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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1950—1970年代舊體詩中的自我修辭

2015-01-30 04:58李遇春魏耀武
江漢論壇 2014年9期
關鍵詞:舊體詩蕭軍隱士

李遇春++魏耀武

摘要:蕭軍在1950-1970年代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舊體詩,他在這些舊體詩中呈現出或隱含著多重自我身份及其修辭意圖。這主要表現為隱士、國士和傳道者三種自我身份,而這三種自我身份的文學建構意在實現對“邊緣人”、“待罪之人”等現實身份的修辭性轉換,以期接通意識形態話語所許可的合法身份。這三種身份彼此聯系、貫穿始終,體現了詩人蕭軍重建自我歷史的心理訴求,以及他與意識形態話語之間復雜、隱秘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蕭軍;舊體詩;自我修辭;隱士;國士;傳道者

中圖分類號:1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4)09-0109-05

以小說名世的蕭軍一生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舊體詩。除卻動蕩年代散佚的詩作以外,僅在他1978年編訂的《五十年故詩余存錄》中就輯有《黃花吟草》、《松濱吟草》、《故詩拾遺錄》、《囚庭吟草》、《夢回吟草》、《圣寺春秋吟草》、《團河吟草》、《新開吟草》、《陶然吟草》、《悸余吟草》等十卷近七百首舊體詩,在這之后他還有近兩百首舊體詩留世。蕭軍在延安時期的日記中曾寫道:“我是不甘心做個‘文人的,還要做一個事實上的征服者,我愛事功。但我的命運卻只能使我老死在筆墨上了!我將一生不甘心走盡我這生涯的路!這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愴?!笔捾姴辉氲?,建國后他不僅未能受到革命倫理的嘉許,而且那條他不甘心走的文學道路也越走越窄,山窮水復。蕭軍在1950-1970年代的舊體詩中主要建構了隱士、國士和傳道者三種自我身份,以此置換令他尷尬和屈辱的“邊緣人”、“待罪之人”等現實身份,試圖接通意識形態話語所許可的合法身份。

朱子云:“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笔捾娫缭谘影矔r期就曾負氣出走,攜家帶口避居鄉下。建國初期,他雖滿腔熱情地進行創作,而出版卻頗不順利,為此他“常思棄筆歸耕,還鄉種地,或到處去漂泊,以了此生”。但由于歷史原因和家室之累,蕭軍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率性而為,只能試圖躲避煩囂。隱士大抵是指士之不仕者。

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作為“邊緣人”,還是作為批斗、改造對象,蕭軍都與托跡山林田園、精神逍遙自由的隱士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逼仄窘迫的現實體驗并不能成為修辭想象的障礙,在1950-1970年代的舊體詩里,蕭軍還是化解了現實困境,建構了豐富的隱士形象,完成了隱士身份的轉換。

中國隱逸文化中有所謂朝市之隱和山林之隱,蕭軍的舊體詩中也有這兩種隱士形象。在“江湖魏闕隨緣住,失得榮枯任偶奇”(《卜居》)、“無求無懼罔心憂,魏闕江湖兩未牟”(《無求無懼》)、“避世無求桃源路,垂釣不上子陵臺。識得知機隨緣住,常將笑顏向人開”(《碧蓮花峰詠并敘》)、“豈必登樓始做賦,何由采菊望南山。門前伴有先生柳,陋巷人居廿二年”(《秋興雜詠十四首并敘》之二)等詩句中,一個不拘于身、無求無懼的隱之大者形象呼之欲出。朝市之隱強調心隱而不必離群索居。這自然“契合”蕭軍仍然處于組織和體制中的生存體驗。蕭軍在詩歌中也建構了一類功成身退、歸耕田畝的隱士形象。如:“何尤何怨亦何憂?愿得余生老故丘。筋力猶堪勞壟陌,揮鞭亦可牧羊牛。身逢盛世雙肩卸,往事云煙盡筆鉤。泉清水碧山花岸,青天作幕夢莊周?!保ā蹲R得人間》)少年游俠,中年游宦,晚年歸隱,常常是古代士大夫階層夢寐以求的理想人生。從蕭軍早年和中年的經歷來看,似乎游俠和游宦都有比附之處(他早年舊體詩中常有此類想象),唯獨歸隱一事有所出入,不過通過舊體詩的修辭性轉換,他總算彌補了人生的一大缺憾。

士之不仕者稱為隱士,而隱士之中不為高位所動者堪稱高士。在蕭軍由宦而隱的歷史想象中。他也有“識是不材謝紫廷”(《六十年來》)、“攀龍久謝朝廊器”(《追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并敘》之二)、“不入宸宮不立朝”(《不材甘自棄》)的高古之風。能人“紫廷”、“朝廊”、“宸宮”者,足見其禮遇;而“久謝”、“不立”、“不入”者,足見其淡然。有了這番無意攀龍附鳳的高古之風,所以他在《六十三歲生日自紀并敘》(之五)、《再贈燕堂主人依前韻》(之二)等詩中能自信地以不受高位的嚴子陵作比。姑且不論王宮禁地之類詩歌修辭的失當之處,其實這些也并非沒來由的虛言。眾所周知,蕭軍初到延安時的確與革命領袖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交誼,但“久謝”等語也未免有些“自我裝扮”之嫌。蕭軍此時舊事重提,心態頗為復雜。其中,他將歷史和現實中被動的個體置換為一個主動退隱的高士的修辭動機頗為明顯?!疤飯@久慕事耘耕”(《六十年來》)、“倦羽久摒滄溟計”(《倦羽久摒》)、“久羨江湖友鷺鷗”(《心死心傷》)、“生涯久慣隨緣住”(《不器不材》)、“萬念久摒歸大寂”(《六十二歲生日有感自紀并序》之三)等隱士修辭中頻頻出現的“久”字,表明歸隱之心由來已久,其著意之處也都在此。

在蕭軍的隱士修辭中,退隱的主動選擇主要來自于對“盈虛之數”的參悟。如在《倦羽久摒》中,首聯中由來已久的歸隱之思和尾聯中曠達超脫的歸隱之狀,正是以“人天識得盈虛數”為前提。蕭軍所謂的“盈虛之數”,在他的歷史小說《吳越春秋史話》中借范蠡之口表述得非常清楚:“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極必否!”按照蕭軍的理解,“去國伍員終伏劍,還鄉劉季盡成殤”(《再贈燕堂主人依前韻》之二)、“射虎將軍沙場死,屠龍勇士沒碧波”(《自嘲》)之類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都在于悲劇命運的主人公未能識破“人有盛衰,泰極必否”的定數。因此,一旦身居田園,哪怕是荒涼的勞改農場,一旦躬耕田畝,哪怕是強制的繁重勞動,自有一種實現“夙愿”的欣喜。這種歸家的自適和安逸,在“戴笠荷鋤欣自得,閑花野草喜同儔”(《勞動在果園中》之一)、“山花野草樂天然”(《自嘲三章》之一)、“放流何幸到濠梁”(《六十三歲生日自紀并序》之五)、“情甘耕鑿老斯民”(《三秋何若》)等句中都不難發現。不過,這種刻意的修辭表白,也泄露出“自我說服”的真實意圖。所謂“情甘”的修辭表達,常常暗含著“心有不甘”。

蕭軍舊體詩中的隱士修辭所隱含的循環史觀和宿命意識,無疑是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逃避與質疑。不過,即使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私人語境里。也可以覺察到主流話語規范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的隱秘機制。不必援引“隱含讀者”的理論,大費周章地分辨出詩中作為“歷史問題”審判者的潛在言說對象,即使在詩歌表層的語言或意象層面,也不時透露出話語規范操控的痕跡。如在《自棄甘隨》一詩中,這種痕跡就較為明顯。詩云:“自棄甘隨驛路塵,升天委地亦何分?原親勞動習耕種,重建生涯四體勤。大地春回織錦繡,長天秋暮艷羅紋。朝迎旭日夕荷月,似此風光已足珍?!贝嗽娮饔?969年3月,當時蕭軍正在京郊沙河接受勞動改造,詩中四時朝夕別具風光的勞動生活既是隱士怡悅心性的日課,也是重新恢復四體之勤必不可少的方式。詩中的“勞動”一詞不可忽視,它不僅置換了“勞改”的強制意義,為隱士提供了詩意棲居的空間,而且也表明祛除自我血液中異質成分的主動姿態,而“原親勞動習耕種”則是改造效果得以達成的內在原因。再看《豈堪作馮婦》:“豈堪作馮婦,白發羞取容。云屯多俊士,何闕一禿翁?放之歸田畝,庶可勝漁耕。太倉增一粟,死生秋葉輕?!边@里,物適其性的逍遙和參透生死的自由,與其說來自于漁耕生活的樂趣和道家生死觀的參悟,還不如說來自于勝任“生產”的階級自豪感。以此來看,蕭軍在隱士修辭中一再強調的“原”、“久”等時間狀語,“欣”、“喜”、“樂”等情態動詞,以及不斷出現的自我說服型意蘊結構,除了具有一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古典修辭功能外,還隱秘地具有一種“成長為人民一員”的現代修辭功能,這也許就是修辭的吊詭之處。

孟子有言:“士之仕也,猶如農夫之耕也?!痹谝匀寮椅幕癁橹髁鞯闹袊鴤鹘y文化中,出仕是士人天經地義的正道。不少隱士或以隱待時,或以隱求仕,一旦時機來臨,隱有清名,他們便走出山林田園,實現修齊治平的人生抱負。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上其實很少真正的隱土,清代學者焦循甚至完全否定了隱士的存在,他說:“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睂τ谑捾姸?,在現實中他不可能做一個隱士,在詩歌中他雖然時常把自己想象為超然世外、參透生死的隱士,但也不時發出“勉作達觀強作笑,生涯至此已堪憐”(《諸韻》之十三),“莊生罔試強無我,釋氏徒參生死門”(《憶別外三律》之三)之類難以忘情之語。國士者,一國之豪杰之士。在蕭軍對隱士“前史”的想象中,一個出入宮門、位極人臣的國土形象已經隱約可見,上文已有所論及,不再贅述,這里需繼續探究的是蕭軍在對現實的想象中所建構的國士身份及其修辭意圖。

在建國初舉國歡慶、放聲歌唱的時代里,蕭軍在他的舊體詩中卻發出了與時代氛圍頗不協調的憂患之音。從言說的對象以及流露出來的睿智冷靜、殷殷報國之心來看,這儼然出自一位深謀遠慮、心憂天下的國士之口。在1950年代初期的一個秋天,他在舊體詩中寫道:“斯民劫盡慶登臺,行見春花處處開。唯我何憂歌獨苦,憐他無懼滿招災!周伐牧野豈無怨,湯告桑林免自裁!有黨無偏公日月,易日否自泰中來?!保ā冻跚锫骶攀住分撸┰谝黄皯c登臺”的節日氣氛中,詩中的言說者獨自悲歌,憂心忡忡。他擔憂新政權的建立者因驕傲自滿而導致災難,他的擔憂自有其歷史依據:武王伐紂雖然順乎天意,但是還有人非議怨怒;商湯伐夏被推為天子,但他居安思危、勤勉為民。自古泰而驕則否,因此他諫言新政權的建立者應該像日月普照萬物那樣公正無私、廣布恩澤。在《初秋漫吟九首》(之八)中,由于“下士位言輕”,所以他措辭更加強烈:“防口何如勤納諫,有才庸必己獨功”,語氣已經近乎質問。詩人蕭軍如此不合時宜的憂憤,堪比他創作的京劇劇本《武王伐紂》中的比干、小說《吳越春秋史話》中的伍子胥等歷史上的無雙國士。耐人尋味的是,無論是“有黨無偏公日月”的直言“進諫”,還是“防口何如勤納諫”,“有才庸必己獨功”的質問都隱含著國士自身的訴求。這種訴求在“盡有鮑叔憐國士,何期紅拂識將軍?行年五十羞知命,伏櫪難降老驥心”(《書懷》)等詩中表露得更加明顯。

蕭軍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公開批斗、集中學習、勞動改造的艱難歲月里創作了不少舊體詩,此期舊體詩中的國士身份并沒有因為“待罪之身”的現實障礙而消失,反而借助修辭轉換而得以進一步強化?!爸艺\”作為國士最為重要的品質得以凸顯?!暗ば摹?、“忠心”一類的修辭在他的詩中隨處可見,如:“丹心鐵骨終當在,白璧青蠅未可玷”(《憶友二律》之二)、“久經生死托云影,留取丹心照故山(《璧玷青蠅》)、“孤忠自許《無雙譜》,獨秀何慚危嶺松”(《疏柳當窗》)、“負薪獻曝亦何嫌,懷秉忠貞可訴天”(《獻曝——為(世界革命導報)作》)、“自許忠心滄海月,可憐肝膽陌塵泥”(《暮靄茫?!罚┑鹊?,無須多舉。強加的罪名借助于長期的肉體懲罰往往會讓受難者產生罪感,從這些不斷閃現的悲愴而古典的意象中,我們仿佛可以聽到蕭軍內心激烈搏斗的聲音。

橫亙在事實和修辭之間的是“待罪之身”,不過這并不是修辭的障礙,恰恰相反,修辭借助這一資源,不僅完成了非罪的辯護,而且將自我編織到受難國士的歷史譜系之中。不妨看看他在1968年秋冬之交京郊農場中寫的《疏柳當窗》,詩云:“疏柳當窗影月明,夢回午夜坐殘更。孤忠自許《無雙譜》,獨秀何慚危嶺松。師景高山行仰止,朝逢代謝避安從?欣看大計一天下,身世情甘罹劫蟲?!痹娭兴f的《無雙譜》為明清易代之際浙派畫師金古良始作,繪者將秦末至南宋千余年間的四十位歷史文化名人繪成繡像并題寫詩文,這些人物言動舉世無雙,故此而得名。畫冊始于張子房博浪沙之椎,迄于文天祥柴市口之歌。畫師身為遺民,這樣的編排自有其寄托。蕭軍在詩中表達了對歷史上那些赤膽忠心、無雙國土的景仰,也自認為不讓古人。詩中的言說者雖然未能功成身退,但看到天下一統,他個人的困厄劫難也就不計較了。詩中“朝逢代謝避安從”一句不可忽視。蕭軍對易代之際的幾段歷史頗為關注,他曾說:“我對于本國殷周之交、春秋戰國之交以至明清之交這幾段歷史轉捩期,有著特殊的興趣?!痹谘影矔r期的日記中他寫道:“讀《中國通史簡編》談朱元璋殺戮功臣時,使我感到古今政治有一個通則,就是用則取之,不用則棄之或消滅之?!笔捾娝案械健钡摹巴▌t”,難免忽視了古今政治的本質差異。不過借助于這種誤讀,修辭主體將自身的處境歷史化,不僅洗刷了“待罪”的屈辱,而且讓修辭主體進入了受難國士的歷史行列。這種修辭方式和效果在《無求無懼》等詩中也有鮮明體現。未經證明的“自許忠心”終究有些無力,不斷地自我表述并沒有增強“孤忠”的可信度。于是施加于肉體的折磨再一次在修辭中被征用,殘酷的刑罰變成了判別忠奸的試金石?!靶旁S丹心托日月,敢將四體試兵刀”(《家破人離》)、“利刀磨肩身作砥,創痕宛在有無中”(《偶成四律》之二)、“橫磨劍在鋒猶昔,百解庖丁忍作硎”(《偶成四律》之四)、“精金百煉應無那,晶玉千磨骨愈清”(《偶成四律》之四)、“卅載文章成罪虜,一生肝膽待誰剖”(《追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并敘》之一)、“若身行作洪爐燼,折筆何妨爨代弓”(《外一章》),讀罷這些詩句,不禁讓人聯想到《規訓與懲罰》中的一句話:“酷刑不再產生悔恨,而是磨礪了自豪?!痹趪啃揶o中,被動的受難變成了主動的獻祭,施加的刑罰成為自我證明必不可少的儀式。

經歷了肉體的考驗,就獲得了再度被起用的資歷,在蕭軍的舊體詩中,他又常?;頌橄U伏以待的國士。雖然垂垂老矣,但還能擔當大任,如:“將軍射虎技原在,老子猶龍術未窮”(《練劍后獨坐并敘》)。而“李廣不封何預命?江郎有賦漫吟哀”(《和宜中七律二韻》之一)、“成名豎子尋常在,老卻廉頗窮自豪”(《無題》之三)、“豈真國土謀升斗,魚水君臣說臥龍”(《審始全終》),則是國土不遇之嘆了。將自我想象為國士,不免有種“權將狂語強為慰”的虛妄(《漫作秋蟲》),但這種修辭幻像折射了某些心理的真實。余英時曾談到邊緣化中的知識分子依舊持有的那種“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士大夫心態,雖然他所指的是剛從士大夫文化中抽身出來的知識分子。但似乎也頗為合乎蕭軍的情形。修辭是實現意圖的一種活動,考慮到蕭軍復雜的生命體驗,可以說,蕭軍舊體詩中對于國士身份的想象,不僅僅折射了傳統士大夫心態。還包括諸多精神內涵。

蕭軍在1950-1970年代的舊體詩中還建構了一個傳道者的修辭身份與藝術形象。無論是作為修辭身份,還是作為修辭幻像中的行動者,這一傳道者形象都既具有世俗傳道者的特點,又具有種種神圣的經歷、意志和能力。

魯迅先生與蕭軍有深厚的師生之誼,蕭軍是先生晚年最親密的弟子之一。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弟子入師門必行拜師之禮。當年魯迅初人三味書屋即執弟子之禮,這是確認師生關系必不可少的環節,也是薪火相傳的起點。蕭軍曾自鐫“三十年代人物魯門小弟子”印章一枚,也稱自己和胡風、聶紺弩“三人均為魯迅先生及門弟子”。未行拜師之禮而稱“及門弟子”在現代社會無關倫理道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古典禮儀在蕭軍的舊體詩中卻在不斷補敘。1966年10月,蕭軍寫下兩首舊體詩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其一云:“三十年前拜座前,斑斑往事憶如煙。門墻桃李飄零盡,犴狴余生幾幸全?大道傳薪知匪易,高山仰止亦何艱!囚窗落日鮮于血,遙囑南天一惘然!”(《先師逝世三十周年忌日代祭》之二),“門墻桃李”即“及門弟子”的另一種修辭表達,這一嫡傳身份的獲得必須經過拜師儀式加以確認,所以三十年前的往事盡管已經如煙散去,但“拜座”之事卻不敢忘卻。又如“師恩浩蕩海天深,卅四年前立雪門?;煦绯蹰_承指點,春風坐沐憶傳薪”(《愴懷魯迅先師二律并序》之一),化用“程門立雪”的典故,雖然并不貼切當年的實際情形,但比“拜座”之禮顯得更加虔誠,同樣具有儀式化效果,這也是混沌初開的“頑劣”之徒得以“點化”必經的考驗。

蕭軍曾在日記中勉勵自己:“根據魯迅先生的精神,我要批評一切,指導一切,建設一切,我有這條件,也有這力量?!边@種超凡的自信、能力和強烈的擔當意識比之宗教故事中那些“感染”了意志、智慧、力量等神圣品質的傳道者也毫不遜色。為了凸顯傳道者的超凡能力和布道的艱難,作為對立面的“妖魔”形象譜系不可或缺?!鞍胧赖豆R蟻陣,一憑筆劍斬蛇妖”(《夜坐并序》)、“百煉頻經瞰作態,群魔舞罷月明秋”(《進安天下》)、“傳薪衛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蹤”(《魯迅先師逝世四十周年有感》)、“喑嗚叱咤八方陣,鬼泣魔號撼遠天”(《“要錢不要命”頌并序》),“欣沐師恩雙立雪,棲遲虎穴并彎弓”(《錄蕭紅故信有感并敘》),這番群魔亂舞、妖氛彌天的環境是何其兇險,而獨闖虎穴、斬妖除魔的傳道者又是何其神勇!傳道者除了超凡的力量之外,更有一種舍生忘死的意志:“十字架前人子血。春來發作杜鵑花”(《十字架前》)、“誠如樗櫟甘薪火,無懼無求亦不競”(《讀(綱鑒合編)上卷迄,偶占》)、“怒化戈矛悲作盾,試將九死換一生”(《沒名遁世》)。這種圣潔的犧牲精神,宛如十字架上等待受刑的圣子附體。

然而,這些心造的幻影難免被堅硬的現實所刺破,蕭軍在詩中也時時流露出彷徨、寂寞、孤獨的情緒?!笆朗罗钠褰袢艄?,兩間一卒此伶仃”(《題(魯迅全集)》)、“午夜夢回思百結,起看星斗正漫漫”(《五十年故詩余存錄》序詩之一)、“如磐夜氣寒初凜,凝卻冰心冷玉壺”(《瑟瑟秋風》之二)、“秋肅春暖冬漠漠,長宵竦立聽村雞”(《折磨考驗》)等詩句都是他這種心境的折射??梢园l現,這些詩句直接化用魯迅先生的“兩問余一卒,荷戟獨彷徨”(《題(彷徨)》)、“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亥年殘秋偶作》)、“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悼丁君》)、“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亥年殘秋偶作》)等句。詩歌中化用前人詩句,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現象,它往往還具有一種身份想象的功能。就如同傳道者借助神靈的語言表明自己神性的身份一樣。蕭軍詩歌大量化用魯詩,也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承續,這其中隱藏的心理機制在于將現實的處境“另存為”“先師的處境”,從而化解當下的焦慮,于是身居邊緣和近乎囚徒的困境也被想象為“橫站”的命運,難言的落寞“格式化”為“魯迅的寂寞”。在蕭軍看來,“魯迅的寂寞”“是一種‘寂兮、寥兮和宇宙而同參,那種廓大的寂寞,并不等于消極,也不等于無聊,這是古往今來一類大智慧者,所獨有的一種精神生活。正因為有這種寂寞的空圜,他們就產生了光照千古的智慧,產生了悲人憫物的大懷抱心,產生了濟世扶危的大宏志愿,堅定了無掛礙、無恐懼的為真理而戰,為真理而生、死的大意志和大精神……”⑩簡而言之,這種寂寞是一種先知的寂寞,是一種偉大的神性的寂寞。我們可以看到,在蕭軍的不少詩中,宗教式的激情和神性的寂寞跌宕起伏、高漲低回。如《宵深還獨坐》:“吾師雖云逝,高山仰彌堅。蛟龍與猛虎,水陸何避焉?匹夫輕生死,鴻毛亦泰山。睥睨千軍陣,猗歟蜀道難!青天走白云,寒露落闌干。銀漢何迢迢,蛩吟聽悄然?!鄙咸烊氲?、不計死生的豪情最終在寂靜的夜色中落幕。

蕭軍舊體詩中的傳道者身份與國士身份兩者之間并不矛盾?!熬鸢贌挕?、“晶玉千磨”既是辨別忠奸必不可少的考驗,也是傳道者的新生儀式;“喋血狼山”、“棲遲虎穴”既是衛道之舉,也有護國之功。兩種身份的彌合在“師恩王誼何時酬?一筆雙傳儀萬秋”(《師恩王誼》)、“國命師恩詎敢忘,亢龍有悔戰玄黃”(《國命師恩》)等句中都不難覺察到。因為兩種修辭身份融于一體,所以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詩中,蕭軍頗為自信地寫道:“待得黃泉拜見日,敢將赤膽奉尊前”(《魯迅先師逝世四十周年有感》)。在“批林批孔”運動如火如荼開展之時,他也真誠地相信“此日應堪慰九泉”(《孺慕師恩》之三)?,F實的需要往往是回憶的動力。蕭軍受到過魯迅先生無私的幫助和提攜,那一段亦師亦友的交往和情誼對蕭軍的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按照常識來理解,“魯門弟子”似乎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永久身份,然而身份畢竟是話語或修辭的構造物,話語或修辭只是身份的臨時居所。當魯迅被納入到左翼革命話語體系中進行闡釋,以“老牌反黨分子”的罪名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的蕭軍自然也就不能再兼具這一身份了?!棒旈T弟子”身份的現實危機迫切需要蕭軍在修辭幻像中為自我“正名”,并且賦予現實的合法性。在那些蕭肅的秋天,在那些苦澀的長夜,“先師”魯迅在蕭軍舊體詩語言魔力的召喚之下再度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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