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士風與文學

謝盛華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廣東廣州 510520）

建安時期士風與文學

謝盛華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廣東廣州 510520）

歷史上，文學藝術成就常常與一個時期的政治面貌、時代狀況形成巨大的反差，三國時代正是這樣一個時期。建安三個歷史階段，士風的變化都明顯影響著當時的文風，也反映出政治、文化與士風、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

建安；文士；士風；七子；三曹

建安文學大致可分為三個小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前，第二階段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年），第三階段為黃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年）。

一、初露端倪——建安文士的聚合

第一階段，建安文士們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聚合的過程。漢末天下大亂，豪杰并起，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過著流離失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顛沛流離中成長起來的士人親身經歷了這種苦難。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建安士風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一方面較東漢文士更注重現實，關心民生；另一方面又不像東漢文士那樣砥礪名節。重情性，尚通脫，露才揚己，求為世用，是士人的普遍風尚。隱逸山林，埋首書齋，雖也時有所見，積極用世卻是士林主導傾向。由埋首書齋而走向激揚政治，依附皇權而走向人格獨立，尚古唯經而張揚主體創造，表現了東漢尤其是漢末士林主體意識的覺醒，這種士風之變導致了文風的變化。文學由潤飾鴻業、歌功頌德，轉變為批判現實，激揚清濁;由依經立論，表現外部世界，迫求普同性，而轉變為抒情言志，走向心靈世界，表現個性化。①

文士陸續聚合到曹魏陣營并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空間。同時，曹操給予文士優惠的厚待，使越來越多的士人投奔而來。而提及建安文學的形成，曹操功不可沒。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所以當時主流士大夫階層對他也比較不屑。曹操早年期間就主動向清流靠攏，在光和四年（181年），曹操還冒著極大風險上書為竇武、陳藩等黨人伸冤，書云：“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奸人盈朝，善人壅塞?！薄度龂尽罚┙涍^這樣一系列的與黨人的交往，使得清流士人對其有所稱道，其在士人集體有了良好的聲譽。后人評價曹操，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賞罰分明，嚴刑峻法，又有謀略，知人善用，善于用兵。尤其求賢若渴，厚待文士。幾次三番發出詔令以招攬文士。其《舉士令》《求賢令》《求逸才令》等一系列詔令的下達，都表明了他的求才若渴。因此使許多甚至本身有缺點但又才能顯著的士人得到任用。而他這種求才的渴望也毫無掩飾地展現在他的詩作之中。如其《短歌行》中所言“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當然，這一時期的士人沒有辦法自己獨立，所以只能依附相對實力強大的那些所謂“明主”如曹操、劉備。比如孔融，為建安七子之一。早在建安時期之前，孔融與曹操都同屬清流士人一派，彼此有過交往。在建安初期，一心想匡扶漢室的孔融當真把曹操看做是興復漢室的棟梁功臣，對曹操有著發自內心的敬佩。如其作品《六言詩》所言：“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币钥兹谀欠N孤傲耿介的清流品格，這應當是真摯地對曹操進行贊美，充分表達了對其敬愛之意。絕非后來部分士人為討主上歡心而作的歌功頌德應景之作。后來逐漸發現曹操野心，又無法撼動曹操掌權的局面后，萬般無奈下，性格狂傲的孔融，由于政治上分歧甚至對立的情緒，只能對曹操“贅閹遺丑”的出身及其人格進行嘲諷。后來由于他以“酒，禮之用也，不宜禁”公然反對曹操的《禁酒令》，徹底惹怒曹操。在建安十三年，曹操終于殺了孔融?？兹谟闷洳磺囊簧葱l了他作為文士的名節，他代表了心念舊朝，寧折不彎的一類文士。

孔融被殺的時候，作為建安文學非常重要的文士——王粲未進入鄴城。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在經歷漢末戰亂顛沛流離的生活之后，原本出身世家的王粲寓居在荊州，卻得不到任用。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使王粲與其他同時期的士人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悲愴感及責任感。一方面，對黎民遭受如此災難表示同情，希望可以憑自己的力量輔佐明主改變這個亂世；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寓居流離朝不保夕的處境也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其前期作品中表現對社會的優患意識的作品首推《七哀》。寫白骨蔽平原，寫饑婦棄子草間不忍離去。寫出了作者對這種悲慘社會的同情和無奈。如陳作明《采菽堂古詩選》所評：“亂世之苦，言之真切?！倍憩F其個人憂患意識更多的，最著名的當屬《登樓賦》。建安十三年，王粲回到中原，來到鄴城。在此之前，劉楨、阮瑀、荀彧、徐干等名士已經陸續跟隨曹操了。

至此，建安文學最后一個到達曹魏陣營的主要作家——王粲來到鄴城。標志著鄴城文士集團的形成，建安文士完成了由分散到聚合的過程，建安文學的第一階段結束。

二、鼎盛時期——鄴下文人集團

這一階段，是文學史上著名的“鄴下文人集團”經歷了正式形成到結束的階段。鐘嶸在《詩品總論》中形容這一文人集團規模之大時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可見當時這一文人集團規模之盛。

建安文士的察性通脫，既以務實的態度對待政治，又以浪漫的情調對待文學。而三曹不僅是政治上的領袖，亦是文學上的領袖。史稱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在這一時期，曹操兩個兒子曹丕、曹植已經長成并步入其創作時期。所以鄴下文人的領袖是曹操，而曹丕、曹植則是這個集團的核心。這一時期文人組成這一文學集團，其實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文人們自以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而進入鄴城。由于曹丕、曹植的貴公子身份，這批文士不少人就擔任過他二人的屬吏，如徐干、劉楨、應玚等。

鄴城時期，文士身份發生很大變化。除了作為曹丕、曹植兄弟的屬吏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文士成為了曹操的屬吏，多少都有了一些官職。但大都官職較低，不入公卿大臣之流。這些屬吏中職位最高者王粲，也才升任侍中，還是建安十八年魏國建立以后的事。但是這些文士能夠得到曹操的信任，都是曹操親隨，所以聞知軍機要事的程度明顯高于朝廷顯貴。如《魏志·王粲傳》中記載：“軍國書檄，多琳、踽所作”，這就不是一般大臣所能做到的。

由于身份的變化，文人的心態也有所變化。以前的那種社會性的責任感，那種對天下蒼生的悲憫，逐漸變為一種為君國大事、為個人建功立業封侯拜相而努力的心態。這種情緒就逐漸從士人的作品中表現出來。加之文士本身得到曹操信任又可以跟曹操隨軍征戰，使得他們的情緒得到激勵鼓舞，所以文風也變得比較激昂豪邁。如王粲《從軍詩》：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牧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這首詩高昂地歌頌了從軍之樂，表現了文士們積極樂觀的心態。即使一向以“輕官忽祿，不耽世榮”（《魏志·王粲傳》注引《先賢行狀》）著稱的徐干，在其他文士普遍情緒的傳染下，也寫了《西征賦》。同時期其他文士也寫過很多同類作品，都用來表達自己希望建功立業的心情。同時，鄴城文士除了醉心功名、馳騁沙場的訴求以外，還有一種斗雞走馬，邀宴貴游的風氣。而當時文士作為二人屬吏，跟隨出游的機會也比較多。加之曹丕文學造詣相對較高，有感而發經常乘興進行創作，而其他文士跟隨唱和，便有了“貴游文學”的出現。

這一類作品，當屬曹植最多，如《名都篇》《箜篌引》《斗雞》《妾薄命》《游觀賦》《娛賓賦》等，都是描寫貴游的作品。這種作品的出現難免會降低作品思想深度。雖然文氣較高，但在骨力上不如建安前期。如敖器之在《敖陶孫詩評》中評價曹植：“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碑斎?，這只是用來評價曹植在鄴城時期的創作特點。在建安文學后期，曹植經歷爭帝失敗挫折的蛻變后創作有了質的飛躍，此是后話。單就鄴城時期來看，骨力不如建安前期。但是，這時期作品描寫精細巧妙，追求寫作技巧和辭彩，對文學作品的審美情趣有所提高，客觀上對文學進步起到了比較大的促進作用。

另外，在創作方式上，鄴城文學還有一個特點——群體性。不少作者同題作品很多。在曹丕的《瑪瑙勒賦》序以及《寡婦賦》序等作品中都提到“命陳琳、王粲并作”、“命王粲并作之”之類。不少作品為應和酬唱交流討論場所產生。比如曹植、劉楨都有的《斗雞詩》。諸子皆有的《公宴詩》等，其情狀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這一現象，激發了文士表現才華的欲望，激勵他們互相切磋，一逞文才的積極性。共同推動了文學水平的總體提高。

這一階段在政治上，貫穿了曹丕、曹植兄弟爭奪繼承權的斗爭。但在文學領域，兩人則都有相當優秀的表現。曹丕著作頗豐，《魏志文帝紀》記載：“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數百篇?！笨梢娖渥髌坟S富。其黃初年間所著《典論》，作為文章或者文論，都具有很高價值。與曹丕一樣，曹植也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可以建功立業。著名的《白馬篇》在其前期作品中有著特殊地位。全篇勇烈激昂，意氣風發，氣概如虹。向往“視死忽如歸”的“游俠兒”征戰沙場。表現了青年時期意氣風發，胸懷大志，積極向上的曹植強烈的建功立業，報效國家的理想。也可以說，這是每個有血性的年輕人都曾做過的英雄夢。而通過曹植精彩的寫作，表現得淋漓盡致。這與曹植“生乎亂，長乎軍”以及身為“貴介公子”是分不開的。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熱情奔放，任性放達的性格。這一性格，注定了曹植可以成為一個天才的文人，卻也是他不能夠勝任帝位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他任性、飲酒不節、好表現卻缺乏實際能力，又加之沾染的紈绔子弟浮華淺薄習氣，最終導致了他失去父寵，進而失去與曹丕競爭的機會。

曹操作為這一時期曹魏政權的掌權者，不希望手下身邊的文士有太多的獨立人格。首先，在政權內部得理順與士族之間的關系，因為有不少士人像孔融那樣，具有較高名聲地位，起初卻是抱著興復漢室的心態加入曹魏陣營的。還有即使是直接跟隨曹操的士人，也要加以留意。加之曹操為人好猜忌，以致很多名士在當時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曹操對其打擊的目的是為了排除異己，同時達到震懾的作用。與孔融交好的如楊修、禰衡等都相繼遭難。

可以看出統治者吸納文士并不是簡單的因為文學上的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要把這些人當做實現自己目標的使用工具。又比如劉楨，就因為平視甄氏，險被處死。如《世說新語》中所言，“劉公干以失敬罹罪?！比簹g宴飲之際，俯首跟平視真有事關生死這么重要嗎。顯然只是為了給素有“清高”之名的劉楨施加點壓力讓他知道害怕，收斂規矩而已。以上事例，說明了文士在當時雖然地位、生活有所提高，但是本質上還是政治權貴的附屬工具，看似可以隨駕從軍，可以與統治者共同飲宴，但還是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絲毫差池便可能引起殺身之禍。

建安末，建安七子以及其他大部分著名文士由于瘟疫相繼去世。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次年稱帝，獻帝禪位，曹丕定都洛陽。鄴城文學集團宣告結束。

三、尾聲——建安文學的結束

曹丕由文人身份轉變為帝王身份，政務纏身，離真正的文學創作漸行漸遠。只有郁郁不得志的曹植，在經歷人生起落之后，思想境界進入新的層次，創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而這一時期曹植在文學上的發展才真正奠定了他的大家風范。

謝靈運在《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中評論曹植“但美邀游，然頗有優生之嗟”。前句是形容曹植早期作品的風格，后半句則是描說后期的風格。曹操去世后，曹植失去以前的貴公子地位。當上皇帝的曹丕開始對曹植進行報復性的迫害。

起初，曹植對自己的安危是極其擔心的。由于立嫡之爭，曹丕為泄憤開始對曹植進行報復，于是曹植被經常治罪。所以在黃初初期，曹植很怕引來殺身之禍而謹小慎微。

黃初四年，諸王朝京都，曹植到洛陽之后，曹丕不接見曹植。于是曹植就開始惶恐，寫了《責躬詩》用以自責尋求寬恕。整個詩篇無非用歌功頌德來乞憐。但其序頗值一讀：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迫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圣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茍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終篇所述，顯得無比可憐。內心的惶恐表現在作品之中。此時的曹植，沮喪頹唐，根本保持不了當初的那種高貴骨氣。與前期“視死忽如歸”的“幽并游俠”般的曹植判若兩人，形成鮮明對比。

然而，曹植畢竟不是等閑之輩。經歷打擊之后，曹植表現得好像并不十分怕死了。不再一味地卑躬屈膝，在其作品中逐漸表現出了一種憤恨之情。黃初四年朝京師之后，任城王薨，回封地時又不允許他與白馬王曹彪同行。離別之際“憤而成篇”。雖然心有余悸，但是在悲哀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一種憤恨不平的情緒。這一點足以看出此詩與《責躬詩》的不同。也表明了曹植作為失意文人心態上的變化。之所以曹植會受到很多后人的追捧，除了他創作本身的華麗以及世人共有的對弱勢一方的同情外，就源于此種情緒。因此，曹植成為了可以代表歷代失意文人的標志性人物。

同一時期，曹植還創作了表現內心抑郁的《洛神賦》在后世也甚為推崇。最終，曹植在郁郁寡歡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建安文學也就此走向結束。

建安士風的轉變是在魏正始年間。湯用彤先生認為：“《人物志》為正始前學風的代表作品，故可貴也。其后一方因學理之自然演進，一方因時勢所促成，遂陷于虛無玄遠之途，而鄙薄人事?！雹谡记昂髮W風不同，仍因士風不同之故。士風之變，一因學理演進，一因時勢變化③。

注釋：

①③劉運好：《論魏晉士風對其文風的影響》，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0，8

②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

[1]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劉志偉.“英雄”文化與魏晉文學[Ml.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3]詹福瑞.漢魏六朝文學論集[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3]趙玉萍.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4]孫明君.漢魏文學與政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責任編校：張廣宇）

Scholars Style and Literature in Jian An Period

XIE Sheng-hua
(Department of Art and Humanities,Guangdo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520)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literary and artistic,achievements often took the shape of great contrast with the political affiliation,age conditions,such being the case,the Three Kingdoms Era held a period.In the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Jian An period,the scholar style changes ha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writing style and present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yle of the political,cultural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literature.

Jian An Period;literati;ethos;seven sons;three Caos

I 206.2

A

1672-738X(2015)01-0108-04

2014-11-12

謝盛華（1975—），男，湖南邵東人，中文講師，文藝美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藝美學、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