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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及特征研究

2015-02-17 12:03濤,李
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2015年11期
關鍵詞:產學研協同效率

李 濤,李 秋

(重慶理工大學 a.會計學院;b.重慶市高端裝備技術協同創新中心,重慶 400054)

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及特征研究

李 濤a,b,李 秋a

(重慶理工大學 a.會計學院;b.重慶市高端裝備技術協同創新中心,重慶 400054)

隨著“2011計劃”的持續推進,協同創新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利用RAM模型估算了西部地區協同創新效率,并結合基尼系數、σ收斂和β收斂分析了省際差異度和變動趨勢。結果發現:西部地區效率具有非均衡性,這種非均衡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并沒有顯著縮小,初期的效率低下狀態將會對未來效率產生長期的制約。

2011計劃;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日益重視加強協同創新,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的發展戰略。繼而,“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即“2011計劃”)旨在推動高校內部資源和外部創新力量的有機融合,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促進資源共享,聯合開展重大科研項目攻關,在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梢?,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西部高校按照“2011計劃”要求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協同創新中心,比如西安交通大學“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重慶理工大學“重慶市高端裝備技術協同創新中心”等。

“協同創新”是以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為投入主體,以政府、科技中介機構為紐帶,以科技金融機構為支撐,構建合作聯盟,共同進行技術研發的創新行為。早在20世紀70年代,國外學者便開始關注協同創新對提升創新產出以及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作用。此類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以產學研合作主體間的相互關系為切入點,從組織行為的角度解釋產學研聯盟的基本形態和結構特征。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和研發創新的日益專業化,協同創新形態與機理也隨之逐漸發生演化,進入了系統一體化和網絡化的第五代創新。這一時期學術界對協同創新的研究不再拘泥于傳統的組織層面,而開始關注內部機理。研發資源共享是協同合作提高創新績效的價值基礎,由于產學研主體擁有的研發資源具有特殊性、互補性以及不可分割性,如果產學研主體間憑借比較優勢,建立協同創新模式,可以使得資源共享、信息共享,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知識學習和知識轉移,形成研發活動的“外部規模經濟”,降低研發風險,提升知識學習能力,并迅速彌補各自的技術低洼。各種創新資源打破了壁壘,有效地匯集、重新優化配置,充分釋放了技術、資本、人才等創新要素的潛力,此即產學研創新的協同效應。

國內研究涉及了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內涵、動機與類型[1-2],產學研協同創新能力的理論解釋與構成要素[3-5],產學研協同創新成功與失敗的因素[7-8],產學研協同創新的信任與沖突、文化[9],產學研協同創新理論發展狀況分析[10]等幾個方面。也有部分研究探討了產學研協同創新的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方法。

長期以來,西部地區市場體系發育相對滯后,技術、人才、資金、中介市場都不夠完善,再加上創新的先天環境與條件不足,導致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仍然保持相當程度的封閉性,企業尚未成為創新的主體,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研發能力仍然較弱。產學研合作機制不完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開發研究沒有形成完整的科技產業鏈條,協同創新的網絡效應亦未能充分顯現[12]。

二、研究方法

數據包絡分析(DEA)是一種非參數的規劃模型,它具有不需要設定參數和權重的優勢,避免了主觀因素的影響,采用多個輸入和輸入的多部門或多決策單元,計算相對的投入產出效率,因而被廣泛運用于經濟與管理學領域。Farrell(1957)最早提出技術效率的概念,此后由Charnes等(1978)、Banker等(1984)發展成為DEA效率評價模型。早期的模型遵循了Farrell(1957)開創的技術效率定義,包括基于規模報酬不變的CRS模型、基于可變規模報酬的VRS模型等,其測度效率的原理是既定投入下的產出最大化或者既定產出下的投入最小化。但是此類傳統DEA評價模型受制于徑向約束。所謂徑向約束,即要求投入和產出要素同比例變動,這與經濟實踐是不相符合的,計算出的效率值中沒有將要素間配置效率納入其中。

為避免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評價的偏差,本文采用一種新型的非徑向DEA方法——RAM模型。這種模型不再采用早期技術效率的定義,而是將決策單元點的投入產出要素值與最優生產前沿的距離(松弛)作為技術效率的度量值。這種效率原理的改變帶來了以下優勢:一是避免了角度的選擇問題,傳統DEA方法必須進行角度的選擇,投入或產出角度兩者擇其一,要么測度既定產出下的投入最小化,要么測度既定投入下的產出最大化。RAM模型將不區分投入與產出要素,而將其“打包”,兩者可以兼得,避免了角度選擇產生的偏差。二是突破了徑向限制,無需進行投入產出同比例變動的徑向假設,投入產出要素可以自由變化,更加符合產學研協同創新實踐。

我們假定產學研協同創新活動存在一條最優前沿線,線上的投入產出組合都是投入產出的帕累托最優。當然,在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實踐中,并非每一個省份(決策單元)都可以達到最優。對于任意時期t任意省份j的投入產出組合,其相對于最優前沿線的距離,被稱為松弛。投入要素的松弛和產出要素的松弛分別定義為0,?p。由此可以建立RAM規劃模型:

式(1)建立了規劃求解模型,進一步我們需要構建效率指標的求解公式。投入松弛變量的極差可以定義為[max(xnj)-min(xnj)],產出松弛變量的極差可以定義為[max(ypj)-min(ypj)]。利用式(2)確定松弛變量的變化區間:

令所有決策單元觀察值的權重λ*之和等于1,且單個權重變量非負,則生產技術假定為可變規模報酬(VRS)??梢杂脕肀硎緹o效率的程度,其值介于[0,1]。當所有松弛變量等于0時,目標函數等于0。為了更直觀,我們將無效率指標轉化為效率指標:

由此,我們便可以得到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評價指標θp,該指標具有良好的單調可排序性。當且僅當θp=1時,意味著該省份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投入和產出均處于最優水平,不存在投入冗余和產出不足的情形,也就是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RAM模型的原理見圖1)[9]。

圖1 RAM模型原理示意圖

三、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評價結果分析

為了保證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可信度,選擇一系列準確的量化指標是評價的關鍵環節。遵循全面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行性原則、可解釋性原則,本文選擇以下指標運用前述構建的模型進行分析。(1)投入指標x包括:規模以上企業有研發中心的企業數量、R&D人員、高校R&D人員、研究機構R&D人員數量、規模以上企業研發人員數量、R&D人員占從業人員比重、高校和科研機構來自企業的R&D經費數量、產學研經費占政府R&D投入的比重。(2)產出指標y包括:新產品銷售收入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區域專利授權數高校專利、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選取內蒙古、四川、寧夏、貴州、陜西、廣西、重慶、甘肅、云南、新疆、青海等西部11個省(市、自治區)。數據來源于2009—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部分省區統計年鑒。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采用平減指數法以2008年為基期進行處理。

(一)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總體特征

表1是根據前述RAM模型計算出的西部地區11個省(市、自治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評價結果,分值介于0~1,分值越大代表該地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與最優效率前沿之間的松弛程度越小,資源配置和科技活動的有效性越高。分值越小則表示該地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活動存在以下兩種形式的無效率原因:其一是R&D人員、R&D資金等科技要素充沛,但由于配置不充分、市場機制不完善等原因,導致創新產出并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其二是部分投入要素存在冗余,與其他投入要素呈現數量上的不匹配,實質上是資源的浪費,同樣會導致產出不足。

效率評價結果顯示:陜西、重慶、四川,云南4個地區的得分處于0.65~0.991,表明產學研績效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陜西省科教優勢明顯,市場導向的科研運行模式相對發展比較早,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市場、中試基地建設相對較成熟,科技產出轉化為經濟生產力的渠道較為通暢。因此,陜西省除了2012年之外,其效率均等于1,處于最優前沿之上。相對而言,寧夏、廣西、貴州的得分位于0.5~0.61,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不夠理想,內蒙古、新疆、青海3個地區效率表現最差。這與西部地區的R&D經費投入總額、投入強度、專利申請、新產品生產、市場化程度特征是相吻合的。除了重慶、陜西、四川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之外,西部地區的R&D經費投入總量、投入強度,以及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量均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新產品開發率來看,只有陜西、重慶、四川、云南、寧夏等幾個省份高于全國25.21%的平均水平,其他省份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由此,總體上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呈現出非常明顯的非均衡性。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2008—2013年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在時間趨勢上處于波動上升的情形,表明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持續推進、科教政策的適度傾斜,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在逐步改善。

表1 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評價結果

(二)西部地區產學研合作的差異度

為了更加深入地呈現西部地區省市之間產學研協同創新績效的差異,我們進一步采用基尼系數進行分析。意大利經濟學家Corrado Gini提出的基尼系數,最初是用于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目前已經成為受到廣泛認可、國際通用的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度的分析指標?;嵯禂凳墙橛?和1之間的比例數值,也被學者用于測度經濟現象在空間分布上的集中度和非均衡程度。本文運用式(5)計算西部地區11個省(市、自治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基尼系數,并同時將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進行比較。

其中,θi、θj為前面估算出的各省(市、自治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值,表示效率的均值,Ri、Rj為各省(市、自治區)產學研合作經費占地區產學研經費總量的比重。產學研經費總量由“高等學??萍冀涃M中的企業資金”和“研究開發機構科技經費籌集中的企業資金”加總獲得?;嵯禂抵翟礁叽碓摰貐^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效率值空間集中程度越高,其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越大。系數值越小代表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效率值的空間集中程度越低,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越小,也即地區中各省(市、自治區)之間的差異度越低。東中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基尼系數如圖2所示。2008—2013年全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說明每個區域內的省份之間效率差異隨著時間推移正在逐步縮小,效率水平低的省份已經顯現出了明顯的追趕效應。2008—2013年西部地區基尼系數呈現波動下降趨勢,2008年最高,2012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后又有所上升。西部地區的基尼系數最高,這意味著西部地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水平不僅落后于中部和東部地區,而且在西部地區省(市、自治區)之間的差異度也是最大的,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非常大。

圖2 東中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基尼系數

(三)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變動趨勢

1.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σ收斂

我們運用σ收斂來檢驗地區產學研創新效率隨時間變化的趨勢。σ指數是一個省(市、自治區)的實際效率值偏離整個地區平均效率值的距離,如果σ趨向于減小,則意味著省(市、自治區)之間產學研創新效率的差異隨時間趨勢在逐步縮小,也就是效率非平衡性處于逐步改善中。如果σ趨向于增大,則意味著省(市、自治區)之間產學研創新效率的差異隨時間趨勢日益擴大,非平衡性加劇。σ收斂的計算公式見式(6)。

如圖3所示,全國和東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離差均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然后直線下降的趨勢,說明全國和東部地區的各省(市、自治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差距隨時間推移在減小,存在σ收斂效應。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離差總體上沒有表現出下降的趨勢,尤其是西部地區離差隨時間推移表現較為平穩,也就是說,西部地區11個省(市、自治區)之間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差異,隨著時間推移仍然明顯存在,不存在明顯的收斂效應。這表明我國下一階段的科技政策應當較多地注重區域間的均衡戰略。

圖3 東中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σ收斂

2.西部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β收斂

運用β收斂可以檢驗初始狀態對協同創新效率是否存在長期影響,即探討是存在新古典增長模型所認為的“穩態”還是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的存在穩態,初始條件的差異是否對省(市、自治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存在持續的長期的影響。建立如下β收斂模型:

其中,(θi,t+T/θi,t)表示從時點t到時點t+T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增長率,α為模型的常數項,ε是隨機擾動項。待估系數β是我們重點關注的一個參數,若估算出的系數β小于零,則存在收斂效應,說明產學研效率較低的省(市、自治區)可以更快的速度獲得效率的改善。表2是東中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β收斂估計結果。我們發現:全國和東部地區的β系數均為負值,表明存在β收斂效應,初始效率較低的地區是否能以更快的速度改善效率,換言之,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改善不受早期效率低下的影響。中部地區β系數為正,但不顯著。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的β系數則在0.0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西部地區不存在收斂效應,而是發散的。初期的效率低下狀態將會對未來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產生長期的制約。

表2 東中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β收斂

四、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利用非徑向非角度的新型 DEA方法——RAM模型估算了2008—2013年西部地區11個省(市、自治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在此基礎上,運用基尼系數分析了西部地區產學研合作的差異度,運用σ收斂和β收斂分析了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變動趨勢。研究發現:2008—2013年西部地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水平不僅落后于中部和東部地區,而且具有明顯的非均衡性,這種非均衡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并沒有顯著縮小,初期的效率低下狀態將會對未來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產生長期的制約。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為了推動西部地區創新能力的整體改善,各個省(市、自治區)應有針對性地制定差異化的科技政策。比如重慶市自直轄以來,科技投入不斷加大,從最初的簡單合作,發展到市場主導下的政、校、企三方或雙方合作的模式。但由于初始條件薄弱,當前重慶市產學研協同效率的提升仍然受到制約,各個區縣之間產學研協同創新的非均衡性仍然嚴重,后續政策應加強產學研創新平臺建設、加大R&D人員的培養和引進,引導企業加大R&D投入、加大培訓產學研中介機構,促進科研成果市場化、加強企業與科研院所之間的聯結,改善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合作效率,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的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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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康鵬,畢翼.產學合作創新系統的關聯緊密度及實證分析[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80-83.

(責任編輯魏艷君)

Research on Western Chin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ts Characteristic

LI Taoa,b,LI Qiua
(a.College of Accounting;b.Chongqing High-End Equip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Together;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

With the“2011 Plan”being promoted continuously,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risen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We estimated the western region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n RAM model.Then,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inter-provincial and change trend using Gini coefficient,σconvergence andβconvergence.We foun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region has non-equilibrium.And the non-equilibrium is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its initial state will have a long-term constraint on future efficiency.

2011 program;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ve institutes;collaborative innovation;efficiency

C931

A

1674-8425(2015)11-0041-06

10.3969/j.issn.1674-8425(s).2015.11.007

2015-08-24

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面向重慶經濟需求的重大科技攻關協同創新研究”(2013YBGL124);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于‘2011計劃’重慶市‘院企’協同創新聯盟的構建與實施路徑研究”(13SKL05);重慶市教委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協同創新驅動下重慶市研究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推廣研究”(Yjg133107);重慶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重慶市大學聯盟的資源共享機制與協同創新模式研究”(2012-GX161)

李濤(1980—),男,河南南陽人,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與技術創新;李秋(1992—),女,四川宜賓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管理與科技金融。

李濤,李秋.西部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效率及特征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11):41 -46.

format:LI Tao,LI Qiu.Research on Western Chin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ts Characteristic[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1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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