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文化與桐城女詩人

呂菲

（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安徽 合肥 230061）

清代桐城文化與桐城女詩人

呂菲

（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安徽 合肥 230061）

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作盛極一時，桐城文派的客觀刺激，家族文化的影響及好詩重教之風促進桐城女詩人群體的產生與女性詩歌創作的繁榮。桐城文化中的封建禮教和人文禮教對女詩人的生平與創作具有重要的影響。

清代才媛 女性文學 桐城文化

一、引言

歷史文化名城桐城，曾因桐城文派而名冠天下。除了涌現出大批名垂青史的男性文人外，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作盛極一時。

筆者根據傅瑛的《明清安徽婦女文學著述稽考》、光鐵夫的《安徽名媛詩詞徵略》，同時結合施淑儀的《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徐乃昌的《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等文獻，進行匯總后共得有名姓的桐城清代女性詩歌作者165人（含明末與民國初年），詩詞作品近千首，創作之盛可謂安徽諸縣之首。

桐城女性詩歌的繁榮與桐城文化的促進作用是分不開的。桐城文化又對女詩人的生平及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桐城文化促進女詩人群體的繁榮

明初建都南京，遷都北京后，南京為陪都。桐城作為畿內，經濟和文化發展相當迅速。同時，桐城秀美的自然風光有利于文學、藝術創作，這些大環境都為女性文學繁榮提供了豐富土壤。具體而言，清代桐城文化對女詩人群體的促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桐城文派崛起的客觀刺激。

清代桐城文派譜寫了近三百年輝煌篇章，形成“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文學奇觀。清方東樹曾言：桐城人文最盛，故常列為列郡冠。成學治古文者綜千百計，而未有止及……日久論定，海內翕然宗之［1］。

伴隨桐城文派興盛的還有桐城講學結社、著述刊印之風。自明末起，桐城諸多名士講學授徒，交游結社。例如錢澄之、方以智主持復社，還有像澤園社、桐川會館等。同時，桐城文人著作如林，數以千計。清四庫僅桐城桂林方氏就收錄文集四十七部。

這些學術風尚，也會影響當地的知識女性，像桐城最早的“名媛詩社”，張姒誼、吳坤元、左如芬等的詩文結盟。女詩人們的詩文集很多，像方維儀就有 《清芬閣集》、《歸來吟》、《宮闈詩史》等多部著作。還有像姚陸舟的《玉臺新詠》、《凝暉齋詩存》等，幾乎人手一書，舉不勝舉。

（二）家庭文化的影響。

家族文化是桐城文化的一個亮點。像桐城的方、姚、張、吳這樣的大家族都涌現出大批男性文人，其中有不少在中國歷史上還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男性文人的文化活動和文化支持使得家庭里誕生了諸多才媛，如桂林方氏中方以智的祖母姚氏、姑母方孟式、方維儀、堂姑方維則、母親吳令儀、姨母吳令則、妻潘翟、妹方子耀、女兒方御、兒媳陳舜英、張瑩、孫女方如環、方如璧、玄孫女方云卿、方寧都有詩名。方御在 《文閣詩選序》中曾描繪了當時家中女性文學活動之狀：當是時，姚祖姑居清芬閣中，余輩每就訂正，爭妍競勝，不異舉子態，懸甲乙于試官也［2］。

其次是麻溪姚氏和吳氏家族。較知名的才媛像姚若蘅、姚鳳儀及吳懷鳳、吳坤元等，有數十人之多。而且桐城母女、姐妹、婆媳詩人比比皆是，像姚含章、張令儀母女，左如芬、孫思姙婆媳、方筌、方笙姐妹等。這充分反映出清代桐城的家庭文化及女性文學活動中家族性的特點。

由于古代女性大多過著足不出戶的生活，家內學習、唱和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桐城大家族間為了保持延續性和影響力，往往互相聯姻。這是當地文化的一大特色。這種聯姻會形成因血親、姻親而構建的龐大家族體系。家族文化的覆蓋面更廣，更有利于家族才媛間的文學活動的順利進行。

（三）注重女性教育。

《桐城民俗風情》記錄了這樣一首民謠：“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還做客，教兒宜古還宜今，宵共補衣燈?！庇值馈拔徉l宦游與遠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3］。

由于母教的重要，就需要身為母親的女子知書達理，這對桐城女性的文化教育有重大的促進作用?！锻┏抢m修縣志》載：邑重女訓，七八歲時以女四書、毛詩授之讀［4］。讓女性讀書識字，不僅有利于女性進行文學創作，而且無形中為她們打開了一扇門，讓其可以有機會進入更大的知識領域和思想空間。例如張英的妻子姚含章：生平于毛詩、通鑒悉能淹貫，旁及醫藥、方數、相卜之學，而尤好禪學……康熙帝嘗顧左右曰：“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保?］

（四）好詩的風尚。

桐城好詩的風尚于明清極盛。姚瑩曾道：“（桐城）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致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一不備。海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然哉？”［6］道光年間徐璈輯《桐舊集》，錄桐城詩歌七千七百首，詩人一千二百余人。女詩人的創作同樣熠熠生輝。正如吳希廉所言:“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保?］

好詩的風尚又往往與家庭文化及教育相結合，一門風雅的現象相當常見。例如張瑞芝：在閨中時，與妹玉芝、愛芝從父學詩。各手一卷，謳詠不輟［5］82。方份：弟持師出聯“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對。份輒舉唐人詩“桃花帶雨濃”句應之，父大喜，謂工致蘊［5］97。再如姚德耀與丈夫唱隨歌詠，互相詩友，不減梁、孟［2］216。左如芬從夫學詩，一學即工［2］306。

詩歌能惠及女性與男性文人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姚鼐就說：“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為不然……言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8］。正是男性文人，尤其是父親和丈夫將好詩吟詠之風影響了女性。

三、桐城文化對女詩人生平與創作的影響

（一）遵從禮教。

桐城文派學術思想是恪守程朱理學。像劉大櫆就力主為文須明義理，適世用。姚鼐亦言：“程、朱猶吾父師也?！保?］102這些思想反映在桐城女性身上，最突出的一條是對封建禮教的遵從，桐城女詩人也不例外。

首先是節烈。像自殺殉夫的有方寧、張清華、潘志淵等，自殺未遂撫孤盡孝或寡居守節的有方維儀、姚鑒含、姚陸舟等。有的才媛的節烈甚至到了令人驚愕的地步，例如終身不嫁服毒自殺以全貞節的孫蘩姑，劓鼻拒絕改嫁的孫氏等。她們節烈尊禮觀反映在其詩歌作品中。例如方維儀的《求合墓詩》：自君別后苦傷情，六十余年獨守貞［2］156。方維則《感懷》：抱志松筠潔，銘心金石堅［2］128。還有像潘志淵的《絕命詞》、姚陸舟的《閨鑒》等，不勝枚舉。

其次是認可男尊女卑的性別地位和服從丈夫、服務家庭的性別角色。在這些女詩人中有為夫廣蓄媵侍的吳令則、張瑩、方若蘅，也有丈夫別娶，獨自辛勤守家的潘翟、方子耀。更有自戕尸諫丈夫的張淑媛。她們雖為當時知識女性，但依然被時代洗腦，心甘情愿地受禮教束縛，守著賢良婦道。

遵從封建禮教對女性文學閱讀和創作是有限制和阻礙作用的。像棲梧閣吳氏就好讀歷代群史，而艷詞小說，屏絕弗觀［2］201。從父學詩、謳詠不輟的才女張瑞芝于歸后，皆棄筆墨不復習，而唯從事于酒漿絲麻之女功［5］82。而那些烈女節婦們的詩歌往往思想性強而文學、審美性弱，又因詞主言情，詩莊詞媚，故而桐城女性詞的數量明顯少于詩。

（二）尊賢重德，清正仁義。

尊賢重德是桐城文化中的一個顯著特點，這里的“德”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重德在桐城女性身上體現出的是一種普象和共性。例如生平仁厚好施的姚文然長女姚氏，辦學濟世的倪婉，以孝道著稱的吳坤元，更有重義輕利的一代才女吳芝瑛。

就詩歌看，典型的像左紹光《移居》：地僻心常遠，人微品自優。世道秋云厚，淳風我自留［2］201。吳氏《示子婦》：立身貴簡樸，喜爾亦能知［2］202。姚陸舟《教子詩》：勿因閑長惰，須以儉成廉。還有像左北堂《訓諸子及孫曾輩》、姚鳳儀《勉兒》等。重德思想在女性教子詩中突出反映，此點又與桐城的母教文化相契合。

綜上，清代桐城女詩人群體及其詩歌創作是桐城文化中一道亮麗的色彩，其興起及特點與桐城文化休戚相關。與此同時，這一群體又因其獨特的家庭角色和作用影響了眾多男性文人，促進了桐城整體文化的形成。

［1］沈培新.安徽人才現象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37.

［2］傅瑛.明清安徽婦女文學著述稽考［M］.合肥：黃山書社，2010，119.

［3］徐庶，葉瀕.桐城民俗風情［M］.合肥：黃山書社，2002，168.

［4］胡必選.桐城續修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卷三.

［5］光鐵夫.安徽名媛詩詞征略［M］.合肥：黃山書社，1986，53.

［6］徐璈.桐舊集［M］.丁卯九年影印本，民國十九年，卷首序.

［7］吳希庸，方林昌.桐山名媛詩鈔［O］.清嘉慶甲辰刻本，卷首序.

［8］姚鼐.惜抱軒詩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2.

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一般項目（2011sk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