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保國”“保天下”思想探究

顧炎武“保國”“保天下”思想探究

劉慶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摘要：清朝“開國儒師”顧炎武，在其“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的著作《日知錄》中提出了“亡國”與“亡天下”“保國”與“保天下”的重要思想?？v觀顧炎武生平事跡，此言不但明確表明了其在政治上與清廷的經緯之分，更是從華夏文明、儒學淵源這一深層意義上對清廷的鄙視與否定。其中固然有顧氏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但透過表層，我們更應看到顧氏作為明代遺民、儒家文化自覺的傳承者，其思想實質上對守護儒家傳統與華夏文明的延續與存亡的深切憂慮。由顧氏“保國”“保天下”這一思想入手，緊密結合其提出的時代背景、顧氏本人的生平機遇、學術背景、深層思想意圖等方面分析顧氏于復國無望之中的妥協、儒家傳統與華夏文明前的自覺承擔。

關鍵詞：顧炎武；“保國”；“保天下”；周、孔道統

有亡國，有亡天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日知錄·正始》

《日知錄》作為顧炎武的重要代表作，以明道救世為宗旨，囊括了顧炎武全部的學術、政治思想，遍布經世、警世內涵。其卷十七中對于“亡國“亡天下”“保國”“保天下”之闡述更是集中體現了顧氏對家、國、天下的思想。也從另一個角度明確的表明了顧氏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深層思考與探索。

一、國仇家恨

17世紀的中華大地上，正是暴雨肆虐。浩浩蕩蕩的農民起義剛剛推翻了一如僵尸般的明王朝，隨之又迎來了滿清“蠻夷”的統治。神州處處是凄涼，人人俱哀愁。黃梨洲口中的“天崩地解”正是如此！為何在中國歷史上再平凡不過的朝代鼎革到明清更替成為了文人口中的“天地崩裂”呢？更是衍生出了一群獨特的明遺民士群？這一切，除了明清易代所帶來的人事創傷外，更因明清易代直接的后果就是滿族入主中原。這在深信“夷夏大防”的漢族士人不僅意味著漢族“正統”的丟失，更是象征著中華文化因夷族的踐踏而有毀滅之危。傳統儒家學者與明代遺民的雙重身份的顧炎武自然亦是“夷夏”大防的守護者，明清易代給他的一方面是國破家亡的人間慘劇，另一方面更是凈勝上的政治傳統的背叛。

首先，明王朝的覆滅與夷族統治的芒刺在心。

1644年，順治元年十月順治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稱大清皇帝“祗荷天眷，以順民情”，“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仍用大清國號，順治紀元”告天祭地，改元稱號，意在向天下鄭重昭示，清朝之得統乃蒙天眷佑，順天應人。自此開始，清朝的正式確立宣告了明王朝依然成為歷史。

正如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都要經歷人事的沖刷與百姓的災禍一般，清朝的建立亦是在無數的鮮血與犧牲之中，無一階層可幸免?？墒?，為何獨獨清的建立在廣大士人階層激起如此大的反抗?甚至于產生了階層中遺民與貳臣的分裂長達幾百年之久？這一切，都要歸咎于滿族入主中原，政治的易主發生在漢族與非我族類的滿族之間，這就挑戰了漢族士大夫的夷夏之防，不僅僅是政權上的交易，更像是文化上的、道統上的一記響亮耳光。而關于明清易代、夷族入主中原對于廣大明朝遺民的政治文化意義，則在吾師孔定芳教授《論明遺民之出處》一文中有詳盡且深刻的闡述：“不幸而遭遇此變局的明遺民驟然面臨一系列的人生選擇。每一次選擇都是一番政治操守和道德毅力的嚴峻考驗。對于明遺民而言，在做出了生與死的艱難抉擇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連串事關立身處世的選擇?！本腿纭懊⒋獭钡耐闯?，明遺民們無法忽略的人生抉擇時時逼迫著他們，有人選擇的與國俱亡；有人選擇了隱逸林間；有人選擇了遁入空門；更有一批人選擇了消極沉默式的對抗。顧氏便是懷著“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為善后之計”的信念成為了夷族之民，然其內心卻是無時無刻不深扎芒刺，以待漢室光復。

其次，以“孝”遵“禮”的拒不復出。

清代明的歷史事件給顧炎武的家庭最為巨大的打擊便是：顧母王氏深痛國之滅亡，絕食自盡。其臨終還留言炎武：“我雖夫人，深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鳖櫴献杂赘S其嗣母王貞孝成長，深厚的母子情自不必說，更重要的事母親王氏對炎武在思想上的深遠影響。王氏生前“未嫁守節”與“斷指療姑”的貞孝事跡不僅在明崇禎九年時受到當時朝廷的大肆嘉獎，其貞與孝的品行更在日常的生活中為炎武樹立了“禮”與“孝”的典范。她對于顧氏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一種簡單意義上母親的含義，更是顧氏在信仰上的支柱。這時，隨著明王朝的滅亡，炎武的信仰支柱倒了。并以為國絕食而亡這樣一種凄美轟烈的方式為顧氏的愛國觀深深上了一課。故此，無論是之后的臣事南明弘光、從軍蘇州、起義昆山、遙奉隆武還是最后的隱逸逃社、游于北國……無可否認，王母的愛國行為與臨終囑咐已改變了顧炎武的人生軌跡。從退而讀書猶感國之多事之虞到與國相系撰“四論”再至堅守

吾心，誓不為二姓臣的遺民生涯，顧氏的思想因國破而經受歷練，因清統卻成熟發光于世間。于此，與其說炎武不愿與清廷同流合污而誓不仕清，不如講炎武是以為亡母盡“孝”而遵循了為學者之大“禮”。

二、炎武個人學術、思想所致

晚明學風空疏，經由巨大政治變動，學術界文人士大夫掀起一股痛砭王學，提倡經學之風也為在顧氏學術思想上提供了一個思索家國現實與命運的契機。

首先，對王學的批判。

顧氏就曾不掩飾的將明亡的罪責歸于王學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余年之久矣，古之有之。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睂⑷醪⑻醽碇竿鯇W誤國，應為明亡負全責。他認為王學的興起破壞了整個學術的發展，其良知的觀點流禍甚深，皆是無用之空言；陽明新學對六經的解讀又是在敗壞先儒的優秀傳統；而且王學又給學術界帶來了講學之風，使得人人皆講學，人人講學皆為名；《日知錄》中更言明“近世喜言心學，舍本章之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遮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奔凑J為心學即是禪學。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之下，顧氏自是拋棄明末之學，痛定思痛，開辟新的道路。

第二，顧氏學術的清初經世之風。

清初興起的經世致用新思想和新學風啟發廣大的士人們開始去思考和研究改革時弊的方法，包括政治、經濟、民族、教育、人情倫理、宗法等等方面。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為學宗旨即充滿了濃厚的經世之風。在“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人格準則之上，顧炎武還力圖將國家治亂與民生大計相結合，用學術的方法和眼光來探索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短煜驴返淖珜懢瓦@一思想的成果，其《考序》中寫道：“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天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毖孜涞淖孕蜃阋哉f明其治學始終貫穿這經世致用這一線索。

第三，實學的思想基礎。

顧氏以經世致用的觀念為基礎，隨著其所處的社會條件及人生閱歷的變化而賦予了不同的歷史含義和使命。其的實學思想也從早期的“乙酉四論”以謀求強國強兵的道路發展到了后期“明道救世”的救濟民眾、關懷民生的仁義之心。這一突破性的轉變使得炎武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朝一代的王朝興衰，而是更加放低姿態，以充滿人性關懷的視角來審視當前的家、國、天下。早年炎武“乙酉四論”式富國強兵的軍事經濟觀是在明清易代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形成的，表達了其急切滅清復明的愛國之心。其中，無論是《軍制論》中“寓兵于農”的改革方案，還是《田功論》針對的戰亂人口離散、兵丁不足的“田功”法，都是為了解決復明最為關鍵的軍事問題，步步皆為復明。而至后期，南明政權的相繼垮臺和清朝政權的不斷鞏固，復明的夢想也漸漸的遙不可及了，他的實學思想亦隨著發生變化。順治五年，即1648年，炎武產生了北游的想法，其在進行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對于民生的大量關注也明顯反應了其思想的轉變：對于不顧人民死活大肆橫征暴斂稅收的封建統治者給予了鄙夷的批判；對于改善民生、發展利民經濟的想法更是萌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一對于民生的急切關注更是在炎武晚年達到了頂峰：前期社會變革的思考、民眾生活的考察都使得晚年的炎武將一切原因和改善集中到了社會、國家倫理觀的思考上。人心風俗關乎國運，國運盛衰關乎民生，民生仁義又系于天下存亡。這一切的核心都集中在了“行己有恥”的人倫觀。1667年，《與友人論學書》中，“行己有恥”為“圣人之道”，成為了守禮救世的首要表現。

到此，顧氏的實學思想已將研究重心由民生轉移至人倫的思考之上，并最終圍繞仁義倫理道德的問題來進行了社會現實問題的探究，繼而“保國”“保天下”的思考應運而生。

第四，常年北游治學的獨立精神。

“保國”“保天下”思想作為炎武愛國思想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其在古代傳統意義上的愛國思想的表達，更是由其生平事跡所體現出的一種令后人敬仰的忠于國君、摯愛鄉土國家、對民族傳承高度負責的人格魅力。顧炎武北游自順治十四年1657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79年，前后長達二十余年。直至1679年的正月，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縣，其起于“南征既不遂，乃有明歲北游之計”結于“某自五十以后，篤志經史”“正真的“北學于中國”的北游治生經歷給顧氏的治學生涯和思想方面都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一方面，身負“無仕二姓”的底線，炎武二十余年的北游生活不僅使其走遍“中國”，嘗遍民間心酸，更讓其踏出書齋，正真在現實社會中找尋中華民族的“禮”與“孝”。其不再居于一隅而言天下的尷尬境遇，用開闊的眼界和身體力行的實踐履行了其對社會的探索。

另一方面，二十余年的北游生涯更讓顧炎武形成了獨特的人生觀和天下觀。正如復旦大學周可真教授曾總結北游對于顧炎武思想意識上的深刻影響是這樣說道：“市民生活環境的習染及其特殊的人生遭遇，使顧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當時的市民價值觀，形成了其主張人皆有‘愛身’、‘愛財’之市民意識，這種自私自利的市民意識貫穿于其整個治生活動，是其思想的一個基本方面，它內在包含著追求人格獨立與個性自由的人文精神?！闭沁@種“愛身”、“愛財”的“自私”獨立精神的形成讓其明白“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求人則喪已的道理，促使炎武開始思索社會的現實與理想。這樣看來，顧炎武思想中的“國”就不是指的一姓之國，而是市民之國；其“天下”更是指的為全體“人”了；“保國”“保天下”亦意味著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民的“愛身”“愛財”的獨立自主的權利，而不如禽獸一般的生活。這些的深刻以毫無疑問并不會對目前的蠻夷之“國”而言，這樣“重民”之國家觀、天下觀更是一種歷史的趨向與進步。

三、深層意圖——力學以待后王

顧炎武對于“亡國”“亡天下”“保國”“保天下”思考是在經歷了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震驚與清初不同程度的抗爭后，明遺民開始了對于新社會秩序重建的思考的重要成果。無論是之前為“保國”而進行的武裝抗爭，還是后來以“保天下”而提出的“保道統”，這些都是明遺民對于“后王”的無限

期待和至死不渝的決心。顧氏所提的“保國”“保天下”就是對此境地做出的重要判斷。在《日知錄》中，炎武先是對“亡國”“亡天下”的做出了一針見血區分：“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果斷指出以清代明如為“易姓改號”，并不可怕，歷史上常有之，可夷族入主中原“仁義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將相食”就有滅天下之危了，不可不重視。繼而，延續此路，又指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顯然，在顧氏的眼里，眼下所看到的大清天下依然“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了，不單單是朝代興替，改名換姓那么簡單了。夷族的入主中原更是儒家傳統的破滅，中華文化的斷裂。到這里，明遺民們對清統治的抵抗與不合作不僅表明了其在政治上的不仕二姓，更是身為儒家傳統的守護者、中華文明的傳承者的一種自覺責任的承擔了。他們的抗爭已經隨著清廷在政權上的逐步穩定由武裝抗爭轉化為了文化抗爭，懷著對腐朽亡明的失望而于中華民族不絕望的態度，用筆桿為武器，用心中之信念、腦中之思想開始了中華民族新命運規劃與期待的漫漫長路之旅。

而炎武筆下常常出現的“有王者起”、“來者”就是其未來中華民族新命運的承擔者，一切皆為后之王者來正其“大義不明于天下”，這儼然成為了顧氏立言的習慣性鋪陳與前提。如顧氏在《與人書二十五》中所說：“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边@其中所包含的鮮明的政治意向不覺表明于胸?！昂笸酢弊鳛橐环N儒家學說理想化的承載著，每每出現于其傳統傳播不能暢行之時，而當天下已將亡的明清易代這一特殊的背景下，更是使得“后王”超越了以往的意義，代表了漢族君主和遺民們的共同心愿。又如黃宗羲的《留書》中“圣人復起”之語和“有王者其”的后世期許，亦是和炎武如出一轍?？吹竭@里，顧氏“保國，保天下”的思想也就有了更深一層的含義：既然顧氏的立言的根本宗旨是以待后王，那么，其所行之事便是為后王所“服務”了。做為一明遺民、清朝子民的顧炎武已然開始拋棄其所在的時代，開始為后世之中華復興而打拼了。其弟子潘耒在整理并刪除顧氏文稿時就看到這樣一段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夫以亂辱天人之世，而論者欲將毀吾道以殉之，此所謂悖也?！奔热?，今日之中國已經陷入了“亂辱天人之世”，那吾輩的“儒經世之用”又何必為其服務來侮辱自己呢！何不對“后王”翹首以待之。其“保國”“保天下”思想的意圖便正是在于此！

再回歸顧炎武對于“亡國”“亡天下”“保國”“保天下”的理解可以看出，他所要用其“儒經世之用”來重新建立的“國”與“天下”已不再是原來封建宗法統治下的君臣民的方式了，而是充滿著人道主義精神的“后王”世界。這種滲透著人性關懷眼光的未來社會多多少少也影射出了近世的民主思想，雖然它缺乏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難以實現。但對于處于封建末期的明清時期，到處充斥著傳統忠君愛國之德而言，仍是歷史長河中一抹亮麗的光彩，開啟了一條民主啟蒙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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