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與我國民間文學事業（下）

文 劉錫誠

周揚與我國民間文學事業（下）

文 劉錫誠

周揚是20世紀中國文藝界卓越的領導人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藝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對我國民間文藝事業的貢獻也是不能忘記的。從新中國成立到他逝世前的我國民間文藝事業，如果沒有他的首倡和支持，包括專業民間文藝研究機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建立和民間文藝收集研究工作的開展，我國的民間文學事業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一

“文革”開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其他協會一樣被“砸爛”，停止工作長達十多年之久，在1979年11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期間得以宣布恢復活動。在第四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中國文聯主席的周揚，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同時被選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

各文藝家協會恢復工作時，我在《人民文學》雜志社做編輯，后來轉到《文藝報》和中國作家協會。1982年7月17日至24日，中宣部在河北省涿縣桃園賓館召開文藝評論座談會，期間，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同志找我談話，對我說：“民研會有關負責人把協會搞得一團糟，還對中宣部興師問罪。民研會工作癱瘓了。你在那里工作過，現在要你到那里去擔任一定領導工作，不許讓某些人再插手民研會的任何事情了?！边@雖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長的意見，但畢竟事情來得突然，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接下來，中國文聯黨組的負責同志趙尋、延澤民、李庚又陸續找我談話，但我都沒有答應。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工作處在癱瘓之中。作為中國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和民研會主席的周揚，非常著急。1982年12月14日，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團擴大會議，解決民研會的領導班子問題。參加會議的有：民研會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敬文，副主席、中央民族學院教授馬學良，文聯書記處書記延澤民，常務理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所副所長王平凡，民研會副秘書長程遠。周揚委托文聯黨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尋主持會議。周揚在會上講了話。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改選領導機構,周揚當選主席。圖為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

1983年3月7日，周揚同志在中央黨校禮堂作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報告《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報告發表后，遭到批評。當時我在《文藝報》工作，對此事雖有所耳聞，對真相卻不甚了了。周揚的心情很不好。他身后雖然寂寞，卻已有許多回憶文章把這件事披露出來了。這一年的3月20日，是老民間文學研究學家鐘敬文教授的80壽辰，年初我約他寫了一篇《我的民間文藝生涯60年》的文章，在《文藝報》上發表。同時，我給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鐘先生80壽辰的事，建議他給鐘先生寫一封信表示祝賀。周揚果然給他寫了信，稱贊鐘先生“成就卓著，眾所共仰”。4月初，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聚集在西山一處開會，延澤民同志邀我參會，我便向大會建議為鐘先生開一個他從事民間文學研究教學60年的祝賀會。我的建議得到認可，決定10日開祝賀會，我自告奮勇去請周揚來參加并講話。周揚雖然心情很不好，還是毅然來到了會場。周揚見了面就問我：“稱鐘敬文‘先生’好，還是稱‘同志’好？”我立即就去探鐘先生的口風。鐘先生對周揚能來參加為他召開的會議，非常高興，毫不猶豫地對我說：“就稱同志！”那天，我還代為請了林默涵和林林同志。周揚在會上講話，熱情地敘述了和鐘老多年的交往，稱贊他對民間文學事業的忠誠和貢獻，對鐘先生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一生靠近革命，矢志不渝地獻身民間文學事業，取得的卓著成績，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并給了很高的評價。

會后周揚同志要我坐他的車與他一起走。同在周揚同志車上的還有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趙尋和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周揚對我說：“民研會現在缺一個領導人，機關癱瘓了，要請你到民研會去工作，你怎么還沒有去？”他還講了些民間文學是條很重要的戰線一類的話，我就沒有在意聽了。對于周揚的問話，我雖然已有思想準備，但仍然沒有當場答應他。我想我在《文藝報》工作得好好的，又擔任著編輯部主任，干嗎要到那個是是非非的地方去？記得有一次好像是李季同志的追悼會上見到汪曾祺，他也聽到了要調我到民研會的消息，關心地勸我別去那個地方。汪曾祺曾經是《民間文學》雜志社編輯部主任，1958年被“補劃”成右派，發配張家口去勞動，他對我說這樣的話，自是感同身受的。但當我一想到從去年夏天賀敬之同我談話以來，作為老領導、作為民研會主席的周揚，一直在等待著我的回答，心里確實有些不忍。一個文藝界的老領導，竟然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候，手下沒有一個能夠替他在那里抵擋一下子的人！想到這里，我再也沒有說什么話，車里的空氣顯得沉悶起來。

不久，中國作協要召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8月初馮牧帶上當時在《文藝報》工作的唐達成、謝永旺和我，還有《人民文學》的涂光群，到西山國務院的一個招待所去起草工作報告。有一天晚上，馮牧遞給我一份周揚同志給他、賀敬之和趙尋的信，要我看。上面有周揚的批示，是催我到民研會去的，周揚還特別寫了一句話：“請馮牧同志大力幫助?！瘪T牧對我說：“周揚是我的老師，我已頂了他兩次，這次我不能再頂了，事不過三呀！”馮牧是我十分尊敬的領導，是《文藝報》的主編，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五年來，非常愉快，人生難得遇到這樣一位知人善任、體諒下級、愛護下級、作風民主，而又知識豐富的學者型的領導。主持《文藝報》工作的副主編唐因，也非常激動地反對我離開。但事已至此，我似乎已無可選擇，只有到民研會去了。后來才知道，我離開《文藝報》的事，并沒有經作協黨組討論，聽說張光年同志從外地休養回京后，很是生氣，可是已來不及了。在我到文聯和民研會報到的時候，文聯黨組副書記趙尋當面把1982年12月14日在周揚家里開的民研會主席團特別會議的記錄交給了我。從那份會議記錄里，我才知道了周揚何以要調我到民研會去的原委。

二

1983年12月8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京舉行三屆二次理事擴大會，主要討論加強理論工作，由我向大會提出報告，并選舉我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會前我到周揚同志家里去向他請示匯報會議準備情況，并把起草好的將要在大會上作的工作報告稿呈送他審閱。周揚同志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創始者，是繼郭沫若之后的第二位主席，他希望我們參與具體工作的干部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和措施，把事業推向前進，而不要墨守成規，固步自封。他對報告稿中提出的加強民間文學理論研究工作、逐步改變“左”的方針和做法的設想表示同意，并欣然答應到會講話。但因報告中批判了“十七年”間民間文學工作和理論研究中“左”的思想影響，得罪了個別人，埋下了禍根。這件事，令我敏感地回想起1979年3月16日我所參與組織的由《文藝報》召開的“文藝理論批評座談會”上代表們對“十七年”期間執行“左”的方針路線的批評和反批評。而民間文學界顯然缺了對“十七年”中間執行“左”的方針路線的認真批評和理論上的爭鳴這一課。

周揚因1983年3月7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異化論”，而受到猛烈批判和攻擊，事情折騰了大半年。11月6日，被迫向新華社記者發表了檢討，心情的沮喪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正在病中的他，12月9日下午在我和秘書的攙扶下來到會場時，受到了與會全體理事的熱烈歡迎。他在會上發表了一篇熱情親切的講話，表達了對民間文學事業的關心和期待：

郭老去世以后，我任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實際上卻沒有做什么事情。30多年以來，我對民間文學事業始終是十分熱心的?，F在提倡研究民間文學，鐘老是長期從事這項工作的，并且成績很大。我本人沒有研究出什么成績來，只能講一點。我愈想愈覺得民間文學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贊成這個事業。

我們這么大個國家，有56個民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僅就這一點，也是世界第一的。但我們不希望什么事情都講爭個世界第一，因為中國現在究竟還有很多落后的東西。我們本應該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還沒有成為第一強國。過去我們不是老愛宣傳第一么，現在我們為什么不宣傳了呢？是因為這樣宣傳有些慚愧。它本來是可以第一的，從歷史上講它第一，從人口上講它也是第一。但是不能講第一。這是因為在近代的時候，中國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們趕上去了，擺脫了和改變了這種落后的狀況。所以說，我只是有一點可以講，可以向同志們表示，那就是，我對民間文學事業十分熱心。

在文聯的幾個協會里，民研會本來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協會，但是現在在組織上卻是一個很小的協會。我看了你們的工作報告，我覺得寫得很不錯。我當然沒有很好的研究。不知是哪位同志起草的，可能是錫誠同志起草的吧。這個報告是寫得很可以的，很好的。

現在，對民間文學這樣一種遺產，祖先遺留給我們的、人民群眾創造的遺產，我們怎么對待？過去我們有個方針，就是搜集、整理。今后怎么辦？我覺得是不應該辜負這份遺產的。我們就是要進行研究，進行科學的整理，把民間文學研究的水平提得更高。它不但是中國的財富，而且是世界的財富?，F在當然是世界的財富了。但是它還不是完全精致的東西，還沒有經過更大的加工。所謂更大的加工，就是科學的研究。

我們國家應該造就很多而不是幾個研究民間文學、民俗學的人才。民歌、民間故事都是很豐富的啊。就講云南這個地方，少數民族是比較多的了，那里的民間文學是異常豐富的。馬子華寄給我一本小書，講的是白族的故事。這些故事與漢族的故事比較接近，它雖然有很多缺陷，但看起來還是蠻優美的。我不過是舉個例子。像這樣的財富呀，是不可勝數的。比如柯爾克孜族的史詩《瑪納斯》就更不用說了，是值得我們花力量記錄整理和研究的。這份財富，要成為世界的財富，要成為世界公認的財富，就要進行科學的整理和研究。而只能靠我們這些人，靠我們整個民間文學研究的水平。這些人本身就是財富。假使不能達到這個水平，我們就有負于這些財富了。中國古人的文化非常豐富，民間文學財富也很多，但是還沒有成為世界公認的財富，不經過研究，就不能成為一個公認的財富。我希望經過大家的努力，使我國民間文學的財富為世界所認識，為世界所掌握。我們幾十年來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這一步。

我不知道我們攻讀民間文學博士學位的有多少人。（鐘敬文：我們現在還沒有招，教育部授權我培養博士研究生，但我考慮到目前條件還不成熟，所以沒有招。）我認為應該招收民間文學博士研究生。這倒不是為了名譽。按照民間文學的財富，是應該也可以產生博士的。關鍵是我們的重視和培養。博士學位可以反映學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國家對它的重視程度。（鐘敬文：外國人研究我們的東西，得到博士學位的很多。）蘇聯有，日本也有。

每次到這里來，我只能講空話，只能講希望。但是這些空話包括了許多熱烈的愿望。希望是不是成為空話，那就要看大家的努力了。我們國家的學術水平要提高。所謂水平就是研究水平，就是科學水平，不是別的水平。提高我們國家的學術水平，包括提高民間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民間文學的素材很多，我們要在這些素材上進行研究，使這些研究達到世界科學研究的水平，這是我們的希望。

1981年11月4日，周揚(左)在福州華僑大廈會見福建省八十多位文學、文藝工作者，談文藝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形

我今天來，一方面確實有一種感情想要看看大家，看看老朋友。在座的蕭崇素，是我最早的朋友了。他可能還要參加田漢紀念會吧？二十多歲時，我們就是朋友。他一直搞民間文學研究，所以我很羨慕他。我和沙汀認識就是通過他。今年是田漢的85歲誕辰。我很高興地知道當年南國社的少年演員蕭崇素同志20來歲的時候，曾當過演員。（蕭：是個不講話的演員。）我至今還記得蕭崇素寫過一篇《唐叔明禮贊》的文章。也許你自己都忘了吧？（蕭：忘了。）我記得它登在《申報》上，你自己找來看。唐叔明也是當時的演員，現在還在，還在北京，70多歲了。他是很有名的，但是曇花一現，以后就沒有聯系了。我看可以建議邀請他這個最早的南國社演員參加田漢紀念會。

我今天到這里來，多少有點懷舊的感情，這不是南國社，這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啊。民研會比南國社意義更大了，人才也多。我祝同志們這次會開得成功！接下來，還要發獎。祝一切都能獲得成功！利用這個機會，互相認識一下，互相交流一些經驗，使我們的民間文學事業一天天發展，而不是一天天衰落。這是我的希望。

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年干部，在當時的中國文聯系統十個協會研究會的領導干部中，我是唯一一個解放后培養起來的大學生出身的干部，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擺在我面前的困難很大，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當我對自己提出的以加強理論工作為今后民研戰線的重點把握不大的時候，周揚同志當著全國理事們的面所講的這番肯定的話，無疑是對我這個晚輩最大的支持。我從心眼里感激他。況且他當時心情不好，又是扶病來的。他的講話，當然不只是對我一個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經過周揚同志的闡述，加強民間文學理論研究工作，提高學術水平，就成了全國民間文學戰線的共同認識，為下一步確定民間文學工作的新的方針定下了基調。

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周揚是先行者。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開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座談會，周揚在會上提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三選一史”（即歌謠選、故事選、諺語選和文學史）的計劃。會后中宣部于8月15日將《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史編選工作座談紀要》轉發各地，開創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從此開始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有計劃的搜集和研究，其中包括搜集和出版藏族史詩《格薩爾》等民族史詩。我就是根據那個報告的安排，于1959年秋第一個被派往青海去落實這個文件并組織搜集和翻譯的。那個文件的批發者，正是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和中宣部文藝處。

周揚是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發起人。記得1961年4月10日，周揚在何其芳主持召開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座談會”上發表過一篇精彩的講話，其中說：“對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工作，我是一個熱心的發起人?！彼谥v話里對大躍進期間興起的群眾性批判運動和學術界出現的“左”的傾向發表了意見：“‘以論帶史’這個口號是有毛病的。以‘以論帶史’，似乎只要有了‘論’就能帶出‘史’來。其結果就會引導人專門講原則，不講史料。研究歷史就是要向史料作調查，向文字的、地下的史料作調查。沒有這種調查是不行的?！哉搸贰褪墙星嗄昴脷v史作為公式去套。從原則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彼粌H對在頭腦熱昏時期提出的“以論帶史”提出了批評，而且也不同意在搜集和研究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上采用陳伯達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針，而提出了一個“古今并重”的原則。對于整理和研究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來說，如果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則，那么，少數民族的幾乎是只流傳在口頭上的民間文學甚至民族史料，就會因無人問津而被歷史所湮沒。周揚的觀點顯然是對的。這時的周揚，與1958年發表《新民歌開拓了新詩的道路》時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國家正經歷著三年困難，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治國方針，被大躍進所膨脹了的頭腦已經漸漸冷靜了下來。周揚當然也不例外。

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是1979年文代會期間，由馬學良和鐘敬文兩位先生提議，經周揚同志當場拍板同意，并指令民族研究所負責人、語言學家傅懋績先生負責籌備成立的。因此周揚理應是少數民族文學所當之無愧的創建者。到1984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召開第四次藏族史詩《格薩爾》工作會議，周揚欣然應邀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再次把我推薦給到會的來自各地和各民族的史詩研究者們。他說劉錫誠原來是搞文藝理論的，現在新加入到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工作中來，是新的力量，等等。周揚同志這次專門就《格薩爾》研究作專題講話，對于開展《格薩爾》的研究，建立我國自己的史詩學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

1984年下半年，為了籌備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我到周揚家里向他匯報。他對我說，他身體不好，不能再擔任下屆主席了，讓我和中宣部有關部門商量另擇人選。中宣部干部局唐局長把我找去，他們正在籌劃和考察新一屆領導班子的人選，也征求了我的意見。我當面向他推薦鐘敬文先生擔任下屆主席。干部局接受了我的意見。周揚同志當時的處境，文藝圈子里的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能夠理解。但在開會前的一段時間里，還是有人去為自己的一點私利糾纏他。這當然使病魔纏身、已出現輕度語言障礙的周揚相當惱火。因此，在開會前夕，周揚同志給我們寫來一封辭去民研會主席的信件，并囑我在代表大會上宣讀。信里說：

民研會代表同志們：

我因年老多病，近期又住院治療，無力也無法顧及民研會的工作，出于不得已，為了對黨對民研會工作負責，今特提出辭去本屆民研會主席的職務。今后凡有關民研會的一切工作，請找有關領導方面直接請示解決，我不再參與任何意見，對這次會議也不再過問，我擔負民研會工作期間，對于民研會領導中紛爭之事未能解決，工作不好，有負眾托，請同志們批評、指教。

此件請抄文聯黨組并報中宣部，并請向代表大會宣讀。

預祝大會勝利完成任務。

周 揚

（1984）12月12日

我手里拿著周揚同志這封簡短的信件，感覺很沉重，脊背上不由得爬過一陣悲涼。我還是按照他的要求在代表大會上向來自全國各省區的全體代表宣讀了。周揚于開國后不久親手建立起來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雖然在“文革”中曾經遭到破壞，但還是獲得了新生，可是現在他病倒了，他衰老了，無力再顧及它了。令他特別頭痛的民研會機關里的長期紛爭，他雖然盡了全力，在1982年底甚至下決心調整了領導班子，卻仍然未能徹底解決。他的濃重的失望情緒，我是能夠體會得到的。周揚同志把我這個沒有來歷沒有背景、但思想還算得上解放的中年干部安排在協會的領導崗位上，惹得個別不甘心的人在代表大會上大打出手，好一番表演。好在在中宣部和文聯等領導機關和領導的支持下，在鐘敬文、馬學良、姜彬、田兵等許多老前輩的幫助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代表大會開得還算成功。

后來，周揚一病不起，長期住在醫院，再后來，變成了沒有思維能力的“植物人”，直到逝世。他一生為中國文藝事業作出的貢獻是很大的。他雖然也犯過一些錯誤，但他晚年沉痛懺悔自己的過失，得到了人們的廣泛信賴。他竭盡全力維護和發展改革開放帶來的大好局面。周揚的一生，是不懈追求真理的一生。作為晚輩，我對他了解很少，但他對我個人的教悔，我是始終銘記的，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完）

責任編輯/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