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1933 第八章：揭秘上海結構與洋場法西斯統治

文 郝慶軍

魯迅在1933 第八章：揭秘上海結構與洋場法西斯統治

文 郝慶軍

關于上海，魯迅有許多論述。比如，1927年他在著名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述說了上海文壇30年來的變遷，并論證說，上海是盛產流氓的地方。晚清廢科舉，無數讀書人沒了向上爬的出路，因為上海的繁華，吸引了一些江南才子來到這里，才子遇到上海的妓女，便產生了才子佳人小說，供人消遣之用，催生了書鋪林立、報館遍地的景象。但是妓女是為錢而非為情，才子便識破其伎倆，與妓女斗智斗勇，于是，小說便多是如何“拆梢”、“揩油”、“吊膀子”的行為，這就是“鴛鴦蝴蝶”小說的由來。由此，才子一下子變成了流氓。魯迅說，上海的繁華，不僅吸引了國內的流氓，也吸引了外國的流氓。而外國的流氓有帝國主義撐腰，統治著國內的流氓，因國內的流氓又統治著中國的老百姓，因此中國的老百姓便受到雙重流氓的統治。

到了30年代，魯迅對上海繁華背后的惡濁看得更清晰了。

1931年2月，給荊有麟的信中說：“我自寓滬以來，久為一班無聊文人造謠之資料，忽而開書店，忽而月收入版稅萬余元，忽而得中央黨部文學獎金，忽而收蘇俄盧布，忽而往墨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卻全不知道有這一回事?！?/p>

1932年6月，寫信對臺靜農說：“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商業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系貨色之一，販此為活者，實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p>

1933年7月致信黎烈文時又說：“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頗覺得古怪者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實尤為古怪，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若當然，而最可拍是動輒要你的生命?！?/p>

1934年9月致信徐懋庸說：“上海的文場，正如商場，也是你奪我搶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傷以外，并不會落得什么的?！?/p>

同年11月，剛從東北來到上海的蕭軍、蕭紅求助于魯迅，魯迅回信告誡這對涉世未深的青年夫婦：“稚氣的話，說說并不要緊，稚氣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當，受害。上海實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們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p>

類似的例子還能舉出若干。魯迅還用“上海穢區”、“惡濁之地”、“是非蜂起之鄉”等帶有明顯貶意的詞匯來表達自己對30年代上海的厭惡，足見上海在魯迅心中的位置。1935年底，當編完《且介亭雜文》時，在《附記》的末尾寫道：“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倍潭痰?8個字，寫盡了魯迅對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失望和憤懣之情。

我們的問題是，魯迅對30年代上海的評價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他看待上海和上海社會采用的視角和他的世界視野怎樣展開的，這些都需要認真分析。

一

在展開魯迅的“上海觀”之前，我們不妨觀察一下新世紀以來中國學界和知識界關于“上海想象”和重構上海迷夢的過程。

2001年，美籍華人學者李歐梵寫的一本叫做《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的書在中國出版，引起讀書界的很大反響。十多年來，該書不斷再版，成為一本暢銷的學術書。

探究這本書成功的原因是很有趣的事情。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敘述風格上實現了商業化與學術化結合，文字中插入許多大幅圖片，適應“讀圖時代”的閱讀口味之外，《上海摩登》恰恰符契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流行的懷舊情緒和渴望納入世界潮流的期許。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國人的一個情結。進入WTO、申奧成功等重大事件，更加刺激了中國人進入世界的夢想。與“全球化”話題的不斷升溫相呼應，伴隨著經濟領域與世界接軌的急促腳步，中國人也翹首以盼著中國文化的“入世”。

正巧，李歐梵的這部論著恰恰給你指出，中國文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與世界“接軌”了：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上海，已經存在了一種“新的都市文化”，這種新的都市文化叫做什么呢？按照李歐梵的說法，這種都市文化叫做“上海世界主義”（第九章的標題）。在這本書里，作者用了親歷者的口吻和巧妙的敘述策略，介紹了老上海的光、影、色，講述了幾乎被人遺忘但又在近年來被人漸漸發掘的上海繁華：那些極具空間感的外灘建筑、百貨大樓、咖啡館、歌舞廳、跑馬場、跑狗場，還有那些極具時間感的影星畫報、月份牌、電影雜志、文學雜志，由此把你引入30年代的“上海文學”：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邵洵美、葉靈風、張愛玲……一個個光環籠罩的文學神話，最后作者讓你體味到了一種中國的世界主義的“真實存在”，同時也讓你覺得誰終結了這種世界主義，誰就是文化的破壞者，誰就應當受到歷史的譴責。

誰應該為上海的這種“都市文化”的消失負責呢？在這本書的第九章里，似乎表述得已經很清楚。李歐梵說：“日占時期的上海是早已開始走下坡路了，但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因通貨膨脹和內戰使得上海的經濟癱瘓后，上海的都市輝煌才終于如花凋零。而以農村為本的共產黨革命的勝利更加使城市變得無足輕重。在新中國接下來的三個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頭。而且上海人口不斷增加，但從不被允許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設：整個城市基本上還是40年代的樣子，樓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無可避免地敗壞了?！?/p>

作者一廂情愿地認為，“以農村為本的共產黨革命勝利”后就應改重建他認為重要的“都市文化”，而不是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讓大多數窮人得到溫飽，擺脫壓迫；他認為上海城市建設落后是因為“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頭”的緣故，而沒有想到在戰爭中起來的中國首先的任務不是搞城市建設，不是建構五光十色的都市文化，而是有另外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是，令作者“感到歡欣鼓舞”的是，現在的“中國已真正再次加入世界，卷入跨國市場資本主義的全球潮流”，在這本書的最后幾頁，作者看到了“復興的上?！?，一個有點“時光倒流”的“上海世界主義”在上海重生。

李歐梵欣喜地發現：“自從80年代晚期起，隨著香港和其他國家投資商的到來，上海正經歷著令人興奮的都市重建——浦東地區的新的天空線與香港的驚人相似。同時原先占據外灘大樓的有些老牌殖民公司，像怡和、麥迪生公司，又從政府機構那里‘租回’了他們的‘舊居’。新的尖頂飯店和大舞廳正在興建，據說還聽取了香港建筑專家的設計意見。所有這些大型建筑都推動著上海社科院主持下的大型的上海歷史和文化研究計劃（上海社科院的一些書便利了本書的寫作）。而新一代的年輕的上海作家與詩人開始在他們的小說與詩歌中探討什么是所謂的‘新都市意識’——這個主題對他們而言是空白一片。1993年創辦了《上海文化》雜志。在他們寫給讀者的開場白中，重申了‘上海文化學派深廣堅實的基礎，及其以開放眼光吸納外來文化的光輝傳統’?！?/p>

90年代的上海復興了上海舊時的繁榮，許多外國殖民公司重新占領了上海，怎能不令西方學者欣喜呢？但他們忘了，無論怎樣，此時的上海，已經沒有了外國租界，沒有了流氓大亨，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實行的是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李歐梵和許多讀者似乎有意忽略這一點，認為《上海摩登》制造和迎合了中國從經濟到文化的“世界主義”沖動。從建筑方面追求與“香港驚人的相似”的肯定，到文化領域中“以開放眼光吸納外來文化的光輝傳統”的倡揚，此書無論從哪個方面都想為中國進入世界的夢想提供想象空間和歷史支撐。

《上海摩登》是一本文學研究著作，研究的對象是三十年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李歐梵眼里，“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這個叫做“世界主義”的都市文化，而“世界主義”的上海都市文化直接催生了中國的“現代文學”，許多被稱為新感覺派作家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如贊美死亡、崇尚頹廢、直寫色欲、膜拜肉感等等，許多是通過翻譯這種文化斡旋，取自于波德萊爾、穆杭、顯尼支勒等西方現代派，這正是“世界主義”的都市文化表現。

魯迅雖然與施蟄存、穆時英、葉靈鳳諸作家同處于20世紀30年代上海租界，聞見的同樣是彼時的社會文化現實，有時面對的可能是同一個事件或現狀，即都面臨著同一個“都市文化”，但他對這種所謂“都市文化”的認識和觀察就極不相同。魯迅眼里的上海都市是一個什么樣態，魯迅如何描繪他所處的現實環境，魯迅透過上海的都市文化都看到了什么？在上海，真的存在一個溫情脈脈的世界主義嗎？

我們應該看到，魯迅之惡感于上海，還不僅僅來自于這個城市中的惡濁空氣和這個城市的統治者對他個人的迫害和壓抑，更重要的是，正如前述，他發現這個城市產生了一種流氓文化，這就是近代商業社會的那種市儈氣：無論什么東西，到了他們那里，都可以成為商業機遇，變成利益，所謂“一路通吃”。魯迅觀察到，不論正義與邪惡、革命與反革命、別人的痛苦與自己的得意，到了上海，都用作生活的資料，“一路吃下去”。魯迅寫信給蕭軍、蕭紅說：“我看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嘴里用各科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p>

蕭紅與蕭軍

早在1927年，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中就敏銳地觀察到上海社會的殖民結構，他說——

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的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著老調子，那么，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的時候，我們可以靠著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過來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并不在我們之下。

魯迅的這一觀察是相當深刻的：殖民社會的三層結構實質上是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混合體，形成了洋場社會金字塔形的權力結構。居于最上端的是外國殖民者，他們是中國殖民地的主子、統治者、最高權威者，而中間一層則是中國商人、買辦、資產者、官僚士紳及其幫閑者，而處于最下層的則是廣大的苦人、奴隸、無產者、勞動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在華取得利益是依靠這樣的社會結構才得以實現和發展的，而處于中間一圈的中國商人和所謂讀書人對外國人的依附和幫閑作用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社會結構，使其更加穩定，更加牢固。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魯迅喜歡看電影，而且喜歡全家一起出動，據此，有人說魯迅喜歡美國大片。但我們會發現，魯迅看電影，與別人不同的是他從中發現了殖民社會這種等級分明的關系。

他在《電影的教訓》中談道：“我在上?？措娪暗臅r候，卻早就成為‘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著白人和闊人，樓下排著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羨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卻常有黑色的忠仆來給他開路，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得到預備第二次探險時，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沉，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面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沉：他們被感動了?！?/p>

美國的“巨片”灌輸給中國人的不僅是自卑感，還有西方人優勝的價值觀，它塑造著一個個神話，構成了一種文化，一種令人堅信不疑的理念，那就是中國人與西方的等級差別。魯迅從電影中發現，殖民者不僅在政治上奴役、經濟上掠奪殖民地人民，還在精神上、文化上麻醉他們，讓他們成為殖民者的忠實的奴仆，賺錢的機器。在另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者附記》的文章中，魯迅直接批判了這種奴化的殖民統治。他說：“歐美帝國主義者既用了廢槍，使中國戰爭，紛擾，又用了舊影片使中國人驚異，胡涂。更舊之后，又運入內地，以擴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濒斞负茉缇鸵颜J清了殖民社會的壓迫機制，并對此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魯迅指出上海洋場社會三層結構關系，是源自于他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長期觀察。他擔心上海的這種三層社會的“情狀”——外國人統治中國富人和窮人，中國富人奴役中國窮人，中國窮人受外國人和中國富人的雙重控制——要擴大到全國，也就是擔心整個中國成為外國的殖民地，中國就真的滅亡了。魯迅清楚地看到，現在的外國人，不比昔日的蒙古人和滿洲人，他們的文化并不在我們之下，別指望著用中國文化“同化”外國文化，到頭來是外國的文化吞并和“同化”了中國文化，到那時，中國真的要做千秋萬代的奴隸了。在著名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中，魯迅觀察到外國殖民者用尊重中國文化的把戲來增強他們對中國的控制。他舉了西方人用神化哄騙非洲人建造鐵路的例子，說明殖民者對中國文化不是真心尊重，只是意在利用，利用中國人的自大和崇古，利用中國人的愚昧和自利，來達到掠奪和壓榨殖民地的目的。

上海的情形確實如此。魯迅說：“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贊中國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贊美，我們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與此同時，魯迅痛心地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钡莱隽松虾Ｉ鐣娜龑咏Y構中殖民者及其隨從都是與下層的苦人、窮人根本對立的。應當看到，魯迅在產生上述觀念的時候，還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沒有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質和矛盾的角度來思考上海的殖民社會，但以他的敏銳觀察，以他對權勢的天然的反感，以及對底層民眾的天然親近感，使他直觀地認識到殖民社會的制度性的壓抑機制。殖民社會的三層結構論，成為他觀察洋場社會各種不義和不公現象的基本視角，從這個視角出發，魯迅的許多雜文應勢而生。

二

特別讓魯迅感到痛心的是，在上海，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事到處可見。

租界的公園里曾樹起“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標志牌，一度遭到國人的譴責和憤慨，認為外國人把中國人看作畜類。但魯迅卻認為外國人到底看待中國人比動物要高，因為“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淪為輿臺，自由解放，便能獲得彼此的平等”，關鍵是要抗爭，要進行“合群的改革”。魯迅的這個觀點，其實用意很明顯，就是讓處在被壓迫地位的人們不要只是哀嘆，只是認命，只是呼告“莫作亂離人，寧為太平犬”，還要為這種不平的生活起來奮爭。

魯迅并不籠統地反對外國殖民者，也并不無區別地痛恨詛咒所有的西洋人，他憎惡的是殖民統治給中國人精神帶來的麻木，警惕的是在一片反對西方的呼聲中忽視了自身建設，忽視了文化改進，形成了自大的排外意識，最終仍逃不出殖民文化的籠罩。因而，魯迅在批判外國殖民統治的同時，并未忘記對中國國民性的再次反思。

1933年6月11日發表于《申報·自由談》上的雜文《推》描繪的是上海一些所謂“上等人”在街上行走，如入無人之境，橫沖直撞，推踏弱小的現象。

魯迅的描繪生動而深入，完全用白描的手法：“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尸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覺得?！?/p>

一幅人踐踏人的“踩踏圖”：一方是趾高氣揚，肆無忌憚，一方是孤苦無依，傷殘無告；推踩者以為理所當然，毫不介懷，被推者猶如蔽履，委棄街頭。緊接著，魯迅又舉一實例：“舊歷端午，在一家戲場里，因為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

推踩者，無人指責，被踐踏而死的人，倒成了人們看熱鬧的景觀，上海市民倒覺得“好白相”，好玩得很！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這又是怎樣的一個時代？魯迅只用簡短的幾筆，就把殖民社會的人壓迫人，人糟踐人，人踐踏人的情景勾勒出來。

《推》從一則新聞談起。說是一個賣報的報童，要踏上電車的腳踏板取報錢，不小心踩了一個人的長衫，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被推倒在車下，電車此時已經開動，孩子被活活碾死，而推倒孩子的人，早已無蹤影。這個推倒孩子的人，既然穿著長衫，魯迅推斷，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屬于“上等的人”。

通過這則新聞，魯迅聯想到在上海路上行走，經常遇到兩種善“推”的人：“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開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著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p>

讀后方才明白，那些推踏別人的人竟是些洋人和“高等華人”。

魯迅的觀察可謂細膩，描寫相當逼真。你看那洋大人，無需看到他的表情，只需從那“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這句話中，分明感受到那個一臉蠻橫、趾高氣揚的洋大人模樣。在中國的弱小人群中，如虎進羊群，所向披靡，何等威風，何等英雄！再來看魯迅描寫的我們的同胞，更是形象生動。只見他，彎著胳膊，手掌向外，一路推過去，“像蝎子的兩個鉗一樣”，這個比喻，不僅恰當，而且入木三分：那種人蛇蝎一樣的心腸、橫行無忌的丑態全在這一個比喻中給暴露出來了。更有趣的是，那人看黑幕小報咽唾沫的一個細節描寫，充分揭示了這種人趣味的低下和心靈的骯臟，與前面“蝎子”意象疊加在一起，令人進一步看清了此類高等華人的嘴臉。

既然了解了推者與被推者之間的關系，魯迅在本篇雜文中所要揭示的社會關系就相當明確?！巴啤迸c“被推”的關系，就是外國人與中國人、上等人與下等人、闊人與窮人的關系。他說：“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下高等華人頌祝著——‘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么重要性呢！’”

末尾的這段議論，魯迅至少表達了三層意思：其一，上海是一個推與踏的社會；其二，被推、踏的一方必然是下等華人；其三，為什么要推和踏呢？因為要“保全文化”。要保全什么樣的文化呢？魯迅在這里沒有言明，但正如前文已經提及的，他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就明確指出，中國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許多人的痛苦換來的。只有堅決地推和踏倒下等人，別讓他們起來，才能更好地保存文化，更好地侍奉主子，不論是中國的主子，還是外國的主子。

三

在上海，上等人不僅流行“推”，而且還喜歡“踢”。

《踢》發表在1933年8月13日《申報·自由談》，魯迅署名“豐之余”。他仍然是從一則新聞談起，是說中國的三名工人在租界碼頭乘涼，不知何故，其中兩人被白俄巡捕踢入水中，一名被救起，另一名則被活活淹死。魯迅由此議論道：“‘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著如此費事的，于是乎就有了‘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里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句滑稽化的話道‘吃了一只外國火腿’，一笑了之?！?/p>

無疑，魯迅的議論中包含了憤怒，也隱約著悲哀。外國巡捕無端踢中國工人，且被踢落黃浦江中，且被活活淹死，死掉拉倒，國人只一句“吃了一只外國火腿”的俏皮話一笑了之，中國人真可謂命賤如草，外國殖民者又是如此飛揚跋扈，不可一世。這便是魯迅筆下的上海。這個被稱為“東方巴黎”的摩登世界，其繁華背后掩蓋著怎樣的罪惡和血淚，歌舞升平的表象后面隱藏著多少強權和不義。所有這些內容，在魯迅對外國人的“踢”的描繪中便漸漸浮現出來。

魯迅心事浩茫。他由外國巡捕對中國工人的“踢”，想到了民族壓迫和民族斗爭，想到了苗民被漢人追趕到山里，尤其想到南宋的皇帝被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追趕到海里。在這里，魯迅其實是在暗示，中國人在上海遭到外國巡捕的腳踢，任其發展，推廣開來，中國早晚就像南宋一樣被踢到內地，踢到海邊，踢到亡國為止。踢，從小處看，只是外國巡捕與中國工人的關系，從大處看，則是外國殖民者與中國勞動者的關系，是外國與中國的關系。踢，其實就是侵略、侵犯、侵害的代名詞。

上海租界特有的“踢”，讓魯迅不僅看到了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法西斯統治，還看到了不平等的人際關系，看到了占大多數的窮人隨時丟掉性命的際遇，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控制關系。

魯迅諷刺道：“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哪里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乘乘涼，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兇手罷，‘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來為中國所禁止，然而要預防‘反動分子趁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終于是落浦?！?/p>

你看，一面是外國巡捕的踢，若要起來反對，一面又要遭到中國警察的踢，不管是誰踢，命運都是“落浦”，落浦即是處于“水深”之中，是在死亡的邊緣掙扎。

魯迅一連用了三個“落浦”，實際指稱了在上海生活的下等苦人們的三種遭遇。第一，假如你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良民”的話，你的命運也是無常的，即使在碼頭上乘涼，也會無端遭到巡捕的踢踏，無端“落浦”送命。第二，你要是來救人，去跟踢人者論理，去拉住這個兇手，你同樣也會得到“落浦”的命運，因而你得眼睜睜看著你的同胞死掉才行，若有不平，只能忍著，否則也會遭殃。第三，如果有一伙人為此事鳴不平，大家將會遭到不僅僅是外國巡捕的鎮壓，更多的是來自本國統治者的迫害，會被扣上“反動分子趁機搗亂”的帽子，被本國同胞“踢”或“推”，命運也是到深水里去，即魯迅所講的第三個“落浦”。

這就是上海底層民眾的命運：除了“落浦”，好像無路可走。魯迅從一個動作“踢”，去觀察中國社會，發現上海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暴力關系，考察繁華背后的壓迫和欺凌，揭示洋場社會不同階層的不同命運。

1933年10月22日《 申報·自由談》上，魯迅用筆名“旅隼”發表了另一篇奇文《沖》。文章敘述了1933年發生在貴州省的一件駭人聽聞的慘案：為阻止紀念九一八事變游行活動，貴州教育當局竟然動用汽車向小學生的游行隊伍沖擊，死二人，傷四十余人。事件發生的地點雖然不在上海，而是在偏遠的貴州，但那對付弱小的殘暴行為——“沖”，比上海的“推”和“踢”有過之而無不及。

魯迅用反諷的筆法，揭示用現代工具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沖”，是20世紀壓制弱小的特有戰法。他說：“‘沖’是最爽利的戰法，一隊汽車，橫沖直撞，使敵人死傷在車輪下，多么簡截，‘沖’也是最威武的行為，機關一扳，風馳電掣，使對手想回避也來不及，多么英雄。各國的兵警，喜歡用水龍沖，俄皇曾用哥薩克馬隊沖，都是快舉。各地租界上我們有時會看見外國兵的坦克車在出巡，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沖的家伙?！?/p>

國民黨政府當局對付外族入侵無計可施，畏葸退縮，可當幾隊小學生為紀念中國東北的陷落，走出來集合游行時，他們的汽車便派上了用場。魯迅諷刺道：“一批疲驢，真上戰場是萬萬不行的，不過在嫩草上飛跑，騎士坐在上面喑嗚叱咤，卻還很能勝任愉快，雖然有些人見了，難免覺得滑稽?！?/p>

軍警用汽車向柔弱稚嫩的小學生沖擊，同樣暴露了國人欺侮弱小，以逞其強的卑怯心理，也是魯迅早就批判過的“見狼顯羊相，見羊顯狼相”的劣根國民性的再一次呈現。魯迅進一步分析說：“‘沖’的時候，倘使對面是能夠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車會弄得不爽利，沖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敵人總須選得嫩弱。流氓欺鄉下佬，洋人打中國人，教育廳長沖小學生，都是善于克敵的豪杰?！?/p>

在魯迅的眼里，沖，尤其是向弱者沖，是中國社會乃至世界的一個普遍的原則。這體現了人性中的流氓性的集中爆發，也表征了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在人間的橫行，更指出了貧弱窮苦的國人之所以更加貧弱窮苦的根本原因：在一個不義的世界和不平的社會中，人民生存的權利尚無保證，更無安康幸?？裳?。

四

從修辭學上看，捕捉住幾個典型的動作，對其細加描繪，進而透視這個動作所隱含的社會關系和深層人性，這本來是小說家創作的基本方式。作為杰出小說家的魯迅，到了30年代上海，把自己特有的描寫才能和敘述能力移入直接干預現實的雜文創作中，使雜文這一文體更具有藝術感染力。其實，魯迅解析的那些行為和動作，在上海都是十分平常的景象：鬧市里的推推搡搡，租界里的踢踢踏踏，對弱小人群沖沖撞撞，甚至打打殺殺，早已經為人們司空見慣，視若無睹了。

劉吶鷗、穆時英、葉靈鳳等時髦的現代主義作家是看不到這些的，但在魯迅的眼里，這樣的“推”與“踢”，甚至遠在貴州的“沖”，都不是正?，F象，那里面隱藏著壓迫，包含著血淚，折射著中國人的命運。只有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日夜憂思，對人民大眾的疾苦深切掛懷，對人性深處的卑污時時警醒的人，才會對這類人們已經感到麻木的動作和行為保持著敏感和思索。

還有一種司空見慣的行為在上海比較常見，那就是“抄靶子”?！俺凶印笔巧虾Ｈ藢λ焉淼拇Q。在上海租界，動輒對行人搜身——“抄靶子”——的現象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人們逐漸習慣了這個戲謔的稱謂，并不覺得有何不妥。就像挨了外國巡捕的腳踢，戲稱為“吃了一個外國火腿”一樣，遭到無端搜身，戲稱“抄靶子”，一笑了之。

魯迅的雜文《“抄靶子”》以“旅隼”為筆名，發表在1933年6月20日《申報·自由談》上，對這種習以為常的行為和同樣習以為常的稱謂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剖析。

文章首先從中國的“文明最古”、“素重人道”談起，這當然講的是反語。用反諷的口吻論及中國人重視人道，旨在說明統治者既慣于“凌辱屠戮”，又長于給被“凌辱屠戮”者冠予一個非人的稱謂。他義憤地說：“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住中夏’，不久也就染上了這樣的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賜改稱為‘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語，亦不明白，大約是‘豬’和‘狗’罷?！?/p>

魯迅又舉了黃巢的例子，說黃巢的軍隊無糧食吃，要吃人的時候，就硬說吃的不是人，而是“兩腳羊”。這就道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哲理：當權者對人民或異類的凌辱誅戮，總是先給他們“命名”，把他們妖魔化和非人化，這樣，在實施殺戮的時候便有了一個堂皇的名目，使自己心安理得，不受良心的譴責。

魯迅的目光緊接著投射到20世紀的上海，冷靜地寫道：“時候是二十世紀，地方是上海，雖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對于中國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賜謚，我不得而知，我僅知道洋大人的下屬們所給予的名目?！?/p>

上海是洋大人的地盤，20世紀又是世界文明遍披全球的時代，但在洋大人的治理下的有“東方巴黎”之美譽的上海，也不免有一些不是“人”的人，他們大多數是野蠻的“下等人”，不懂規矩，沒有教養，被稱作一個很奇怪的名字，叫做“靶子”?！鞍凶印笔菑暮味鴣?？魯迅這樣觀察道：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槍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住的說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槍，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黃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做“搜身”，倒也還不算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意謂之“抄靶子”。

原來，“靶子”就是那些被隨便搜身的人。靶子，本來是該用槍打的目標，供射擊者練習槍法、實彈演練之用，現在，卻變成了中國人，準確地說，是中國的“下等人”。

魯迅明確地告訴讀者，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人越來越變成了侵略者的靶子了，也越來越變成了統治者的靶子了：“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僥幸的只是還沒有被打著。洋大人的下屬，實在給他的同胞們定了絕好的名稱了?！?/p>

我們完全清楚地看到，在1933年的上海，被稱為“世界主義”文化發生的地方，被文人學者稱為國際大都市的區域，卻上演著“抄靶子”的活劇。同胞們自以為得意，自以為這個名稱取得俏皮，殊難想到四省淪陷，九島被占，無數逃難的中國人擁擠在日益狹窄的中國國土上，外國侵略者已經悄悄瞄準這四萬萬中國人，成為他們試練新式槍械的活靶子。而國內的統治者，一方面積極逃跑，避免自己成為外國人的靶子，一方面又掉轉槍口，對著自己的同胞，把他們變成靶子的靶子。

魯迅從搜身現象到“抄靶子”的稱謂，痛心地看到所謂文明古國在現代社會所遭遇的尷尬：原來把別人當作“靶子”來打，來抄的人，很快會變成外國槍口對準的“靶子”。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打靶場：日本法西斯的槍手已經進來，瞄準四萬萬中國的靶子；中國的屠夫們也端起槍來，不是對準入侵者，而是對準更加弱小的人們。民族與民族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尖銳矛盾，一起構成中國的緊張情勢。

魯迅由一個動作、一種稱謂，發掘出它所隱含的時代意義，并給人們指出了它所表征著的中國現狀。魯迅不經揭秘上海的社會結構和洋場法西斯統治，還預言了整個中華民族將遭受東洋法西斯的瘋狂蹂躪和殘暴統治——那就是四年后，即1937年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全面入侵。

（待續）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