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 年國民黨統治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

張新強

（中共中央黨校 黨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1927-1937年，國共雙方在文化領域里的“圍剿”與反“圍剿”斗爭持續不斷。在國民黨治下，馬克思主義著作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嚴厲查禁，居“禁書”之首。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那么，這些著作是怎樣傳播的呢？對于一個讀者來說，怎樣才能擺脫“查禁”的影響，獲得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呢？

一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共雙方在軍事領域里上演著“圍剿”與反“圍剿”的斗爭。1929年3月21日，“三民主義”被國民黨確立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總理創造中國國民黨，同時創造三民主義……。故總理之全部教義，實為本黨根本大法；凡黨員之一切思想言論行動及實際政治工作，悉當以之為規范而不可逾越”。[1]因此，在文化領域里，國民黨實行一元化，將三民主義“應用于社會科學、社會問題及文藝領域里去”，用三民主義的原理樹立社會科學體系，用三民主義批評和解答各種實際社會問題，用三民主義創造新的文藝作品和學術成就，最終目的就是“使知識分子深刻地接受本黨主義”。[2]因此，作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代表，馬克思主義著作遭到了國民黨政府嚴厲的文化“圍剿”。遭受同樣命運的有“左翼”文學作品、無政府主義宣傳品和國家主義派的出版物，國民黨政府甚至將馬克思主義著作與淫穢色情刊物并列納入“禁書”目錄。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馬克思主義著作雖有發行，但官方的“查禁”使得書籍與讀者之間增添了一堵堅硬而又高大的“圍墻”。但是，中共仍然不遺余力地擴大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傳播。因此，馬克思主義著作流通領域里上演了生動的“博弈”，一方是強勢的官方宣傳機構“查禁”，一方是弱勢的、地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偽裝”，這種“博弈”貫穿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發行、流通中。依托各式各樣的偽裝手段，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國民黨區域艱難地傳播著。

在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壓制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采取隱蔽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印刷及發行也不得不使用偽裝手段。而眾多的偽裝，又以署名的更改與封面的“張冠李戴”最為常見。比如郭沫若所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譯稿在出版時，就改換了封面，譯者名字也改為“李季”。[3](P50)在1927-1937年間，《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曾多次再版，為了躲避查禁，有時標題只寫“宣言”二字，譯者署名也經常變動，有時是陳望道，有時是“陳佛突”。中央編譯局圖書館現存的一些書籍題為《世界全史》、《海上花列傳》、《東周列國志》、《秉燭后談》等，翻開封面、目錄和前言之后，看到的卻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4]

國民黨治下的新聞出版界，也有一部分人對馬克思主義著作十分感興趣，為了對抗新聞檢察制度，他們也發明了許多招數，如借排版錯誤來刊登馬克思主義著作片斷，用“××”代替官方不容的字詞，注明被刪段落或者斷章刊登，用錯誤廣告和“更正啟事”等方法將已發表的譯文重新排列。還有一些雜志在內容空白處摘錄恩格斯的著作，比如北平《自決》雜志曾節錄恩格斯《反杜林論》 中“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的國家問題”片斷。[5]《歷史學科》1933年第1卷第5期曾節錄恩格斯《反杜林論》中關于“農業家庭天然的分工”片斷。[6]一些雜志中還穿插有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書籍廣告，如《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曾刊出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的廣告，內稱恩格斯是“辯證唯物論大師”，還說恩格斯“以銳利透關的眼光，縱橫奔放的筆調，剖析德國歷史上最繁復的事變”，還稱此書“可作研究歷史的方法論讀”。[7]

無論是從統一意志、“肅清共黨”考慮，還是從鞏固政權，防患顛覆來講，“查禁”是國民黨政府的必然選擇。這種做法帶來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陳北鷗在回憶國民黨政府的“查禁”時說：“他們禁止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們無知地竟連中國的古書《馬氏文通》也當成是馬克思的著作給禁止了?！盵8](P547)這種滑稽的作法一方面說明了審查機關的無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對馬克思主義的“恐慌”。在國民黨的文化高壓政策下，中共所采取的替換封面和變更署名，以及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新聞界出版人士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片斷摘登，目的皆是為了使馬克思主義著作躲過國民黨政府的“查禁”，進入人民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視野。

二

回憶起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許多“時人”會提及兩個地方——北京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一位曾經參加過北平“左聯”的青年于伶曾回憶：1930年，當時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各有兩三家小書店，半公開地出售禁書，如《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這些書多是翻版，翻自上海的“長江書局”（有中共背景）秘密發行的單行本。[8](P565)在東安市場附近，還有一家日本人開的“東亞書店”，那里可以買到日文版的馬列主義的古典著作和一些蘇聯文化介紹書籍。[8](P624-625)這些小書攤出售的“禁書”并不在少數，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處于文化統治的邊緣，另一方面，出售此類“禁書”還是有利可圖的。北京西單的書攤小販是精明的生意人，他會觀察買書人舉動，如果某個“客戶”瀏覽的目光落在“進步”的書和期刊上，不停地翻閱這些雜志、書籍，他就會“偷偷地從秘密的地方拿出被禁的革命書”向“客戶”推銷，這些革命書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著作，如《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叛徒考茨基》、《兩個策略》等。[8](P555-556)

對于買家而言，購書動機各有不同，比如像侯外廬、郭沫若等翻譯者，在翻譯馬列原著時，必然要多選幾種參考書、原版書。夏衍就曾為了翻譯日文書，經常到內山書店買雜志書籍。[9]侯外廬在取道蘇聯赴法時，在哈爾濱等候簽證達半年之久，期間閑來無事，漫游街頭書攤，竟“發現有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資本論》出賣”，于是“如獲至寶，各買一部，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就在哈爾濱一個旅館的小屋里，他確定了自己旅法的主要任務——“學習德文，翻譯資本論”。[3](P69)“賣”與“買”體現的不僅是一種商業關系，它背后聯結著出版發行與讀者。從“賣”與“買”的秘密性，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可以看到青年追求馬克思主義的腳步。

書籍的市場一直就像其他的市場一樣，對于書商來說，馬克思主義著作是商品，有著價格和利潤的意義。對于購買者而言，馬克思主義著作已經超脫出物質和技術層面，不單是一種消費品，還是一種文化的代表。著作所代表的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譯者希望把這種科學的理論用中文的形式表達出來，讀者希望從著作中獲取認識和改造社會的科學知識與指導信息。這些想法與初衷共同作用，形成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需求。

三

在知識界，馬克思主義并未被國民黨政府的文化高壓所扼殺，“查禁”也未能阻止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追求。中國共產黨和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重重的文化壓制之下，克服了許多困難，利用隱蔽的、私密的渠道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傳播。如海量的“郵寄”，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投進郵箱，寄給工廠、圖書館、學校、同鄉會或者秘密的組織成員，還有的是交給街邊報攤、小書店或學校的傳達室代為銷售，寄售一般采用對半分賬，易于接洽寄售單位。

那么，馬克思主義著作是如何在知識分子中傳播的呢？從下面幾則史料，或許可以窺見一斑。

北平的知識青年、學生及文化團體成員為了學習，曾自發地組織了一些“流動圖書館”。在這些圖書館里，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這些著作多是來自讀書會員的“捐獻”。北平“左聯”的一個成員——馮毅之回憶說，那時的大學里，有許多的讀書會，會員之間交流圖書、討論革命文藝理論，這些讀書會之間建有“流動圖書館”，專門負責書籍的收集、采購和交流，這些“圖書館”里的書并非一般的書，而是“最少見被禁的革命書”。[8](P555-556)和馮毅之所說的“流動圖書館”相仿，武漢的呂驥和張庚從自己的薪金中湊了一些錢，租了一間小房子，辦了一個小型的圖書館，里面有幾百冊社會科學與文學方面的書籍，但是不能對外開放，只能是有“一定聯系”或“經過熟人介紹”來的青年學生，才可以到這個圖書館免費借閱，因為這里陳列的“主要是馬列主義理論和左翼革命文學作品”。[8](P456-457)要想以這些小“圖書館”為中心來推算讀者的數量是十分困難的。不過可想而知，這個交流圈子還是比較小的，其影響的范圍一般不會超過學校。

另一種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傳播渠道是讀書會交流?！白舐摗?、“社聯”、大學里、圖書館里，均有這種交流活動，例如北京大學就有“曙光讀書會”，師范大學有“今日讀書會”。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幾個文化團體或幾個人聚在一起，有著共同的研究旨趣，舉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讀書交流會，這種現象是比較常見的。1930年，于伶和高他一班的李三樓，以及幾個山西老鄉，還有上海人張魚、安徽人趙某等同學，在北平組成了一個專讀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的讀書會，他們閱讀的書目就有《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8](P565-566)同一時期的法國，一群旅法的中國學生集聚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讀書會。他們中有廖夢醒、廖承志、林秀峰、林鐵、章伯韜、侯外廬，身為會員的侯外廬，除了翻譯《資本論》以外，還給會員們講過《資本論》。[9]

在國民黨政府的監獄中，也有類似性質的“讀書會”。1929年，彭真因中共天津河東區委書記閻情聘叛變后帶領特務指認而被捕，1929年7月押至河北第三監獄。在獄中，他組織政治犯學習文化，并設法從獄外帶進馬列主義著作和進步書籍，秘密傳看，給政治犯講解。1932年5月-12月，他開始了有計劃的獄中學習，“通過多種途徑搞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及進步書籍，集體學習、研討?！盵10](P49-57)1933-1934年，他更是“設法從獄外搞到《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等馬列著作和日本河上肇著的《經濟學大綱》等，認真研讀?！盵10](P68)

1935年5月間，在杭州西湖邊上的一張木制長椅上，一個名叫向思賡的青年正在等待他的一個朋友——周文，周文提著一只中型皮箱來到向的面前，向思賡問：“你箱子里裝的什么？”周說：“是一些旅行用品和一些文藝理論書，還有一些稿子?！毕蛘f：“自然是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書籍啦？”周回答道：“是的”。向思庚說：“那可不成，這里的旅館不比上海，每晚都有憲兵來查房間。你們帶著書籍和稿子不能住旅館。我因為未帶什么書籍，僅僅一只小手提箱，裝著洗臉用具和兩件衣服，所以被搜查時就過去了?！盵8](P419-420)后來向思賡托人把皮箱送到杭州女子師范學校的表姐那里，才算了事。這個青年會面的場景，也是國民黨治下馬克思主義著作流通的真實寫照。馬列著作的攜帶者必須躲避憲兵的搜查，方能在杭州立足，而作為“違禁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必須躲過“每晚”的“查房”，才能存留。

這些回憶史料只是知識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幾個縮影，在當時的知識界，像這樣的例子并不在少數。知識分子歷來是一個思維比較活躍的群體，他們對政治壓迫與文化壓制十分反感，對新事物和科學理論卻有著十分執著的追求。馬克思主義著作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傳播，除了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科學性外，也得益于知識分子的這份執著。

結語

文化上的壓制并不能完全扼殺一種科學理論的生命力，國民黨政府采取“審查”、“查封”、“郵檢”等查禁手段，并沒有完全阻止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傳播，也并未造成一個三民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相反，文化的高壓政策暴露出了國民黨政權本身的思想恐慌與理論自卑，三民主義未能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里的主流思潮，知識分子也并未將三民主義作為自己思考和認識客觀世界的指導思想。

1927-1937年，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夾縫中生存了下來，利用各種形式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信息，使越來越多的人接觸、認識、了解馬克思主義，并將之作為認識世界的科學世界觀、方法和改造中國社會的理論武器。這種傳播雖然離不開中共有意識地推動，但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自發的學習興趣與理論追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由一個個生動的歷史人物和歷史場景共同組成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傳播圖景正是這種因素的體現。在文化“圍剿”的嚴峻形勢下，仍然有許多熱愛馬克思主義的青年集結在一起，通過學習、研討和讀書交流，尋找科學真理，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旺盛的生命力。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1 編，政治（2）[M].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4，91.

[2]中國第二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1 編，文化（1）[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13-14.

[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韋建樺.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百年回顧[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2010.6.

[5]自決（北平）第1 卷第14 期，1932，30.

[6]歷史科學奴隸史特輯[J].歷史科學,第1 卷,第5 期，1933,3.

[7]讀書雜志,第2 卷,第2-3 期，1933,35.

[8]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9]夏衍.“左聯”成立前后[A].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39.

[10]《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年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