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可計算性與人的自由

劉力永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哲學教研部，江蘇 南京 210009）

伽利略曾經斬釘截鐵地說，世界是一本以數學語言寫成的書。如今這本書的內容越來越繁雜，其中社會的可計算性正在深刻地改變著社會存在的根基，甚至人的外在長相可以用“顏值”來量化，內在情感能夠用數據加以分析，社會生活逐漸變成一種依據可計算性來加以調節的合理化過程。關于這種改變，黃仁宇曾經使用“數目字管理”的概念來標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別，現代社會的一切可以加加減減，都可以在數字上進行處理。社會可計算性的效果，正如盧卡奇所分析的，人們在這種自己建立的、“自己創造的”現實中，建立了一個包圍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樣無情的規律性和他們相對立，就像從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所做的那樣[1]。對于社會可計算性的研究，在今天的時代有著特殊的韻味。原因在于，如何擺脫以可計算性為核心的“第二自然”加之于人的“虛無感”“無力感”和“宿命感”，在實踐上探索一條通向生活世界的自由之路，已經成為幾乎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一、計量、計算與社會的嬗變

計量、計算的發展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公元前3000年，信息記錄在印度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區有了很大的發展，計量和記錄一起促成了數據的誕生，它們構成了社會的可計算性最早的基礎。然而早期文明的計量方法不太適合計算。阿拉伯數字從12世紀開始在歐洲出現，直到16世紀晚期才被廣泛采用。最終讓阿拉伯數字廣為采用的是復式記賬法的出現。復式記賬法是一種高級的數據記錄方法，它的使用奠定了阿拉伯數字此后不可取代的地位。建立在使用阿拉伯數字基礎上的算術也因此賦予了數據新的意義，因為它現在不但可以被記錄還可以被分析和再利用。到了19世紀，電流、氣壓、溫度、聲頻之類的自然現象也得到了測量和記錄。

通過把模擬數據轉換成0和1表示的二進碼制，計算機成為新的計量、計算工具。計算機的發展使得數字測量和存儲設備更加先進，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可計算性的效率。20世紀90年代，文本實現了數字化，接著圖像、視頻和音樂等內容也實現了數字化。伴隨著智能手機和計算機技術的普及，對個人的生活行為進行數據處理也變得更加容易。日常生活的人際關系、經歷和情感逐漸被轉化為數據。數據化代表著人類認識的一個根本性轉變。將世界看作是信息而不是原子，看作可以理解的數據的海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審視現實的視角。[2]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說道，把各種各樣的現實轉化為數據，對今天的我們而言也許是新奇而有趣的，但在不久的將來，這將變成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如同吃飯睡覺一樣[2]。

社會的可計算性的最突出特征就是量化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性原則，對量的強調取代了對質的要求。在喬治·里茨爾看來，麥當勞的模式是社會可計算性的典型代表，這種模式深刻地影響了全部社會生活。麥當勞強調產品的量而不是質，金色拱門的標志在夸耀著由麥當勞快餐店所售出的數以十億計的漢堡包。同時，麥當勞強調提供餐飲的速度，它一度曾力求在50秒之內做到供給一份漢堡包、雪果和法式炸薯條。對于量的強調還體現在對于精確性的要求，它要求對快餐生產的每一個要素都要加以測度，確保每一個原坯麥當勞漢堡包的重量是1.6盎司，不多也不少。10個漢堡包所含的肉的重量正好是一磅。烹制前的漢堡包測度的直徑恰好是3.875英寸；圓面包正好是3.5英寸直徑。麥當勞快餐店發明了“脂肪測量器”，以便確保其常規的漢堡包肉餡的脂肪不超過19%[3]。

社會的可計算性中所蘊含的對于速度、規模和精確性的強調，已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例如籃球比賽的變化，球迷想從籃球比賽得到的與從麥當勞快餐店得到的是同樣的東西，亦即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數量。越是快速、比分越高的比賽越是可以贏得更多的觀眾和利潤。24秒計時制的確立就是為了提供更多的投籃機會，使籃球比賽的投籃節奏更快。再如，政治的可計算性，政治家特別在意民意測驗的排名，民意測驗影響著他們所采取的立場和行動的性質，政治家關心排名甚至超過了對政策實質的關心。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休閑旅游，特別是團隊旅游的組織方式。團隊旅游強調觀光景點的數量而不是旅游的質量。當旅游者觀光旅游之后，他們炫耀最多的是所看的景點、所拍的照片、所錄的視頻的數量。然而旅游者走遍全國看到更多的是他們所熟悉的東西而很少有什么差異，這種情況在全球范圍也日漸變成了事實[3]。最讓人感慨的例子是科學管理。泰勒的科學管理力圖將與工作有關的每一樣東西均轉化為可以量化的因素?？茖W管理不是依據工人“從實際工作所獲得的經驗”，而是力求形成關于工人的每一個動作所能完成多少工作的精確尺度。凡能還原為數目的每一件事情都經由數學公式來加以分析。為了使工作量增加四倍，泰勒對最具生產力的工人亦即一流的人員的操作加以研究。他把他們的工作分解成基本的要素，然后用計時表把每一工作步驟加以計時，精確度可以達到百分之一秒[3]。在泰勒制的科學管理中，人的特性直接地被抽象化為數量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人也因此徹底地和自然物體沒有什么區別，成為可以任意分解和組合的客觀對象。

二、社會可計算性的因和果

社會的可計算性之所以成為現代社會顯著的、主導性的特征，根源于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即商品生產和交換關系成為整個社會的統治形式。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商品之間普遍交換的基礎在于其中凝結了抽象的人類勞動。所謂抽象的人類勞動，就是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成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商品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有抽象的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里面[4]。馬克思接著說，這種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不過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的，而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在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對人來說，勞動時間不僅是他出賣的商品，即勞動力的客體形式，同時作為主體的生存形式，人因此被簡化為抽象的數量符號。

盧卡奇揭示了社會的可計算性形成的客觀根源，它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支配作用有著內在的聯系。勞動可以依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得到越來越精確的測量，這一點對于社會結構的演進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勞動過程從手工業協作、手工工場發展到機器工業階段，合理化不斷加劇，工人的質的特性即人的、個體的特性越來越多地被清除。一方面，勞動過程逐漸被分解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為整體的產品的聯系被切斷，他的工作也被簡化為一種機械性重復的專門職能。另一方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合理計算的基礎，起初它是作為僅僅從經驗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勞動時間，后來作為可以按客觀計算的勞動定額，它以現成的和獨立的客觀性同工人相對立。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整個人格相分離，成為可以計算的客體和合理化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1]。社會的可計算性或者社會的合理化導致客體和主體的存在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主客體兩個方面因此都失去了各自的完整性。

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關系占據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社會的可計算性成為一種吞噬一切的力量，在這股洶涌的潮流中亦出現了新的矛盾，這些矛盾也是社會的可計算性所導致的必然后果。

第一，生活的同質化和差異化之間的對立。在前文分析的麥當勞的案例中，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矛盾。麥當勞強調數量而不是質量，它制造出數量的幻覺，把生產過程和服務過程還原為數字，其結果就是消除差異，在全世界不斷造成同質化。這種縮小差異的傾向體現在快餐模式向各種民族食品的擴張方面。事實上人們很難在一家民族快餐連鎖店中找到真正別有風味的食物。這里的食物都被合理化和調和化以便能為實際上所有就餐者所接受。具有悖論意義的是，雖然快餐店向許許多多的人做出許諾在那里可以體驗民族食品，實際上人們在那里吃到的食物卻已經失去了許多特色[3]。

第二，空間的占有和生存之間的對立?！敦泿耪軐W》的作者齊美爾認為，現代城市是為了計算金錢的需要而被設計出來的。在多維看來，購物中心是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是一個受到嚴格控制的空間，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種快樂消費的錯覺。這是一個理想化的共同體，在這里，貧窮是缺席的，社會分化與古怪反常的現象也被抹去了。購物中心被打造為一個純凈的環境，是消費者逃避現實的保護裝置：購物成了戲劇，成了生活方式，消費者可以陶醉在令人迷惑的超級空間中，以至于讓購物中心用一種“地方感”取消了“一種歷史感”。其最終的結果就是一種可以無所顧忌地開心花銷的對地點與時間的幻想[5]。不言而喻，購物已成為市場經濟掌控城市空間的中介。這樣一種影響可以從數量上獲得證明。例如17%的美國勞動力受雇于零售業，而商場的數量則超出基督教堂、猶太教堂和各類寺院數量的3.6倍。而在英國，這個數字更是達到了8.7倍。更有意思的事實是，購物本身已成為一種調節市場變化需求的社會變化的晴雨表，最終，對于我們來說已經別無可為，只有購物[5]?？臻g成為用來生產和消費的商品，最讓人感興趣的問題是消費者知道這些限制，但卻樂于接受它們。消費者在這個過程中是主動并有意識地與之合謀的，他們為放棄理論上應有的自由做好了準備，以便去體驗消費主義不得不提供的有限的自由和歡愉。消費空間幫助我們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我們把購物當作自由來體驗，正如佐京所指出的：我們感覺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舞臺，我們在上面演練選擇的自由、自我激勵的自由，并同時逃避市場經濟的歸化。購物一方面提供自由，而另一方面又奪去自由：“購物就是消費我們自己的生命，可是卻很少能給我們帶來滿足。銷售的商品越來越多但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我們真正想要的?！盵5]斯蒂芬·邁爾斯認為，空間的商品化改變了人們對存在的認知，社會生活大概只與占有有關，而不是為了生存，圍繞在我們周邊的形象持續提醒我們應該怎樣生活，唯一合法的生存方式只能從消費開始[5]。城市的空間變成了一個盛大的消費的對象，它的目的是為了通過精確的計算使消費得以有效地最大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它們的獨特性。各個地方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它們只是在空間和時間上制造了曇花一現的唯一性、差異和本地化[5]。因此在面對生存空間轉化為消費空間的情況下，城市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其本真性就是一個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

第三，社會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之間的對立?？捎嬎阈蕴岣吡私洕顒拥男?，但是也產生了明顯的不合理性。為了種植符合麥當勞統一標準的土豆，過度使用了化學肥料和農藥，土壤、水因此受到了污染。此外，在麥當勞的餐廳里，顧客排隊購買，制作食品的工人們在裝配線上工作，他們似乎成為裝配線的一個組成部分，顧客和工人仿佛都陷入了麥當勞化的鐵籠之中。當麥當勞化主導社會越來越多的部門時，人們將日益無法“逃避”這一鐵籠的控制。福特汽車公司的一個案例充分地體現了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間的尖銳對立。盡管投產前測試表明，福特斑馬牌汽車燃油系統在車尾受到碰撞時容易破裂，但由于價格昂貴的生產斑馬車的裝配線機械已經安裝完畢，福特決定照樣投產而不作任何改變。福特的決策依據的是一種定量的比較。公司估計上述缺陷會導致180人死亡和大約同樣數目的人員受傷，對他們所賠付的價值為每人20萬美元。于是，福特公司得出的結論是，用于死亡的總成本比用于修正該項缺陷所需成本平均到每輛車上是少了11美元[3]。雖然從利潤的角度來看，這種比較是有意義的，但從犧牲人命和以低成本高利潤的名義致使人的肢體傷殘則是一種完全沒有理性的決策。這種冷酷的計算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社會生活的舞臺上，不能不說這是對人類理性的一種辛辣的諷刺。

三、數據拜物教與自由的可能

馬克思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現代社會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而今天“龐大的商品堆積”已經轉換為“龐大的數據堆積”了。過去不可計量、存儲、分析和共享的很多東西都被數據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被蒙上了一層厚重的數量化外衣。我們越來越依賴數據，似乎成了數據的奴隸。社會的可計算性因此表現出了拜物教化的傾向。這種傾向已經從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演化為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數據拜物教。關于商品拜物教，馬克思指出，就商品使用價值來說，不論從它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這個角度來考察，或者從它作為人類勞動的產品才具有這種屬性這個角度來考察，它都沒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按照對自己有用的方式來改變自然物質的形態。例如，用木頭做桌子，木頭的形狀就改變了?？墒亲雷舆€是木頭，還是一個普通的可以感覺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為商品出現，就轉化為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4]。勞動產品成了商品之后，變為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于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轉換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4]。對于人來說，拜物教意味著，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于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不是他們控制這一活動，而是他們受這一活動的控制。

商品拜物教所導致的非人化或自由的喪失，數字世界也未能幸免。人的屬性及其相互關系被轉化為數理量值，并用數學的方法加以建構、描述和公式化，于是人本身與桌子、鐵錘、機器、數字沒有了根本區別。在這個系統之中，人才是現實的，在這個系統之外，其他特性是多余的、非現實的。這個數字化的世界表現出與自然世界同樣的規律，竟使人無法覺察這個世界實際上是人的社會活動造成的結果。當代人越發無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缺乏完整性、能動性的存在，自由顯得如此稀缺而更加令人向往。難怪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感嘆，大數據預測可以為我們打造一個更安全、更高效的社會，但是卻否定了我們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能力[2]。

思考人的存在及其意義，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態度，它批評世界的數理化的趨勢，主張回到前現代世界中，以求恢復人的本真存在，重新獲得存在的自由和完整。海德格爾的態度是這種方式的典型代表，他對整個世界的數理化充滿憂慮，認為這個世界已被連根拔起，“只有一個上帝能夠救贖”。他希望回到本真世界，人與世界像農民與大地、鐵匠和鍛造之間一樣，流露著親密的情意。盧卡奇以辯證的方式，精彩地描述了現代人在自然和文明之間掙扎的這種命運：他越是占有文化和文明，他就越不可能是人。人的內心就越是充滿回歸自然，重新成為自然的傾向和渴望[1]。社會的物化與個體對自然、自由的向往相反相成，這正是浪漫主義擁有廣泛影響的內在緣由，例如今天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對旅游的熱衷。捷克哲學家科西克認為，浪漫主義者否定了科學的進步作用，使人道主義的發展和人類特有問題的研究煥發出新潛能的，恰恰是現代技術、控制論、物理學和生物學。它重新提出了人的本性是什么的問題，并在實踐中變更了創造性活動與非創造性活動之間的界限[6]。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則肯定了科學技術發展的積極影響，認為人類最偉大之處是運算法和硅片也無法揭示的東西，因為數據也無法捕捉到這些。如果所有人都訴諸數據，都利用工具，那時人類的無法預測性即直覺、冒險精神、意外和錯誤等，反倒可能發揮重大作用[2]。

盧卡奇指出，近代以來，數學成為認識的理想工具，借助于數學的工具性力量，所有的現象都可以成為精確計算的對象，進而能夠探求各種現象之間內在的因果關系。使用各種數學的、理性的范疇來解釋各種現象，數理方法成為哲學、把世界作為總體認識的指導方法和標準，成為把握現實的唯一可能的方式。盧卡奇進一步分析，這種方式的后果就是，現實越是徹底地合理化，它的每一個現象越是能更多地被織進這些規律體系和被把握，預測現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應地，主體的態度將變成純直觀的，只是被動地接受適應這些規律。主體對這一過程采取純觀察員、純實驗員的態度[1]。在哲學史上，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命題歸根結底是這種直觀態度的反映，即所謂的現象和自在之物、必然和自由之間存在著無法克服的二元對立。于是人與存在之間的關系表現出明顯的悖反特性：要么采取決定論的態度，完全服從客觀規律，放棄主體的自由意志；要么采取唯意志論的態度，不顧客觀實際和客觀規律，把自由當作是一場刺激的冒險或者爽快的為所欲為，最終意識到這不過是一種“虛構的自由”。

要想克服這種直觀的態度，盧卡奇指出，只有當哲學通過對問題的完全另外一種提法才是可能的[1]。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提出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實現了從主體客體二元對立到主體客體辯證統一的范式轉換。馬克思認為，舊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7]?？偠灾?，不管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忽視了現實的、感性的活動之意義和價值。美學家席勒說過，人只有在游戲的時候，才是完整的人，生活的全部內容只有在成為美學的時候，才能不被扼殺。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只有實踐才能夠克服主體的分裂、客體的僵硬和不可理解。只有在實踐的視野中，物的外衣下人與人的關系，數量化的外衣下質的活的內核，才得以呈現出來。馬克思通過提出實踐的觀點，把哲學對存在及其意義的追問引向了歷史的、現實的領域，找到了如何回答人的存在意義問題的真正鑰匙。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7]。在恩格斯看來，以實驗和工業為主要形式的實踐不但可以駁斥以不可知論為主要內容的思想觀念，而且人們在實踐的過程中通過了解客觀實際和內在規律，進而實現控制和利用它們，重新獲得主體的自由?；蛟S我們可以樂觀地相信，總有那么一天，在實踐的發展進程中，人類將摒棄數據拜物教的束縛，從必然王國飛躍到自由王國，使冰冷的數字世界復歸于合乎人性的生活世界。

[1][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美]喬治·里茨爾.社會的麥當勞化:對變化中的當代社會生活特征的研究[M].顧建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4][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英]斯蒂芬·邁爾斯.消費空間[M].孫民樂，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

[6][捷]科西克.具體辯證法.關于人與世界問題的研究[M].傅小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7][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