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縣”政策下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研究——以浙江省為例

□ 單 凱 占張明

優化“省直管縣”政策，發揮政策紅利最大效應，使得地級市及其所轄區縣獲得雙贏是擺在相關市縣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2001年前后，杭州市、寧波市采取在保留“省直管縣”政策條件下，對蕭山、余杭、鄞州等地進行“撤縣設區”行政區劃調整。2013年，紹興縣、上虞市“撤縣設區”成為紹興市的新城區。2015年，富陽區掛牌成立，成為杭州市第九個區。

一、“省直管縣”政策的發展歷程及理論研究

20多年來，浙江省“省直管縣”政策與“一縣一品”的縣域產業發展模式相得益彰，并極大地釋放了浙江民間的創造力。陳剩勇（2009）等學者認為，正是浙江民間的創造力、市場經濟的活力與政府制度創新的齊頭并進，鍛造了浙江經濟社會在全國“先行一步”的體制優勢，成就了浙江社會經濟30年的高速發展并實現了現代化起飛的“浙江奇跡”。［1］（P002）可以說，浙江省在以“省直管縣”為代表的政治體制改革上，走在了全國前頭，并極大推動了其他省份“省直管縣”政策的落實。

目前在理論界，無論是基于新制度主義的分權理論，還是從公共政策視角探討政府間關系，抑或是結合歷史過程分析文化結構，對“省直管縣”政策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在定量研究方面，針對“省直管縣”政策的研究設計從過去注重對縣和省的個案研究轉向比較研究和實證統計研究，［2］理論模型建構被更多地采用。如徐竹青（2006）等以浙江省的實踐為案例進行專題研究;［3］劉佳（2012）從公共物品供應角度對河北136個縣進行比較分析;［4］傅光明（2006）等人則對浙江、江蘇、湖北等省份不同的“省直管縣”具體執行模式進行了區分和歸納，指出“省直管縣”政策具有路徑依賴問題。［5］

無論是建構理論還是選擇案例進行實證分析，大多數學者積極肯定“省直管縣”政策對促進縣域發展，更好地為當地居民提供公共產品的積極作用。如羅植（2013）等人利用浙江和福建兩省的縣域面板數據建立雙差分（DID）模型，通過構造一個自然實驗，檢驗“省直管縣”體制對經濟績效的凈因果效應，結果表明，“省直管縣”體制對縣域經濟具有顯著、持續的積極影響。［6］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注意到了“省直管縣”政策對地級市和區縣的發展有正負兩方面影響，如繆匡華（2013）等人提出，“省直管縣”將使得地級市面臨更加激烈的外部競爭，勢必影響到市級中心城市的發展與壯大。［7］（PP103－104）才國偉（2011）等人在分析財政“省直管縣”、“強縣擴權”對地級市和區縣不同影響的基礎上，提出不能籠統地斷定“省直管縣”改革一定會有損地級市的利益、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應深入地研究各項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做到綜合運用、揚長避短。［8］

綜合現有研究成果，當前理論研究特別是以浙江省為案例的實證研究暴露出的主要問題在于對“省直管縣”政策的靜態研究，其表現為三個層次：

一是靜態分析“省直管縣”政策。多數學者簡單地定量分析“省直管縣”政策在某個時間段所取得的成果，而缺乏對“省直管縣”政策延續性和長期適用性的動態跟蹤分析。僅僅將“省直管縣”作為一個常量來分析20余年來對市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容易忽視“省直管縣”在不同時期的實施范圍、實施內容和發揮效果的差異性。

二是忽視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影響浙江縣域經濟發展的“省直管縣”政策本身處于不斷發展中，并不是一個分析常量。尤其是2001年前后出現的“撤縣設區”這一變量，對“省直管縣”政策的實施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卻被學術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包括蕭山、余杭、鄞州等“撤縣設區”區縣僅僅作為三個“設區”的例外，被一些學者簡單地歸類到其他“省直管縣”縣市中。事實上，不將蕭山等新區單獨分類研究，便無法將浙江省的“省直管縣”政策與其他省的“省直管縣”政策完全區分開來，也就無法理解浙江省通過“省直管縣”政策的調整驅動縣域經濟向都市化經濟發展的改革實質。

三是將“省直管縣”政策的效用簡單等同于區縣GDP增長。一些學者直接用GDP作為定性或定量分析“省直管縣”政策效應的分析基礎：如李葳等人通過“囚徒困境”理論分析出“省直管縣”政策賦予縣市有別于周邊地區的政策優勢，對縣市經濟發展的推動會反映在GDP的顯著增長上①李葳等人認為，當一個地級市范圍內只有一兩個擴權縣的時候，該縣經濟增長反映到GDP上的優勢肯定是非常明顯的。（參見李葳，“省管縣”體制對縣域發展的影響——基于浙江省面板數據的雙重分析［D］．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但事實并不完全如此，如廣州順德等縣市，在“省直管縣”后縣域經濟反而出現“倒退”情況。［9］

理論研究中的不足，導致在現實中無法回答為什么在其他省份紛紛學習浙江“省直管縣”政策、壯大地方縣域社會經濟實力的同時，浙江省有關地級市卻開始選擇“撤縣設區”行為，走大城市發展戰略?如果沒有被并入主城區，余杭、蕭山、鄞州等副城區是否會發展得更好等等問題?？偠灾?，“省直管縣”政策在浙江等省份是否還有旺盛的生命力，一如既往地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抑或已經遇到制度紅利瓶頸，需要對其進行政策調整，及時推動發達的縣（市）全面融入主城區;現行的“撤縣設區”行為是否能夠解決“省直管縣”政策落實中遇到的困境等等;這些問題在目前理論研究中還略有不足。

自1992年浙江省首次推行“省直管縣”政策以來已過20年，自杭州、寧波首次對蕭山、余杭、鄞州等縣（市）在保留“省直管縣”政策的基礎上“撤縣設區”也已過10年。浙江省多年的歷史實踐為本文進行長時段的對比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樣本。下文選擇從“省直管縣”政策下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研究角度出發，通過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試圖分析浙江省各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的動機、特點和結果，回答“省直管縣”政策是否具有持續的活力，以此為浙江省部分地級市開展或擴大“撤縣設區”范圍提供決策參考，同時豐富“省直管縣”理論研究成果。

二、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的歷史動機、行為模式及對象選擇

（一）地級市“撤縣設區”的動機分析

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是在“省直管縣”的背景下展開的，其主要目的或動機就是解決從省到市、縣的發展難題。

1．省域競爭發展的需要?！笆≈惫芸h”政策有力地壯大了浙江省縣域經濟。但自進入2萬億俱樂部后，浙江省的發展速度開始慢于江蘇等地。近年來，不僅中心城市速度發展相對落后于江蘇，13個經濟強縣GDP綜合亦不如江蘇江陰、昆山、張家港等5個縣區的綜合。也就是說，“省直管縣”政策邊際效用已開始遞減，迫切需要出臺一套政治組合拳。

2．中心城區發展的需要。在一些具備強大經濟輻射力、空間需求大的中心城市，簡單實行“省直管縣”政策會加劇區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集約利用等方面的矛盾，也嚴重制約中心城市的發展。［10］而由于主城區面積較小，中心城市弱等原因的存在，這個問題在浙江省表現得更為嚴重。有關地市采取“撤縣設區”行為即希望解決中心城市與郊區縣（市）之間無序競爭問題。

3．縣（市）發展的需要?！笆≈惫芸h”后，縣級財政無需向市繳納，有利于壯大縣級經濟，形成浙江特色的縣域經濟;同時縣級體制有利于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俺房h設區”即是希望在保持縣域經濟活力的同時，對縣域城市化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地級市“撤縣設區”歷史模式

浙江省“撤縣設區”存在著三種模式，即“市直管區”、“省直管縣”和“義烏模式”。

1．“市直管區”模式。2001年前后，金華縣（2000年）、衢縣（2001年）撤縣設區。但與余杭、鄞州等地不同，在“撤縣設區”后，金華市、衢州市由一城一區變成一城兩區，新區由市直管。該模式不作為本文主要研究案例。

2．“省直管縣”模式。1998年，在大量調研后，浙江在全國率先實施城市化戰略及城鎮體系規劃，提出培育杭州、寧波、溫州三大中心城市。蕭山市、余杭市于2001年，鄞縣于2002年“撤縣設區”，分別成為杭州、寧波的副城區。2013年，紹興市的紹興縣、上虞市也實現“撤縣設區”。與市直管區不同，五地在改區之前已成為縣級市，而金華縣等三地則是由縣直接過渡到區。此外，2013年，溫州洞頭縣與甌江口新區合并成為溫州市第四個區，即洞頭區。洞頭區在過渡期采用“省直管縣、市直管區”財政雙軌制，并最終實現“市直管區”模式。

3．“義烏模式”。義烏是“省直管縣”政策中的一個特例，是浙江省“省直管縣”政策的試點地區。與蕭山、余杭等地“改名不改權”相比，義烏是“改權不改名”。作為金華地級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其在2002年擁有全部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限后，又在2006年第四輪“強縣擴權”中獲得部分社會管理權限。至今義烏擁有經濟社會管理權限618項，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縣?？梢哉f，義烏已實際成為浙江第十二個“地級市”。

（三）地級市對區縣的選擇

“縣改市”受縣歡迎，“縣改區”受地級市歡迎，兩者存在利益的博弈。金華縣、衢縣、吳興縣與所屬地級市屬于“弱市弱縣”類型;市縣同城的結果，便是吸引弱市兼并弱縣以擴大地級市實力、拓展城市發展前景。洞頭區則屬于“強市弱縣”的類型，其GDP總量在溫州各縣市中倒數第一;其“撤縣設區”的重要目的在于滿足溫州城市東擴需要，壯大溫州山海經濟。鄞縣、余杭、蕭山則屬于“強市強縣”范疇，因此在地級市“撤縣設區”時，保留了強縣的權力。而同屬市縣同城的紹興、作為例外的義烏屬于“弱市強縣”的類型。與它們相似的，是湖州市的長興、臺州市的溫嶺等地。而由于沒有處理好縣市博弈關系，浙江省還有臺州黃巖區長達10年之久的“留守政府”。地級市選擇某個擬“撤縣設區”的縣（市），主要考慮以下因素①本文以下所用數據主要采集于浙江省統計局、江蘇省統計局以及杭州市、紹興市、寧波市、湖州市、南京市、無錫市、蕭山區、余杭區等市縣（區）統計局。：

1．經濟因素。金華縣、衢縣、吳興縣的撤建是金華、衢州、湖州撤地建市的一個延續動作，重點解決一市一區及市區面積過小等問題。從下表1、表2數據可以看出，同為一市一區的紹興，因紹興縣本身經濟實力較強，“撤縣設區”的同時保留了“省直管縣”的政策;另一方面，紹興市與紹興縣的博弈呈現出一個折中的結果，即保留紹興縣，使其可以繼續享受“省直管縣”政策帶來的紅利，同時紹興縣將其5個鎮劃歸越城區。而同樣是“弱市強縣”的湖州市和長興縣，在是否保留或保留多少長興縣因“省直管縣”政策帶來的權力這一問題上，市縣間仍然存在著分歧或不信任，導致“撤縣設區”行為受到了縣市的抵制。而蕭山、余杭、鄞州經濟實力較強，呈現出強市強縣的特征，“撤縣設區”推進順利。

表1 金華、衢縣、吳興縣等“撤縣設區”前一年有關數據（其中單位：GDP為億元，人口為萬人，表2同）

表2 蕭山、余杭、鄞州等“撤縣設區”前一年有關數據

2．人口因素。其中余杭、蕭山、鄞州三地在“撤縣設區”之前，人均收入與主城區相當，非農人口比例達到20%左右，而經濟實力同樣較強的慈溪等地非農人口比例一直處于低位。詳見表3、表4、表5。

表3 杭州市縣2000年數據

表4 寧波市縣2001年數據

表5 紹興市縣2012年數據

3．地理因素。浙江多山區，“一縣一品”經濟特色與其地理環境有關。慈溪、長興等地，盡管在經濟實力上與蕭山、余杭等地情況相似，但與主城區之間有山區橫亙，與城區之間對接難度大。而無論是實行“市直管區”的金華等地，還是實行“省直管縣”的杭州等地，區縣與主城區之間處于無縫對接的地理狀態，“撤縣設區”相對容易。

4．文化因素。中國上千年的縣文化沉淀，在“撤縣設區”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在當地群眾的接受心理上，設區較為成功的寧波與鄞州、杭州與余杭的例子可以佐證。

5．財政體制上的例外。由于地級市的行政級別以及地方財政實力原因，不同地級市也采取了不同的“撤縣設區”模式。如寧波作為計劃單列市，鄞州在撤縣設區后，市縣財政體制并沒有發生變化。余杭、蕭山等地財政體制則在“撤縣設區”后保持不變，仍然由省直管。而紹興縣、上虞市在建區后，原先交給省里30%的財稅現在交給了紹興市里，其余70%依舊留在本區。財稅體制分配上的差別，直接影響地級市實現縣區“同城待遇”的意愿和能力。

根據以上因素分析，我們將地級市選擇“撤縣設區”的基本條件歸納為六項：一是非農人口占比達到20%;二是GDP占地級市比重至少為10%左右，且地級市的經濟實力能夠帶動區縣發展;三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收入超過全市平均水平，與市區水平相近;四是地理位置上的無縫對接，沒有山區、大險的阻隔;五是文化一致或相近有助于形成文化融合，文化不一致則可能會形成文化阻力;六是財政體制差異會影響到地級市行為模式以及實現縣區“同城待遇”的意愿和能力。

三、地級市“撤縣設區”行為的理論假設與實證分析

（一）“撤縣設區”行為的理論假設

在對地級市“撤縣設區”的動機、歷史模式、對象選擇進行分析后，本文提出“省直管縣”政策下“撤縣設區”行為的理論假設：

1．“省直管縣”是一種分權行為，政策實施過程符合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笆≈惫芸h”政策實施是一種對市縣的分權行為。得到擴權的縣市因對本區域資源稟賦、本地居民對公共產品偏好等具有更為全面的信息認知而擁有競爭比較優勢，即分權讓縣市更好地發揮信息縱向傳遞優勢①如馬斌等人提出在處理集權與分權關系時，涉及全局性的政策與法律執行和利益平衡，適宜采取垂直管理的集權體制，以達到社會公正的最大化;涉及處理地方事務和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的權力，適宜下放給地方政府，以達到公共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參見馬斌：政府間關系：權力配置與地方治理——基于省、市、縣政府間關系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頁）。但隨著每一次放權的深入，“省直管縣”政策對縣市經濟增長的激勵作用會逐步減小。

2．“撤縣設區”行為著力解決“省直管縣”分權行為帶來的政府間信息橫向傳遞失效問題?！笆≈惫芸h”有助于推進行政組織的結構性變革，依憑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平臺，縮減行政層次，構建更為扁平化的行政組織。［11］（P15）另一方面，分權后的縣市成為與地市“平行”的競爭主體，GDP考核導向驅使地方政府采取有意無意的信息保護行為，導致縣市與地市之間出現信息橫向傳遞失效——也就是說，市縣競爭無序行為之間存在著“信息之幕”（幕后充斥著防備與不信任）。與“省直管縣”將地市的權力分權給縣市以獲得縣市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相比，“撤縣設區”則是在保障縣（市）權力的同時，進一步優化地市級政府與縣（市）政府之間的信息溝通，以解決市縣間因分權帶來的地方利益保護問題。

3．在“省直管縣”分權基礎上，采取“撤縣設區”行為，即能在保證縣（市）地方政府信息縱向傳遞優勢的基礎上優化政府間信息橫向傳遞效用，以實現以下幾個目標（見圖1）：

a．地級市社會經濟發展更快;

b．區縣與主城區之間城鄉一體化加速;

c．相比其他縣市，區縣的經濟社會發展更快，城市化水平得到較大提高;

d．區縣城鄉居民收入比會因縣級財政的增長和城市產業結構優化的共同作用進一步縮小;

圖1 “撤縣設區”理論假設圖

正如前文所述，除金華等個別地市的“市直管區”模式外，浙江省“省直管縣”政策與地市“撤縣設區”行為相依相行，通過“撤名不撤權”，在保持區縣政府與本地居民間信息縱向傳遞優勢基礎上，優化市區政府間信息橫向傳遞，以最大程度地發揮兩類政策紅利。

信息橫向傳遞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一是人事制度的破立。作為全國少數“人事省直管”的浙江，一般縣市縣級干部由省管。杭州、寧波等地則突破這一框架，區縣行政級別提升半級，當地黨委書記進入地級市的領導班子，這有利于市區政府之間的信息傳遞，特別在協調市區統籌發展時，之前模糊的雙向施壓行為變得更加透明。二是城市發展的統一規劃。如杭州制定了《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蕭山區、余杭區以兩個副城區、六個組團形式融入城區建設，較好地解決了之前市縣存在的土地規劃混亂、生態保護無序等問題。三是從縣域塊狀經濟向都市產業圈發展。浙江縣域經濟占據全省GDP70%左右，但同時也遇到發展瓶頸;而市區產業同樣面臨著結構調整問題?！俺房h設區”有助于市區之間產業轉移與承接，協調市區之間產業同質競爭問題。

（二）“撤縣設區”行為實證對象及內容選擇

在實證對象選擇方面，本文選取10個2013年度浙江省經濟發展強縣（區）和5個地級市：以蕭山、余杭、鄞州等2001年前后“撤縣設區”的區縣為第一組;以紹興（柯橋區）、上虞（上虞區）等2013年前后成功設區的區縣為第二組;以義烏、慈溪、長興等未成功設區且經濟較為發達的區縣為第三組;以臨安、富陽等近年有可能設區、經濟相對不太發達的區縣為第四組。以杭州、寧波、紹興、湖州、金華、南京、蘇州等地級市為第五組。文章首先對各縣（市、區）實施“省直管縣”、“撤縣設區”前后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對比分析（分為 1979－1992、1993—2000、2001—2013三個階段）。然后將第一組區縣自“撤縣設區”后的發展情況與其他三組縣市發展數據（2001—2013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最后，再對2001年以來，杭州、寧波等地級市的發展情況進行比較研究。

在分析指標方面，GDP增長率、區縣占地級市GDP比重、第三產業占比等用以研判在“撤縣設區”前后，地級市和各區縣的經濟發展是否有變化，以考量“撤縣設區”行為對地級市和區縣經濟發展產生的正負影響;非農人口比例、城鄉居民收入比等則考量在“撤縣設區”后，地級市與區縣之間城鄉一體化水平以及區縣的城市化水平（戶籍人口）有無變化。

（三）“撤縣設區”行為的實證分析

1．“省直管縣”政策下區縣GDP周期增長曲線?！笆≈惫芸h”政策的紅利釋放顯著，并且實施時機與經濟增長曲線顯示一致。第一輪正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啟動;第二輪“省直管縣”政策出臺與東南亞金融危機時間一致;第三輪“省直管縣”與“撤縣設區”時間一致;第五輪“省直管縣”放權與世界金融危機發生時間一致。每一次“省直管縣”政策的實施，都在隨后幾年帶來區縣一輪較大幅度的經濟增長（見圖2）。

在全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較為寬松貨幣政策的大背景下，“省直管縣”政策實施后，各區縣GDP增長率從第一階段（1978－1991年）的平均15%以下，基本躍升到第二階段（1992－2000年）15%以上（具體見表6）。整體上，五輪次的“省直管縣”政策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呈現出1992年—1994年的高速增長，1998年－2007年的中速增長以及2008年后的中低速增長三個階段?？梢哉f，“省直管縣”政策幫助區縣度過了兩次經濟金融危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這對依賴外貿出口的浙江省各區縣尤為重要。

而由于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各地經濟轉型升級帶來的改革陣痛，無論是“撤縣設區”的蕭山、余杭等區縣，還是義烏、長興等縣市，GDP增長曲線大都處于下行線的位置，并逐漸趨向一致，在10%左右波動。也就是說，實施五輪后，“省直管縣”政策對縣市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推動作用有所下降，相關縣市增長速率放緩。

表6 三階段各區縣GDP平均增長率

2．地級市對副城區的城市化輻射作用明顯。在城市化方面，余杭、蕭山等地在“撤縣設區”后非農人口比例大幅上升，相對領先未設區的縣（市）（見圖3）;紹興縣、上虞市同樣由于和主城區無縫對接的關系，同一時期非農人口比例上升相對較快，這為兩地在2013年“撤縣設區”打下了堅實基礎。而除了“第十二個地級市”義烏外，至2013年，其他縣市非農人口占比均不及30%。

在非農人口大幅上升的同時，區縣的城鄉收入比與其他縣市相比，共同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且近年來農民純收入增長率要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并跑贏GDP增長率;同期峰值卻低于大多數縣（市）（見圖4）。這說明蕭山、余杭、鄞州一方面充分運用“省直管縣”政策中的縣級財政優勢，重點解決“三農”問題;另一方面，各區產業結構隨著城市化推進進一步優化，不僅增加了居民/農民收入絕對值，同時隨之而來的專兼職就業機會為農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盡管受制于“省直管縣”政策下市區財政不統一格局，因“撤縣設區”后城區建設統一規劃，同城化在公共交通、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體現。設區后蕭山等地的城市化發展成績有目共睹。而與主城區無縫對接、市和區同步規劃建設的鄞州區表現得更為突出①自2002年撤縣設區以來，鄞州區在城區一體化建設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參見程剛．中國撤縣建區的新探索：寧波鄞州模式實證研究（2002－2012）［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寧波市計劃單列市及鄞州區“市直管區”的財政體制。需要指出的是，早年便直接轉為“市直管縣”的湖州南潯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反而受到了抑制，相對實力羸弱的中心城區發展對下屬縣區的財政制約作用同樣明顯。

3．區縣經濟增長突出，經濟結構因地級市帶動而更加優化。在第一階段（1978－1991年），各縣市經濟增長率不分伯仲。到第二階段（1992－2000年）即實施“省直管縣”政策后，特別是在1992－2000年期間，余杭、蕭山、鄞州等“省直管縣”縣（市）與同城其他縣（市）相比，GDP增長率處于相對落后位置，GDP絕對值差距反而縮小了，這與部分學者通過“囚徒困境”理論分析得出的“擴權強縣”后縣市GDP增長率好于周邊縣市的情況并不完全吻合。事實上，如蕭山、余杭等區縣在1997年第二次擴權（即單獨針對蕭山、余杭在建設、技改、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擴權）后，GDP平均增長率才逐漸超出其他未擴權縣（市）。這一方面反映出“省直管縣”政策對GDP增長影響的滯后性，另一方面則說明該政策在不同階段賦予縣（市）的政策優勢并不一致。至第三階段（2001－2013年）即“撤縣設區”后，區縣GDP增長率整體上略勝于其他縣市，與同城其他縣（市）相比，GDP絕對值差距又逐漸拉大。而在2008－2013年期間，即第五輪全省所有縣市同步放權后，各區縣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維持在10%上下，這說明“省直管縣”政策導致的區縣競爭行為達到納什均衡狀態。而除長興外，“撤縣設區”區縣整體表現好于其他縣（市）。

同時我們注意到，整體上區縣第三產業比重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區縣（具體見圖5）;地級市的光環效應對改區后的區縣，如在吸引外資等方面，相對領先其他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撤縣設區”后，都市產業圈的整體規劃、區縣與主城區的產業對接等，共同推動區縣經濟結構實現更快的優化。

所有區縣在1992年起實行“省直管縣”政策后，其占地級市GDP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漲，這也顯示出“省直管縣”政策對縣市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其中，蕭山、余杭等各區占地級市GDP比重由90年代達到一個峰值后連年下降，在“撤縣設區”后則呈現上升趨勢;而在第三階段（2001－2013年），除縣市同城的紹興、享受地級市待遇的義烏以及湖州長興同期有所增長外，其他縣市在地級市的GDP比重都呈下行趨勢（見圖6）。

4．地級市自身經濟增長不明顯。自2001年起至今，特別是杭州、寧波“撤縣設區”后，杭州經濟發展速度快于本省紹興等地，寧波發展速度則相對落后。整體上，13年來，浙江杭州、寧波、紹興、金華、湖州5市個體發展平均速度均落后于江蘇3市，5市總體平均發展速度12．05%也落后于江蘇南京、蘇州、無錫三地的13．40%（見圖7）?！俺房h設區”政策在推動地級市經濟加速增長的同時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負面影響。

通過對理論假設的論證，我們發現，除地級市自身經濟經濟增長優勢不明顯外，其他方面均與前提假設較為吻合?？傮w上，“省直管縣”政策對浙江縣（市）社會經濟發展的激勵作用符合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俺房h設區”行為是對其進行的一次有力調整，它使得“省直管縣”政策內涵更為豐富。特別是通過疏通市縣政府之間橫向信息傳遞渠道，對地級市、區縣社會經濟發展都有推動作用，對推動區縣城市化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作用更為顯著。對于地級市來說，目前“撤縣設區”行為暫時解決了市縣無序競爭、中心城區由小到大的問題，但還沒能徹底解決地級市社會經濟實力由大到強的問題。

四、結論與思考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縣”政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政策變量。單獨實施“省直管縣”政策，在壯大縣（市）經濟的同時容易導致市縣政府之間的信息橫向傳遞失效。在加入“撤縣設區”這一內生變量后，市縣無序競爭格局得以打破，特別是在強市條件下，“省直管縣”政策因加入“撤縣設區”變量更具活力，縣區獲益較大。這也是當前強市“撤縣設區”行為對下屬縣市的吸引之處。而弱市如湖州、臺州等地，缺乏帶動周邊縣市發展的社會經濟實力，“撤縣設區”行為并不為下屬強縣認可（見圖8）。

圖8 “撤縣設區”行為象限圖

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省直管縣”和“撤縣設區”這套組合拳仍存在著漏洞：如因財政體制問題導致同城不同待遇的問題依然存在;與江蘇相比，近13年來以“撤縣設區”為重要內容的三大城市中心戰略并沒有取得特別顯著成效等等。而對希望“撤縣設區”的地區，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是否會給地級市帶來較大的負擔?已“撤縣設區”的區縣，“省直管縣”是否需要向“市直管縣”轉變?何時轉變?如何進行轉變?這些都是接下來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1］馬斌．政府間關系：權力配置與地方治理——基于省、市、縣政府間關系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2］王利月．近年來省管縣體制改革研究綜述．浙江學刊［J］，2011（5）．

［3］徐竹青．省管縣建制模式研究——以浙江為例［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4（6）．

［4］劉佳、吳建南、吳佳順．省直管縣改革對縣域公共物品供給的影響——基于河北省136個縣（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1）．

［5］傅光明．論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J］．財政研究，2006（2）．

［6］羅植、楊冠瓊等．“省直管縣”是否改善了縣域經濟績效：一個自然實驗證據［J］．財經研究，2013（4）．

［7］繆匡華．福建“省直管縣”體制改革實踐與探索［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8］才國偉、張學志、鄧衛廣．“省直管縣”改革會損害地級市的利益嗎?［J］．經濟研究，2011（7）．

［9］王雪麗．目標、條件與路徑：“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研究［D］．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10］張京祥．省直管縣改革與大都市區治理體系的建立［J］．經濟地理．2009（8）．

［11］孫學玉．垂直權力分合：省直管縣體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