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期楚興公司的興衰命運探析(1912-1922)

羅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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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期楚興公司的興衰命運探析(1912-1922)

羅萍

摘要:民初官業民營政策催生了民營楚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的誕生。楚興公司在依恃官商私誼承租政府企業湖北紗布絲麻四局期間，開啟了內地民族棉紡織企業工頭制改革的先河，躋身贏利空前增長的民族棉紡織企業之列。楚興公司的興盛歷程，揭示出歐戰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有量的增加，而且有質的提升；同時也表明近代民族企業對工廠科學管理的早期探索存在以借鑒西方經驗為主的模仿型和以立足本土實踐經驗為主的原創型等不同路徑。楚興公司的夭折，則凸顯出民初官業民營政策及當政集團對現代企業力行控制的行為偏好，構成了初步發展的民營企業進一步成長壯大的嚴重桎梏。

關鍵詞:官業民營； 楚興公司； 工頭制改革； 科學管理

有關清末民初官業*當時將政府舉辦的工礦企業稱為官業，將政府所有的田產、房產等稱為官產。民營政策與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學界的研究多集中于討論官業民營政策的得失，而很少具體探究官業民營體制下民營企業的發展步伐與當政官員掌控政府企業招商承租項目授受權的矛盾。此外，一般研究大都關注到中國民營企業在數量和規模上發生的“突飛猛進”，而較少注意這個時期民營企業的內涵提升，甚至認為與這個時期的“經濟奇跡”相伴隨的，是中國企業家的“一種無計劃的經營管理”*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法文版序”，張富強、許世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頁。；中國民營企業在這個階段只有“擴大”，而“沒有發展”，因為它們的“經營質量沒有同時得到改善”*森時彥，《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袁廣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20頁。。另外一些學者雖然探討了穆藕初等對西方科學管理思想的早期引進及穆藕初所進行的早期實踐，卻又很少注意這一時期中國民族企業可能取得的某種具有本土化和獨創性實踐特征的管理進步。楚興公司是民國初期官業民營政策背景下誕生于內地都會武漢的民營企業*目前涉及楚興公司的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已關注到該企業所進行的工頭制早期改革，但缺乏對這一問題的具體深入考察。參見彭涓涓：《從湖北紡織四局到楚興公司：一個清末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載《“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歷史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經濟史年會論文集》上冊(內部資料)，2012年，第395頁。，透過楚興公司的興衰歷程，既可以深入了解民國初期內地民營企業管理能力的提升，考察民族企業在探索工廠管理進步上可能存在的另一種路徑，又可以管窺民初招商承租政策背后官商關系的實質及其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深刻制約。

一、 官業民營政策供給與楚興公司的誕生

中華民國成立后，伴隨著實業熱潮的高漲和民間投資熱情的升溫，在湖北政府主持下，原官辦企業湖北紗布絲麻四局于民國初年重新以招商承租的形式向民間投資者開放。

首先對四局承租權展開角逐的是兩個在前清時期有承租經營四局資歷的民營企業應昌公司和大維公司。應昌公司曾在張之洞湖廣總督任內于1902年取得為期20年的四局承租權。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大維公司依靠其經辦人上海紗商劉伯森與繼任湖廣總督瑞澂的交誼，強行奪得四局為期10年的承租權，應昌公司對四局的承租權旋即中斷。不久武昌首義爆發，大維公司停頓。民國建立后，先是應昌公司呈請湖北軍政府都督府要求依照前清租約續租四局。隨后大維公司經辦人劉伯森聞訊從上海趕來，也向湖北政府申訴要求續租四局，并向法院狀告應昌公司。這種鷸蚌相爭局面，為黎元洪早年的金蘭之交徐榮廷創造了涉足角逐四局承租權的機會。

徐榮廷原在德厚榮商號漢口總號任副經理，因偶然機緣與在湖北新軍任要職的黎元洪結識并成為頗相投契的知交，二人遂結拜為兄弟。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歷史變局中，黎元洪搖身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在黎元洪的眷顧下，徐榮廷于民國元年出任了湖北官錢局總理一職。當應昌公司和大維公司發生爭奪四局承租權糾紛時，徐榮廷有意利用這一機會投身到民初經辦實業的熱潮中。于是他很快辭去官錢局總理職務，邀集一批民間投資者，組建了楚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黎元洪則著意幫助徐榮廷實現經辦實業的夢想。時至1912年冬，“鄂督”黎元洪一面“令商界巨子集議于漢口商務總會，公議招商承辦”*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三聯書店1961年，第292頁。；一面宣稱四局承租權“問題復雜、意見紛爭、無法統一”*張沛霖：《楚興股份有限公司創辦前后情況》，武漢裕大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室藏。。結果應昌與大維經過政府和商界“公議”，“均在取消之列”，“故有第三人徐榮廷承租之議”*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293頁。。楚興公司不久與政府訂立了承租四局合同，租期10年，從1913年1月起承租，每年租金8萬銀兩*《湖北官有紗麻絲布四局之經過》，載《湖北實業月刊》第1卷第7號，1924年5月。。應昌和大維雖對此結果不肯承認，并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動用其他政界關系力欲奪回四局承租權，但在楚興營造的強勢官商關系的保護下，均未成功*拙文《官商關系與清末民初湖北紗布絲麻四局承租權的流轉》(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對清末民初湖北紗布絲麻四局承租權的流轉問題有詳細的專門討論。。

就這樣，在政府企業招商承租公共政策實施過程中，楚興公司依憑其創辦人與當權政要的私人交誼，成為了民初四局招商承租項目的實際受益者。楚興隨后在采納股份制企業組織形式的基礎上，輔以獨特的團隊經營方式，開始了對四局的創造性經營。

二、 開創團隊經營的新風貌

楚興公司在組織上一方面采取了當時已普及開來的股份制企業形式，一方面又依憑其創辦者的個性見識與天時地利的因緣際會，發展了某些具有獨創性的組織特質。

首先，楚興公司的股本來自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且工業資本壓倒了商業資本。楚興共實招股本70萬兩。其中43萬兩是徐榮廷權衡利弊后，經與韋氏家族協商由應昌公司紗布機物料作價入股所得*張沛霖：《楚興股份有限公司創辦前后情況》，武漢裕大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室藏。，楚興遂擁有了此前民營企業中很少見的工業資本占優勢的股本結構。其余27萬兩為新募現款，如表1所示，基本屬于商業資本。

其次，楚興公司打破大股東控股局面，股權結構既相對分散又相對集中。徐榮廷等在經營四局之初，很快采取了排擠最大股東韋氏家族的行動，甚至布置圈套誘使韋氏一家賤價出賣全部楚興股票*蔣霈霖：《楚興股份有限公司創辦前后情況》，武漢裕大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室藏。。韋氏集團就此退出楚興，大股東控股結構隨之不復存在。同時，徐榮廷及與其關系極為密切的幾位小股東蘇汰余、張松樵等，則乘勢購入股票，從而提高了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在公司所占股額，他們的股額合計由最初的3.3萬兩增加到了12.8萬兩*《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第28頁。。這就使楚興股權在走向分散的同時又有一定集中。

其三，楚興公司突破親緣、鄉緣關系，形成了團隊經營格局，其經營權與所有權既相對分離又相互結合。這是楚興內部以非正式形式存在的最具個性的組織特質。楚興公司組建后，董事會公推德厚榮老板劉象羲為經理，劉對楚興經營管理并無興趣，實際由協理兼坐辦徐榮廷“全權主持公司業務”*蘇先勤、蘇先劬：《緬懷先父蘇汰余》，載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武漢市文史資料文庫·歷史人物卷》第8卷，武漢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9～69頁。。徐榮廷在現代工廠企業管理上還是個門外漢，但他以獨到的眼光組建了一支很大程度上突破親緣、鄉緣關系的出身清寒而志同道合的經營團隊。

表1　楚興公司27萬兩新股投資人概況及投資額統計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頁。

楚興管理者一開始就表現了比較突出的合作、分享的關系特點，進而形成了團隊經營的方式。楚興“四巨頭”中徐榮廷是領導核心，所謂“大權操于徐手”*佚名：《裕大華簡史》，武漢裕大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室藏。，但徐對于團隊成員又給予了較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使他們擁有各展其能的空間。經過新購入股票后，徐榮廷等楚興經營團隊核心成員，合計在楚興所占股份已超過了最大股東德厚榮劉象羲。這既有助于增強徐榮廷等擔負楚興管理的責任心，又有助于增加他們作為一個管理團隊在董事會的發言權，從而有利于推動楚興循著幾位經營者的遠見卓識向前發展。

三、 開創內地工頭制改革之先河

楚興經營四局期間，其經營團隊不僅表現出四局官營時期所不具備的高度責任心，而且煥發出晚清以來中國企業中甚為稀缺的“充滿活力的自發精神”*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法文版序”，第7頁。，以特有的眼光氣魄大刀闊斧展開了管理創新與技術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楚興所進行的較諸德大、厚生紗廠帶有濃郁“草根”原創色彩的工頭制改革。

近代中國人創辦的企業管理模式學界一般認為發端于穆藕初。1916年穆藕初翻譯美國“科學管理之父”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一書，以《工廠適用學理的管理法》為名由中華書局出版。與此同時，他開始在自己所創辦的紗廠棄用工頭制，推行泰羅科學管理法，并頗見成效。不過科學管理并未迅速在國內工廠推行開來，民族企業也并未持續平順發展。諸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除了穆藕初早期所辦紗廠外，1922年以前，上海等東部沿海地區的華商紗廠，大都未將工頭制改革與科學管理提上日程。

楚興公司工頭制改革的推進，與其核心管理者之一張松樵的實踐探索分不開。楚興公司一開始就表現了與眾不同的“偏離”國內絕大多數企業“重商輕工”傳統的管理取向。張在擔任紗、布管事期間，不是簡單地將廠內工人和工務交給工頭包辦。他“工作細心謹慎”，對工人管理嚴格。在生產技術上，他不是聽任技術工人按“老辦法”辦事，而是事先垂范親力親為，進行技術攻關和革新，“摸索了很多實際經驗”*黃師讓：《裕大華企業四十年》，載《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4年，第8頁。。

楚興公司著手進行工頭制改革的準確時間，已難以考證，但考慮到楚興引進專業人才早于1918年開辦楚興紡織?？茖W校，其工頭制改革起步當不會遲于1917年。其時內地棉紡織企業尚未普遍興起*有關史料和研究顯示，1919年以前，除湖北紡織絲麻四局外，內地幾乎沒有大型新式機器棉紡織企業成立或投產。期間，湖南第一紗廠(初名湖南經華紡織公司)于1912年立案成立，漢口第一紗廠于1915年籌設，但均到1919至1920年間機器從國外運回才開工。參見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895-1914)》第2輯(下冊)，第850頁；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63年，第139、175頁；《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第20頁。，楚興成為內地棉紡織企業進行工頭制改革的首創者。在徐榮廷等人支持下，張松樵從自己主管的布局開始實施改革，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相互配合的改革步驟和方法。

1.提高工頭地位和薪津。即“將工頭提拔當職員，特別是將那些有能力又調皮的工頭提拔起來，加大薪水”*《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第17頁。。此時，工頭之名未改，但工頭之質已變。

2.分解工頭對工人的管轄權，建立生產獎罰制度。改革后，工人的進出要通過總管，工資由工冊處計算后拿到車間監督發放。廠方對工人的管理力度大大加強。一方面，對工人“平時管理很嚴，車頭手拿竹板、木棍成天圍著車子轉，總領班和廠長也經常查廠，巡回查看”*《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第18頁。；另一方面，通過制定嚴明的獎罰制度，驅動工人生產積極性。工人按工作績效一年可以拿兩次紅獎*佚名：《裕大華簡史》，武漢裕大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室藏。，有時超額獎達到工資的60%；而達不到規定的生產質量和數量，就要受罰*黃師讓：《裕大華企業四十年》，載《文史資料選輯》1964年第44輯，第9頁。。

3.分解工頭對工務的包辦權，初步建立標準工作法。改革后， 管理部門直接制定掌控各種生產標準，并將其一一推行到車間。

4.向各部門移植布局改革經驗。當張松樵主管的布局改革取得很好成效后，公司很快將其經驗推廣到紡紗和制麻各局，結果“紗局學到布局經驗，技術逐步改進；麻局學到布局經驗，加織白布”。整個企業的生產能力和管理能力隨之得到提升。

楚興公司在內地開啟的棉紡織企業工頭制改革，表現了濃厚的本土原創性和頗接地氣的顯著成效。楚興此時雖仍保留了諸如搜身制等帶有封建色彩的廠規，但其內部管理總體已邁上科學管理的臺階，其公司內部行政管轄權開始打破“文場”與“武場”分割，而走向統一，四局生產車間的“前線執行能力”由此大大增強，與當時華商紗廠普遍“重營業輕生產”的經營局面已有了明顯區別。

專業人才逐漸成為楚興生產管理的中堅力量。楚興從當時國內為數不多的?？茖W校引進畢業生擔當技術工作。在進廠后的工作實踐中，楚興又定期將他們派往上海、蘇浙等發達地區的著名中外紗廠如“厚生、德大、恒豐、鴻裕、怡和、內外棉”等實習*《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第15頁。。這表明1920年以前楚興已開始比較普遍地任用專業技術人員，他們中有的后來逐步擔當起了比較重要的管理職責。

徐榮廷還“總想學習張季直”，開辦楚興自己的紡織學校。1918年春設于布局翻砂廠隔壁的楚興紡織?？茖W校落成開班，招收學生60人，學制三年。楚興紡校后因“五四”運動爆發，學生“鬧事”而停辦，不過這批學生大部分都陸續進入楚興任事。期間，楚興特別引進了兩位專業人才。一位是畢業于日本京都高等工業學校機織科、時任武昌甲種工業學校教務長及湖北實業廳技師的石鳳翔，經徐榮廷聘請于1918年出任楚興紡校校長*石鳳翔履歷表，《裕大華企業檔案》110-1-69，武漢市檔案館藏。。另一位是蘇汰余內弟黃師讓，經蘇督促于1918年提前離開正在就讀的復旦大學商科，出任楚興紡校英文教師，并擔任楚興英文文書及貨物報關業務。

隨著來自新式學校的專業人才的增多，楚興公司管理體制進一步發生重要變化，工程師開始取代工頭成為楚興生產技術管理的中堅力量，殘留的工頭制遺風進一步被清除。

通過上述一系列革新，楚興大大改善了四局這一“官業”的品質，如當時報刊所言：四局由“楚興公司承租后，鑒20余年失敗之經驗，銳意整頓，成績漸良”*《武漢之紡織工廠》，載《湖北實業月刊》第1卷第8號，1924年6月。。

四、 巨額盈利與楚興公司的夭折

與眾多“生逢其時”的民營企業一樣，誕生于民國初年的楚興公司，雖然難以得到來自政府的強有力保護，卻迎來了中國民族工業“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且在國內軍閥割據政制下客觀地享有了自晚清以來最大程度的經濟放任自由。此外，楚興長期在內地保持獨家經營地位，并享有一項重要的免稅政策。1913年1月，在黎元洪蔭庇下，湖北政府特許楚興公司：“紗布兩項在武漢本地出售，概免租厘；如轉運他埠，在江漢關只完一正稅，沿途概免稅厘”*《湖北官有紗麻絲布四局之經過》，載《湖北實業月刊》第1卷第7號，1924年5月。。這無疑增加了楚興在市場競爭上的優勢。

在革新四局生產管理的同時，楚興還牢牢把握與沿海紗廠相比較所具有的區位地理優勢，著力開拓內地農村市場。為此，楚興一面依托漢口這一內地最大的原棉和紗布交易中心，將產品主要定位于適合內地包括湖北、湖南、江西等華中諸省及四川、貴州等西南諸省農村銷場的粗紗和粗布；一面在提高紗布質量的同時，采取加重放長等營銷策略。借助宏觀和微觀的天時地利條件，依憑經營團隊卓越的管理與經營能力，楚興公司在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贏得了輝煌的經營業績。其產品在各方“紛紛催購”中，呈現了“銷售甚旺”的景象*《武昌絲麻布紗四局之現狀》，載《時報》1913年6月13日。，直至逐步超越申紗、日紗，在民族棉紡織企業千帆競發的時期，與1919年剛剛投產的漢口一紗一起，一舉壟斷了武漢棉紗市場；在棉布市場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表3)。

表3　1915與1919年武漢機制紗布市場份額占有率對照表* 根據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紡織工業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頁有關材料編制。

其時，國內華商紗廠整體性地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超常盈利階段，所謂“地無分南北，廠無論大小，大都全能獲得意外的厚利”*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72頁。。老牌的大生一、二紗廠在1914-1921年間，盈利高達1 000萬兩以上。楚興盈利也十分引人注目，僅1914至1919年盈利計達580萬兩*《武漢之紡織工廠》，載《湖北實業月刊》第1卷第8號，1924年6月。。楚興經營近10年，獲利一說達白銀1 100兩*《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編：《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第24頁。，一說達1 400余萬兩*蔣霈霖：《楚興股份有限公司創辦前后情況》，武漢裕大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室藏。。徐榮廷等人遂成了武漢商場上新崛起的新興工業資本家。

然而，當政官員掌控四局招商承租項目授受權與依恃官商交誼爭逐四局招商承租權的現實，給楚興公司發展前景埋下了很大隱患。在民國元年爭奪四局承租權的較量中，楚興公司曾依憑強勢的官商私誼成功勝出。此后通過進一步的官商聯結，在上至北京政府副總統黎元洪，下至湖北地方政府從段芝貴到王占元等當權派的庇護下，楚興保住了對四局近十年的比較穩定的經營期。不過這種與時遞進的官商關系網卻難以恒久可恃。1921年，隨著王占元在政治上失勢，辭去湖北督軍職務，早被軍閥實力派從北京政府趕走的黎元洪雖然在直系軍閥操縱下于1922年暫時復任總統，但所發布的命令“毫無效力”*《鄂紗布絲麻四局爭租之觀察》，《申報》，1922年1月22日，第8版。，楚興公司失去了政治靠山，其對四局的承租權也隨之處于了岌岌可危之境。這一年蕭耀南接替王占元成為湖北督軍，以唐春鵬、石星川等為首的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湖北籍“功勛”，很快與蕭耀南結成了政治上相互利用的關系。這批人對楚興巨額盈利早已垂涎三尺，遂勾結“京中鄂紳”組成楚安公司，依仗蕭耀南的支持，迫使營業興盛的楚興于1922年9月在距離十年租期尚差3個月的時候，提前交出四局承租權*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294頁；黃師讓：《裕大華企業四十年》，載《文史資料選輯》1964年第44輯，第6頁。。隨著對四局承租權的喪失，楚興公司被迫宣告解散。

五、 結語

作為在民初官業民營政策供給與體制創新背景下誕生于內地都會的民營企業，楚興公司在其短暫的生命歷程中，以因地制宜的組織設置、別具一格的團隊經營方式、在內地紗廠率先起步且卓有成效的工頭制改革與初步建立工程師制等創舉，彰顯了出色的創新管理與經營能力。楚興由此不僅使自身企業得到了十分顯著的成長進步，而且賦予了所租辦的政府企業以新的生機。從楚興公司這一有“發展”的成長歷程，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1912至1922年中國民營企業在實現數量的急劇“擴大”的同時，也有著某種重要的質的躍進，且這種質的躍進不僅在位于沿海都會的德大、厚生紗廠有引人注目的展現，在位于內地都會的楚興公司也有值得關注的表現。

第二，近代民族企業對工頭制改革和對科學管理法進行的早期探索，其路徑可能不是一元而是二元或多元的，其中既有以德大、厚生紗廠為代表的主要基于借鑒西方經驗的模仿型探索路徑，也有以楚興公司為代表的主要基于本土實踐經驗的自發原創型探索路徑。

然而，優勢的經營能力與經營績效，未能使楚興公司保住對政府企業的穩定的承租經營權。相反，當政官員的個人偏好，既促成了楚興公司快速誕生，也鑄就了其一朝遭遇官商交誼障礙即驟然喪失政府企業承租經營權及至被迫解散的命運。楚興公司在發展鼎盛時期不得不宣告解散的結局，預示了民國建立后政治除舊布新表象下民營企業實現長足發展依然希望渺茫的前景。

民初官業民營政策實施過程中，當政官員基于官商私誼依據個人偏好左右政府企業招商承租項目授受權，僅僅只是清末民初政府權威式微背景下危害民營企業發展的行政行為中的一種形式；而這一形式，根本上折射出的是一種限制民間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的政治行為文化，即當政集團和官僚借助國家權力對現代企業力行控制以為利益淵藪的心理趨向與行動取向。這就意味著，并非跳出政府企業招商承租體制藩籬，民營企業就能迎來柳暗花明的發展前景。事實上，官業民營體制并未成為近代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主流形式，民營企業則在軍閥割據政制下經濟自由的歐戰時期，以及南京政府重建國家權威的初期，兩度獲得了極大發展。期間通過承租經營四局而成長為現代企業管理者的徐榮廷等人，在楚興解散前后，以獨立開創新事業的眼光與勇氣，投資創辦了兩個民有民營企業漢口裕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和漢口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并將紗廠分別設于武昌和石家莊。楚興公司的管理經驗也隨之“移植”到了這兩個新的民有民營企業中，并得以發揚光大。當紗業危機襲來，眾多華商紗廠停頓、破產、倒閉時，裕華、大興卻成為武漢僅有、全國少有的保持高額盈利的華商棉紡織企業，由此引來上海大中華等紗廠派出考察團前往武漢慕名參觀。其考察團成員對裕華構建的從總公司直達工廠車間的組織嚴密的層級管理制及這一體制之下裕華紗廠各車間井然有序的操作流程，印象極為深刻，他們由衷贊嘆裕華紗廠的生產：“蓋非若滬廠之純以貨給資，一任工人之工作而不加限制者，眼光獨到可佩也”*毛翼豐、蕭倫豫：《武昌裕華紡織公司調查報告》，載《湖北實業月刊》第1卷第10號，1924年8月。。在這一過程中，裕華、大興獲得了長足發展，直至在抗戰爆發前成長為三足鼎立橫跨華中、華北、西北地區的國內投資空間最大的紡織集團*參見拙文：《城鄉產業互動與近代內地民族棉紡織企業的發展——以裕大華紡織集團為中心(1919-1937)》，載《江漢論壇》2012年第7期，第109～114頁。。問題是，這個時期的民營企業雖然沒有了“官業民營”體制藩籬的束縛，但伴隨著南京政府經濟政策越來越深地步入發展壯大國有企業的軌道，國有資本與官僚私人資本先是潛滋暗長，而后又借抗戰經濟統制名義得以急劇膨脹。包括裕大華在內的中國近代民族民營企業，在備受西方列強壟斷資本高壓的同時，最終無可避免地在“國進民退”的大勢所趨中整體性地走向了破碎凋零。

楚興公司的興衰歷程表明，民國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體現在民營企業數量的突飛猛進上，也體現在部分民營企業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上，但如果不能破除當政集團和官員對現代企業力行控制的行為偏好，所謂保護民營企業的法令法規、政策革新，終將在執行實施過程中發生各種扭曲變形，民營企業終難通過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的提升迎來平穩永續發展的光明前途。

●作者地址：羅萍，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Email:luoping@ctgu.edu.cn。

●責任編輯：桂莉

基金項目：●湖北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10]372)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