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語言學觀的語用學分析

吳 文

(長江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重慶 408100)

洪堡特語言學觀的語用學分析

吳 文

(長江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重慶 408100)

洪堡特在論述詞語的客觀性時，把語言本身的對話結構引入其中。這表示在洪堡特的語言學觀中，語言并非只是用詞語或語句來表象世界，而更是把它們用來作為進行溝通的言說。因此,洪堡特在他的語言哲學論述中已開始顯現出了語用學基本理論的雛形。通過與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理論和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理論的對比分析,洪堡特的語言哲學在語用學方面的先見之明得以彰顯，但同時也暴露了時代局限性。

洪堡特；語言學觀；語用學

在論及詞語的客觀性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把語言本身的對話結構引入其中，并提出“語言并非只是用詞語或語句來再現現實世界，而更是把它們用來作為進行溝通的言說”[1]256。如赫爾德所言：“人類的第一個思想，按其本質而言，是做出能夠與他人進行對話的準備。第一個為我所掌握的標記，對我來說是一個標記詞，對于他人來說則是一個傳達詞。由此人類就發明了詞語與名稱，并用之以標識聲音與思想?！盵2]73-74言說即是在進行交談或者對話，然而交談則必定有交談的內容。說者發起的對話涉及“我與你的溝通關系”的交互主體性的建立，聽者的理解則涉及我們談及的“對象世界的客觀普遍性”。在“雙重區分音節”的過程中，洪堡特從赫爾德論述詞語參與表象建構的“區分音節的綜合”，過渡到他自己論述的“你—我—他”這三個人稱代名詞系統所形成的“對話的綜合”，這顯示出洪堡特當時已經敏銳地覺察到語用學理論所討論的“言談的雙重結構”[1]261。依據這種觀點，每一個完整的表達句，其實都可以區分出建立“說者與聽者”溝通關系的“施為式言語行為”，與表達我們對于在交談中論及對象的“命題內容”這兩個部分。在當代語言學或語言哲學中，與洪堡特的語言學觀發展旨趣最為接近的，不是主張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語言相對論者，也不是持喬姆斯基深層語法學派理論的語言普遍主義者，而是奧斯汀(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與哈貝馬斯(Habermas)的普遍語用學以及阿佩爾(Apel)的先驗語用學理論。本文將透過當代言語行為理論與普遍和先驗語用學的理論對洪堡特的語言哲學加以闡釋，以凸顯其在語用學方面的先見之明，但同時也指出洪堡特語言理論的不足之處。

一、洪堡特的語言學觀與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

洪堡特不接受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語言哲學傳統，也不認為語言的作用只是在描述或表象世界，并試圖跳出語言哲學只專注于研究有真假可言的命題邏輯語法的偏見，而“強調(如同在詩學或修辭學中)說明語言的情感表達與協調行動作用的重要性”[3]236。這與奧斯汀的觀點不謀而合。就奧斯汀看來，那些認為語言表達的唯一任務就是在對事實的描述中，做出要不是“真”就是“假”的判斷的哲學家們犯了“描述的謬誤” (the descriptive fallacy)[4]233。對于“主張除了描述事實的語句之外，其他的語句都無意義”的語言哲學論點，奧斯汀則反駁說：“難道這些語句就不能根本不是在陳述事實，而是在以各種方式影響人們，或是以各種方式發泄情感嗎？”[4]245洪堡特也提出“(我們)使用語言以標指事物與傳遞訊息，但是我們怎能因此就說，語言的本質只在于它具有標指事物的記號功能與傳遞訊息的媒介功能?！盵5]124相對于亞里士多德以來，語言哲學大都只重視對描述事態的命題進行語義學的分析，奧斯汀和洪堡特則主張語言的意義并不能只從語句的字面意義去理解：語句的表達必須遵守使用它的規則，并在恰當的情境中說出，其意義才能被理解[6]。當我們能理解表達句的意義時，我們也不只是單單為了理解，而是為了行動的完成。言談的主要目的在于完成“以言行事”，而非僅僅進行世界表象的描述。

當我們把洪堡特的語言學觀與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進行深入比較，也可發現洪堡特的語言學觀仍有其時代局限性。洪堡特雖然已經把自我與他人的社群關系提升到對話的發言與回應溝通關系中來說明，但他卻沒有超出語言哲學視野中的語義學研究[7]。洪堡特認為“‘我與你之間的言語合作’所進行的對話的綜合，是以對象的客觀性為基礎的主體性活動”[5]146，而沒有把“我與你”在對話交談中透過發言與回應所建構的一致理解當成是透過溝通而達成共識，進而建構“以言行事效力的理性基礎”的行動協調活動。然而在當代語用學理論中，特別是在奧斯汀與塞爾(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所建構出來的“交際行為理論”中，“語言表達的以言行事效力之所以能產生出來，是因為基于我們能兌現自己在言談中所提出的‘有效性宣稱’”[8]368。例如，我們在言談中向他人說話，即隱含我們正在向他人宣稱我所說的內容是“真”的事實，或我所要求的行動方式是“對”的規范等等。這必須在討論的過程中，透過介于說者與聽者之間的反駁與證實，以達到我們對世界的解釋或對行動規范的建議有一致同意的理解。以此為基礎，我們才能理性地接受在語言表達中的“以言行事”作用的影響，而推動完成彼此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言語行為互動。

由于洪堡特未能認識到：在言談的雙重結構中完成“施為行為”是作為透過介于“我與你”之間的發言與回應，從而建構對于論及的事物的一致性理解；且這種理性的對話作為一種溝通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協調的生活實踐方式[9]。因而他直接跳過對于那些使交談的發言與回應能達到一致同意的語用學規范條件的分析，而提出有結構差異性的現實存在的民族語言對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5]。比如，洪堡特認為：“語言的表達可以協調日常生活的行為實踐；然而，民族語言的母語結構所表現的不同世界觀對于該語言社群內成員的思想與行動具有決定性的限制作用?！盵10]175由此可見，洪堡特的語言哲學之所以難以擺脫語言世界觀的相對主義或語言的精神決定論，最根本原因在于洪堡特并沒有澄清“能保證‘我與你’在交談的發言與回應中達成一致意見的語用規范條件，以為語言溝通的‘以言行事效力’僅僅是以民族為單位的語言社群在其歷史發展的生活形式中的偶然結果”[7]124。奧斯汀則認為我與你之間的言語溝通必須透過限制性的個人之間的共識或相互約定來實踐建構起來的語言使用規則。洪堡特用語言感、語言內在形式或語言類型這些術語所表達的理解結構，其實還只是以這種語言民族社群在特定社會生活形式下所實現的語言互動方式，來作為影響甚或決定我們的思想與行動的基本條件。

總而言之，洪堡特沒有意識到，作為前理解意義結構的語言內在形式或語言類型，并不能保證言說的以言行事能發揮真正的效力，因而它若真能作為決定我們的思想與行動的基礎，那么語言哲學的不同聲音就得在透過溝通共識所產生的理性促動力之外，再額外加上一種毫無基礎的決定論主張。否則就得承認從這種語言前結構的世界理解中，并不能直接引申出它對日常的生活實踐具有行動協調的作用。洪堡特的時代局限使他的語言學觀缺乏“語言與行動之間能夠被建構而達到共識”的理論高度，即缺乏對語言的相互理解能達成的語用學規范條件的分析，就直接跳到主張語言結構的差異性對于人類精神在個別民族發展中有決定性的影響力[2]124-125。因而，洪堡特雖然能以介于我與你之間的發言與回應的交談對話，作為語言的原型來說明理性的對話性，并主張人的語言使用的自由性，主張我們可不受語言世界觀的限制。但由于他并未再深入分析使“討論的共識形成”成為可能的先驗條件，因而始終無法為他自己主張的“個人的言說具有改變語言世界觀之決定性的自由原則”[5]157，提出充分的理論支持。

二、洪堡特的語言學觀及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理論

洪堡特并不只是在語義學觀點下研究語言的認知功能，而是在認同語言表象世界圖像的語義學功能與交談的形式語用學之間具有分工互補的作用下進行論述的。語用學的功能在于致力提供理解過程的普遍主義，而語義學則強調語言作為開顯個別世界觀的詮釋性建構。哈貝馬斯贊賞洪堡特對于解決當代詮釋學理論根本難題的先見之明。當代各種詮釋學理論的根本難題在于，他們在原則上都不反對“不同語言之間能夠互相翻譯”[10]215，但問題只是他們無法說明“語義學間距的不可溝通性”作為先驗的事實將如何被克服[11]210。當洪堡特提出“所有的理解同時就是某種不理解”[10]231的說法時，他事實上就已經意識到不同語言之間具有無法相互溝通的語義學間距的問題。哈貝馬斯指出，洪堡特的解決之道，在于把溝通的語言使用與認知的使用，聚合在交談所共同論及的客觀世界的語用學預設上[8]。因為一旦語言的溝通使用是在追求對于所說內容的共同理解，那么我們在發言與回應中透過溝通建立共識的期待，即能對我們之間的共同領域進行兌現彼此“真理性聲稱”的討論，而以此致力于理解他人或使他人理解我所說的話。哈貝馬斯認為，洪堡特對于人稱代名詞系統所作的分析，即是試圖把語言的溝通功能與認知的承諾聯系在一起，以說明我們在討論中如何理解他人異議的可能性，以使個人的世界觀去中心化地擴大到大家都能參與的共識，而達到彼此之間一致的共同理解[12]123-126。

洪堡特在論“你—我—他”這三個人稱代名詞的互相支持與互相決定的對話結構中，雖然已經理解到“以語言的交談討論作為原型，才能真正解釋人類的溝通理性結構或人類精神真正的交互主體性”[5]186，但洪堡特透過將“他人”區分成非“我與你”的不同，以凸顯主客二元對立的主體性哲學與語用關系哲學之間存在著哲學研究的范式差異時，并沒有看出溝通參與者所采取的施為態度的重要性。哈貝馬斯因而補充說：“我們可以自行決定我們自己怎么表達第一人稱的內在體驗與第三人稱的世界描述，但言談者對于第二人稱的態度，亦即當他對溝通伙伴有所言說時，卻只能以非強迫的自由對等方式，爭取聽者也愿意采取溝通參與的態度?！盵13]78只有當語言哲學的不同聲音通過語言溝通交流時，雙方才必然“需要毫無保留地以自由對等的方式”來建立彼此的關系?？梢?，洪堡特如果真要說明我們能有追求一致理解的溝通自由，那么他就必須把語言的交談進一步落實在協調人際互動關系的交際行為理論中加以分析。

三、洪堡特的語言學觀及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理論

針對洪堡特的語言哲學， 阿佩爾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分析使“討論的共識形成”能成立的先驗語用規范條件[14]，而不能像魏斯格博等人的新洪堡特主義，只是延續洪堡特對于民族語言的世界觀差異性的討論，結果造成與語言世界觀的相對主義或語言的精神決定論始終糾纏不清。因而他說：

相對于人工語言系統的結構或形式，自然語言的結構并非獨立于語用的詮釋之外。關于自然語言我們可以(甚至有必要)這樣加以思考：一方面，它們所具有的內在形式的結構力量，例如所謂語義場的結構，事實上是經由語言在數千年來，在社會互動與世界詮釋方面的使用所表現出來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想象，在語言使用的語用學向度中，成功溝通的效應，長遠而言終將能改變語言的語義學系統結構……借著溝通資質的發展，特別是借著能反思語言系統與語用普遍性結構的內在資質的發展……“不同語言”系統結構的不可通約性將有可能被克服，因此就能夠被我們理解了。[15]106-107

波勒(D. B?hler)基于其師阿佩爾的觀點，對于內在于洪堡特語言哲學中的語用學作了詳細補充說明。他指出洪堡特所推動的“哲學的語用學轉向”是以對語言對話的反思作為哲學自我奠基的最終基礎。在語言的對話中，我們作為一個思想者是處在與所思的內容以及作為談話伙伴的他人的關系之中。在此，我們總是與我們自己、具體的他人或所有可能的他人共同處于討論的時空中。因而以“說”為主導線索，而非在“看”的束縛之下，洪堡特才能一方面突破哲學在方法論上的獨我論、相對主義與懷疑論；而在另一方面，又能以語用的三向度關系(同時涉及說者、其他說者與談論對象等三方面)取代以觀看為思想主導模式的主客二元論。這也使得洪堡特能以對話的模式重構語言，并由此揭發西歐理論傳統中的主導預設即以一單獨的主體面對事物世界圖像的虛構性。

所有的言說都是一種交談，即使在思想中也是在與一個他者說話[9]。波勒因而認為洪堡特能以對話作為語言的原型，即表示他發現了那種能夠標示出人類思想或每一可能“對談”的“溝通中介性”。我們的思想必須透過這種溝通的中介性，才能將認知對象的主客體關系安置在由交互主體性所確保的客觀普遍性基礎上[16]158。波勒因而總結說，洪堡特在其語言哲學中所闡釋出來的語用學，即在于他能在虛構的獨我思想中追蹤到“對話的內在語言形式”與“語言社群的世界建構”[16]153。這使得我們最終能在語言哲學的研究范式中發現，我們應當以社群溝通的范式取代單獨的認知主體的范式；并且承認，社群溝通的語言意義雖具有歷史的特殊性而能被言談者個別地加以塑造或決定，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可忽略社群的溝通結構始終必須是在對話的交互性中，虛擬而普遍地關聯到每一言說的“有效性宣稱”的兌現之上。阿佩爾與波勒的先驗語用學構想，即是由此出發再進一步去分析使“討論的共識形成”能成立的語用學規范條件。

四、結束語

洪堡特主張語言學研究的目的，應在于建立一門普遍的語言學。但與大多數重視“語言”(不論是結構主義或功能主義學派) 而不重視“言說”的語言哲學不同，洪堡特所要建立的普遍語言學，其實是一門關于“真實言說”的語言科學，而非視語言為符號系統的語言科學。對于洪堡特來說，唯有重視真實的言說，語言學的研究才具有獨立的意義。否則如果依據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語言哲學傳統，主張各民族語言的差異只是語音與符號的不同，而對世界的本質性理解沒有影響，那么語言學研究在哲學的研究中將只具有次要的意義。洪堡特基于“真實言說”的語言學觀其實質與當代語用學理論的宗旨基本一致，通過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與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或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理論的對比闡釋，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洪堡特的語言哲學在語用學方面的先見之明。當然，洪堡特因其所處時代語言哲學發展的局限，其語用學觀點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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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AnalysisofHumboldt’sLinguisticViews

WU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When discussing the objectivity of words，Humboldt emphasized the structure of dialogue，which indicated that words could not only b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but also be regarded as tools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This shows the pragmatics view of Humbold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Humboldt’s pragmatic theory by comparing Austin’s Speech Act Theory，Habermas’s Universal Pragmatics and Apel’s Philosophy of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Humboldt;linguistic views;pragmatics

H0-09

A

2095-2074(2015)01-0001-05

2014-10-0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2XYY011)

吳文(1976-)，男，重慶涪陵人，長江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教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