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知識青年支邊口述史研究

摘要：知青群體是研究中國當代歷史不能回避的主題之一，其中從1964年至1966年支邊到新疆兵團的武漢市知識青年是個特殊人群,他們知識層次高,對新疆兵團建設發揮的作用大,但目前關注不多。本文在收集整理武漢知青訪談實錄的基礎上,分析武漢知識青年支邊的過程，探討武漢知識青年支邊的多元動機,展開對國家政策及動員與個人際遇之間的密切關系的分析,并對這個群體到新疆兵團后所做的特殊歷史貢獻進行分析。這一研究豐富了兵團歷史和文化，同時補充了知青研究的新疆個案。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469（2015）03-0029-08

收稿日期：2015-06-20

基金項目：新疆兵團社科規劃項目“兵團婦女口述歷史”(13YB12)階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簡介：張紅彥(1971-),女,新疆兵團軍墾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博物館學和口述歷史研究。

1963年下半年開始，國家開始考慮加快農村建設與安置城市知識青年相結合的問題。1963 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提出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于更快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科學文化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組織動員內地城市知識青年支援邊疆地區社會主義建設的建議，獲得批準。在這樣的背景下，支援邊疆工作轉入以城市知識青年為主的階段。

據有關資料統計所載：“截至1966年，全國國營農場累計接收安置了25.7萬名城市知識青年，其中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以下簡稱兵團）從1961年到1966年相繼安置了上海、北京、天津、武漢、浙江、江蘇等?。ㄊ校┲R青年共計12.7萬人。其中，上海市知青97048人，北京知青4400人，天津知青7900人，武漢知青7900人，江蘇知青2900人，浙江知青4800人，其他知青1752人。 ［1］

大批武漢知青支邊到新疆的時間比上海知青推遲了一年，人數也不及上海知青的1/10，當時在媒體上的宣傳報道也主要集中在上海知青上，對在新疆工作時的武漢知青典型人物、先進事跡的報道也很少。在社會上鮮有武漢知青的聲音，他們被集體湮沒在上海知青的光環下。筆者另辟蹊徑，關注到武漢支邊青年這個群體。

2008年，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纂的《湖北援疆史料選輯》出版發行，選載了11名武漢支邊青年的回憶文章；2011年，武漢支邊青年的回憶錄文集《西眺煙云》自籌資金出版，填補了全國知青題材文藝作品沒有武漢支邊青年一席之地的空白，向世人展示了當年武漢支邊青年在新疆兵團那段難忘的經歷。2012年新疆兵團軍墾博物館文博工作者赴武漢，征集到大量的武漢知青的文物、圖片、文史資料，采訪了50多位知青，整理出25位有代表性的知青的訪談實錄。筆者在近三年的時間里對武漢知青做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工作，完成了《青春的選擇》叢書的編著。該書50萬字，收錄了百篇回憶錄、25萬字訪談實錄及報刊輯選等資料，是迄今為止公開發行的、資料最完整的有關武漢支邊知識青年的書籍。本文在訪談資料的基礎上，分析當時武漢知青支邊的背景及個人支邊的動機并探討武漢知青在新疆兵團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武漢知青支邊過程

從1964年至1966年共有7900名武漢市知識青年唱著“打起背包走天下，我們都聽黨的話，哪里需要我，哪里就是我的家……”這樣的歌，滿懷豪情地奔赴了新疆。

1964年10月，經中央批準，兵團在武漢招收2000名知識青年，其中高中生800名，初中生1200名 ［2］。接到任務以后，武漢市委立即成立支疆工作領導小組。同年10月6日，武漢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召開各區區長、各有關局長、市人口管理辦公室、市團委會議，確定“全面動員，雙管齊下，重點突出，自愿選擇”的工作原則，決定分兩批進行動員，第一批動員對象為應屆畢業生，組織工作以學校為主，家庭為輔；第二批動員對象為城市社會青年，組織工作以街道為主，學校為輔。經過一個多月的宣傳動員，這一年有2043名知識青年報名參加支疆建設。

1964年10月28日，武漢市第一批參加新疆建設的1124名知識青年啟程，武漢各界人民兩萬多人熱烈歡送。青年們在粵漢碼頭集合，身穿沒有領章、帽徽的黃軍裝，胸前佩戴著黃底紅邊紅字的“武漢市知識青年參加新疆建設隊員證”和大紅花，整齊地排著隊行進在街道上，一邊走一邊唱著：“到農村去，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高音喇叭不停地在播放《我們新疆好地方》和《邊疆處處賽江南》等新疆歌曲，整個街道好象沸騰了。列車滿載著一千多名充滿無限浪漫和幻想的熱血青年，駛離了漢口，向著祖國的西北邊陲風馳電掣般地奔去。11月3日抵達烏魯木齊。11月6日，第二批919名武漢青年啟程赴新疆。在遷送期間，又有一些知識青年隨隊前往新疆，使得實際前往新疆的城市知識青年達到2459人 ［3］。

1965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再次向武漢市計劃招收4000名知識青年，要求高小以上文化程度3400人，應屆高中畢業生600人。8月2日，武漢市對此作了規定:“招收對象為16到25周歲、在武漢有正式戶口的非農業人口中的社會知識青年和本年應屆畢業未能升入高、初中畢業生，男女比例原則上為男性45%、女性55%” ［4］。到月底，共有4048名知識青年遷送到新疆。

1966年，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給武漢布置了7000名知識青年援疆的任務。根據武漢市城市人口管理辦公室的安排，計劃武漢市分兩批，即上半年安排2000人，下半年安排5000人 ［5］。上半年的2000人分別在6月30日和8月2日運送完成，下半年計劃的5000名援疆人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流產，支疆工作至此被迫中止。

1976年從湖北各地來疆有59名武漢知青 ［6］。這批青年都是自愿報名，堅決要求到邊疆來扎根的。他們有的是獨子，按政策可以留城。有的原來是干部，但堅決要求“不當干部當農民，不拿工資拿工分?！彼麄儜阎鴿M腔熱忱從內地到邊疆，從城市到農村，表示要像雷鋒那樣，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擰在邊疆的土地上。

二、為什么來新疆：支邊的動機

武漢城市知識青年對去新疆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熱愛黨、熱愛祖國、為人民服務是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風貌。

著名學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易中天，曾在兵團農八師一五○團工作學習過十年。當年的同事史漢光記錄下了易中天1965年9月25日在一五○團十連召開的武漢知青歡迎會上的發言：

為什么我放棄到武昌師范學院進修當老師的機會來兵團？最近，我讀了一本叫《勇敢》的蘇聯小說，作家薇娜·凱特斯琳卡描寫一群年輕人到艱苦的西伯利亞建設“共青城”的壯舉太感動人了，我希望自己像他們那樣，在中國的西伯利亞也建一座“共青城”，將來寫一本中國的《勇敢》。俗話說：“女怕嫁錯郎，男怕選錯行，今天，真不知自己的選擇對不對？”說的全場人捧腹大笑。 ［7］

文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在那個時代，青年們在理想主義的支配下，他們的價值觀反映在服從祖國需要，把人生價值定向在社會的整體利益和社會的理想上，當個人利益、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他們能為社會整體利益而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

楊松友，在兵團連隊當上了鐵姑娘班的班長，后被推薦去兵團農學院學習，1998年武漢防汛抗洪中被尊稱為“楊排風”，退休前系武漢市江漢區民族街黨委書記。她支邊的動機，是簡單而理想化的：

1966年，我們的初中課程已經上完，當時，正值學生停課鬧革命，批斗“有問題”的老師，工作組已經進駐各個學校，這時我們學校出現了穿軍裝的學生，經了解才知道新疆兵團在武漢招兵。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是隨著《學雷鋒》和《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教育長大的，非常崇拜解放軍，自己雖是女孩子，當兵的愿望并不亞于男孩。有了這樣一個機會，當然不能錯過，于是我們背著家人報了名。當時正值文革初期，一些同學認為我們去新疆是為了逃避階級斗爭，工作組也找我們談話，他們特地給我分析我的家庭狀況，父母年邁，哥哥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希望我放棄去新疆的打算，但我并沒有動搖，后來喜報送到家，父母雖然不情愿，他們也只好接受這個現實。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認為家庭困難再大也是小事，邊疆需要我們，我們就應該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離開武漢那天，我父母來到火車站，看到一些同學和父母抱頭痛哭，母親有些不解，問我你怎么不哭呢？我說去新疆是好事，哭什么？所以我們一路歡歌笑語到了兵團農四師高爾基農場。 ［8］

（二）青年們為雷鋒高尚的革命品德、革命精神所感動，所激勵，所鼓舞。決心把自己要鍛煉成為一個新型的、有文化的農民，要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從1962年八屆四中全會后，我黨強調階級斗爭為綱，提出反和平演變的問題。那么怎樣培養我們的青年做紅色的接班人，這就是青年教育中的一個根本性的課題。

1964年10月28日《武漢晚報》發表社論《祝賀赴疆青年踏上革命征途》。從這篇社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強烈的輿論導向：

每個青年，每個父母，都必須在一系列的的問題上，作出正確的抉擇：是革命第一，以國為懷，高瞻遠矚；還是享受至上，個人第一，鼠目寸光？是經風雨，見世面，到艱苦的實際斗爭中去鍛煉；還是圖舒服，貪安逸，做溫室里的花朵？是熱愛勞動，把它作為革命化的必由之路；還是輕視勞動，企圖像剝削階級那樣騎在人民頭上？是熱愛農村，熱愛邊疆，背起背包走天下；還是留戀城市，留戀小家庭，不敢越家門一步？你們的正確選擇，說明你們敢于同舊思想決裂，敢于向困難挑戰；證明你們有積極參加革命的胸懷；反映了你們愿意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決心到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到實際斗爭中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走革命化的道路，把自己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9］

1963年中央號召學雷鋒，毛主席提出“向雷鋒同志學習”，這在廣大青年中間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此時正逢黨中央號召“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引導廣大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而“建設邊疆，保衛邊疆”這個口號，使得青年已經把支邊到新疆這件事不僅僅看做是要找個活干，而是去干革命，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于尚斌的支邊動機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1965年8月，“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熱潮席卷武漢，學校成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支邊青年招生辦公室，我擔任了主任。在一次初中畢業生的家長會上，我按上級部署要求在會上大講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大講革命需要，大講新疆好，大講青年人要有遠大的志向和抱負，目的是動員家長支持孩子報名去新疆。我慷慨激昂地講完后，一位家長站起來平靜地說了一句：“老師，你講得這么好，你也是青年人，比我們孩子大不了幾歲，你為什么不報名去新疆呢？”這時，全場空氣陡然凝固了，我站在講臺上愣住了，臉一下漲紅了，也許是被這突如其來的質問激怒了。稍停片刻，我冷靜地向全場家長還有學生大聲宣布：“我是共青團的書記，我肯定帶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我現在就報名！”

我在這天的家長會上做出的重大的人生抉擇，也不完全出自于一時沖動。早在幾年前，當我著迷地閱讀了前蘇聯一部著名小說《勇敢》時就已產生了這種沖動?！队赂摇穼懙氖乔疤K聯一批青年響應祖國召喚，成群結伴，遠離家鄉城市，支援西伯利亞大開發，讓荒漠變農莊，讓荒原變城市的浪漫故事。故事情節生動、曲折，深深地感染了我，加上近幾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宣傳熱潮，我早已不安于留在城市，我憧憬著大西北、大西南、東北、海南這些廣闊天地。

要知道，我是新中國一名走在時代前列的熱血青年，我是唱著“讓我們蕩起雙槳”成長的少先隊員，是一名戴著團徽在公交車上尋找老人主動讓座的共青團員。我那時有一顆鮮紅的心，對毛主席是無限的崇敬，無限的熱愛，在關鍵時刻，那種純潔、崇高的理想抱負的火焰，一下子被家長的質問點燃了，這就產生了沖動。這大概是六十年代的青年共有的一種精神吧。 ［10］

（三）當年的報紙雜志也極力宣揚新疆兵團是鍛煉青年人的大熔爐。年青人對以參加生產建設部隊的組織形式，到邊疆參加軍墾充滿了向往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和高度政治覺悟的隊伍。兵團的干部40%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你們能參加這樣一個集體，在這些老同志們的具體幫助下成長，這是很大的幸福！你們要學習老同志們對黨對毛主席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指東打東，指西打西，堅決服從組織的分配，把革命的利益放在最前面。學習他們熱愛祖國，熱愛邊疆、四海為家的胸懷，學習他們以鋼鐵般的意志向大自然搏斗的精神和本領，和把困難踩在腳下的英雄氣概。學習他們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三八作風。你們還要向勤勞勇敢的新疆各族人民學習。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 ［11］

當時的青年，崇尚英雄，向往軍旅。解放軍是最可愛的人，是楷模。投身到綠色的軍旅是青年追求進步的標志。雖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完全意義的部隊有一些區別，但它畢竟是準軍事編制。在那個年代，凡是與軍隊沾邊的東西，都有一層美麗的光環。特別是被批準去疆后，可以穿上軍裝（雖不戴領章，帽徽）去保衛邊疆，對當時的青年是一種巨大的誘惑。我們可以看到如今已年過六旬的知識“青年”們，幾乎每人都保存有當年身穿沒有領章，帽徽的綠軍裝的照片。他們總是在領到軍裝的第一時間與家人、同學合影留念，能夠穿上軍裝讓他們感到無比地自豪和光榮。

（四）到兵團做農場職工，要比當時另一種上山下鄉的方式——下鄉插隊落戶好得多，容易為城市青年所接受

在兵團生活有保障，前三年，實行供給制，每月還發給一定數量的零用金（第一年每月3元，第二年5元，第三年8元）。原農七師一二四團1965年武漢支邊青年孫奇忠回憶：

凡年滿18周歲，不分高中或初中畢業，從開始就定農工一級，每月工資38.92元（基本工資28元，加上39%的邊疆津貼）；凡實際年齡不滿18周歲，不分高中或初中畢業，全部定為童工，工資34.75元。從進疆開始算起，年滿3年有帶薪探親假，連路程共40天，可以報銷來回路途車票?；楹?0年一次帶薪探親假，亦可報銷來回路費。

有固定工資，生活有保障；過的是集體生活，對青年也有吸引力。有人總結到兵團做農場職工有九大好處：是國營，前途大；是工人，不是農民；有固定工資；文娛生活好；領導強，進步快。這代表了當時青年的普遍想法。

（五）支援新疆建設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做出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

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城市支邊知識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的占有一定的比例，這樣的青年在那個時代的大城市是沒有前途的。尤其是沒有政治前途，招工、招干、參軍對他們來說是很渺茫的，優先考慮的是根正苗紅的對象。那么考大學似乎就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文革前的高考是不公布考分的，而每個青年的檔案上，都根據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機密單位”、“一般”、“不宜錄取”等字樣。出身不好的青年，無論怎樣品學兼優，也只有落榜一途。

田先瑤，1964年支邊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分配到七十二團五連汽車連工作。后考入大學，調回武漢，高級記者、作家。他回憶：

我報名參加新疆兵團建設，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也有對未來前途的無限憧憬和夢想。1963年我在武漢市重點高中讀高三，學習成績優秀，但令人意外的是沒考上大學。

母親出身不好，因外公曾做過官，家中有莊園、有田地，被定為官僚地主，要從城市疏散到農村去。為了考大學，我決心復讀再參加高考，一個人毅然留在了武漢。但苦讀備戰的結果仍是高榜無名，我困惑茫然了。一位善良的老師偷偷告訴我：“你成績優秀，但家庭出身不好，身份審查沒通過。別考了，成績再好也上不了大學?！蔽疫@才意識到家庭關系給我的人生帶來的重大影響。

正當一個年輕人考學無門、就業無路時，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來武漢招生了?？粗錆h大街小巷貼滿的“到新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標語，聽著大喇叭廣播里唱的革命歌曲，到處都充斥著濃濃的革命氛圍。我就幻想，革命時期無數的知識青年為了抗日救國，拋棄舒適享受的家庭，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我報名參加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出身問題不就解決了。于是瞞著母親偷偷報了名，沒成想很快收到了錄取通知書。穿上黃軍裝的那一刻，我激情澎湃，滿腔即將投身革命大熔爐的熱情。 ［12］類似田先瑤有這樣支邊的理由的知識青年在我們的采訪中就遇到了不少。對于很多充滿理想而不諳世事的青年來說，與其在城市從事那些既讓人看不起，在政治上又看不到前途的工作，倒不如去兵團國營農場，也許更能有一番作為，生活也更富于新鮮感。

還有一些青年因家庭兄弟姐妹多，生活十分困難而主動要求去新疆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還有的青年因家庭關系緊張，而希望遠遠地離開家到新疆去。甚至，有一位女青年因為從沒有見過火車而想要坐火車，就跟著小姐妹一起報名去了新疆。但總的來說，大多數青年都是抱著到邊疆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義無返顧地踏上西進的征途的。

三、武漢知青支邊的作用

武漢的支邊知識青年進疆到兵團參加屯墾戍邊大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減輕了兵團人力資源不足方面的矛盾

新疆是我國地域最大的省區，面積為16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6。20世紀50年代中期，地大物博的新疆人口僅有600萬，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4人。勞動力短缺，一直是加速新疆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的制約因素，特別是1956年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以后，這個問題日益突出。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多次請求中央從其他地區調派勞動力予以支援。

1954年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從1954年到1960年的6年內，以農為主的兵團各項事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兵團的人口增長、特別是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則遠遠低于同期耕種面積增長的速度，勞動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凸現，兵團又一次出現更大人力資源的缺口，這引起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兵團成立時的10多萬職工，是來自新疆軍區集體轉業的生產部隊。這支有著光榮歷史的部隊成員，一般都經歷了解放戰爭、抗日戰爭，甚至少數還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因此，他們轉業時的年齡普遍偏大。而且這批轉業部隊的絕大多數成員是從廣大農村走出來的參軍農民，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低，文盲、半文盲所占的比重較大。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稕Q定》指出：“為了使得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夠逐步同內地一樣地獲得迅速發展，齊頭并進，中央決定自1958年到1962年五年內，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這些地區去參加社會主義的開發和建設工作”?！稕Q定》計劃從湖北、湖南、安徽、江蘇四省調派200萬勞動力援建新疆。

盡管從內地來了很多農村青年勞動力，但這些農村來的支邊青年（有些是壯年）也多屬于舉家遷來的農村移民，多數屬于有家室的青壯年，文化程度也是比較低的。

知識青年支邊進疆參加兵團屯墾戍邊大業，改變了兵團職工隊伍的年齡結構，促使隊伍的年輕化；改變了兵團職工隊伍的文化結構，提高了兵團職工隊伍整體的文化水平；在全面提高兵團的素質，還對兵團的文化、教育、科技、衛生以及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和全面發展和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二）減輕了武漢城市就業壓力

1958年在全國開始的“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的巨大破壞，是后來不得不在城市進行精簡人口，乃至讓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的主要原因，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深度上和廣度上都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按筌S進”造成最直接、最嚴重的惡果，就是糧食的極端短缺。當時農村糧食奇缺，在一些大城市糧食幾乎脫銷，饑荒正在全國范圍內嚴重蔓延。

為了解決極端嚴重的糧食問題，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同時還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口號，這標志著國家經濟發展方針上的重大改變。而大辦農業的“有力措施”就是大量減少城鎮人口，堅決認真地清理勞動力，以加強農業第一線。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說：“要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糧食緊張問題，非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不可……要把精簡職工隊伍，下放城鎮人口當作一件關系到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來抓?！鄙虾?、武漢等大城市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都非常大，首當其沖地面臨嚴重的挑戰。

兵團成為大規模集中安置大城市知識青年的最有效途徑，減輕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對緩解就業矛盾、穩定社會治安、穩定一部分人心都有好處。

（三）充實了兵團保衛祖國的戍邊力量

1960年中蘇兩黨關系破裂后，國際上的一些反華勢力趁機掀起一股反華逆流，形勢突然緊張，兵團的衛國戍邊任務加重。不僅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而且印度也趁機在中印邊境不斷制造事端，挑起流血沖突。

在中印邊界沖突不斷升級的1962年5月，蘇聯駐伊寧市領事館經過長期策劃、煽動，組織制造了伊寧、塔城、博樂地區“5.29”事件，煽動、蠱惑、脅迫我6萬多邊境居民，趕著牛羊逃往蘇聯，嚴重地破壞了我邊境地區各族人民生產、生活的安全，對我邊防的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隨后又在裕民縣等邊界地區多次發生武裝入侵的流血事件。而對上述地區邊防線上的嚴峻形勢，特別需要加強肩負屯墾戍邊使命的兵團力量，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和邊境的安全。

原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張浩波回憶： ［13］

從大局來看，中蘇關系越來越惡化，特別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邊民外逃。中央的高層領導，包括總理，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已經不僅僅是一部分知識青年就業的問題。因此考慮怎么能夠充實一些新的力量進去，這些力量應該是年輕的，有政治覺悟的，有文化的，有科技知識的，有高度的革命熱情的。動員這樣一些青年充實到建設兵團的隊伍里去，這就帶來新鮮的血液、新生力量，這是對于我們建設邊疆、鞏固邊疆、保衛邊疆都有戰略意義的一個重要措施……

兵團黨委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和任務的需要，組建了一批民兵武裝隊伍。兵團副政委張仲瀚要求建設一支“一旦有事，能夠做到不分晝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導，運用自如，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民兵武裝部隊”。在新的兵團民兵武裝隊伍中，有不少來自上海、武漢等城市支邊青年補充到民兵隊伍之中，充實和加強了兵團戍邊實力。

伊犁地區霍城縣是此次事件中的重災區。當地居民被騙外逃，農牧業生產無人管理，中蘇邊境有邊無防。農四師奉自治區、兵團命令，立即組織“三代”工作隊，為地方群眾代耕土地，代牧牲畜，代管財物，并執行中央新指示，籌建邊境農場。1962年到1966年，農四師在伊犁地區邊境一線，新建農場7個。這7個農場與1965年兵團移交農四師管理的幸福農場、東風農場沿著420公里的國界線筑起了一道堅固的國防屏障。這些新建起的邊境農場里都有不少城市知青分布。

1961-1966年，新疆兵團農四師安置武漢支邊青年1677人 ［14］。其中1964年進疆的4048名武漢支邊知識青年中，有1020人 ［15］，幾乎是全年進疆青年總數的近1/4的知青，被分到了農四師。

結論

武漢支邊知識青年來自魚米水鄉、生活相對比較優越的九省通衢之地，自身受教育程度也相對較高，但知識青年對去新疆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在極大的政治熱情與建設國家的精神驅動下，武漢知識青年紛紛入疆參與邊疆建設；其二，道德模范與精神榜樣為熱血青年們進行艱苦創業指引了方向，青年們為雷鋒的高尚的革命品德、革命精神所感動、所激勵、所鼓舞，決心把自己要鍛煉成為一個新型的、有文化的農民，要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其三，國家與社會的鼓勵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年的報紙、雜志也極力宣揚新疆兵團是鍛煉青年人的大熔爐，年青人對以參加生產建設部隊的組織形式，到邊疆參加軍墾充滿了向往；其四，到兵團做農場職工，要比當時另一種上山下鄉的方式——下鄉插隊落戶好得多，容易為城市青年所接受；其五，支援新疆建設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做出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但總的來說，大多數青年都是抱著到邊疆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義無返顧地踏上西進的征途的。

武漢支邊知識青年以參加生產建設部隊的組織形式，到邊疆參加軍墾是出于國家勞動力調配工作的一部分，旨在為青年開辟新的就業道路，與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緊密相關。武漢的支邊知識青年到兵團參加屯墾戍邊大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解決兵團在各項事業發展中的人力資源不足方面的矛盾。其次，減輕了城市的就業壓力。第三，國際形勢嚴峻，支邊知識青年充實了兵團保衛祖國的戍邊力量等等。

這些曾經的“知識青年”們通過口述的方式，講述他們的“青春選擇”，這個群體的歷史被點滴記錄下來，將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