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文學實驗

黃修毅 曲瑋瑋

“儂香煙吃伐？”金宇澄在上海市作協的西廳剛一落坐，就客氣地問了句，一面動手拆他的玉溪煙。在寫出《繁花》后，這位上海灘老爺叔的名字攻占了報紙文化版，像是被媒體一夜之間挖出的新人，被冠以“文壇潛伏者”之類的名號，近來更是因為電影改編而和王家衛這樣的“大咖”頻繁聯系在一起。

在他呆了三十年的上海作協，從門衛到食堂打飯菜的爺叔，都叫他“老金”。他略嫌枯瘦的身材，頂一頭半禿的蓬亂長發夾在排隊盛飯的人叢里，排在身后的同事拿他那條隨意搭配的深色牛仔褲后插袋上的紋樣打趣，他笑笑不響。

比起五年前，記者初識金宇澄的時候，現在的他變得有些沉默，挑撿字詞時也越發小心。那時“金宇澄”的名字還不怎么為圈外人所知，這位《上海文學》的副主編，在桌旁一坐下來就呼朋喚友，倒是頗有點江湖氣。

“老金”現在火了，多年前的故交們說起來，語氣中是稀松平常、和意料之中?，F在身居上海作協常務副主席的“先鋒派”代表人物孫甘露，早在1985年作協辦的一期“青創會”上就與老金是同學。

“老金《繁花》里的東西跟他早年的創作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孫甘露說：“那種復雜性在他寫一個小體量的東西里就有”。

老金的大器晚成，也讓老朋友們有時不忍“沾光”。同是85班上的舊交陳小瑩去年出了新書，依慣例出版商張羅給新書添加腰封推薦詞。原本請金宇澄這班老相識出手自是順理成章，但陳想了想，一直也沒有開口，“老金現在聲名正盛，我這樣湊上去，好像有些不得當?！?/p>

直到金宇澄主動應承下來?！笆謾C上進來一條短信，一看就是老金的，他擬的字句褒揚中帶著克制?！备袅舜蟾攀畞矸昼?，陳小瑩又收到一條老金的短信，她對著手機來回翻看，兩條短信似乎并沒什么差別。但讀了三四遍之后，陳小瑩才發覺，有一個標點符號換了一下位置?！斑@就是老金?！标愋‖摳锌?。

其實，金宇澄成名甚早。他那篇講述東北插隊知青“打棺材”的故事，1986年發表在《上海文學》，得了當年全國短篇小說一等獎。但直到寫出《繁花》以前，有著長達三十年的小說寫作“空窗期”。

《繁花》這部鋪敘從“文革”直到九十年代上海市井生活的作品，顯示了遺落在歷史視野之外的日常的淹博。而其形式上的大破大立，讓人難以窺破其師古法今的復雜來源。

一部小說以罕見的高密度容納下半個世紀的城市生活物語，像是在通體透明的一件玉器上戴著放大鏡雕成，其千頭萬緒只讓外界生出這一連串的問題，“此人是從哪里鉆出來的？何以這種寫作像是孤立的存在？”

在此前面對媒體時，金宇澄不得不一再澄清，他沒有做筆記，“人到了六十歲，那些在記憶中糾纏你的東西，寫起來像是會自己往外鉆?！倍惔嫒?、陳巨來等一般不入小說家視野的老派文人的筆記，則在他開列的“影響清單”之內。

平日里，他無事時寧愿面朝電視機，停在央視7套（農業頻道）。熒幕上哪怕碾過一臺聯合收割機，鏡頭推進推出地解讀割草、脫殼的一道道機械程序，也能吸引他出神地望上好久。老金說自己“向來喜歡看這種東西，里面有細節。其實西方一直有這路作家，寫什么都要做大量的調查，這個流派一直在?！?/p>

金宇澄在陌生人面前的距離感，也因為對于寫作中細節的重復，而似乎不自覺陷入了動情之處。講到“文革”時，他說自己從一家剛被紅衛兵抄過的廢墟之上，見同學抱起一把吉他，“那把吉他一看就是進口的，琴身有兩條腹線，不像一般吉他兩面都是平的”，他癡迷的口吻、細碎的敘述，像是又聞聽了吉他的錚綜琴聲。

其實這個段落，不僅出現在《繁花》里，在他十年前的一部隨筆集《洗牌年代》里就得到過不厭其詳的書寫。只是安放在《繁花》里的描述用經他改造過的書面滬語說出，似有琴身的白樺木經時間浸泡的濕悶回響，更添余韻。

一個有力的作家的出現，總是相伴著讓人們發現和他作品有關的整個系譜。

在金宇澄被“發現”之前，這樣的事也發生在他青創會的同學孫甘露身上。即便在“先鋒”文學已被接納入文學正統的今日，閱讀孫甘露當年的作品對于讀者仍是不小的挑戰。

在見慣了各種“后現代”、反故事敘事的今日讀者眼里，孫甘露當年那種迂回的、能指無限膨脹的寫作，仍像是個入口豐沛、而又不乏樂趣的迷宮。用當年班上的“導師”沈善增的話說，“所謂先鋒各家都是有摹本的，馬原學的是博爾赫斯，余華學的是馬爾克斯，格非學的是格里耶，但孫甘露看不出明顯的模仿痕跡，最多有一點艾略特?！?/p>

孫甘露因為閱讀量驚人甚至被形容成是“書本型作家”，但沒人能說清他影響的具體來源。無疑現代主義各家都在他承認的涉獵范圍之內，在過去的訪談里他甚至不時提到一些偏門的作者和作品，而最終形成他書寫的影響清單的范圍還要更大。他自己也是一本“糊涂賬”，“分析性作品的閱讀快感，甚至要超過小說敘事給他的快感?！?/p>

這樣在周邊范圍內找不到參照，以至頗有些像是逆著潮流而來的作品，能夠獲得外界接受自然少不了一番坎坷。

孫甘露曾經有過很長一段時間什么都沒寫;甚至燒掉過之前屢投不中的二十幾個不到千字的小短篇。

用85班上的同儕王唯銘的話說，“當時真正讓人揪心的是像孫甘露、阮海彪這樣的，他們的上上下下，就在一息之間。提一提，可能上去了，否則，就灰掉了?！蓖踉谌旰?，仍然對自己當年的判斷感到自豪。

“我們二十三四個人圍坐成一圈，不僅要把自己作品的想法拿出來一起討論，還要相互品評對方的作品。當時看了孫甘露的東西，我說我看不懂，但我認為其中閃著天才的火花?！睍r間證明了王唯銘的眼光。

后來孫甘露的《訪問夢境》等一系列早期作品，從發表無門到洛陽紙貴，已成八十年代文壇的一則傳奇。

完全風格相異的作家，在當年幾乎即刻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功。孫甘露自不必說，“成了從85班上走出的全國層面的‘文學英雄’?！苯鹩畛螖憱|北知青生活的幾個短篇（《失去的河流》《方島》《風中鳥》等）出手后，也很快被安排了“作品研討會”。

陳小瑩《海上文壇》主編。小說新作《女紅》延續了他三十年前的成名作《姑娘們，行走在楊樹浦上》中對紡織女工命運的關注。

85“青創會”可謂一炮打響，眾聲喧嘩?！坝腥松踔琳f，文學創作的中心，從北京轉移到了上海！”

三十年過去，擔任那屆青創會“教頭”的沈善增將之歸功于“觀念的解放”?！拔耶敃r提出的標準很簡單，不管你是寫實的還是寫變形的（當時統稱西方現代派的諸種技法為‘變形’），只要寫出我沒看到過的！”

這位早在1969年下放東風農場開始，就曾參加過明目繁多的“寫作組”的沈善增，親身體驗過過去這種“集中培訓、下生活”的培訓班的荒誕。

他曾以作者身份，署名在一部題為《針刺麻醉》的“反映上海市衛生系統生活”的長篇小說里?！澳菚r也講下生活，我們幾個作者被統一安排到市一人民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寫什么、怎么寫，先要求‘一句話提煉主題’，出來的東西都是笑話……”

85年“青創會”觀念的更新，多少跟沈善增在當年年初的一次北京之行有關。在“青年作家創新討論會”的會議之前，學院里的文學教授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等人在萬壽寺現代文學館的“三家說”已作驚人之言，號稱要打通“五四”以后現、當代文學。等到沈親臨會場，親耳聽到了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提出“作家學者化”的一席話，更覺“振聾發聵”。

加之八十年代，市面上開始大量出現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顛覆了六七十年代積攢的革命文學、英雄文學的審美，當時沈善增最為著迷的是剛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貝婁，“那種日常平淡寫出了復雜曲折滋味，才是最了不起的。我當時就有意識地把它歸納成‘新現實主義’，陳思和說你做了一件我們批評界該做而來不及做的事?！?/p>

在班上的學生當中，最讓沈善增牽掛的，卻并不是孫甘露、金宇澄，而是曾與這兩位并稱為“三劍客”之一的阮海彪。直到今日，在沈善增眼里，阮海彪當日的一鳴驚人之作《死是容易的》，是他新發現的這股文學潛流最充分的體現。

阮的這部成名作有很強的自傳性，書中主人公和作者本人一樣身染惡疾，為文學受得各種“苦頭”，甚至望著桌上用來剪貼稿子的裁紙刀，也會動輕生之念。

“當時班才開了一半，阮海彪拿出稿子一看，用一種枝枝蔓蔓的交替敘事手法，已經寫了六萬多字?！比詈１胱约憾加悬c后怕了：這路子行不行？他問道。沈善增對他就說一句話，繼續放開了寫！

時至今日，沈善增仍毫不掩飾對這部作品的偏愛，而一提到阮此后的寫作，就直嘆“可惜可惜”。

在作協這棟由解放前的私家公館改成的機關大院里，從餐廳走到毗鄰的客廳，舊式木地板一陣吱嘎響。在如今常被征用作新書發布式、能容納下百來號訪客的大廳里，當時也就是85青創會的這二十來個年輕人每周相聚的地點。

“就在這張長臺上，每周過來聽當時文壇上風頭一時的人物講座，學員討論各自寫的東西，最后還要交出一件作品。整整三個月時間，跟原單位請了假，全脫產，是蠻鄭重其事的?！苯鹩畛位貞?，他安坐在西廳長桌一角，抽個不停的“玉溪煙”騰起的煙霧變得濃重起來，西窗外的冬陽也漸漸斜西。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孫甘露、金宇澄、阮海彪們都是幸運的。若非“青創會”的開辦，孫甘露白天還得騎著摩托充當郵差，金宇澄還在工廠上班，阮海彪在商業站搬卸貨品，陳小瑩在紡織廠搞機修，王維銘開過車床……

八十年代的絕大多數時候，他們與文學的關系是業余的，乃至半地下的。

用孫甘露的話說，“好奇和憧憬，當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兩樣都不缺。認識那些你仰慕的作家，當然使你心存遐想。大家在一起不斷地談論文學，是那時最令人滿足的事情，也是我關注的焦點?！?/p>

通過了那道無形的門檻之后，孫甘露過去積壓的舊作，翻來覆去出了好幾個版本。隨著八九十年代各種西方現代主義理論的輸入，他如迷宮般難解而又入口豐沛的作品，像是為國內學者操演新習得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場域。

阮海彪八十年代一度與孫甘露、金宇澄一起被譽為從“青創會”走出來的上海文壇“三劍客”。三十年來孜孜不倦的寫作，對患有先天性惡疾的他猶如“苦役”。

“青創會”的風頭過后，金宇澄仍長時間在老弄堂光線不充足的書桌前，保持著他孜孜不倦書寫東北往事的姿勢。在這段時間寫成的作品的命運，連同他的成名作被收入了一冊無論從裝楨、還是印數來看，都以一種十分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存在的小書，那也是直到他寫出《繁花》之前唯一一部小說集。

等到它面世的年份，文學舞臺上的潮流變幻，在開放的年代加驟了速度，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你方唱罷我登場，文壇的小圈子里學完西方學拉美。而金宇澄以東北知青經驗為背景的作品，因為一目了然“題材”緣故，被陰差陽錯地被歸入了已處尾聲的“傷痕文學”潮流。

這個頭發日漸稀少、而留起了一頭懶于打理的長發的“文藝青年”眼看要變成“文藝中年”，成日里披著一件老棉襖寫作，人也弄得灰仆仆的。直到一日，金宇澄到弄口報攤買文學雜志，到手的是一本《小說月報-越南文學專號》。

他越想越不對，“一頭鉆在里面寫寫寫，到頭來在別人眼里，不也就是集結在一個‘X國文學專號’的名下，算什么名堂呢？”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幾乎每個文學雜志都有他的博爾赫斯?！边@和那個讓孫甘露幾乎被扼殺的年代，構成了某種有趣的鏡像。而此時的出走國門的“先鋒”如劉索拉等，“換了個環境，開始重新能讀進去俄羅斯小說了?！?/p>

和85班這屆學生同輩的哈金，在九十年代初進入了美國歷時悠久的波士頓大學創意寫作專業，他愕然發現，“這邊連索爾·貝婁也沒什么人讀，現代主義、拉美的那些學得人也很少。大家幾乎公認俄羅斯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代表小說的高峰，我也是在那時候才正兒八經地開始讀契訶夫、果戈理這樣貨真價實的大家?！?/p>

物質貧乏、過剩的想象都可以用來解釋年輕時創作力井噴的狀態，但這也可能造成擁有文學才能的錯覺。

在85青創會上做過講座、又曾熱烈地給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寫過評論的陳思和，隔了三十年回頭反顧，也不免有此疑問，“當時的創作似乎在響應某種很自然的需求，就是要反“文革”中樣板戲中遺留下來的一定寫英雄人物、寫高潮，要求你寫稀奇古怪的、感覺很好但沒什么道理的。但要說功底基礎是沒有的，故意把想象力搞夸張;現在看大多已經過時的尋根文學，故意不把道理講清楚，搞得神神秘秘的?！?/p>

外部世界的迅疾變化，時而會讓寫作這件事顯得荒誕不經。當年頗讓人眼紅的“青創班”結業后部分學員的工作調動，才過了不到十年，已讓當事人別有一番滋味。

當年這屆人中的佼佼者，紛紛從原來所在的工廠、商業、法院調到了上海市作協，成為“專業作家”。金宇澄和陳小瑩甚至分別被安排進了《上海文學》與《海上文壇》兩本作協的機關刊物，就此當了三十年的文學編輯。而那些沒有進入“圈子”，棄文從政或棄文從商的學員，反而有在社會上混得風生水起，頗為讓人眼紅，“比如沈剛，這個人在經濟上最成功，做到上海灘電視廣告的大老板?！?/p>

“我那時要是也跑去做生意，那現在也就跟寫作無關了?！苯鹩畛握f。盡管彼時候倒是常能在各種宴飲上見到前來捧場的金宇澄，過去班上“那個悶悶的家伙”（沈善增語）似乎也變得長袖善舞起來。順順當當地在二十多年里從編輯做到了《上海文學》副主編，他的作者身份此時似乎已為外界所遺忘。

對于當編輯這件事對寫作的消極影響，金宇澄是毫不諱言的?！耙驗榫庉嬓枰量?，而寫作是需要鼓勵的，所以當了編輯就很難寫。像蘇童他們，以前也當過一陣編輯，后來就不當了?！碧焯煲阶鲄f報到、上班，成了過去被“陀爺”調侃過的“上班的作家”，像個“正常人”似的，“不缺勤，履歷很干凈”。

盡管寫作本身有時就像是一種”勞役”。西方人在接受哈金、莫言這樣軍隊出身的作家，他們的行伍經歷常常容易被看成寫作品質的某種保障。而在西方學院歷教授的“創意寫作”，往往會把“寫作行為的機械論”提升成一種方法、甚至規律來傳授。

沈善增當年開辦“青創會”時，還未及意識到在班上作為范本的貝婁、羅斯等作家，都是標準的寫作專業科班出身，甚至像書寫品質殊異的馮內古特等人，也曾在工作之余接受專業的寫作訓練。這位老編輯出身的作家憑感覺認為，“好稿子就是改出來的”，但對于個人的寫作狀態，“當時的理論界也沒什么說法?！?/p>

“寫上三十年，才能懂得什么是寫作?！边@是英國小說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敬告無數想要從事文學寫作的人的話。

三十年，也足以讓人對寫作這件事生厭。對于85“青創會”這批早早進了文學“圈子”的人來說，這不算是什么個別的體驗。像金宇澄、陳小瑩這樣的老編輯，都有個共通的感受，“看多了稿子，竟覺得大家施展渾身解數、這樣寫那樣寫，拿出來的東西，若是把名字遮去，卻是差不多的?！?/p>

金宇澄遇到過更喪氣的情況，“還是國內蠻有名的作家咧，竟然把一件盡人皆知的新聞，原封不動寫一遍。我說你是不是沒東西寫了，這個東西全國人民都知道，無心無腦地寫一遍，有什么意思??？”

“我的原則第一條，就是寫別人不知道的?！币话迤鹈婵讈碚f話，“老金”的臉上有時會流露出一點他自己所不喜歡的“兇相”。但話里是苦口婆心，“時代兩樣了，你不曉得現在的讀者有多聰明，老早不像八十年代那么聽風是雨了。你不是供人拜的菩薩，你不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還在那里嚼那點心事，孤芳自賞。誰高興來看你？”

當年青創班“三杰”之一的阮海彪，在傳言中遭遇著發表的困境。在難得的一次近期公開露面中，他仍然表露著不減當年的文學“赤誠”。一寫作起來，他依然獨自住在老城廂的一間閣樓里，每天只靠兩吊熱水瓶和一只白鐵皮盒子的剩飯支撐，讓筆躺在虎口，艱難地由思緒帶動。這幅景象，像極了他在成名作《死是容易的》里，那個自傳性男主人公的描述。

金宇澄和當年85“青創會”班上的同學孫甘露、陳小瑩等一起，如今則順理成章地被聘為王安憶任教的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碩士課程的課外導師。

在和年輕作者的交往里，他有時會驚詫那種驅動寫作的“反叛型”似乎轉化成了別的東西，“可以換文憑，或者取得市場的成功。青創會這批人都是70年代人，跟現在的是不一樣的。我們剛開始寫作的，身邊的人是把我們當做另類的。有點像現在看韓寒啊之類，領導會覺得你不安心工作，你驕傲，你看不起我們。但只有寫，你知道本質上你與所有這些歧見是非都是聲息與共的 ?！?/p>

盡管背負了“八十年代先鋒”的標簽，孫甘露對此也頗為認同?！叭昵暗奈膶W的實驗，是有廣義的政治含義的，但在今天，這個含義被消解掉了?！比缃裆頌闄嗤洺⒃u文學獎，他仍然保持著大量閱讀當代人寫作的習慣。

至于他本人的寫作，孫甘露也樂意承認某種變化的發生，“過去我寫個句子，至于讀者怎樣完全把你的意思讀出來，我是沒這個想法的;漸漸地我知道我寫出這句話，讀者大概是個什么反應?，F在我可以做到，要傳遞個什么東西，別人是基本知道的，我想這是一種寫作能力的進步?！?/p>

2015年夜前的一天，上海作協的西廳略飾燈彩，是每天按慣例“團拜”的日子。剛選上作協常務副主席不久的孫甘露，未及“團拜”開始，匆匆被市里領導叫去探望在醫院里的文壇前輩。金宇澄在嘎吱作響的地板上來回踱步，難得一見的老面孔，今番見他不免多寒暄幾句，弄得他像個主角似的渾身不自在。在推讓中，他總是嘴上喃喃，“吃根香煙，吃根香煙?！边@次從他口袋里摸出的不是“玉溪”，變了“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