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說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的滲透與影響

黃樸民

（中國人民大學 圖書館，北京 100872）

歷史研究

試說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的滲透與影響

黃樸民

（中國人民大學 圖書館，北京 100872）

中國古代兵學思想成熟于春秋戰國時期，其標志之一，就是戰國中后期的兵書在其文化精神的構建方面，深受先秦諸子政治思想、倫理觀念的滲透與影響。通觀《六韜》《尉繚子》《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等重要兵書的內容，我們能看到其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基本主張的廣泛認同與普遍接受，在這個認同與接受過程中，儒家與法家則顯然發揮著特殊的作用。而儒家思想對戰國兵書的深刻影響，無疑又以荀子的相關理論為起點和中心。在今天，用辯證的角度來考察，這種歷史文化現象，其意義顯然也具有雙重的性質。

戰國，兵書，諸子思想，影響，歷史價值

中國兵學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很大的發展，取得突出的成就，形成中國兵家思想發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這既表現為《左傳》等史書和儒、墨、道、法學派的著作中，對軍事問題的高度重視和深刻論述；更體現為以《孫子兵法》《司馬法》為代表的成熟兵書的紛紛面世。它們為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從更深的層次考察，諸子論兵之作的豐富和兵書理論體系的完善，在當時是互為關系、相輔相成的，即兵書的發展，給予諸子軍事思想的成熟以有力的推動；而諸子的基本理論，又對兵書文化精神的構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戰國晚期思想文化嬗變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思想融匯、學術兼容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書，如《司馬法》《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等，就開始較多地受到諸子學說程度不同的滲透與影響，傳遞當時各家學說的不同政治文化信息。

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的影響，比較集中地體現為在戰國兵書中，較多地帶上政治倫理學的色彩。這是由中國古代學術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因為政治、倫理思想占有主導地位，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所謂“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于治”（《淮南子·氾論訓》），指的都是這個含義。近人梁啟超在其名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言”中也明確指出了中國古代學術的這一基本特色：“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種問題。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蓋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嘗不歸結于此點?！笔苓@一文化傳統的影響和制約，使得戰國兵書注重將軍事問題較大限度地從屬于政治倫理學的主體，換言之，就是使其許多軍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治倫理學的具體詮釋。戰國兵書中都有大段、大段的政治色彩濃厚的論述，而且一般都放在全書的首篇或靠前位置，例如《司馬法》的“仁本”、“天子之義”；《尉繚子》的“天官”、“兵談”、“制談”、“戰威”諸篇；《孫臏兵法》中的“見威王”；《六韜》中的“文韜”；《吳子》中的“圖國”等等，就是明證。它們均不是純粹從軍事學的角度立論，而是從政治學的本體基礎上對軍事問題進行理性的認識和總結。這應該說是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施加影響的必然結果。

儒、道、墨、法、名、陰陽是戰國時期主要的思想學術流派，集中地體現了當時社會思潮的基本面貌。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中對諸子學說的汲取和提煉，也主要表現為對這六家學派思想理論的接受。

儒家學說是戰國時期的“顯學”，它在社會中影響極大，它的基本精神對戰國兵書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儒家學說在戰國時雖有孟、荀不同流派之間的差異，如思孟學派更為恪守孔子的立場，側重于對仁義的闡述，特別重視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批判地綜合各家的特色，側重于對“禮制”和“禮教”的闡述。但其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即講究“仁義”，提倡“禮樂”，嚴格等級名分，注重道德倫理教育和自我修身養性，重視“民本”，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會，等等。它們的影響所及，使得戰國兵書普遍注意強調戰爭與政治的關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對戰爭勝負的影響。這些構成了戰國兵書指導原則（宗旨）上的濃厚儒學色彩。具體言之，即表現為當時兵書通常以儒學精神來判斷戰爭的性質，把握戰爭的目的，認識戰爭的成敗。

戰國兵書中有關戰爭目的與性質的論述，就比較突出地體現了儒家在把握這些問題上的基本精神。它們對軍事活動必要性以及根本宗旨之認識，基本上與儒家“吊民伐罪”的原則相一致。這就是《尉繚子·武議》所說的“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比欢?，它們同儒家一樣，稱贊寢兵息戰為圣德之治，肯定“兵不血刃”而定天下為用兵的最高理想境界：“獄弭而兵寢，圣德之治也”（《司馬法·仁本》）；“全勝不斗，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六韜·武韜·發啟》）。認為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尉繚子·兵令上》）。指出一味依賴武力，頻繁用兵，乃自取其辱之道，必然招致敗亡：“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孫臏兵法·見威王》）。

戰國兵書對于戰爭成敗之關鍵的理解，也大多本于儒家的看法。它們認為戰爭的成敗得失，多取決于政治的清明與否，仁義禮樂的推行與否：“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司馬法·天子之義》）。強調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貴，人事而已”（《尉繚子·戰威》）；“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吳子·圖國》）。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戰國兵書之中得到了有力的體現。這是儒家思想在當時兵書文化精神構建上最富有積極意義的影響。這種“民本”思想，在《司馬法·仁本》中的表述，就是“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痹凇段究澴印鹜分?，是“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倍凇读w·武韜·發啟》中則表述為：“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睉饑鴷羞@些滲透著儒學精神的軍事“民本”概念，如果不單純考慮其實施的效果，而從理性的角度分析，那么就應該承認它含有相對的真理顆粒，值得后人借鑒和給予抽象的繼承。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戰國兵書深受儒學的浸染與影響，集中體現為是對儒家荀子軍事思想的認同與接受。眾所周知，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對軍事從屬于政治、民心歸向決定戰爭勝負的認識尤為深刻與透徹。他著有專門的兵學專論《議兵篇》，并在《王制》《君道》諸篇中對軍事問題多有闡釋，可謂是儒家人物中探討兵學問題最為深入的一位。他不遺余力地肯定“仁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強調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荀子·王制》）。

為了達到這一理想，荀子認為，一是要提倡附民愛下，力行仁政：“行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荀子·議兵》）；“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二是要“隆禮重法”。荀子視禮為“治辨之極”、“威行之道”、“功名之總”，認為只有尊奉禮義，遵循制度，尚賢使能，教化百姓，順從民心，才能造就軍事上的強盛：“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于臣子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廓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荀子·君道》）。否則，便會民眾離心，導致軍破國亡：“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同上）總之，在荀子看來，“禮樂”是軍隊強盛，戰爭勝利的基本保證：“上不隆禮則兵弱”（《荀子·富國》）；“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于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于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荀子·王霸》）。三是注重將帥個人的道德修養。在治軍中認真貫徹“軍禮”的基本前提下，荀子十分強調將帥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對將帥品德修養問題做出了全面的闡發：“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荀子·議兵》）；“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同上）。認為能夠做到以上幾點，這樣的將帥以是杰出的將帥，“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同上）。四是提倡守常經、行正道，反對一味追求“功利”、執迷“詭詐”：“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荀子·議兵》）。

戰國兵書受荀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僅以《六韜》為例，其戰爭觀理論就不無荀子思想的烙印。關于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六韜》作者認為：“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竺靼l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保ā段漤w·發啟》）這就是說，能否在戰爭中克敵制勝，進而取得天下，其決定因素決不在于個人的意志和愿望，而在于是否順應天下的民心民意，是否合乎天地間的道義公理。若戰爭的動機與目的能夠順應民心、合乎道義，就能得到天下萬民的支持，就能無往而不勝，反之，則天下之人都將成為你的對抗者和勁敵，就必然導致失敗。

關于戰爭與國家政治的關系，《六韜》作者提出了“愛民”的思想，具體內容是：“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噬茷閲?，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己物?！保ā段捻w·國務》）也就是說，實施統治，制定和采取各項治國措施，都要考慮到人民的利益，要保障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基本條件，使他們安居樂業，心情舒暢。統治者要將人民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去悉心愛護，與其同憂同樂，“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沖機而攻，無溝塹而守?！保ā段漤w·發啟》）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政通人和，上下一心，這才是取得戰爭勝利最根本的保證。而細加體會，我們能發現，所有這些理念，與荀子的兵學觀可謂是息息相通、如出一轍。

法家學說對戰國兵書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法家的要義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漢書》卷30《藝文志·諸子略》），主張“循名以責實”，強調加強君主專制，以嚴刑峻法治民，厲行賞罰，獎勵耕戰，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統一的集權國家，以農致富，以戰求強，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法家學說的本質特征為具體的可供操作的政治權力思想。在現實生活中，它比“迂遠而闊于事情”的儒學顯得更為高明。兵書要積極發揮自己適應統治階級需要的現實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和汲取法家學說的某些內容。

從現存的戰國兵書內容來看，它們都充分吸收了法家厲行賞罰的主張，極力提倡在軍事活動中明賞嚴罰，以保證軍隊上下統一號令，強化軍事紀律。這就是《尉繚子·制談》中所言的“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边@里不僅講求賞罰，而且將賞罰直接與獎勵耕戰結合起來，這與《商君書》《韓非子》《管子》的思想實有相一致之處。另外像《六韜·龍韜·將威》中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吳子·治兵》中稱：“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等等，也同樣體現了法家的賞罰理論。從實際操作角度看，法家的賞罰嚴明主張的確符合軍事活動的組織要求，因此為戰國兵書所廣泛吸收，其中尤以《尉繚子》一書最為顯著。

戰國兵書普遍強調軍隊的集中管理，主張以君權至上為軍事活動的遵循規范，這顯然是深受法家“尊主卑臣”、“專制獨斷”理論的影響?！段究澴印ぴ佟穼@一問題是如此論述的：“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币馑际钦f，最高統治者有主宰一切的權限，臣下只能毫不保留地為主上盡忠效命而已?！读w》中所反映出來的集權思想更為深刻，它一再提倡君主千方百計鞏固權柄，以便左右一切：“無疏其親，無怠其眾，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正也”（《文韜·守土》）。這與法家慎到對“勢”的論述如出一轍。其實，戰國兵書中這種君權本位傾向的存在并不奇怪，因為時至戰國君主專制集權政治日益成熟之際，兵書中貫徹專制集權的要求，乃是與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相一致的。

法家的“循名責實”理論，也為戰國兵書所充分汲取和肯定?！读w·文韜·舉賢》有云：“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边@就是要求在用人之時，必須嚴格職責權限，根據職責的名分，來考察其職責的實績。這種辨名析實的軍事行政管理手段，的確是法家“循名責實”理論的流韻余澤。

法家提倡極端專制主義，認為君臣之間、平民百姓之間的關系，都是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取舍基礎上的：“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韓非子·難一》）。戰國兵書也深受其影響，提倡在軍事活動的人際關系問題上，利用人的私欲，利用人的本性，借滿足人們的欲望，來達到戰爭的目的，為封建統治者服務。例如，《尉繚子·戰威》就主張：“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榮而顯之?！蓖瑫r，它更強調封建統治者應努力使廣大民眾“去私”、“無欲”，至少不敢“有欲”，指出：“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尉繚子·治本》）。這實質上就是法家“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主張的翻版。同樣，像《吳子》《六韜》中有關“使愚、使貪”這一類“馭將用兵”之道的論述，也顯然是以法家“性惡論”為其理論基礎的?？傊?，戰國兵書文化精神的構建受到法家學說的影響，乃是明顯不爭的事實。這與法家注重解決現實問題，適應當時政治統治者實行專制主義的需要這一特征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道家的基本思想傾向，《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有比較扼要而準確的表述，“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嗛嗛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本唧w地說，道家的要義大抵有四個主要層次，即以“道”為主宰和天下萬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論；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相互轉化、循環重復的樸素辯證法；“無為而無不為”，以退為進，柔弱勝剛強的策略論；“無為而治”、“小國寡民”的社會政治理想。其中“清靜無為”、“貴柔守雌”、“無為而無不為”的處世原則和思維方式，尤其為人們所重視，被運用于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

戰國兵書對道家的學說同樣情有獨鐘，充分加以汲取。其中以《六韜》尤為突出。它們對神秘玄虛的道家語言多有搬用，以努力顯示自己的深奧玄妙，不可捉摸。如言：“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無”（《尉繚子·兵談》）；“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保ā读w·龍韜·軍勢》）。這種形式上的模仿還不是最主要的，更突出的是，戰國兵書主張在治軍、作戰中貫徹“無為而無不為”的原則，計大利而不計小利：“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六韜·文韜·盈虛》）。認為這樣做的好處就在于：“無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無取于國者，取國者也；無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六韜·武韜·發啟》）。而道家以退為進，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后發制人策略原則，則更得到戰國兵書撰著者的青睞：“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六韜·文韜·大禮》）；“正兵貴先，奇兵貴后，或先或后，制敵者也”（《尉繚子·勒卒令》）。在《孫臏兵法》中，更具體總結為“讓威”的作戰原則。應該說，這也是與《逸周書》中倡導的“柔武”觀念有密切的傳承關系，在精神上的一脈相承，“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斗，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保ā兑葜軙と嵛浣狻罚?/p>

同時，戰國兵書對社會動蕩原因的分析，也常常采取道家學說的價值標尺予以衡量。如說：“圣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六韜·武韜·文啟》）。這種評論社會問題的價值取向，同樣表明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過程所受道家學說的影響之深厚。

其他諸家如墨家、陰陽家等，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的構建，也或多或少有所滲透和影響。概略而言，墨家的影響體現為戰國兵書大多強調“尚賢”、“節用”以及“兼愛”、“救守”。而陰陽家的影響，則主要表現為某些戰國兵書也注重論述“五行”，談說“六甲”等等?！读w》中有《五音》《兵征》諸篇，侈言“五行之符，佐勝之征，成敗之機”云云，即是明證。

戰國時代，由于諸子學說存在著一種相互兼容的總趨勢，所以戰國兵書對諸子學說的借鑒和吸收，就自然而然地體現為多元而混雜，很不純粹。同一部兵書之中，往往既有儒、法的痕跡，也不時有道、墨的影子。有時甚至在同一段話中，各家學說的影響也交相混糅。例如《六韜·文韜·盈虛》中，所謂“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之類，是墨家的余澤；所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乃是道家的流風；“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乃是法家的要義；而“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則是儒家的面孔了。這種現象的存在，充分表明戰國兵書文化精神的構建實乃籠罩在諸子學說的氛圍之中，可謂是諸子學說在當時兵學領域中的一種信息傳遞。

綜上所述，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的構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滲透和影響，其中尤以儒家與法家學說最為突出。這不僅表現為這兩派學說的基本語言、概念范疇以及思想觀點在戰國兵書中出現的頻率遠較其他學派為高，而且也表現為它們在實質上決定了戰國兵書的價值取向和基本文化特征。具體而言，儒家學說為戰國兵書規范了用兵的根本宗旨與目的，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以及戰爭與政治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等問題。一句話，即儒家學說從總攬全局的高度，為戰國兵書解決了政治原則問題，從而使戰國兵書在哲理上獲得了升華。而注重實事的法家學說，亦從政治操作的角度，給戰國兵書提供了具體而豐富的政治實踐理論，并從實用的層次上滿足了社會大變革條件下對兵書的要求。理想的境界與成熟的經驗這兩者的密切結合，互為彌補，這就是儒、法兩派學說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最富有積極意義的滲透和影響。

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的影響，既然表現為諸子政治思想在兵書中的貫徹和落實，使戰國兵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政治、倫理學的規范，那么它的歷史意義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雙重的性質。

一方面，由于戰國兵書受到政治、倫理的嚴重規范，籠罩著比較濃厚的政治色彩，這樣，就在相當程度上淡化了軍事學術的獨立存在價值，使得軍事學淪落為政治學的附庸。換言之，將政治與軍事努力加以等同的做法，顯然是偏頗的。就認識論而言，這是片面、機械的；就實踐而言，這又是迂腐、空疏的。同時，諸子學說影響滲透到當時的兵家著作之后，也使得后世兵家難以擺脫政治倫理精神的束縛，并使古代兵學的創造性的發展受到極大的壓抑與弱化。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兵學著作無有出《孫子兵法》之右者，以至產生“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后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茅元儀：《武備志·兵訣評序》）這樣的說法，其重要的原因恐怕一在于斯。

另一方面，由于戰國兵書受到濃厚的政治、倫理的規范，也使它具有了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因為戰爭的確是政治活動的最高表現形式，用現在通行的話來說，即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倫理對于分析、判斷戰爭的性質，理解戰爭的成敗，認識戰爭的宗旨，都是有密切的聯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戰國兵書從政治、倫理的角度認識軍事規律，探討戰爭問題，這一邏輯思路應該說是正確的，因為它合乎理性思維的正常途徑。同時，戰國兵書吸收儒家學說，提倡仁義愛民，主張調和社會矛盾，使得其戰爭觀具有溫和、中庸的色彩，這無疑是寶貴的識見，顯示了對待戰爭應有的正確態度，對后人不無積極的啟迪意義。而它們重視民心向背對于戰爭勝負的影響，同樣是非常卓越的見解，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至于戰國兵書吸收法家的實用政治學說，用來充實自己的治軍、作戰理論，乃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邏輯的合理性，在今天更有必要予以公正的評價。其他像道家、墨家、陰陽家學說對戰國兵書滲透與影響的意義，也應作如是觀。

總而言之，戰國兵書文化精神的構建深受諸子學說的滲透和影響，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歷史文化現象。對此，我們既不可簡單貶低它的應有地位，同時也不應人為拔高它的歷史意義，而必須以科學的態度，進行縝密的分析和認真的總結。這是我們研究戰國兵書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們對中國古代兵學發展嬗變歷史進一步進行科學認識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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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30（2015）04-0070-05

2015-08-15

黃樸民（1958—），男，浙江諸暨人，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軍事史、孫子兵法與兵學文化、兩漢經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