通餐飲、進出口等環節對“瘦肉精”問題進行為期一年的專項整治，體現了“從豬欄到餐桌”的整個過程的監管，這也得益于HACCP質量認證體系的使用。此外，《食品安全宣傳教育工作綱要(2011-2015年)》提出在2015年底前將社會公眾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知曉率提高到80%以上，將中小學學生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知曉率提高到85%以上[8]。并且有針對性地開展宣傳教育和培訓活動，讓更多的公眾、媒體、企事業單位參與到食品安全工作中來。

另一方面，政治需保證必要的經費資助。廣州某區職能部門負責人面對檢驗檢疫上存在的漏洞時，給采訪的記者算了一筆賬“‘檢一頭豬，4.5元’。2007年，以白云區動防所為例，市里一年下撥60萬元檢疫檢測費，一個區又下轄8-10個屠宰場，如果全檢，一個月就可以花掉全年的檢疫檢測費?！盵9]面對這樣的困境加大檢驗檢疫的經費投入、減少上級部門的不必要的開銷是保證食品安全的有益之舉。此外，各省市紛紛建立群眾舉報獎勵機制，如南京市2012年6月1日開始實行的《南京市食品安全舉報獎勵辦法》給予舉報群眾從50元到原則上不超過5萬元的獎勵金，這就需要政府的經費支持。

2) 法律約束

如果說政治給食品安全工作提供策略保障的話，那么法律則使食品安全中的行為有理可依，政治上的決議往往通過法律貫徹落實?！妒称钒踩ā凡粌H對違反法律的生產者、銷售者的行為進行約束，而且提出了對行政人員的處理決議，保障了消費者的權益。

但是，《食品安全法》中也存在職責不明等漏洞，如前所訴的第21條、第72條的內容，法律要求農業、質檢、工商、食品藥品監督等部門在獲知食品安全的風險信息或發現情況時應立即上報，可是在案例中我們發現，他們在對生豬的檢驗檢疫時互相推諉，因為法律根本就沒有明確誰應該負什么樣的責任，而“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對屬于本部門職責的，應當受理，并及時進行答復、核實、處理；對不屬于本部門職責的，應當書面通知并移交有權處理的部門處理”[3]這樣的法律沒有約束力，得不到預期效應。所以吸取“瘦肉精”事件的教訓，法律法規中應該明確各自的職責，把每一項都盡可能清晰、詳細地寫在法律條文中。而且執法公開透明，職責條款可以對公眾免費公開，這樣即使出現問題，公眾自己就知道這屬于哪一部門的職責范圍。

3) 科學家責任與科學檢測技能的提升

政治、法律的管理經?；诖_定的科學論證，但是科學本身的不確定性經常給決策帶來麻煩，也會導致問題的出現。排在禁用第一位的“瘦肉精”——鹽酸克倫特羅在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一項重大發明從美國引入，不少專家學者因為它獲得殊榮、得到資助、發表大量文章。畜牧育種方面的專家因“豬用三到四個星期可以增加至少10%的蛋白質”[10]而興奮不已，因為這是他們一輩子都無法培育出來的。因此那時各地動物、畜牧、家禽方面的專家都開始研究鹽酸克倫特羅，關注它提高瘦肉含量方面的積極效果，而對其負面影響，或者僅關注藥品在肉里的殘留，未針對內臟，或者直接忽視了其毒副作用和體內代謝的觀測，或者因怕發文受限而沒有提及。這項研究也通過產品和技術轉讓的方式，與企業合作獲得經費。因為科學家對自己職責沒有認清，沒有對科學的不確定性進行更好的研究，導致“瘦肉精”事件的出現。一系列食品問題的出現也使公眾對科學家出現了“信任危機”，以至于現在凡是專家出來辟謠的事情都會得到公眾逆反的關注。

對于科學家來說，不但要認清自己的職責，還要提高技能。目前對于瘦肉精的檢測方法常用的是快速篩查技術?！爱a品包括快速檢測卡和試劑盒，但一般每種試劑卡或試劑盒只能檢測一種藥物，而且其檢測結果中有假陽性?！盵11]“瘦肉精”是16種β-興奮劑的總稱，這16種興奮劑都是我國法律明令禁止的，而目前“瘦肉精”的快速檢測試紙只有針對鹽酸克倫特羅、萊克多巴胺和沙丁胺醇三種，對于其他物質雖然實際中沒能發現，且不作為檢測的重點，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另一些種類的“瘦肉精”出現，科學家應該采取“預防性原則”積極提高檢測的技能、發明更加準確、可行的檢測方式和技術。

4) 企業自治

企業自檢是獲得好的食品質量的指標之一，但是，自律性不好的企業經常會出現問題。因“瘦肉精”問題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是雙匯集團下的濟源雙匯公司。其原總經理曹某介紹“企業自檢是通過化驗生豬尿樣，進行定性分析。一直以來，公司執行的都是集團標準，即按照千分之4.5的比例抽檢?！倍r業部規定的企業“瘦肉精”自檢比例為3%～5%，曹某說，“由于實行以銷定產，每天加工生豬在2000頭至6000頭，如果提高抽檢比例勢必耗時耗力，將難以保證生產進度?！盵6]

企業是盈利性的團體，以追求經濟利益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只圖眼前利益，置國家法律規定于不顧、置消費者身體健康于不顧，那么所能賺到的也只是蠅頭小利，所以企業自治是一種多贏的發展戰略，既符合國家法律的規定，又贏得消費者的信賴；既賺取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又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5) 公眾參與

公眾是食品安全監管中一個很重要的維度，作為食品的直接消費者、政策法律的直接受益人，其在食品安全監管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在以往監管模式中，公眾只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對于食品從生產、加工、運輸的過程都是旁觀者，唯一能夠起到作用的就是食品的消費環節。這也為前面環節問題的出現提供了契機。

食品生產從田間到餐桌的整個過程，有經驗的公眾作為“經驗型的專家”都應參與進來，如曾經從事過生豬飼養的消費者、從事過豬肉銷售的消費者、有多年買肉經驗的家庭主婦等都可以成為鑒定“健美豬”、“瘦肉精”豬肉的專家。他們一方面應用自己的“貢獻性技能”(Contributory expertise)(柯林斯語)對生豬的生產、加工、豬肉的消費進行監督、及時提出合理的建議、舉報不正當的生產、經營行為；另一方面，發揮自己的“相互性技能”(Interactional expertise)(柯林斯語)對不了解“瘦肉精”豬肉、不經常買豬肉的消費者講解經驗，使其了解健康豬肉的性狀，對于這一點來說，“經驗型專家”要比具有專業知識的科學家更容易被接受，因為專家的“豬肉宰殺后幾小時內的PH值測試法”不能被普通公眾所認知、也不切實際。所以，無論是有經驗公眾的“貢獻性技能”的發揮，還是公眾之間以語言為中介的“相互性技能”的傳播都有利于食品安全問題的預防和遏制。

6) 媒體客觀報道

媒體經常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報道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正如貝克所說：“沒有形象化的技術、沒有符號形式、沒有大眾媒體等，風險也不會存在”[2]186。媒體因為注重公眾的觀點和歸因的責任不僅提供信息資源，也成為責任的競技場，在那里與食品系統管理相關的責任相互磋商，誰對問題負責、誰能夠或應該解決問題通常是報道的焦點。

媒體在事件報道中有自己的立場，也會因為發行量而提供偏激的信息。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研究員陳君石在2012年4月19日召開的“‘科學家與媒體面對面’：全球視野下的食品安全”會議中提到“消費者所得到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信息不科學、不準確，誤導性很強?！盵12]“信息的缺失”與“信息的不對等”會使問題惡化，媒體是公眾獲得信息的重要途徑之一，那么如何才能讓公眾獲得準確的信息呢？美國佐治亞大學食品安全中心主任邁克爾·道爾(Michael Doyle)說“媒體人員一定要到科學家哪兒拿到第一手的新聞或資料，我們需要讓不懂得科學知識的人更好地了解這些科學知識”[12]。

7) 儀器材料的應用

2010年11月下旬，新浪記者做“注水豬”調查時，偶然遇到畜禽改良站的工作人員，當時他們正在對一輛運豬車上的毛豬進行尿樣檢測，初步檢查為陽性。工作人員初步認定這是“瘦肉精豬”，可惜的是，因為擔心測試條有問題，去畜牧局進行確認檢測時，運豬車突然跑掉了[4]?？梢?，在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中，不僅政治、科學、法律等這些顯而易見的因素在起作用，實驗的儀器設備、材料的作用亦不能忽視。儀器材料作為行動者網絡中的非人類的行動者，與人類的行動者一樣影響網絡的正常運轉，如果其不能及時起到確定性的作用，作為網絡中的薄弱環節也會影響整個網絡的正常運轉。

8) 行業組織的服務與監督

中國肉類協會是中國肉類(禽蛋)、肉制品行業的全國性社會組織，其成員不僅有肉類的生產、加工、儲藏、經營等企業成員，還有相關高校、科研院所、媒體、地方社團。其作為行業組織在肉類行業的自我約束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為肉類行業組織它最根本的宗旨還是為企業服務。它也指出了我國肉類監管中的不足，即“把原料采購、屠宰加工、流通銷售和售后等各個環節的監管權分由不同部門，因而，不能形成層次梯度的全方位、立體監管網，從而出現了安全監管上錯位、缺位和推諉?！盵13]但這還遠遠不夠。

食品安全的監管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工程，任何小細節都不能漏掉，這就要求行業組織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在本著為企業服務的根本宗旨下，結合行業的自我約束。如開展質量評估、企業檢測標準展示、企業產品合格率抽檢比較等能夠刺激企業生產高質量、高安全、高效率的產品，而不是僅僅局限在肉類分割上的技能競賽。

在食品安全監管中，多部門監管職責不清的問題我們已經知道，怎么使各部分都負起責任，這就需要從食品生產鏈的各個環節入手，這些因素不僅是食品安全“無縫之網”中的要素，同時也各是自己競技場的中心，每個競技場都應該有自己的規則，這些規則并非一成不變，需要對規則適時進行調整，自然不能固守“范圍”與“界限”，需要“外行”的補充。

三、 SEE視角的“外行”介入

“技科學”研究注重從多領域、多學科、多視角對同一問題進行解析，也注意到對于同一問題的爭論會處于不同的競技場中，每個競技場都帶有自己的規則，競技場中的規則會隨爭論的進行發生改變，并非像ANT理論把所有的異質性要素都變成符號化的存在，而在不同的競技場中會對所關注的問題給予態度上的傾斜，但是這種研究并沒有比社會建構論前進多少，在現實中依然缺乏可操作性。

而哈里·柯林斯與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的科學論第三波——經驗與技能的研究(SEE)，探討誰應該或誰不應該參與決策的問題，打破了科學共同體與“外行人”之間的明顯界限，提出公眾作為“經驗型專家”參與科技決策，試圖從微觀的視角解決風險分析中的問題，為外行公眾介入事件的處理提供了現實參考。

柯林斯與埃文斯在其文章中對技能理論進行了介紹，并在其后來的書《再思技能》(Rethinking Expertise)中進一步深化。在技能周期表中，有十種技能，這些技能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在最近幾年也在不斷地研究與增加中，在這些技能中，比較成熟，且被討論的比較多的就是專業性技能(包括“貢獻性技能”與“相互性技能”)與經驗型技能。

技能理論體現在案例分析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坎伯蘭牧民案例[14]。生活在坎伯蘭地區的牧民見證了核電站的發展，也因此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后牧民因所飼養的羊受到污染而被卷進對羊的處理和輻射污染源的調查中。對輻射羊的處理中，牧民展現了他們的“貢獻性技能”，但是卻缺乏“相互性技能”。他們在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對羊的飼養方面具有十分豐富的經驗，但是因為沒有辦法用科學的語言與科學家進行對話，也缺少具有轉譯能力的科學家或是社會學家的存在，所以他們的技能不能視為科學家對問題處理過程中的合理補充，因此表現出了對立，即專家的建議與牧民的看法截然對立，也因此專家和牧民都認為對方是不現實的。一方面，科學家建議選用進口飼料如“麥稈”喂羊群，但是牧民們反對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甚至看到一頭羊以麥稈作為飼料”[15]153，在這里牧民從生活經驗出發，對于羊的飼養是最具有發言權的，表現出經驗型技能，這種經驗型技能對問題的處理具有貢獻性。另一方面，“科學家正在尋求能使其他礦物質吸入放射性絕的方法。如在用柵欄圍起來的地域可以播撒不同濃度的皂土。在標繪所定區域吃草的羊被用于污染試驗，其實驗結果與在荒野吃草的羊進行對比。農場主批判了這個實驗，他們指出，羊在吃草時通常會越過沒有柵欄圍起來的荒野地帶，如果這些地帶被柵欄圍起來，那將是‘浪費’(超出了條件)”[15]151。事實正如牧民所料，試驗迫于現實而停止。在爭論過程中，牧民對羊的飼養呈現出經驗型的貢獻性技能，而科學家對于輻射物質的處理則具有專業的貢獻性技能，但是在現實中，這二者沒有真正結合起來，科學家把牧民當成是“外行人”排斥在科學共同體之外。

在柯林斯等的話語中，具有能夠參與問題處理能力的“外行”并不是真正的局外人，不是實證主義所劃界的科學家的對立面，不應該是科學共同體之外的人。因此，在案例的分析中，他們重視被限制在共同體之外的“外行”——牧民，通過坎伯蘭牧民在現實問題處理中的表現和反映，SEE研究力圖說明科學共同體之外的人的言論合法性、參與的合法性、內行與外行界限的靈活性。

四、 公眾介入的現實路徑分析

SEE理論為公眾參與提供了現實的可操作性，為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分析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公眾參與路徑要針對我國的現實情況進行探析。

我國新一代領導集體關注食品安全問題，重視食品安全中的公眾參與問題。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將“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16]。而2013-2014年《食品安全法》的修訂充分體現了在食品安全問題中注重公眾參與，體現出民主。但是在現實的風險案例中，公眾參與的過程會遇到一些問題，如公眾參與了，但意見沒被采納；或是少數公眾多次參與，公眾參與變得流于形式；亦或是給予了公眾參與的機會，公眾盲目參與，沒有收到效果。如何才能讓公眾切實地參與進去，在風險發生后形成自己的認知，不跟風、不制造輿論壓力，同時也避免風險事件出現后辟謠的專家學者經常挨“板磚”、被稱為“叫獸磚家”的尷尬，這些都需要對公眾參與的路徑進行分析。

當前國內外的公眾參與科學有很多形式，如公民陪審團、共識會議、愿景工作坊、21世紀城鎮會議、聽證會、市民小組、學習圈等，在這些形式中最能夠體現民主形式的就是源于丹麥的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

目前我國的公眾參與形式主要是聽證會。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民眾對聽證會的看法：“流于形式”、“走過場”“逢聽必漲”、“聽證人多次參與”。如成都的胡姓老人，在隨機抽簽的情況下，從2004年到2011年的7年里一共參加過19次聽證會，被網友戲稱為“聽證專業戶”。因此，導致公眾對于公眾參與的置信力不高。耿弘和童星兩位教授在2009年前后對食品安全管制中的公眾參與進行調查研究，針對南京市的公眾參與情況進行分析，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5.6%的公眾對于“環保、食品安全、衛生安全等問題”表示關注，對食品安全監管的關注度最高，達到了72.61%。75.6%的人對參與政府管制活動很有興趣，但是當問及“遇到環境污染、食品安全、醫療事故等問題時應該找哪個部門解決”時62.07%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是不確切知道，對于公眾參與的效果卻有55.43%的人表示幾乎沒有效果，只有34.13%的人表示有效果。[17]在這種情形下，公眾只好尋找其他的平臺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網絡在食品安全問題處理中，成了公眾交流意見的平臺。網絡輿情也是突發問題處理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維度。電子平臺的存在，一方面反映出公眾對于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度、態度、熱情，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公眾在食品安全問題中對問題的了解程度。在很多網絡平臺和論壇中，公眾對于科學家、專家的言論持否定的態度、甚至出現了過激的言論，這些言論的存在說明在食品安全問題的現實分析與處理中，公眾并沒有切實地參與，筆者認為這種矛盾折射出以下問題：

1.公眾切實參與食品安全問題的權利沒有被重視

在現實中，公眾參與的問題表現在水價、油價等的討論中，且公民代表的意見是否被合理地采納，是否能夠真實地代表公眾的想法，這在公眾對于參與效果的反映中也體現出來。在現實問題的處理中，充斥著實證主義的思想。在實證主義的分析中，科學家是絕對的權威，公眾只是科學知識傳播中的接受者，處于被動地位，所接受的知識是科學家認為公眾應該知道的、應該接受的、接受后可以提高公民科學素養的知識，并且采用一種數量指標去測量公眾的科學素養，用量化的指標去做定性的分析。公眾的權利沒有被重視，鑒于此，一些科學論領域的研究者如希拉·賈薩諾夫(Sheila Jasanoff)、布萊恩·溫(Brian Wynne)等對科學問題進行了社會建構論的分析，突出問題中的公眾參與，突出其民主權利，為公眾參與提供了可能性。公眾有權利參與處理與自己有關的問題，但是有權利與能夠參與以及參與后能夠得到合理的審議卻是兩回事。我國雖然提出了聽證會的政策，讓公眾進行參與，但是在很多現實的層面，公眾參與只停留在口號的層次，在政治上有這樣的權利，在現實中卻存在落實的困難。

2.公眾缺少在相關問題分析與處理中的技能

公眾的權利在現實中很難落實的一個原因，即公眾的技能缺失。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其中涉及到政治、法律、食品、倫理、哲學等很多領域的問題。在網絡平臺的留言中，公眾的參與多數從自己的情緒出發，或者從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有些經驗是公眾在選購食品中積累下來的，可以作為判斷的依據，但也并不充分。在食品安全問題的處理中需要具備柯林斯技能周期表中的三種技能：專業的貢獻性技能、相互性技能、經驗性技能?！皩I的貢獻性技能”是能夠在問題的處理中起貢獻性力量的專業知識，常為相關專業的科學家和專家所具有?！跋嗷バ约寄堋笔窍嚓P領域具有的交流能力，雖然沒有專業性的技能進行實際操作，但是能夠與本領域的科學家、專家進行交流，知道專家們在做什么，并能夠把情況反饋給普通公眾的技能，這常被一些研究現實問題的社會學家所具有?！敖涷炐约寄堋贝嬖谟谟薪涷灥墓娭?，是公眾的日常生活經驗、飼養、種植經驗的積累，有些也源于公眾生活在事發地附近，對情況比較了解。公眾參與如需切實進行，技能是必備的。在食品安全問題的分析與處理中，公眾的生活經驗可以起到豐富與補充的作用，這一點可以從“坎伯蘭牧民事件”中得到啟示。

3.食品安全問題中存在著專家、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等的情況

在現實問題處理中，科學家、專家往往擔任審判者的角色，政府則根據科學家、專家的建議做出決策?？茖W家與政府之間組成了利益相關者群體，科學家有時也充當政府的喉舌，因此信息的交流存在于科學家與政府之間。公眾所掌握的信息很少，在科學家的觀念中，公眾是無知的，公眾的參與被當成是搗亂的行為，且科學家在研究中往往忽視自己的社會職責——向公眾解釋自己的研究，因此信息不對等情況就產生了。在斯坦福大學科學技術史教授羅伯特·普羅克特(Robert N. Proctor)和蘭達·席賓格(Londa Schiebinger)教授所編的書《Agnot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中，普羅克特在研究了“煙草公司反對煙草致癌論爭論”后，正式提出了“知識遮蔽”(Agnotology) 的概念。他說煙草公司和行業組織的領導者并不希望得到“吸煙是否有害”調查的詳細信息，當自己所堅守的理論受到威脅時，不惜花費數億美元的經費“通過廣告、口是心非的新聞發布會、帶有欺騙性的研究、建立科學的前沿組織、操縱立法議程”[18]去打破“常識”，進行“公開的爭論”，尋找導致肺癌及相關癌癥的數據與其他原因掩蓋真相，以消除公眾的憂慮，故意造成一種無知，以致民調中視肺癌為吸煙主要原因的公眾還不到一半。

網絡輿情是公眾參與與現實矛盾的產物，公共的網絡平臺給公眾參與的機會與權力，但是如何能夠使這種機會和權力變成現實，還是我們進一步要思考的問題，也是公眾參與切實進行的現實問題。

五、 結語

《食品安全法》要求不同部門共同監管食品安全工作的做法并不能遏制像“瘦肉精”這類食品安全問題的產生，繼“瘦肉精”之后，“塑化劑”、“豆漿精”、“牛肉膏”、“工業明膠”等食品添加劑相繼出場，挑戰食品監管的權威。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貝克的“有組織的無責任”概念給我們提供了啟示，職責分攤不明確，相互“踢皮球”，上下級之間的權利博弈都促使“基于科學技術的決策風險”[19]轉變成現實。

針對這種監管的漏洞，STS視域中ANT、技科學、SEE等理論為問題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即從宏觀的網絡建構到微觀行動者的介入為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提供哲學上的方法論指導,進而為社會共治由可能性到可行性的轉變奠定基礎。

拉圖爾和卡隆的ANT、皮克林的“力量的舞蹈”為實踐中多因素的呈現貢獻了力量，但是博納伊等人看到了ANT “符號化”的弊端，用“技科學”思想還原了行動者的主體性。這就為問題解決對策的提出提供了理論依據。食品安全的監管是政治、法律、科學、企業、公眾、媒體、儀器材料、行業組織等多維度行動者組成的一張“無縫之網”，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不能防止問題的產生。

因此，2012年6月《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提出了八個方面的工作，把加強政治保障、細化監管職責、嚴格責任追究、強化科技支撐、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等作為食品安全工作的任務，發揮政府、企業、行業組織、社會團體、廣大科技工作者和各類媒體的作用，充分體現了“技科學”的思想，為我們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科學的、透明的和涉及廣泛的食品安全系統奠定了基礎。2014年修訂后的《食品安全法》也即將出臺，我們期待食品安全問題中更加徹底的監管。

但食品安全的監管不僅需要宏觀的監管，還需要微觀的介入。SEE理論為公眾介入食品安全監管打開了突破口，為公眾參與路徑的探討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公眾是食品安全中的重要維度之一，如何讓公眾成為食品安全問題監管中的參與者，而不是受眾，也是當前國家在食品安全問題治理中關注的問題，網絡輿情是目前公眾參與食品安全問題的一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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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STS

——Case Study of "Lean Meat Powder"

ZHAO Xi-Feng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The promulgation of Food Safety Law in China failed to stop the use of "lean meat powder". "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concept by Beck interpret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which is the lack of the explicit responsibility.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provides macroscopic basi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t shows that the food safety monitoring is a seamless web commonly knit by politics, law, science, enterprises, the public, media, instruments, materials, industries and organizations. The combined a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and factors can make the problem solved. The perspective of SEE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in a microscopic way to approach the problem , namely, analyzing the legitimac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ublic engagement from the dimension of expertise which giv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TS; social co-governance

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5)02-0100-08

作者簡介：趙喜鳳(1985-)，女，哲學博士，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浙江省教育廳科研資助項目(項目編號：Y201430708)；寧波大學?？蒲许椖?項目編號：XYW14006)

收稿日期：2014 - 09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