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支紅軍游擊隊是如何消失的？

毛劍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根據中共中央同國民黨政府達成的協議，駐扎在陜北的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 8省13個地區堅持斗爭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7年年底，隨著改編工作的完成，紅軍的稱號與建制即告終結。但在我黨我軍的革命斗爭史上，最后一支紅軍游擊隊的消失卻是在1943年年底。

提到這支最后消失的紅軍游擊隊，就要提到其實際領導人楊文翰。

楊文翰于1897年在江西省橫峰縣出生，192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葛源區委書記、樂西中心區委書記、贛東北特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并在1936年成為贛東北紅軍的領導人。國共第二次合作后，消息閉塞的楊文翰一直率領紅軍游擊隊在上饒、橫峰、弋陽一帶活動，直到1943年11月犧牲。

新中國成立后，楊文翰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文官挑起大梁

楊文翰最初是一名宣傳干部，并無軍事領導經驗。紅軍留守游擊隊一敗再敗的覆亡危局，將他推上了戰斗一線。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領的紅十軍團損失殆盡，在江西弋陽磨盤山等候其回師的蘇區閩浙贛省委當即決定分散成三部分開展游擊戰。其中，省委書記關英直接領導紅軍獨立團、直屬游擊大隊，活躍于弋陽磨盤山、貴溪三縣嶺一帶。時任蘇區葛源區委書記的楊文翰就在這支隊伍中。

1936年初，缺乏軍事領導經驗的關英無視國民黨軍的重兵集結，強令獨立團攻入浙江，以聯系粟裕所部，結果遭到十倍于己的敵軍圍攻，軍區司令員唐在剛戰死，軍區參謀長鄒琦被俘后遭殺害，兩個主力連隊傷亡殆盡，關英也與部隊失散，只身突出重圍。

一度規模達八九百人的紅軍皖浙贛獨立團，至此僅剩下零星幾支游擊隊各自為戰。

1936年農歷6月，這些紅軍小游擊隊重新會合到一起，組建了贛東北游擊大隊。不久，游擊隊司令、政委相繼離隊尋找大部隊，組織部部長也離隊出走，均再無消息。此時的游擊大隊只剩下30多人，其中職務最高的宣傳部部長楊文翰便成了主要負責人。

小部隊的游擊戰至為艱苦。游擊隊常年在深山密林中與敵人周旋，住的是臨時用樹枝茅草搭起的窩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隨時面臨著餓死、凍死和被圍剿的威脅。

在贛東北特委書記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國民黨軍逮捕并遭槍殺后，楊文翰的游擊隊便與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只能獨自為戰。然而，與關英一樣沒有軍事經驗的楊文翰，這時卻在軍事領導上表現出過人的天賦——沒有情報不動手，沒有內線不動手，搶不到槍不動手，決不干賠本買賣，決不死打硬拼，謀劃軍事行動謹慎而精準，專撿落單的國民黨軍班級建制的小股部隊打。很快，楊文翰部隊的威名震動弋陽、德興、橫峰、上饒、樂平、貴溪、萬年等地。

舊恨新仇記心頭

極盛時的楊文翰越發自信，竟沒有再主動尋找上級黨組織，長期以磨盤山為駐地孤軍作戰。對楊文翰而言，最現實的危險在于信息完全閉塞。到1937年下半年上級黨組織找到他之前，他對1936年年底發生的“西安事變”、 1937年7月發生的“盧溝橋事變”乃至第二次國共合作，均一無所知。

1937年8月，經歷多輪高層談判的國共雙方，將在陜北的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中共南方八省游擊區紅軍游擊隊的改編方案也在同年9月24日商定。項英代表中共中央東南局，指揮各地紅軍游擊隊陸續改編為抗日武裝。

然而，在紅軍和國民黨軍隊之間，有一股仇恨情緒成為國共合作的阻力。1935年，方志敏在南昌被槍決。楊文翰是方志敏的忠實仰慕者，因而心存強烈的復仇之志。類似的仇恨情緒，在當時的紅軍游擊隊和國民黨地方政府之間普遍存在。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幾乎所有紅軍游擊隊最終都接受了時代的大變局，認可了國共合作。唯獨楊文翰始終堅決抵制國共合作，而1937年2月的一次吃虧，更讓他徹底斷絕了與國民黨和談的念想。

當時，國民黨方面派人請他率部下山，商談合作事宜。楊文翰對此半信半疑，便派先頭部隊下山，結果遭到國民黨軍的伏擊，一下子損失了十幾名游擊隊員。此事令他怒發沖冠，叮囑部下：“以后不管什么人來說都不能聽，我們一定要等到紅軍大部隊來再下山！”

就連妻子王榮真上山找他，也被楊文翰認定是敵人派來勸降的，甚至拔槍相向。經過半年的觀察后，他才逐漸信任妻子，但仍要求其獨自下山。顯然，此時的楊文翰已經帶著他的游擊隊與大時代背向而行，漸行漸遠。

中共南方局高層注意到了這支困境中的孤軍，連續三次派人前去傳達黨的新政策和指示，但都被殺害。

1937年9月，皖贛特委派縣委書記李春望等兩人上山做動員工作，被楊文翰下令槍殺；1937年11月，黨組織指派一位姓鄒的區委書記動員楊文翰下山，又被槍殺；1937年12月，丁山區委原書記余明興上山，也被楊文翰下令槍殺。余明興在被殺前高呼“共產黨萬歲”。

在對外界保持極度警惕的同時，楊文翰還需要時刻提防身邊的“叛徒”，對游擊隊內部嚴加控制，凡談論國共合作、思念家人者，一律按“動搖分子”論處。從1938年至1942年，楊文翰因此槍斃五名游擊隊戰士。

盛怒之下再失誤

見遲遲不能說服楊文翰，中共東南分局委員兼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黃道決定，讓剛剛歸隊的關英，以老上級的身份去勸說楊文翰。

1938年5月，關英奉命前往弋陽磨盤山。路過橫峰縣時，因為處在國共合作新階段，關英受到國民黨當地政府的熱情款待。在葛源，關英還召開一次群眾大會，宣傳抗日統一戰線。關英不知道，楊文翰設在山下的眼線在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國民黨方面對他的熱情款待，以及他對抗日統一戰線的宣傳等舉動，都被楊文翰疑為其叛變投敵。

關英到達磨盤山后，楊文翰雖然盛情款待，但兩人的談話極不愉快。當關英傳達上級“實行國共合作，聯手共同抗日”的精神時，楊文翰毫不客氣地說：“你講的話，我不相信。以前都沒聽說國共合作，我們和國民黨部隊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現在哪有國共合作的條件？實在要我下山改編，我得將全部人馬調來開個會，問大家同意不同意?！?

眼看不能說服楊文瀚，關英托辭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本來就不信任關英的楊文翰，認定關英已與國民黨方面串通、在山下布好埋伏圈等他去鉆，便強行把關英等人關了三天。脾氣同樣剛烈的關英痛斥楊文翰“粗暴，破壞黨的組織紀律”。楊文翰則將從關英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200元錢指為敵方對其收買的證據，并聲稱“決不上當，也決不會下山改編”。

盡管關英一再解釋，楊文翰還是叫人動刑，強迫關英承認自己是叛徒。受到冤枉的關英怒罵楊文翰：“違背了黨的指示，與黨鬧獨立，已沒有資格稱為共產黨員，是黨的異類，將來要受到黨紀的嚴厲制裁！”楊文翰被徹底激怒，槍殺了關英一行四人。

冷靜下來的楊文翰也心存疑惑，便派人到南昌新四軍辦事處了解情況，得到“殺了關英是黨內的事，要負責任，你們應該下山”的答復。

然而，楊文翰堅稱“非見到紅軍大部隊，決不下山”?？墒?，紅軍大部隊已全部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楊文翰部即是最后一支紅軍隊伍，哪里還有什么紅軍大部隊了？

悲壯的結局

楊文翰執著地與國民黨政府為敵，最終促使國民黨方面對這支紅軍隊伍動用武力徹底清剿。1938年年底，國民黨軍調動正規軍、民團武裝共1.7萬人，重重包圍了楊文翰率領的不足500人的游擊隊，孤立無援的游擊隊面臨空前危局。

1939年3月，楊部在貴溪畈上呂家遭國民黨軍伏擊。此后，僅剩60余人的這支游擊隊在磨盤山、三縣嶺來回奔走半年多，吃住均無著落，難以立足，不得不轉向皖贛交界處繼續打游擊戰。

此后，楊部在皖贛邊區輾轉游擊四年多，仍無法立足，在1942年8月又折回磨盤山、三縣嶺。時隔不到半年，1943年3月19日，楊部在德興與上饒交界的黃土嶺再遭伏擊，部隊只剩20余人。楊文翰決定將部隊分成兩路突圍，一路由司令員裴月山帶領十幾人偵察行進路線；自己帶領機關六人隨后跟進。兩天后，游擊隊員邵恒竹反水，領著國民黨軍將楊文翰等六人包圍，有四人當場被捕，楊文翰及炊事班長劉福喜翻下山崖，僥幸逃脫。

突圍后的楊文翰不斷改換姓名，只身來往于弋陽、鉛山等地，收集槍支和人員，打算東山再起。1943年8月，他第二次到弋陽葛溪楊泥灣的姨娘家買槍時，被姨娘的女婿、國民黨鄉丁魯冬狗舉報，“中飯還沒吃完”就被堵在家中，隨后送到縣城關押。當年11月19日，楊文翰被槍殺于弋陽北門鵝門嘴。臨刑時，楊文翰和被他殺害的余明興一樣，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工農紅軍萬歲！中華蘇維埃萬歲！”

而裴月山帶領的十余人，也在貴溪大務源遭圍攻后潰散。1944年9月，裴月山在江西余江被捕并遭槍殺。

至此，這支最后的紅軍游擊隊全軍覆沒。 （摘自《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