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元明之際遺民詩學的幾點思考

⊙邊夢飛［山西大學文學院，太原030006］

關于元明之際遺民詩學的幾點思考

⊙邊夢飛［山西大學文學院，太原030006］

同是遺民，元遺民受到的關注遠遠不及宋、清遺民，對遺民詩人群體及其詩學思想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旨在梳理元明之際遺民詩人群體詩學的研究現狀，并從詩學流脈發展的角度來關注該群體的詩學思想，正確認識元末詩學在整個唐詩學發展中的地位。

元明之際遺民詩人詩學

遺民作為一個話語標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不得不提及的文學現象。與歷代一樣，元明更替亦產生了大量的遺民詩人，他們拒絕與新朝合作，自發或無意識地聚集在一起，或是懷著對故國舊君的思念為元殉道，或是縱情詩酒沉溺于末世狂歡，或是安于一隅在蕭散簡遠的詩境間抒懷遣志，徜徉風雅。宋代詩話類著作大行其道，但對字法、詞法乃至句法的把握卻略顯遜色。元代則涌現出了很多把詩歌體制與詩歌法度，或者說將宏觀詩體把握與微觀詩法剖析相黏合的著作①，此外，元代的詩學思想還多散見于別集之中的詩文集的序跋里。因此，對元明之際遺民詩人詩學思想的爬梳顯得尤為重要。

長久以來，關于元明之際詩人的相關研究多著力于某一具體方面，關注遺民詩人本身的研究多集中在詩人個案研究和地域作家群研究，在探討遺民詩人本身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論及與其交往的其他遺民詩人，他們多聚集在一地形成作家群，影響一地詩風乃至造成風動天下的效果。②關于元代詩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趙孟、袁桷、歐陽玄或四大家，而對元代整體詩學，包括元末明初的詩學關注還遠遠不夠，對遺民詩人群體所反映出的詩學演化趨勢也鮮有成果：張紅編著的《元代唐詩學研究》（岳麓書社2006年5月首版），楊鐮編著的《元代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洪德先生2010年關于元代文學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名稱：元代文化精神與多民族文學整體研究）與《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中華書局2005年版）均對該時代的詩學予以了一定的關注，但仍然不是詩學研究史的范疇。

綜上，對元明之際遺民詩人群體的詩學研究多顯得片面化，關注到遺民詩人的，多注重生平考證及其個人詩歌的分析；觀照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其中又會夾雜著很多非遺民的作家，且缺乏詩學思想方面的考量。真正同時關注“遺民”“群體”“詩學”這三個概念的研究還有待推進；關于元代整體詩學、遺民詩人群體所反映出的詩學演化趨勢的研究還有待完善。

對于“元遺民”的概念，筆者認為還有幾點可供推敲之處：考慮到具體遺民詩人對象的復雜性，元遺民首先必須生活在元明之際，凡在明建國之前殉道者均不在考察范圍內，如余闋、泰不花、馬玉麟、鄭玉等；其次，既不仕元又不仕明的詩人可否視為元遺民？這點歸莊在序時人朱子素《歷代遺民錄》時曾明確表述：“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齊?！哆z民錄》亦始于兩人，而其用意則異。凡懷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雹塾纱丝梢?，“遺”是一種在世態度，意在表明與現實政治的關系；“逸”是一種超世態度，側重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追求。因此，不能將不仕元明兩朝的士人視為遺民，只能將其視作逸民，如倪瓚、吳子中、杜敏、吳惟諒、程煥文、僧隱中山、郭梅巖等均屬于逸民。再次，元末群雄割據，朱元璋、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起義者為了制造輿論，極力地拉攏文人，這些依靠不同政治力量的文人又可否歸入遺民范疇？關于這種現象，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只要文人依靠政治力量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元朝正統，不論其依靠勢力最終是成是敗，均應視作元遺民，如張士誠據吳時打著維護元廷的旗號拉攏了一批文人，至正二十三年他自立為吳王，很多文人認識到其依附的不過是一股反元勢力，于是在失望中散去，選擇了隱居避世，如張羽、王彝等。他們所依附的勢力雖然最終選擇了叛離元統，但其入幕張士誠的初衷卻是維護元室，因此須將此類詩人看作元遺民詩人。另外，有的詩人在元末叛離元廷正統，之后在明朝一反故態，以前朝孑遺自居的士子，可否視為元遺民？再者，明興后受征辟出任學官或修撰史書者是否可視為元遺民？本文認為，凡被迫出任學官或修撰史書，且為了傳繼保存元朝文化者均應視作遺民，如胡翰、汪克寬、趙等，其他情況如修書后致仕者不應歸入元遺民。

此外，由現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元明之際的遺民詩人群體多集中在東南地區，而在元代鼎盛時期興盛的大都文壇此時則歸于沉寂，有影響力的詩人也屈指難數，這究竟是什么原因？一種說法是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與南方相比，北方處于分裂狀態的時間要長得多，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夏金遼的相繼統治，使北方詩人的政權歸屬意識與大一統觀念沒有南方詩人強烈，導致了北方詩人沒有固定的人文精神作為支撐。因此，對新舊政權的更替，北方詩人更容易接受。另一種說法是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角度出發，認為南方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深厚的文化淵源吸引了眾多的北方詩人來此定居，因此出現了北方遺民較少的現象。上述兩種說法分別從思想根源和經濟基礎方面論證了北方元遺民較少的原因，給我們提出的思考是，在遺民聚集的南方地區，不同地區的社會人文環境對遺民詩人的詩學思想有哪些影響？還有，戰亂之際，流落在各地的北方遺民詩人對當地的詩歌創作和詩學思想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其次，對于元遺民詩人的研究，多數學者只將目光放在江南和北方④，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一書將遺民群體按地域分布劃分為：故都臨安群、會稽山陰群、臺州慶元群、浦陽群、嚴州群、江西群、福建群、東莞群等。⑤唐朝暉《元遺民詩人群研究》一書，用一半的篇幅分別考證江南浙西道、浙東道、江東建康道、江西湖東道、福建閩海道、海北廣東道及少數民族的遺民詩人群，⑥除少數民族遺民詩人群一章外，其他的遺民詩人群均分布在南方，上述兩書均將考察重心放在南方，而對元朝敗亡后追隨元順帝北遁至北元的詩人（如金元素等）不做考量，這些追隨舊主的詩人是當之無愧的“正統”遺民詩人，也是區別于其他朝代的特殊群體，忽視這一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有礙遺民詩人群體構成的完整性，也使遺民詩人群體詩學研究的鏈條上少了獨具特色的重要一環。

再次，研究詩學時，大多數人習慣分朝代研究，并極力鼓吹此代異于他代的不同特點?？v觀整個詩學發展脈絡可以發現，終元一代及明初都是對宋代詩弊的“撥亂反正”，元人的“宗唐抑宋”并非元代獨有，而是接金啟明詩學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端谓鹪膶W批評史》中對此有精確的概括“：‘由宋返唐’確實是元詩發展的主要傾向，元代的詩學批評亦是如此。然此現象并不始于元，可上溯至金與南宋。金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輕麗，已突破蘇黃詩風的牢籠。南宋中后期四靈、江湖迭起，亦厭江西而對宋代長于議論、工于鍛煉、恣肆或枯燥的詩風都表示不滿，競效晚唐體的姚合、賈島情切之音而流于仄?！雹咴圃妼W上承宋金傳統，是由宋返唐的通道，與宋金詩學有著不可割裂的承繼關系。同時，南宋后期四靈、江湖競效晚唐情切之音，而元末楊維楨之“鐵崖體”也是在學習晚唐詩歌夸張、雕飾、纖之習的基礎上形成的新詩風。在王朝政權淪落之際，詩歌喪失了恢弘正大之氣，轉而徘徊于窄小淺近的方寸之間，同是對晚唐詩格狹小、詩境淺窄詩風的推崇，二者是否有承繼關系，其異同有哪些？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遺民文學研究已經成為文學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內容，祛除某些觀念性的影響，理性地、客觀地審視元遺民詩人群體及其遺民文學，對于認識遺民與遺民文學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所關注的第二部分的一系列問題實際上是第一部分研究的基礎，只有充分理解了遺民的概念并對元遺民進行全面完整的考證，才能在研究遺民詩人群體的過程中對其詩學進行全面觀照，才能全面認識元明之際的遺民詩學在接續宋金傳統，開啟明代詩學中的重要作用。

②如楊維楨是整個元代詩壇最具個性魅力和影響力的詩人，清方起《古今詩麈》載：“松江呂巷有呂璜溪家，開應奎文會，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鐵崖為主考，試畢，鐵崖為第甲乙，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p>

③朱子素撰：《明遺民詩》卷首，《歷代遺民錄》，中華書局1961年版。

④此處的北方指中國傳統地理意義上的北方，而非蒙元入主中原前的根據地。劉師培之《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對于文學意義上的“南北”曾給予明確劃分：“夫聲律之始，本乎聲音：發喉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角響高，宮、羽聲下，高下既區，清濁旋別。善乎！《呂覽》之溯聲音也，謂‘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遙乎飛燕，始為北音’。則南聲之始，起與淮、漢之間，北聲之始，起于河、渭之間。故神州語言，雖隨鏡而區，而考厥指歸，則析分南北為二種。陸法言有言：‘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藙t言分南北之確證也?！保ā秶鈱W報》1905年第9期）

⑤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00頁。

⑥唐朝暉：《元遺民詩人群研究》，海南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87—328頁。

⑦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頁。

作者：邊夢飛，山西大學文學院201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典詩學。

編輯：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