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氣關乎治亂

張曉政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首次談“四個全面”，強調從嚴治黨。2014年6月30日，他在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就曾指出：“解決黨內存在的種種難題，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p>

所謂政治生態、從政環境，即國家通過意識形態的引導和政治制度的約束，對官員從政行為予以規誡，從而形成特定的政治生活氛圍。政治生態與國家治理密切相關，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作用。國家強盛，在政治生態上就表現為政治昌明、氣象一新；反之，政治黑暗、吏治腐敗，則必然伴隨國家衰敗、疲弱失控。

中國古代同樣十分重視政治生態的建設，認識到政治生態與國家治亂興衰之間的深刻關系。當然，古人所用不叫政治生態，而叫風氣、風俗。正如顧炎武在總結古今歷史時所說，“風俗者，天下之大事”。那么，古代的“政治生態建設”，又有哪些歷史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呢？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 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

共同的價值觀是構建政治生態的思想基礎。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代統治者均在意識形態上確立了儒家的指導地位。不論是政治、文化領域，還是經濟、社會領域，上至天人、君臣關系，下至人倫、社會關系，無不深刻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記。用古人的話說，就是“《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書·王

吉傳》）。

不論后世對于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儒家思想為古代中國超過兩千年的“超穩定”歷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由儒家思想構筑的“道統”甚至超越于“政統”，即王朝（“政統”）可以更迭，而思想（“道統”）卻不可改變，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指的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中華文明雖歷經磨難而終未斷絕的根本原因。

反之，一旦這個基本價值體系發生動搖，則國家統治也將出現危機。最典型的當屬魏晉時期，當時的士大夫紛紛以清談為矜尚，以浮誕為高美，視禮教為棄屣，儒家價值體系受到全面質疑與挑戰。

如果說一兩個人這么做還可稱之為風流率性，當其成為社會思潮時，也就意味著原有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崩潰。盡管當時已有人預見到這個危險，警告“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也有人試圖以“名教中自有天地”來回應，但“習俗已成”，終究“不能救也”，以至于當后來桓溫北伐入洛時，仍不禁憤而感慨：“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王衍，西晉清談的代表人物）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同樣，明末清初不少人在總結明亡教訓時，也紛紛將矛頭追溯并對準以王陽明、李贄等為代表的心學“異端”，斥其背離孔門宗旨，甚至認為心學所造成的思想混亂是導致明王朝覆亡的主要動因。事實上，李贄之被捕，罪名便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這其中對錯，自然難以一言概之，但由此說明國家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性，卻也可見一斑。用我們今天的話來總結就是：“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p>

“人君御物之方”

—— 皇帝的表率作用

中國古代王朝的本質特征是“家天下”，皇帝在國家政治結構中居于最高也是最核心的地位，自然，也是政治生態的第一責任人?；实鄣暮脡?，直接決定著官員行為的選擇，也決定著政治生態的好壞。

縱觀歷史，可以看到，每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如“文景之治” “宣帝中興”“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無一例外都有一個勵精圖治的明君。每一個文韜武略的帝王身后，也總伴隨著人人思進、生機勃發的政治生態。

大致地說，明君一般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愛惜民力，體恤民情；二是求賢若渴，選賢與能；三是虛懷若谷，虛心納諫；四是儉約樸素，嚴于律己。對此，歷代統治者往往借助正史編纂，留下大量明君治政的事跡美談，如漢文帝的節儉、光武帝的果敢、隋文帝的勤政、唐太宗的寬容、宋太祖的用人、明太祖的懲貪等，廣為傳頌，婦孺皆知。

同樣，每一個政治生態衰頹的背后，往往都有一個荒誕無道的昏君。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同樣不勝枚舉。如北齊后主的“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陳后主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李后主的“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以及漢桓帝的賣官鬻爵，隋煬帝的窮奢極欲等等，皇帝帶頭破壞政治生態，國家豈能

不??？

也因此，顧炎武才感慨，“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為人君者，最大任務與功勞莫過于匡正政治生態，使國家“風俗醇厚”。進而，“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言下之意，風俗淳，則為人主之功；風俗惡，則為人主之過。為人君者，可不戒乎！

“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 官員是政治生態的主體

顧炎武在《日知錄》“殷紂之所以亡”條中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人人皆知殷紂王“以不仁亡天下”，其實不盡然，商朝的滅亡，固然有紂王的無道，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商之衰也久矣”，一方面“卿大夫不從君令”，另一方面“民玩其上，威刑不立”，“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

顧炎武的本意，當然不是為紂王翻案，而在于強調，盡管人主負有治國理政的第一責任，但人臣之作用，同樣不可忽視，甚至更為重要。某些時候，盡管昏君無道，但如果大臣戮力同心，仍可支撐國家危局；而一旦政治生態在大臣中間全面潰爛，則縱然皇帝再英明神武，也難挽敗局。

這一點，在明代政治中體現最為明顯。經過明太祖、明成祖的辛苦經營，以及“仁宣之治”的承平發展，從明英宗以后，盡管開始出現宦官干政的情況，朝政日趨混亂，但因為有于謙、李賢、岳正等人“憂國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的氣節與努力，最高統治者之間的宮廷爭斗并沒有影響到當朝大臣的恪盡職守，明帝國依然維持著和平景象。而到了崇禎繼位之時，政治生態已全然潰敗，盡管崇禎決意進取，但終究難挽大明危局，以至于他自縊前仍不忘留下“諸臣誤朕”的恨恨之語。

官員是政治生態的主體，政治生態的好壞，終究要通過官員這一共同體來體現。作為個體的每一個官員，從他進入仕途的第一步起，就不可避免要面對政治生態這一根本問題。政治生態好，就會鞭策他修身立德，激勵他干事創業；政治生態惡劣，他就不得不選擇是同流合污還是“舉世皆濁我獨清”。而在系統性、彌散性腐敗的政治生態下，個人的“獨善其身”事實上是難以做到的。用現在的話說，極端惡劣的政治生態所造成的官場“逆淘汰”將使好人無以自存，不得不“和光同塵，與時舒卷”。

庸夫“皆可以為相矣”

—— 制度條令的保障作用

宋仁宗時，呂夷簡為相，上奏朝廷編訂中書?。ㄆ溟L官即為宰相）工作條例。條例成書之日，呂夷簡情不自禁地向人夸耀：“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本褪钦f，只要按照這些制度法令辦事，縱是庸夫俗子，一樣可以勝任宰輔重任。呂夷簡這句話，與我們今天所說按制度管權管人管事何其相似！換句話說，沒有制度的保障，單靠明君、賢臣以及思想教育，再好的政治生態也終歸難以為繼、不可長久。

宋仁宗在歷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個明主，呂夷簡亦無愧為一代名相，當時朝中還聚集了大量名臣，如包拯、范仲淹等，在這種情況下，呂夷簡仍然高度重視制度的功用，不能不說，這確實是十分難得的政治遠見。今天的人們對于制度的重要性和意義已了然于胸，但在古代“人治”色彩尤為突出的環境下，這樣的認識卻堪稱不易。具體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嚴格的選官制度、考核制度，嚴密的監察制度、懲戒制度，無疑都為政治生態的構建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

當然，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僅僅有了制度還不夠，還需要營造尊重制度、愛護制度、執行制度的氛圍，以切實維護制度的權威，使制度真正發揮保障政治生活的作用。

“愛惜風氣，如護元氣”

—— 政風正，民風清

政治生態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還表現在政風與民風之間的關系上，即政風引領民風，政風正則民風清，政風邪則民風頹。如《論語》中強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中指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都深刻揭示了這一道理，也更使我們認識到：今天加強政治生態的建設，必須“愛惜風氣，如護元氣”。

一是必須高度重視價值觀建設，做好黨員干部理想信念與黨性道德教育。正如我們經常所言，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大的病變，如果沒有共同的高尚的價值理念、理想追求，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就將失去指引，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是領導干部要帶頭做好表率。黨員干部是政治生態的主體，領導干部又是重中之重。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以上率下、言傳身教永遠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領導干部公道正派、清正廉潔，敢于擔當、奮發有為，不搞拉幫結派、親親疏疏，其他人就會看樣學樣，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

三是選好人、用好人。選人用人是政治的核心，用一賢人，則賢人畢至；用一小人，則小人齊趨。選什么樣的人，用什么樣的人，既是一種導向，也必然會在政治生態中反映出來。干部選好了，政治生態就會健康向上、朝氣蓬勃；干部選不好，政治生態就會萎靡不振、庸俗腐濁，甚至導致“逆淘汰”效應。

四是加強制度建設。制度管根本，管長遠，最穩固，也最可靠。構建良好從政環境的制度體系，必須進一步健全科學合理、運行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宣傳教育機制、考核評價機制、監督管理機制、紀檢監察機制以及激勵保障機制，切實增強制度執行力，為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