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

汪　偉　韓璞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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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

汪偉韓璞庚

*本文是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研究”(11ZZA001)、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網絡話語權的理論闡釋與實現機制研究”(2015ZDIXM016)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伴隨網絡新形態的不斷生成和網絡社會的深入發展,網絡空間治理、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成為世界范圍搶占網絡空間制高點的普遍選擇。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既是運用現有相關理論對網絡文化安全問題的理論闡釋，也是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問題研究的理論支撐和依據。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建構三個方面構成了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的基本問題。

關鍵詞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基本問題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問題伴隨網絡社會的深入發展日益凸顯。國內外學界的先期探索對于該問題研究的深化特別是進行理論上的建構作出了貢獻，但在根本意義上，乃是時代發展使然。整體上，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滯后于網絡文化安全問題的日趨復雜和迅速發展，還不能很好適應維護網絡文化乃至民族文化安全的需要。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既是運用現有相關理論對網絡文化安全問題的理論闡釋，也是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問題研究的理論支撐和依據。本文針對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的可能性、必要性、可行性等基本問題，進行理論闡釋。

一、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何以可能

文化亦或網絡文化能否通過治理達致安全，在學界部分學者那里是存有疑議的①。對于這個疑問的回答，構成了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的前提。

網絡文化安全問題的日益凸顯為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提供了實踐基礎。無論如何理解文化，無論是在安全的傳統意義上還是非傳統意義上，文化安全及其管理問題的多變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始終成為東西方國家和多個學科共同并持續關注的熱點問題。實踐上基于不同民族特性和價值觀念的路徑與舉措的探索以及理論上多學科介入、多視角融合的探討及其成果蔚為大觀，成為人類前行進程中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冷戰結束后，國際學術界研究文化安全時，通常將之包涵于“非傳統安全”、“文化例外”、“文化多樣性”諸如此類的概念當中，對文化與意識形態之于國家政治、經濟的作用日益關注②。網絡的誕生催生出異質于現實文化形態的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網絡文化，網絡文化開放、自由、動態、多元、多樣、多變的特征使得網絡文化安全問題幾乎與其產生同時出現。伴隨網絡新形態的不斷生成和網絡社會的深入發展特別是網絡空間治理成為世界范圍搶占網絡空間制高點的普遍選擇，網絡文化安全正在成為風險社會新的誘因和威脅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形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迅速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及其理論建構成為國家文化安全和網絡空間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

網絡文化安全及其治理問題的實踐探索為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提供了經驗基礎?？v觀人類史和文化史，創新技術與文化體系際會之時，恰是文化革命發生之際。作為科技創新當代形態重要體現和組成的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為人類創造了文化發展的新載體，鑄就了文化思維的新方式，拓展了文化創造的新路徑，豐富了文化發展的新資源，展現了文化表達的新樣式，形構了文化存在的新模式。作為網絡時代的鮮明文化現象和獨特文化景觀，與傳統文化、現實文化、科技文化相比，網絡文化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獨特個性。網絡文化思維方式、創造方式、表現方式、傳播方式、控制方式、評判標準等的異質性，導致網絡文化及其安全問題具有數字化、虛擬性、開放性、多元化等鮮明特點和個性特質，決定了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特殊路徑和獨特價值。在西方，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樂意以文化霸權主義的觀念和方式維護本國網絡文化安全，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在我國，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學界，都認同隨著網絡社會和網絡文化的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下的網絡文化安全問題已經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事實表明，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允許互聯網變成“自由市場”③。從網絡及其安全的治理看，網絡空間既是一個創新、融合、交流、娛樂的平臺，更是一個各種文化、利益、能力、謀略直接展示和沖突的平臺。網絡文化安全的實現，不是僅依靠技術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一套完善的治理體系來降低網絡文化安全危機事件的發生幾率和影響，提高網絡文化安全系數。正是因為能夠滿足當代世界和當下中國網絡文化乃至文化安全與發展的需要，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及其理論建構自然能夠應運而生。

文化安全以及治理理論的勃興為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并非是一個不需要確證的不言自明的命題。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雹芤虼?，一定的文化理論與這個社會的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一起揭示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變化，表征這個社會發展變遷最主要的價值訴求⑤。每個民族的文化也只有跟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的發展、變化、創新，才能不被取代和淘汰。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當今我們的世界正經歷著一場文化領域的長期的地震，文化全球化正在進行之中，……文化全球化可以導致文化多元化的趨勢，而文化多元化就意味著傳統文化受到沖擊，價值觀念呈多樣化狀態，生活方式也會各異?！雹抻s翰·湯林森(John Tomlinson)博士在其文化專著《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以宏觀視角考察了西方文化對發展中文化的影響，分析了媒介帝國主義、民族文化認同以及文化同質化和消費主義，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擴散。這些代表性的論述，既為把文化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國家安全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昭示了西方國家基于國家主權、文化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網絡文化安全治理之道，也凸顯了網絡文化在國際競爭新格局中的戰略地位。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命題之所以成立，緣于根據治理理論⑦，國家及其安全的治理是可能的，雖然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具有鮮明的特性，那就是其精神屬性，但文化安全屬于國家總體安全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學理上是成立的，據此，“文化治理”可視為將“文化”理念與“治理”理念相結合，來處理公共文化事務，進行公共文化決策，配置文化資源與權力的過程；緣于“文化治理”也可以理解為在這一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力量博弈形成的一種復雜的“自組織”關系⑧，“文化治理”已經成為觀察和分析當代文化管理與政策發展乃至具體到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方面的一個重要視角；緣于網絡的誕生和發展以及文化進入網絡，使得網絡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1996年，聯合國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發布了題為《我們創造性的多樣性》的報告，就已經開始將治理概念延伸到文化發展的討論中，目前已經成為各國維護本國文化安全的共同選擇。

二、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何以必要

從可能性的角度闡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意在回答問題提出的依據和基礎，但這還是不夠的。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建構的必要性問題更為深層。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是網絡文化安全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學界關于網絡文化安全的界定雖然并不一致，但一般認為，網絡文化安全是指一個民族國家的網絡文化系統正常運轉并免受不良內容侵害，能夠為民族國家的文化價值體系的持續發展提供持續動力、為國家文化利益提供正向作用的狀態⑨。雖然網絡文化的安全威脅表現多樣，但滲透性、變異性、侵害性、腐蝕性和破壞性⑩是基本特征。從理論層面，雖然網絡文化及其安全所具有的鮮明的國家階級屬性導致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取向的分歧難以彌合，但這不僅不妨礙我們從理論上對其進行探討，也恰恰昭示了理論建構的必要性。在價值取向上，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與現實文化安全治理并無二致，都是為了實現一個國家現存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具體而言，可以從不同維度進行解讀：從網絡文化內容安全的角度，包括維護網絡主流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安全，維護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在內的民族文化安全兩大功能；從網絡文化生產與發展的角度，包括延續與保持功能、維護與保障功能、創新與發展功能；從本國網絡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交鋒交融角度，包括保持自身文化特性，警惕外來文化侵蝕、滲透、分化、細化，網絡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擴展和意識形態滲透，提升本國文化與多元文化共存、共融的能力等功能。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是網絡空間治理的內生動力。當前網絡空間治理主要有“政府主導型”和“多利益攸關方”(Multi-Stakeholder)兩種治理模式。雖然治理模式尚難達成一致，但并沒有妨礙世界主要國家都已把網絡空間安全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國家都制定了網絡空間安全戰略，澳、加、荷、捷等國家相繼跟進。目前，已有50多個國家發布網絡安全戰略，40多個國家組建了網戰部隊。加強戰略部署，維護網絡安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和慣例。我國對此通過強化治理體系和戰略規劃也做出了整體部署?？臻g治理已經成為全球治理領域的新興重要議題與國際社會很難就治理模式達成共識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表面上源于各國對網絡空間本身的屬性、網絡網絡權力性質、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在網絡空間中的行為準則、網絡資源分配存有不同認知，導致當前關于網絡空間治理模式、治理平臺及治理路徑的分歧，源于當下治理手段較多偏重于以建立動態靈活的治理體制、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等的選擇所提供的只是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外在推力，文化治理機制和防護系統的創新才是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內生動力。從國際層面上看，對文化安全的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議題，從一開始就與國家利益、國際競爭和意識形態爭端糾纏在一起，不可能在學術層面和政治層面獲得所謂的“理論共識”。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論”、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等，的確是較有理論深度、較具國際影響力的理論建構。但本質上是與國家利益緊密相關的。盡管在西方世界也會有一些學者對西方文化霸權、文化殖民等議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但既不被西方世界的決策層所重視，也遠沒有那些以服務西方文化霸權的學者受歡迎。從取向上看，這種分歧主要集中在“多元論”和“一元論”兩種觀點的對立?！岸嘣摗钡挠^點與卡斯特的定義相關，認為信息社會是建立在文化、制度、經濟基礎之上，網絡空間吸收并且反應了多元文化，因而網絡空間的治理目標應當是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一元論觀點認為，網絡空間應有統一的標準，當空間中的行為體進入網絡空間就應當被視為接受這種標準，如若不同的國家都將自己的文化、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納入到網絡空間之中，會導致網絡空間的開放、透明、繁榮、安全被破壞。雖然“多元論”觀點已被寫入信息社會峰會2003年《日內瓦原則宣言》和2005年《突尼斯議程》，但“多元論”和“一元論”的論爭并沒有隨之而終止。這也清晰印證了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對于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極端重要性。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建構是破解我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困境的迫切需要。當下，我國網絡文化安全呈現聯動性特征更加明顯、突發性特征突出、影響效應顯著增大、蝴蝶效應更加明顯等特點。從我國網絡文化安全的歷史演進上看，我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歷經了以研究和技術應用為主導的無監管時代，到面向大眾服務的單純技術監管時代，再到網絡作為公眾輿論傳播載體的內容監管時代。雖然監管力度不斷加大，但我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困境依舊明顯：一是當前依舊較為嚴重的單一主體治理模式與網絡權力碎片化、分散化之間的矛盾。與傳統社會形態特別是媒體形態不同，網絡的去中心化特質導致網絡權力主體多元化，不同網絡主體均享有一定的文化權利，如果依舊采取以政府為主導的單主體治理模式，不僅不利于發揮其他治理主體的作用、逐漸形成協同維護網絡文化安全的治理機制，而且與網絡社會“分權”的特質相悖；二是“九龍治水”、政出多門的網絡文化管理體制與維護網絡文化安全難度日益加大之間的矛盾。我國網絡文化管理部門眾多，有效的聯動機制、明晰的權責界分、統一的管理標準均尚未形成，導致損害網絡文化安全的違規、違法行為無法得到及時治理、有序的網絡文化環境遠未出現。網絡文化本來就因其虛擬性、開放些、動態性、無邊界性、非理性等特點導致安全治理十分艱難，加上信息技術和網絡新形態的不斷涌現，網絡文化樣態發展迅猛，這與目前混亂的管理體制之間必然形成巨大反差。三是網絡文化建設能力和水平的低下與網絡文化較量日益激烈之間的矛盾。網絡文化安全的源頭與根本在于網絡文化的質量，這方面，無論是在建設目標、專業隊伍、產品多樣化、評價指標、方案策劃、建設規劃還是在議題設置、產品供給、生產手段等方面，都與競爭日趨激烈的高質量網絡文化產品生產與供給不相適應。加強網上思想文化陣地建設，實施網絡內容建設工程，十分迫切。建立系統的網絡文化研判機制十分必要。然而，我國目前在網絡文化研判機制的設置方面仍處于起步階段，組織架構還很不完善，缺乏專業的管理操作人員，運行過程中常有失靈失效現象的發生。四是網絡文化安全狀況的預警與研判機制的落后與影響網絡文化安全因素極其復雜之間的矛盾。我國尚未建立起專門的常態的網絡文化安全預警體系和研判機制，事后封堵的效果有限。影響網絡文化安全的因素既包括網絡與現實中的、國內與國外的、也有文化的與非文化的，多樣而復雜，如何建立起全過程、全方位、全天候的預警和研判機制十分迫切。

三、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理論體系何以建構

目前我國的網絡文化安全突出表現為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網絡價值觀念安全和網絡民族傳統文化安全。雖然西方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先發性決定了以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和?？碌摹叭俺ㄒ曋髁x”理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安全思想及其其他學者的理論探索具有重要借鑒意義；雖然我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在實踐與理論上的初步探索還是累積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本土經驗，主觀上的重視與謀劃以及立法等自不待言，客觀上的如技術的發展、多主體間以及國際間的合作等方面的條件與環境也已日益受到重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理論上的滯后性是目前我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諸多困境的深層原因。根據我國網絡文化安全面臨的國外威脅和國內隱患，從理論維度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網絡文化安全戰略，在國際上爭得與大國身份相符的文化話語權，意義十分重大。解決了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是否可能與必要的問題，理論建構的邏輯就應該沿著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命題解析、本質把握與治理方式設計的路徑，對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基礎理論屬性做出規定。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基本內涵與結構體系?；诰W絡文化安全治理無論在理念還是實踐層面都已經成為一種事實，借鑒現有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所謂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就是遵循文化安全和公共治理理念，尊重網絡文化發展規律和網絡文化安全規律，在堅持政府主導地位、明確各主體職責的基礎上，協同發揮企業(傳統媒體與網絡新興媒體等網絡文化產業企業)、第三方(相關社會組織、非盈利性社會組織)以及網民個體等治理主體的作用，綜合運用法治、技術等多種手段，構建一個具有技術效率、配置效率與制度效率，具有監控、引導、保護等功能的網絡文化安全治理體系。網絡文化安全治理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內部構成要素十分復雜，是一個多向多維的立體體系：在治理形態層面，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由價值選擇、行為主體、政策供給三方面構成；在治理模式層面，借鑒公共治理模式，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可以包括國家中心治理模式、網民中心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模式三種模式；在治理主體層面，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至少包括政府、企業、第三方、網民個體四種類型。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本質特征與基本規律。在對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命題的基礎理論屬性進行揭示的基礎上，運用抽象思維，揭示其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成為理論建構的必然要求。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與網絡文化的發生發展及其安全問題的凸顯相伴而生，其演進軌跡可以從網絡文化安全問題的生成、發展、爆發等不同階段中進行分析和把握，相應地，其本質特征也得以逐漸呈現與成型。簡而言之，一是客觀性與虛擬性相統一。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文化發展歸根到底受物質生產狀況和條件的制約，文化安全的威脅來自于社會發展的實踐。網絡文化安全亦不例外。因此，網絡文化安全治理首先具有客觀性，不能超越網絡文化安治理的客觀環境和條件。同時，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與現實文化安全治理還有一個顯著差異，那就是其網絡特性、虛擬特性，必須正視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特殊性。二是繼承性與創造性相統一。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文化安全思想為指導，吸收借鑒現實文化安全治理的經驗教訓，批判吸收其他國家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做法和經驗，系統梳理總結本土探索的有益經驗與啟示，同時我們必須根據我國網絡文化安全問題的實際狀況，不斷探索更加管用有效的各種方式方法。三是民族性與開放性相統一。中國網絡文化及其安全問題有其獨有特質、表現與成因，民族特性的延續與傳承是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第一要義，我們必須堅守我國網絡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與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堅守民族特性，立足不斷增強我國網絡文化產品的質量和水平，同時以開放的視野和胸襟，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動大膽擁抱世界文明，在與外來網絡文化的交流交鋒交融中取長補短，增強免疫力、反制力。把握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基本規律，應當基于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本質特征分析，遵循文化安全的一般規律與網絡安全一般規律，進行凝練與歸納。一是建設與安全相統一規律。網絡文化質量和水平的高低是網絡文化是否安全的根本保障，必須以建設先進網絡文化為基本方向，大力發展網絡文化產業，提升網絡文化產品的競爭力。二是權利與權力相統一。治理的多中心或者多主體水平體系以及網絡的自我賦權特性導致網絡文化安全治理必須遵循權利與權力相統一的規律。三是市場化與常態化相統一。擯棄習慣的運動式治理，基于網絡文化發展時間還比較短，安全問題的本質暴露還不夠充分等實際，遵循網絡技術、網絡文化、網絡文化市場發展的漸進性實際，采取常態化治理戰略。四是人性化與現代化相統一。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要在理念、技術、手段等各個層面，以人性化與現代化為目標和取向。五是國內與國際相統一。網絡文化安全問題不是孤立的，具有邊界模糊的鮮明特性，不僅與現實文化安全密不可分，與國際文化安全議題與進程也高度耦合，必須遵循社會化、開放化的治理規律。

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主要方式與基本程序。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方式和程序在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論體系中居于支撐位置，是其理論規定的必然要求和外部呈現，也是聯接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規律與戰略和路徑的橋梁。設計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方式和程序，首先應當以正確理念為引領和指導，以現代性理念彰顯價值、以公共性理念確證主體、以合作理念實行共治、以法治理念提供保障。在這四大理念制導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方式就是應當以現代化為根本取向，構建起網絡文化安全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治理手段“三位一體”的治理方式體系：網絡文化安全治理體系是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是指制度體系的現代化，居于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方式的頂端。這一制度體系是根據政府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決定政府在網絡文化安全治理中的“元主體”地位與“元治理”責任基礎上，確證不同主體的地位與作用：多元主體一定程度的自治是前提，正如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所說“在多層級系統內，除非適當的自治權被授予每一級，否則多中心體制的優點將不能被充分實現”；政府部門必須把職能轉變、機制保障和規則平等作為制度再造的新起點；實行依法治理，培育、確立和構建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維和法治體系。另外，網絡文化安全的監測體系、防范與預警體系、技術體系、教育與自律體系也很重要。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方式的重要支撐，不同主體都要切實把握和遵循網絡文化安全治理規律與任務，不斷提升治理能力。治理手段現代化包括推動網絡文化安全相關核心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推動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技術的全網、全程覆蓋與監控；推動多主體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權力行使與公民網絡文化權利保護的均衡；推動多主體聯動與合作的治理平臺；推動網絡文化安全防護措施的全方位、立體化強化與防控。按照網絡文化安全治理方式的設計，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基本程序主要應當按照以下五個層面進行：一是形式合法、依法治理。治理必須要有法律依據，并且任何政府法規、規章在內容上都要符合上位法，最終符合憲法的規定；二是手段合理，措施必要。治理的手段是必要的，不進行這種手段的治理無法防治網絡文化安全風險與威脅之害、無法保障網絡文化安全；三是權利保護，侵犯最小。治理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在運用這種手段時，也要堅持盡可能最小地侵犯公民的權利；四是嚴格流程，程序正當。治理必須制定嚴格的程序，同時在執行中必須堅持依程序執法；五是治理有力，結果有效。必須建立網絡文化安全治理的實時監測與績效評價機制。

①較具代表性的觀點參見胡惠林《國家需要文化治理》，《學習時報》2012年6月18日；竹立家《我們應當在什么維度上進行“文化治理”》，《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5期；王蔚《文化治理不是治理文化——與竹立家教授商榷》，《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8期。

②胡惠林：《中國國家文化安全報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頁。

③徐蕾：《互聯網治理：從改善到安全》，《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2月27日。

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

⑤胡長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歷史境遇》，《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3期。

⑥【美】塞繆爾·亨廷頓等：《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當今世界的文化多樣性》，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⑦【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17頁。

⑧毛少瑩：《文化治理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部分》，《人文嶺南》2012年第19期。

⑨丁烈云等：《網絡文化安全及其監管關鍵技術研究》，《理論》2007年第10期。

⑩徐龍福等：《社會信息化發展的網絡文化安全》，《江漢論壇》2010年第11期。

〔責任編輯：寧巖〕

注：

Some Fundamentals on Theoretic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ecurity Management

WangWei&HanPugeng

Abstract: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ommunity and its new patterns, the management of cyberspace and network culture security has become a common choice for the world to seiz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yberspace. Thu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lture security management serves not only for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on the network culture security but also for the theoretic support for network culture security governance. As a result, the fundamentals on the theoretic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ecurity management is closely concerned with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possibility,the necessity and the manners of construction.

Key words:network culture security; management; theoretic construction; fundamentals

作者簡介汪偉，淮陰工學院商學院副教授淮安 223003；韓璞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導南京 210013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5.12.020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63(2015)12-01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