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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苦難會與現代湘西地區天主教的傳播——以永順新寨坪分堂為例

2015-03-28 05:51
衡陽師范學院學報 2015年4期
關鍵詞:永順傳教教徒

尹 寧

(吉首大學 歷史與文化學院,湖南 吉首416000)

天主教在湘西地區的傳教可以追溯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據 《湖南省志·宗教志》載,當年,“方濟各會會士王方濟定居沅州 (今芷江),并建教堂一座”①。從清朝到民國中葉,沅陵天主教一直都為西班牙奧斯汀會所掌控。然而,天主教在湘西的傳教雖早,但卻一直進展遲緩。在當時外國傳教士的眼中,“湖南這個名字幾乎就是排外和敵意的同義詞”②,更何況是位處湖南西部地區的湘西。這一情況直到美國苦難會進入湘西之后才發生改變。

美國苦難會③于1921年傳入湘西地區④。由于奧斯汀會的經費越來越入不敷出⑤,于是將沅陵天主教的事務逐漸轉交給美國苦難會。民國十四年 (1925),羅馬教廷從常德教區劃出辰州 (今沅陵)教區,美國苦難會全面接管湘西教區,苦難會士蘭會理 (D.Lagenbseher)任首任代監牧⑥。自此之后直至20世紀50年代,美國苦難會一直都是以湘西地區作為其主要的傳教地點。

美國苦難會的統計數據表明⑦,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美國苦難會在湘西地區的傳教獲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首先,表現在教徒人數的增加上。1925年,辰州教區的天主教徒人數為1,978人;1930年,教徒人數增加到2,504人;1940年,教徒人數為5,006人。其次,表現在教堂和傳教點的增加上。1925年,辰州教區的天主教教堂為5個,傳教點為16個;1930年,教堂增加到10個,傳教點增加到25個;1940年,由于戰爭的關系,教堂減少為4個,但傳教點增加到29個⑧。再次,其發展還表現在苦難會所開辦的各類學校、醫院和慈善機構的數量和所救濟人數的增加方面。據統計,1925年,苦難會開辦的學校共30所,學生1,098人,診所68個;1930年,開辦學校19所,學生400人,診所12個,孤兒院13所;1940年,開辦醫院一座,職業學校一座,刺繡學校一所,普通學校學生達2,029人,貿易學徒25個,安置難民21,000人。最后,苦難會所主持的婚禮和葬禮數目的增加反映了其在教徒中影響力的提高。1925年,苦難會主持的婚禮為27次;1930年,主持終縛 (神甫為將死的教徒舉行的一種儀式)44次,主持教徒間的婚禮12次,教徒和非教徒的婚禮8次;1940年,主持終縛153次,婚禮49次⑨。

美國苦難會是如何促進天主教在湘西地區發展的?天主教傳入之后,究竟對當地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本文擬通過對美國苦難會設立的新寨坪分堂的實證研究,了解這一時期苦難會在湘西地區迅速傳播的原因及影響。

選擇新寨坪分堂這樣一個湖南西部的自然村落及其居民作為研究個案,是基于以下考慮:

其一,這一時期,天主教的主要傳播區域從沿海轉移到內地。湖南是中國中部欠發達地區的省份,尤其是該省西部湘西地區的鄉村,無論是在結構形態還是價值觀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將永順新寨坪分堂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具有合理性;

其二,根據1990年由永順公安局和民委編撰的 《永順宗教資料匯編》記載:劉家院子的300多名村民 (如包括附近村民,人數超過400)在20世紀上半葉,集體加入了天主教⑩。盡管這一時期天主教在湘西地區傳播迅速,但像劉家院子這樣集體加入天主教的情況卻極為少見。新寨坪分堂教徒集中,共同生活在一個自然村落中,且信徒眾多,直到現在這個自然村落的結構并未發生太大變化,也有許多教徒的后代至今還生活在這里,為調查研究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方便;

其三,筆者長期在湘西地區執教和調研,對本地較為了解,且在長期的社會調查中積累了相當多的民間文獻資料,為本論文的調查墊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美國苦難會在新寨坪成功傳教的原因

美國苦難會在湘西的傳教并非一帆風順??嚯y會士在踏上中國國土之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語言障礙。到永順傳教的苦難會士佳德·珀蒂爾 (Agatho Purtill)在接手永順教區之后曾抱怨道:“他們將整個教區的三分之一交給了我這樣一個對中文一竅不通的人?!?不少傳教士在與家人、教友的通信中抱怨學習中文之艱辛。其次便是因水土不服所帶來的健康問題。根據沅陵地區的傳教士紀念碑的記載,1921-1952年期間,先后有15位美國苦難會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殉職。這些殉道的傳教士的平均年齡不到38歲,大部分都是因病去世 (其中尤以痢疾和瘧疾為主)?。此外,還有多位赴華傳教的苦難會士因健康問題而中途返回美國。第三是這一時期中國復雜、動蕩的社會環境所帶來的安全問題。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動蕩之中,政治環境極為復雜。這一時期的湘西地區土匪橫行、軍閥混戰、國共內戰,這一切都給苦難會士的傳教活動帶來了困難。在湘西地區殉職的苦難會士中,就有三位傳教士是被當地的土匪所殺,這就是著名的 “花橋教案”?。1927年,隨著國民黨的北伐,湘西地區社會秩序陷入混亂之中,永順掀起了反基督教運動,美國苦難會士一度退至貴陽。不久,他們又重返各自的傳教區。最后,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使得傳教活動舉步維艱。1923年,苦難會在湘西的傳教曾引起保靖的反帝運動?。這場運動被當地軍閥所鎮壓,但所反映的是當地居民對于傳教士的敵視態度。

盡管經歷了重重考驗,但美國苦難會在湘西的傳教事業卻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美國苦難會在湘西地區傳播如此迅速,與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傳教方法的得當是密不可分的,茲以新寨坪分堂為例簡析如下:

1.以醫藥、教育、救濟作為主要的傳教手段

醫藥、教育和救濟是天主教會傳統的傳教手段,也是美國苦難會傳教士在湘西傳教過程中常用的方法??梢韵胍?,在醫藥條件落后、教育機構鮮少、社會動蕩、自然災害頻發的情況下,這三種傳教手段必然能夠吸引不少教民。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但凡提起傳教士的種種善行,村民們首先提到的就是這三者。每當村民們發生頭疼腦熱的病癥,可以在傳教士那里獲得免費的醫療救治;傳教士們也積極地在本地開設教會小學,教徒和非教徒子女均可入學讀書,區別僅在于教徒子女可免學費,而非教徒子女則得繳納一定數目的學費;如果教民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傳教士們也會慷慨解囊,為身陷困境的教民提供經濟方面的援助。如:20世紀40年代,當時劉家院子的村民劉景好、劉子南兩家無房可住,傳教士就讓他們免費居住在教堂中,且一住就是很多年。又如,曾任永順天主堂堂主且負責掌管經費的劉壽山待人十分慷慨,家中經常門庭若市,前來尋求幫助者絡繹不絕。

2.依靠本地的宗族勢力進行傳教

天主教在傳入新寨坪后,非常注重依靠宗族勢力來發展教徒。據 《永順宗教資料匯編》載,劉秉軒、劉壽山先后出任過永順天主堂的堂長,劉景滿、劉景明、劉景修和劉紹先則先后擔任新寨坪分堂的堂長?。而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劉秉軒、劉壽山都曾是劉氏宗族的族長。村民們也都承認,解放前村民們之所以加入天主教,與族長影響有密切的關系。

除此之外,教徒的妻子及姻親也是苦難會傳教的重點對象。據 《永順宗教資料匯編》載,除了劉姓的教徒外,還有不少王姓、張姓、胡姓、李姓、曹姓等其他姓氏的教徒?。根據村民的回憶和族譜的記載,這些外姓大多與劉姓有姻親關系,例如:劉汪氏是劉運凱的妻子、劉田氏是劉景鑒的妻子。

在看到傳教士利用宗族關系成功傳教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除了劉氏宗族和與其有姻親關系的人之外,周邊村民中皈依天主教的人數屈指可數。這也反映了此種傳教手段的局限性。

3.著力教育和培養教徒子女

除了在新寨坪開設學校之外,苦難會士們還非常重視教徒子女的教育和培養。如有教徒向他們請求讓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而其子女年紀不太大且聰明伶俐的話,傳教士一般都會接受他們的請求,依照其子女的興趣或送去學堂,或送去學習一門手藝。如:在苦難會士的幫助下,劉壽山曾在永順縣城的教會學校念書,劉紹先 (劉景滿的侄子)被送到長沙念書,劉運泰 (劉紹先的兒子)就被送到長沙讀書,劉景修曾被送到永順學習機械織布等。

正是由于苦難會士對于教徒子女的重點培養以及教徒本身的言傳身教,教徒的子女一般也會加入教會。根據《永順宗教資料匯編》的統計,到1990年截止,當時尚在人世的天主教徒中,出生在40年代的教徒有20人?。其中,許多人在筆者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還健在。而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許多人是在出生之后即加入了天主教,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就是天主教的信徒。

在傳教過程中,傳教士也十分注意培養教徒子女的宗教意識。傳教士停留新寨坪分堂期間,每天早上會召集教徒子女到教堂學習天主教的教義。直到現在,還有不少老人還能背出 “神爾夫,瑪利亞,瑪麗勝中在”等部分經文。

4.利用動蕩的政局、宗族間的矛盾,吸收教民

近代中國,政局動蕩,人們生活不安定,而傳教士則利用此背景,通過充當 “保護人”來招募教民。近代的永順,天災、人禍時有發生,各派政治勢力,不斷角力,社會極為動蕩。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關于入教華人是否應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問題,雖然無論是政府還是中外所訂立的條約都沒有給與入教華人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的特權,“但一些教民總是冀圖擺脫地方官的管轄,對地方公務及應有差徭等,也藉端推諉。傳教士對此類事情又采取慫恿的態度?!?這樣一來,更加助長了鄉民們借洋教以自保的想法。據 《湘西文史資料 第14-15輯 湘西百年大事記》載,1917年、1918年、1919年、1921年、1925年、1938年永順均發生自然災害,1917年、1918年、1938年都曾由于地方軍閥或土匪而發生過武裝沖突。?如此動蕩的局勢,致使人心惶惶,因此,尋找外部勢力充當靠山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村民們也紛紛表示,自己的先人之所以入教,與教民 “見官大三級”、“入了天主教以后,可以免抽壯丁,不會被人欺侮”?的想法有密切關系。

此外,還應注意的是,近代的新寨坪地區的宗族矛盾也較為突出。近代以來,新寨坪一帶較有勢力的是三個宗族,王姓、曹姓和劉姓。在與當地其他宗族發生沖突時,他們彼此之間往往依靠本族的 “強人”來壯大自己以在沖突中取勝。而當時,王氏宗族中出了一個國民黨陸軍中將王時?,因而在本地很有勢力;曹氏宗族中則有一個大匪首曹振亞,橫行地方;因而,劉氏宗族便投身天主教,使自己免受外族的欺負?!队理樧诮藤Y料匯編》中寫道,美籍神甫煽動劉家寨的村民說:“你們劉家不必怕王、曹兩家,只要你們加入天主教,我們美國人就給你們撐腰。蔣介石都要讓我們美國人三分,區區王時、曹振亞有何懼之!”?如此一來,為了使自己在與周邊大族斗爭中處于不敗之地,劉家寨的村民們紛紛加入天主教。

5.傳教手段的本土化

為了傳教的方便以及讓人們在心理上更能接受,苦難會士在正式傳教之前一般都要接受半年到一年時間的漢語教育。這首先是為了響應本篤十五世所下發的 《夫至大》通諭?!斗蛑链蟆分忻鞔_規定,傳教士 “當精熟傳教處國語、國文”?;另外,這也是傳教士們在傳教過程中發現了掌握傳教區語言的重要性的緣故。起初,苦難會士并沒有立刻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也沒有受到語言方面的訓練。有些傳教士認為學習中文是浪費時間,要求直接進入工作狀態?,甚至因此與西班牙的奧斯汀會的傳教士發生了沖突。但是很快,苦難會士就認識到了學習中文的重要性。因此,到中國的苦難會士首先會在上?;蛘咩淞陮W習半年到一年時間不等的中文逐漸成為了慣例。美國苦難會的第一個修會掌事甚至通知所有剛到美國的傳教士:“除了學習語言之外不要做任何事情。從羅馬寄來的信也強調了這件事情,即我們要學習中國的語言和當地人的習俗?!?由于中文十分難學,許多傳教士都曾在信件或文章中抱怨學習中文的困難,如 Barbara Tuchman在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中說道: “中文中大約有800個由1000個基本形態組成的詞發音類似,而這些基本的字形都是學習中文者必須知道讀、寫的。這個任務要求持之以恒、大量的聯系時間和不斷地復習?!?

苦難會士在傳教、舉行儀式以及教學的過程中,也都盡量使用漢語同教民交流。所有的苦難會士們都為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傳教時,教民直接用傳教士的中文名字稱呼他。當然,我們也不能太過高估傳教士們的漢語水平,畢竟中國的語言十分豐富且地區之間的語音差異極大。許多傳教士對此也十分苦惱,因為他們 “經常要傾聽告解及接受懺悔,但他們卻無法聽懂教民的方言?!?因此,培養本地教徒,讓他們充當交流的中介就成為了十分重要的事情。新寨坪分堂的幾位堂主就承擔了這樣的任務。為了讓中國民眾更加容易接受,教士們在傳教時甚至穿著中國人的服飾。

此外,簡化入教儀式和一般的教會儀式也是苦難會士吸引教徒入教的輔助措施。當時,加入天主教會不需要舉行復雜的儀式,只要登記名字即可。在平時的生活中,也不要求教徒嚴格按照天主教的禮儀舉行飯前祈禱以及履行其他復雜的儀式,這樣一來,既降低了入教的門檻,也使得中國教民們在實踐中更容易履行宗教義務。

二、美國苦難會的傳教對新寨坪的影響

美國苦難會在新寨坪傳教活動中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對當地的傳統習俗、觀念以及社會秩序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1.對中國傳統習俗和觀念的影響

天主教屬于一神教。信仰天主教后,就不能再信仰其它的神靈。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湘西民眾歷來有在家中擺放 “天地君 (國)親師”牌位的傳統,以示自己對天地的感恩,對國家社稷的尊重以及對父母、恩師的深情。教徒家中擺放這樣的神龕顯然與天主教的教義是有沖突的。對此,苦難會士進行了細致的處理:雖然教徒家中不許擺放這樣的神龕也不允許祭神,但允許教徒祭祖,例如:按照當地的習俗,每年春節 (臘月三十)都要去給自家的祖墳 “送亮”,在各自的祖墳燒紙錢、上香、放鞭炮。清明節的時候也要去上墳。這些傳統習俗在教徒中依然保留著。

劉氏家族作為一個傳統的社會組織,長期以來嚴格按照祖傳的字牌取名,如 “士、正、世、元、家、開、景、運、朝”等。除了按照字牌所取的正名之外,一般還有一個小名,如劉壽山又叫劉景仁,劉運泰又叫劉森林。村民之間一般以小名互相稱呼。然而,天主教傳入后,大多數教民都取有教名,并以此互相稱呼,有的甚至直接用其作為正名。根據 《永順宗教資料匯編》的記載,到1990年為止,當時活著的77個教徒中 (男40個,女37個),有48個載有教名 (男30個,女18個),且40年代出生的20個教徒中12個載有教名,30年代出生的24個教徒中,13個載有教名,20年代出生的14個教徒中11個載有教名,20世紀初出生的19個教徒中,12個載有教名。由此可見,早期的教徒中大部分人都有教名,且相互之間以常以教名稱呼,而后期的情況則參差不齊。這種情況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30年代之后,紅軍的實力發展起來,與當地的國民黨、地方軍閥進行了激烈的斗爭,再加上抗日戰爭爆發,時局動蕩,未來的時局不明朗,教徒們選擇不取教名或者不常用教名也算得上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方式。

天主教的傳播同樣也影響到了教民的婚姻生活。由于年代久遠,我們很難考證當時教徒的婚姻狀況,但是,通過村民的回憶,我們還是能從中了解一二。如:曾任永順天主堂堂長劉壽山的婚姻就是媒妁之言。他的妻子原名王二妹,塔臥鄉人?;楹?,王二妹加入天主教,并取教名為王信德??紤]到劉壽山曾入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并在永順縣城擔任過天主堂堂長,后又出任劉氏宗族的族長,應該是教民中威信較高、信仰較為虔誠的一個,而他的婚姻仍然是舊式婚姻??梢?,當時的教民未必非得在天主教徒中尋找伴侶,但婚后的伴侶受其影響加入天主教的很多。教徒的婚禮也不一定非得在教堂舉行。據村民回憶,每當教徒中有新人結婚,如果神甫在的話,都要邀請他們參加,而神甫并不為教民舉行結婚儀式。他們參加教民的結婚儀式時也只是詢問雙方結婚是否出于自愿,有沒有違背天主教教規而已。由此可知,婚姻儀式是否在教堂舉行是由教民自己決定的,神父并沒有對此作硬性的規定。

同樣的,教徒的葬禮也不是非得在教堂舉行。一般教民會選擇先在教堂按照天主教的儀式舉行,然后在搬回家中按傳統儀式操辦。如果教徒死于非命的話,按照當地的習俗是不能抬進屋的,在這種情況下,教堂可以為死者提供辦理喪事的場所。教徒既可以按照天主教的儀式舉辦喪事,也可按照當地的習俗辦理。為了適應中國的習俗,傳教士也對慣例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如中國人傳統上衣白色作為喪服的顏色,于是天主教也使用白色。這些文化方面的調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徒在天主堂舉辦葬禮的人數。另外,劉氏家族成員的墳地此前都集中安置家族墓中,天主教傳入之后,這個傳統仍然沒有發生改變。墳墓的形式不一,虔誠的教徒按照天主教的方式擺放十字架,一般的教徒則按照當地習俗置辦墓碑。據村民回憶,劉壽山的葬禮就是采取 “中西結合”的方式,在天主堂舉行儀式,又請了道士做法,并在墳墓上插上了十字架。

2.對宗族關系的影響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宗族是血緣組織;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宗族是社會組織。新寨坪分堂所在的劉家院子是一個典型的宗族社區?!洞筮B公源流世系傳》載,劉氏宗族的 “起祖劉士祖名大年,乾隆年間由辰州府蘭溪雙水井湖田塘 (今沅陵縣張家坪鄉下塘里)遷入永順新開府顆砂堡 (今永順縣新寨鄉劉家院子)?!?解放前,宗族內的事務主要由族長負責處理。劉氏族長的選擇并非選舉或者完全依據年齡長幼、輩分高低,而主要是依據能力和威信。村民們對其地位的確認僅止于在過年的時候輪流要求他去自己家中吃飯,發生糾紛的時候請他幫忙解決而已。由于劉氏宗族沒有修建祠堂,所以族長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宗族內部以及與周邊其他宗族的關系。而在天主教傳入之后,出任族長的主要是虔誠信仰天主教、接受過一定文化教育并得到傳教士賞識的教徒,如:劉秉先、劉景仁 (即劉壽山)等。

3.對當地各種政治勢力的影響

由于年代久遠,我們很難知道第一代教徒加入天主教的最初動因,但在亂世中保護自己的想法肯定是有的,而實際上,加入天主教確實對其產生了一定影響。劉氏家族從人數上來說在當地并非大姓,歷史上也沒有出過特別杰出的人才,所居住的地方耕地面積也是有限的。論勢力比不上曹家,論人數和在地方上的勢力也比不上王家。他們選擇天主教,除了內心的信仰外,也與歷史背景以及所處的政治環境有關?!疤熘鹘掏健背蔀榱怂麄兊拿?,周邊的村民一提到 “劉家院子”必然要說道 “天主堂”。教徒的身份無疑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定的保護。據劉氏宗族的老人們回憶,盡管三、四十年代的時局非常動蕩,但劉家院子卻沒有受到太多的波及。在土匪橫行的年代,由于天主堂的保護,劉家院子得以安全。劉大爺回憶到,當他還是個孩童的時候,一次端午節,母親在家中蒸粽子,他在家中玩耍,突然闖入了幾個王姓的土匪,二話不說就要搶粽子,突然門外有人喝道,他們家是天主堂的堂主。土匪迅速罷手、逃走。而當時,周邊的社會環境很不安定,王氏家族出了很多土匪,在周邊燒殺搶掠。天主堂在當地建立之后,成為了劉家寨的標志,劉家寨在當地的勢力大增,以至于當地流傳著 “王家老子曹家娘,劉家院子天主堂”的說法。

天主堂的堂主不僅在劉氏宗族內部很有聲望,在整個新寨坪地區也很有影響。這一方面與他們天主教徒的保護性的身份有關,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們所受的教育。三、四十年代時,劉壽山、劉秉軒、劉紹先 (即劉景臺)都曾擔任過鄉長。

綜上所述,20世紀20至50年代,美國苦難會通過調整傳教政策,著重培養本地信徒中的中堅分子,借助醫藥、救濟等手段,依靠當地的宗族勢力、血緣和姻親關系進行傳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盡管教徒們入教原因多種多樣,但早期教徒的信仰還是較為虔誠的。傳教士在當地長期傳教,對當地的文化、宗族關系和政治局勢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未必全是傳教士傳教的直接后果,與這一時期特定的歷史背景、其對教徒及其子弟的教育和培養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在理解天主教對近代中國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的影響時,應該將這一時期的時代背景、教會的傳教手段和區域的變化及傳教士所作的切實的工作和努力結合起來考慮,以對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進行更加客觀地評價。

注釋:

①④⑥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宗教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2頁、359頁、355頁。

②Allan,C.Wilfrid,Our Entry into Hunan,London:R.Culley,1870,p.13.

③苦難會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宗教組織,由圣保羅所建。該教派特別強調耶穌基督的受難,其成員將C.P.置于自己的名字之后以表明自己所屬的教派。

⑤沅陵縣宗教志編纂領導小組: 《沅陵縣宗教志》,2009年,第166頁。

⑦自1925年辰州教區設置后,美國苦難會才有關于該教區傳教數據的統計。

⑧ http://cpprovince.org/archives/china/china-missionstatistics.php

⑨ http://cpprovince.org/archives/china/china-missionstatistics.php

⑩?????永順民委、公安局: 《永順宗教資料匯編》,1990年,第112頁、106頁、120-127頁、120-127頁、112頁、112頁。

?Robert Carbonneau,The Passionists in China,1921-1929:An Essay in Mission Experience,p.398.

?萍葉登:《侵略中國的英美財閥》,李公綽、陳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27頁。

?1929年,苦難會的兩位神甫在花橋被曾受其侮辱過的湘軍陳子明部士兵所殺。事后,陳漢章奉何健命前往鎮壓,殺害無辜百姓34人,并賠償美方30000美元。史稱 “花橋教案”。

?符家欽: 《沈從文故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第24頁。

?李育民: 《近代中外關系與政治》,中華書局,2006年,第78頁。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張二牧主編:《湘西文史資料 第14-15輯 湘西百年大事記》,吉首:《湘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89年,第102-194頁。

?王時于1889年出生于湖南永順縣新寨鄉龍塔村,先后在縣城高等小學、府立中學、湖南陸軍小學就學。武昌起義后加入同盟會,先后任團長、總署參謀長兼湘西屯務總軍軍統指揮、軍政部主任參事兼軍事法規會長、南昌行營參謀長、寶永師管區司令、第九戰區后防警備司令、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衡 (陽)郴 (州)師管區司令兼衡陽區警備司令、衡陽專區保安司令及衡陽市防空司令、芷 (江)綏 (寧)師管區司令兼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鄂黔邊區中將綏靖主任、參謀總長辦公廳主任兼國防部法規審核主任等職位。

?朱維錚:《馬相伯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92頁。

?Robert Carbonneau,The Passionists in China,1921-1929:An Essay in Mission Experience,p.397.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一 傳教》,第397頁。

?Barbara Wertheim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1971,p.79.

?Robert Carbonneau,The Passionists in China,1921-1929:An Essay in Mission Experience,p.401.

? 《劉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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