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人竇光鼐生存狀態考論

沈根花

（蘇州大學，江蘇 蘇州 215123）

一個人的生存狀態對其思想和創作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雖然從大的范圍上講國家大勢、社會思潮等也會在文人的思想、創作中留下烙印，但個人的生存狀態的影響卻更為直接而密切。同時具有詩人和文官身份的竇光鼐，他的創作與其生存狀態息息相關。竇光鼐（1720—1795），字元調（一字符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乾隆七年（1742）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從此走上仕途，深受乾隆帝的賞識和器重。其一生為官屢起屢仆，歷經宦海沉浮，然風節挺勁、無所依附，立朝達五十余年，頗具傳奇色彩。竇光鼐有《省吾齋古文集》和《省吾齋詩賦集》各十二卷存世，“學問精湛、文詞清古”[1]，“每試牘闈藝出，學者奉之如泰山北斗”[2]，可見其亦富有詩人特質，文學功底深厚。然而，竇光鼐作為御用文官的身份常常與他想要抒寫真情真詩的渴望相矛盾，其真實的自我隨著周遭環境的變動而在隱藏與顯露間徘徊。因而，本文希望通過對竇光鼐文官和詩人身份的分析，考察竇光鼐的內在生存狀態，探討這種生存狀態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并試圖剖析產生這種矛盾、困境的根源及竇光鼐面對這種困境的選擇和態度。

一、尷尬與困境：政治人格對詩人特質的制約

竇光鼐生于山東諸城，孕育竇光鼐成長的這一片土壤是中國思想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山明水秀、歷史悠久，千百年來人文薈萃，積淀下了厚重的文化底蘊。竇光鼐受父母之邦文化氛圍的熏染，加之以自己的勤勉好學，從小便顯露出了過人的才華?！抖疾煸鹤蠖加犯]公墓志銘》記載∶“公幼負絕人之資，家貧，貸書于人，覽即成誦。一日讀《文選》，即操筆為《瑯邪臺賦》，監司某公見而大稱賞之，時公年甫十二耳?！盵3]以十二歲的幼齡提筆便能寫出一篇大受稱贊的《瑯琊臺賦》，充分顯示出了其為詩作賦的才華。其后他在文學一途的造詣益發深厚，后人陳康祺評價為“本朝儒臣以文章名世者，天臺齊侍郎與諸城竇侍郎齊名，曰‘南齊北竇’?！盵4]將竇光鼐與齊召南并稱，肯定了竇光鼐在北方文人中的突出地位。中國古代傳統的科舉選士的制度使得每一位進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詩人，竇光鼐也同樣如此，不僅文章學問精湛，詩賦亦是俱佳，其不少詩作中都有靈動之筆，可謂才情出眾。如他在登五蓮山望海峰時寫道：

諸峰皆嶄絕，東峰獨可上。朝來緣翠微，振衣披榛莽。到頂得石棚，小住騁遐賞。東南指滄澥，一氣接沆漭。初暉散余霞，云外浮晃朗。想見至人心，天淵與浩廣。世路隘蝸角，蠻觸各爭長。而我于其間，委懷任俯仰。每慮尤

悔集，有如鳥避網。適來豁逹眸，胸塵一滌蕩。

即此得玄珠，無勞問象罔。（《登望海峰》）[5]

此詩是一首山水寫景詩，寫了作者登山途中的所見所感，作者先以“朝來緣翠微，振衣披榛莽”兩句道出了五蓮山望海峰地勢的奇峭，行路的艱難，登頂后則被壯美的景色所震懾，忍不住欣賞起來。所寫之景雄奇壯美、氣勢宏偉，浩淼寬廣的海天景色躍然紙上，讀來令人心生向往，洗去煩憂，帶來豁達心境，從中可以深切感受到竇光鼐融于山水景色中的詩人情懷。

又如其懷念劉耕南時寫道：

野館囘殘夢，江鄉憶故人。一官猶苜蓿，三徑但松筠。霧雨南溟路，關山北峽春。折梅未敢寄，細把恐傷神。（《桐城道中懷劉耕南》）

竇光鼐與劉大櫆交好，引以為知己，此詩是其祭告南海時途經桐城懷念劉大櫆所做，詩中感情細膩真摯、溢于言表，尤其“折梅未敢寄，細把恐傷神”一句強烈而真摯地表達了其對友人的感懷之情，讓我們看到了其內心感時恨別的細膩情致，展露了其動人的才情和天然的詩人氣質。

從以上兩首詩作中可以略略窺見竇光鼐作為一個詩人的文學功底和創作才情，他既具有深厚的學養，又具有細膩而感性的情思，這種種都顯示出詩人特質深埋在竇光鼐的心中。然而，在其詩集《省吾齋詩賦集》十二卷中真正有感而發的詩作卻只有后四卷，由此流露出竇光鼐詩人身份的尷尬性，因為在竇光鼐身上，比詩人身份更為明顯的是他的官員特征。其詩人身份與備受乾隆帝器重的官員身份暗含相悖性，詩人特質受到其政治人格的制約。一方面，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時代大環境的驅使使其思想中的政治性占據上風。諸城在春秋時為魯之諸邑，戰國時分屬于齊、魯，自古以來便有著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傳統。儒家文化提倡出世，鼓勵人們進入仕途，“學而優則仕”[6]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情懷，文章學問做得好往往被認為是進入仕途的準備?！笆形宥居趯W，三十而立”[7]的人生規劃思想也為人們所廣泛接受，認為早年致力于學習，到三十歲時便應該卓然而立于世間。竇光鼐從一出生便受著儒家文化的浸染，又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讀書學習，因而他對儒家思想信奉非常。又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固有傳統便是讀書人走上仕途方是正道，為官當政的士大夫們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被認為是高人一等的。在這樣的文化熏陶和環境驅動下，竇光鼐順理成章地邁向了仕途，其政治人格得到了彰顯，這種政治人格的彰顯恰恰給走向心靈的自由創作帶來了阻礙。

另一方面，多年身居廟堂的特殊處境使得自由發揮的空間較少。竇光鼐進入仕途可以說是極為順利的，自小便被認為是神童，素有才子之稱。從十五歲中秀才到二十三歲中進士中間并沒有過多波折，有時候，現實的幸運反過來卻是文學的不幸，在竇光鼐青少年這一段唯一毫無束縛的時期，因為相對平順而沒有在情感上產生波動，加之人生經歷尚淺，因而這一段自由時期幾乎沒有留下多少詩作，只是成為了其日后回憶故鄉時的慰藉和情感印痕。此后，竇光鼐正式踏入仕途，歷宦海五十載，其一生歷任左中允、內閣學士、左副都御史、浙江學政、吏部侍郎、署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禮部侍郎、左都御史、尚書房總師傅、會試正總裁等官職。其五十余年為官生涯中，深刻信奉儒家“君君，臣臣”[8]的思想觀念，為忠君報國而恪盡職守，這也就決定了其事事以國家正途為先，以皇上的意旨為先的處事原則。即使被要求作具有濃厚政治意義的歌功頌德之作，也并不會拒絕，因為在其固有的觀念中，這是為人臣子當盡的本分，在其位而謀其政。因而，總體而言，在長期從政的過程中，朝堂上嚴肅而壓抑的政治環境以及竇光鼐本身堅定的政治人格使其自己詩歌的自由創作并不能充分發揮，而是被壓抑的，這正是竇光鼐一生中所長期面臨的創作困境。

二、竇光鼐生存狀態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

“文士的生存狀態是決定其創作心態的關鍵?！盵9]竇光鼐的詩歌創作也與其生存狀態緊密相關，并且隨著其外部生存環境的改變而呈現出不同的創作動向。作為詩人的竇光鼐是在尷尬的夾縫中求生存的，始終面臨著困境，其內心有著抒寫真情真詩的渴望，但現實的束縛常常使其真實的自我無法輕易表露，當竇光鼐在朝堂與外放間輾轉時，其真實的自我也隨之在壓抑與釋放間徘徊?？v觀竇光鼐一生的生存狀態，可以發現其藝術生命的存在和情感活動的表現具有多面性：作為御用文官的竇光鼐是其生存的常態，而其真情真詩更多的是伴隨著其宦游的經歷而得到展現與釋放。另外，還有一份游子情結占據其心靈一隅，貫穿其一生。竇光鼐的詩歌創作受其生存狀態的影響，其作為詩人的生存困境所帶來的真性情的壓抑與釋放使其詩歌創作呈現出多種面貌，從中也映射出不同的生命存在和自我表征。

（一）人不在文中：有文質而無文心的御用文官

秦瀛《諸城竇公祠堂記》記載：“公夙以文學被圣主知遇，累主文枋，前后凡三視浙江學政?！盵10]竇光鼐精湛的文學功底深受乾隆的賞識，屢次受到提拔和重用，可以說乾隆對竇光鼐恩遇有加，這在《都察院左都御史竇公墓志銘》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

于乾清宮閱卷者列公四等，向例大考惟髙等得遷官，后等改官降黜有差。上知公，特遷公為右中允，蓋公被上知遇自此始。未幾，累遷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御試一等，特遷內閣學士，出為河南學政。丁內憂，歸逾年，會上以南書房缺人，命山東巡撫傳旨起公。公泣辭曰：“光鼐方在衰絰，不敢奉詔?！毖矒釋俟愔x，公又曰：“不祥姓氏,不敢自陳，敬煩公代奏?！鄙下劧t之，服除，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浙江。[11]

在大考失誤的情況下，竇光鼐不僅沒有受到降黜，反而得到了升遷，在其內憂未除服之時便收到起用的旨意，這種種都體現出乾隆對竇光鼐的信任。這種上位者對臣下的信任在竇光鼐心中轉化為感恩，更強化了其忠君報國的決心，身體力行地踐行“不才宜下考，圣主念孤臣。文章終報國，寵辱豈關身”（《館試列四等蒙旨留館紀恩》）的信念。

感念圣主之恩，竇光鼐在朝的五十年中，一直在以文章報國，寫了大量歌功頌德的應制詩歌?！妒∥猃S詩賦集》中應制詩作占了大半，客觀上這是其作為御用文官不得不為之的無奈，而主觀上則是其感恩圣主、報效朝廷的一種方式。這些應制詩歌大多有特定的主題和場合，出于奉和的目的應命而作的。在這些應制詩歌中，有一類純粹是為了顯示皇家天威而作，如《御制供奉皇太后啟程駐蹕避暑山莊作元韻》、《御制八月十八日供奉皇太后木蘭行圍啟蹕之作元韻》、《御制駐蹕棲霞行宮作元韻》等。另一類則是出于感時紀事的需要，有關于出游、宴飲的，也有關于特殊事件、特殊時節或特殊事物的，如《御制普陀宗乘廟即事元韻》、《御制熱河初建城隍廟拈香瞻禮八韻》、《御制塞湖載月之作》、《御制曉涼元韻》、《御制水樂洞元韻》、《御制登最高峰望江放歌元韻》等，雖然寫這些詩歌的起因各不相同，但都有歌功頌德之意，顯示出天子威儀和朝廷功績。如其游觀音山永濟寺時所作：

江逈疑無地，巖逈別有天。龍宮當白下，鶴唳想青田。風動水無競，春深花欲燃?；市膼苷尜p，佛曰應昌年。（《御制游觀音山永濟寺元韻》）

此詩前半部分寫景，刻畫了天地之雄奇、山寺之幽靜清遠，尤其“春深花欲燃”一個“燃”字生動展現了百花盛開的紅火圖景，然而“皇心愜真賞，佛曰應昌年”一句又將詩歌主旨引向了歌頌太平盛世上。又如：

典學隆儀例仲春，文華筵啓此涓辰。君師共仰中天主，簡冊兼咨稽古臣?？渍Z研知義由圣，禹疇演識福同民。我皇論說皆躬踐，贊莫能名愧汗頻。（《御制春仲經筵元韻》）

此詩寫經筵之事，頌揚圣上致力于學，親身躬行實踐，令下臣感到羞愧，雖是為了春仲經筵一事而寫作此詩，但實際上是為了借此事歌頌乾隆的品德、功績。

應制奉和之作作為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的一類特殊現象，被要求用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主旨創作。竇光鼐雖有大量應制詩作，但這不是其作為一個詩人的性靈抒寫，而是由他的身份所決定的。作為乾隆帝身邊的文人和深受乾隆器重的臣子，歌功頌德不可避免，也無法推辭，是其維護政治身份和報答圣主之恩在文學創作上的投射。在應制詩作中，竇光鼐真實的自我是有所缺失的，即人并不在文中，只是用筆寫成，而不是用心寫成，只能體現其文學功底而不能見出其真性情，有文質而無文心，只是其在御用文官身份的要求下屏蔽自我真性情的應命之作。

（二）江南詩性的感染：回歸自我的性情詩者

在竇光鼐的非應制詩作中，山水紀行詩占據了重要篇幅。他曾三次視學浙江，又奉命遠赴廣東祭告南海，京師朝堂的嚴肅性給竇光鼐的詩人特質帶來了許多壓抑，而京師之外的南方則無形中帶給了竇光鼐更多自由呼吸的空間。詩作中體現出了不同以往的明快之氣，如“我陟從壽嶺，乘風欲西騖”、“明晨問天井，獨與老龍晤”（《獨往天井戲成五言》）、“江流催地轉，石氣與天高”（《夜過彈子磯》）、“地連五嶺分鵬背，水帶三江下虎門”（《登越秀山》）等，在這些詩作中，詩人仿佛從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回歸到了內心理想的自我狀態，心境開闊而豁達，思緒豐富而明快，字里行間都是性情的流露。

江南仿佛是一個天然就帶有詩性的地方，秀麗的山川河流、明亮的花草樹木、生機勃勃的鳥獸蟲魚隨處可見，小橋、流水、人家形成一幅幅天然的畫卷，從內而外透露出天然的古典美和詩意生活的氛圍。竇光鼐從北方朝堂轉到江南水鄉以及更遠的廣東地區，一方面他被壓抑的自我得以釋放，另一方面，江南的環境和氛圍以及粵地的名山大川給予了竇光鼐詩性的感染，因而，在宦游時期，他不再是以往歌功頌德的呆板詩人，而是一位回歸自我心靈的性情詩者。

從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竇光鼐，其詩歌創作中多了一份閑情逸致，如《雨后同莊滋圃撫軍及籓臬諸公泛舟西湖，因游天竺、靈隱、韜光諸勝，遂登北高峰三首》：

宿雨漲湖綠，新晴魚上波。岸分江藕潤，峰入白云多。見佛從初地，觀心證大羅。登臨吾自慣，況乃際時和。（其一）

徑轉靈峰涌，蒼然石氣秋。聽泉才度潤，觀日更登樓。朋好多今雨，云山是舊游。清源迎共酌，小憩數池鯈。（其二）

這兩首詩是詩人在浙江任上寫的，記敘詩人同友人泛舟登高的事件。天空剛剛放晴，透過碧綠的湖面可以見到歡快馳騁的魚兒，舉目遠眺，周邊的山峰高聳入云，詩人聽泉、觀日，與朋友共酌、小憩，閑情雅趣充斥其間。這時的詩人是自由的、鮮活的，表現的是屬于自我的真性情。

另外，這時的詩人寫景往往更為純粹豁達，詩人自己是融于景物之中的，所寫之景不再似以往那般冰冷，而是有感情、有溫度的，情景交融，人與景和諧而統一。如《還自天井》：

日下扶云峰（扶云天井峰名），山晚葉半赤。返照翻過鳥，暝色隨歸客。徑滑容側足，線縷緣山脊。詰曲已數盤，直下猶千尺。涼風吹我裳，蕭蕭愁向夕。野雉雊深草,一似懼彈射。仆夫勿鹵莽，行路有傾窄。攬策出谷口，山銜月已白。

此詩寫了夕陽西下的扶云峰景色，山上的葉子仿佛也染紅了，暮色跟隨著歸客一起降臨，小徑難行，走過了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前方卻依舊似有千尺長。涼風陣陣襲來，在暮色中蕭蕭作響，等到終于出了山谷，天邊已有月亮高懸。整首詩既是寫景，又是敘事，詩人沉浸在景物中以至于對時間的感知似乎也變得遲緩了，所寫之景仿佛也染上了歸客的情緒，成了詩人心境的外化。又如《登浴日亭次東坡韻》：

扶胥南下水如天，倚棹孤亭黃木灣。海外初收鰲背雨，云中稍辨虎頭山。即看銅皷添沙棱（南海廟前漲沙田數十里，名“銅鼓沙”），豈有丹爐駐玉顏（東望白云山，有安昌期丹灶）。我欲騎鯨攀若木，偏懸五色十洲間。

此詩前面寫景，描摹了氣勢磅礴、海天一色的壯麗景色，后面詩人的思緒則飄向遠處，幻想自己騎著大魚，攀著神木，在美麗的仙境里馳騁遨游。由景入情，仿佛自己也成了景物的一部分，寫景狀物更為動人，令人心生神往。

宦游期間的竇光鼐擺脫了京師的束縛，加之周圍環境的感染，其真實的自我得到釋放，詩歌創作靈動而鮮活，呈現出回歸自我的性情詩者的面貌。此時，詩人的詩筆更為自然而雋永，然而因其特殊的身份，這種狀態無法始終保持，只能在遠行期間適時顯露。

（三）溫情的“夢囈”：宦海沉浮的游子情結

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竇光鼐走出諸城，離開了生之育之的父母之邦，他的離家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雖然受著時空的阻隔，但是對故園親人的深情一直埋在他的心中，在壓抑的環境中給他帶來脈脈溫情，這種游子情結伴隨著他一生，是其精神世界中的一個支柱。從其詩歌創作中可以發現，對故鄉、對親人的念想與追思是其生命存在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他用詩歌營造了一個感情世界，并以之與故鄉對話、與家人對話。

首先，故園始終是竇光鼐生命里的牽掛，留有詩人許多的足跡和回憶。他的《五蓮山雜詠十二首》留下了許多歌詠故鄉山川的詩句，如“五朶東南第一峰，滄波日夜浸芙蓉”（《望海峰》）、“競秀群峰出天表，獨推靜者得中尊”（《大悲峰》）、“聞道黃河天上落，也分涓滴到蓮山”（《織女洞》）、“不知易象春秋外，白馬何緣別効靈”（《拜經臺》）、“玉井千年青不謝，還分一瓣拓天東”（《五蓮峰》）、“不道清暉容掛得，任他今古自升沉”（《掛月峰》）等等，字里行間都流露出對故鄉風貌的深深熱愛。有關故鄉的人、事、物都深深鐫刻在竇光鼐的心中，對故鄉的留戀和深情使其不忍離開家鄉，一次分別已屬艱難，而短暫回歸故鄉后的又一次離別則更為悲慟：

久客曠田里，歸來朋舊寡。艱難營窀穸，血淚灑原野。菽水奉嚴親，宗族戀鄉舍。茅廬敝無完，將雛蘇臺下。晨炊遲遠雁，夜棲寄鄰瓦。同懷各謀食，歲時返奠犖。親串結新歡，殷勤通借假。問字來諸生，頗亦富文雅。感此亦經年，欲別未忍舍。時菊耀離筵，芳樽淥盈把。日暮出郭門，攬轡謝送者。野昏初星暳，沙白寒濰瀉。征夫懷遠路,北風嘶斑馬。（《留別邑中親友》）

此詩寫于竇光鼐宦海多年后回到家鄉，然后再次離別之時?；氐郊亦l后，他看到的是一幅“艱難營窀穸，血淚灑原野”、“茅廬敝無完”的景象，這種景象深深刺痛了詩人的心。雖然“感此亦經年，欲別未忍舍”，但是無奈“征夫懷遠路”，詩人惟有在日暮下與送別的親友分離，伴隨著嘶鳴的風聲北上任職。少年離家、多年未歸的經歷以及一次又一次無奈的分別在竇光鼐心中烙下了深深的游子情懷，對家鄉的濃烈情感伴隨了其宦海沉浮的一生。

其次，對親人的深厚情誼也在其感情世界中占據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其弟西堂最為突出。在竇光鼐留下的詩歌中，有許多是直接與西堂相關的，如《暮春登陶然亭憶西堂弟》、《九月六日晚抵西堂書館率成絕句》、《晨起賞菊西堂欲移植予南城寓所賦詩卻之》、《同西堂遊五蓮山從弟光彤適至同登作歌一首》、《次西堂弟雨后有懷韻》、《抵清遠峽懷西堂弟》等等，從竇光鼐詩作中有如此之多有關西堂的內容便可以想見其與西堂感情之深厚，二人擁有著許多共同的經歷和回憶，如他們曾經共同在重陽前一天赴瑯琊臺口號，共同暢游五蓮山，感嘆“人生夢覺成今古，世間憂樂惟須臾”（《同西堂遊五蓮山從弟光彤適至同登作歌一首》），又共同在瑯琊臺觀日出，分享“秦東之門天地空，海嶠夜闌星柳中。坐待霜曉望旭日，豈謂蜃市浮鮫宮”（《九日同西堂登瑯琊臺觀日出得見海市次東坡先生登州海市元韻》）的經歷，在點點滴滴中積累起了融于骨血的深厚情誼，以至于在西堂去世后的當年除夕憶起西堂而悲痛難忍：

守歲爐存火，登盤味只辛。即辭今夕臘，無那故園春。盥薦添亡弟，音書滯老親。強歡裁吉語，掩淚已霑巾。（《乙酉除夕》）

除夕本是一個合家歡聚、團圓的日子，但是這一年由于西堂的離開讓詩人悲痛萬分，說吉語時也只是強顏歡笑，心中的悲痛忍不住而滿滿溢出來。另有《送西堂柩歸故里三首》和《哭亡弟西堂十首（乙酉年作）》，表達了對西堂的深深懷戀及傷痛難忍之情，讀來感人肺腑。

另外，竇光鼐與其妻子、兒子也有許多詩歌對話，有《哭亡室張夫人十首》、《十月十六日葬張夫人兩首》、《得汝翼書》等等，也為竇光鼐的感情世界添了許多溫情。

有關故園的所有人、事、物的記憶構成了竇光鼐心中的一個充滿溫情的夢，久久不能忘懷，并為竇光鼐提供了一個化解焦慮和痛苦的寄托。在其宦海沉浮的一生中，為其面對現實世界的困苦提供了精神支撐和心靈凈土。這份游子情結的長期存在也為竇光鼐的詩歌作品注入了柔情與溫度。

三、竇光鼐生存狀態的矛盾根源及自我選擇

竇光鼐生存狀態的矛盾表現為身份的相悖和自我的徘徊，其身上同時承載了兩種身份，御用文官和個體詩人，而這二者在現實中常常產生沖突，這種沖突使得其真實的詩性自我不能隨意顯露。究其原因，詩人竇光鼐生存狀態的矛盾根源在于其特殊的性格。在官場中的竇光鼐一直是一位端人正士，《（道光）諸城縣續志》載：“久宦京朝，至饔飧不給，其清節尤為世所重云?！盵12]秦瀛《都察院左都御史竇公墓志銘》評價其“立朝五十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顧慕，剛直不能容人，人多呾而忌之者，惟以誠悃，荷圣主知?！盵13]點出了其性格特點是耿介正直而不能容人，是非分明。這種性格容易招來他人的忌恨，然而“譽隨謗生，榮辱參半，是耿狷勇義者足可慶幸的偶然”[14]，他的誠悃剛直雖被人“呾而忌之”，卻一直是深受乾隆帝賞識的品格。乾隆帝曾深夜召竇光鼐進宮問字：

（光鼐）趨至御桌前，雙膝跪倒，口稱：“萬歲，夜間宣臣，有何要事？”上徐云：“非有事，朕有一字不識，左為豎心，右為‘安’字，應讀何音，作何解？”竇奏云：“去豎心，添‘革’字，音安，為馬鞍之鞍。去豎心，添才手，音暗，為按摩之按，按察之按?！妒酚洝て皆齻鳌罚好彀磩Χ?，亦即此字也。又阿葛切，通遏，止也。 《詩·大雅·皇矣》：‘以按徂旅’。 去豎心，添‘木’字，乃‘案’之或體，與‘木’字在下同，為幾案之案，問案之案。又葉伊甸切，音宴，歐陽修讀書詩：‘初與兩軍交，乘勝方酣戰。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因‘戰’在去聲‘霰’韻，‘案’在去聲‘翰’韻，故須從‘戰’字，讀‘宴’音也。 《后漢書·梁鴻傳》：孟光‘舉案齊眉’，此‘案’則為有腳之托盤，故可‘舉’也。至于圣上下問之字，臣讀書甚少，曾未之見?！鄙闲υ疲骸按穗扌闹兴鶖M之字，未知果有此字否？故召卿問之?！奔扔衷唬骸霸紫嘈栌米x書人，如卿之學，真不減宋之竇儀矣！”①政協山東省諸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諸城文史資料第10輯》，1988年12月，第177-178頁。注：此段文字當有更為原始的出處，據筆者查閱，出自清人馬春溪（1854-1940，字柳泉）的《西園文集》第四篇，但目前未能查閱到《西園文集》原文，所以暫以《諸城文史資料》為出處。

乾隆帝以心中所想之字詢問竇光鼐，而竇光鼐徐徐分析，然后誠實告知自己并不知此字，從他的回答中可充分見出竇光鼐不僅是一位有學問的文人，更是一位誠實的文人。由此經歷，乾隆帝更深知他的誠悃，并且信任于他。

正因為竇光鼐誠悃剛直的品格取得了乾隆帝的信任，使其在仕途上多次受到提拔和重用，成就了他立朝五十年的宦海之路。從這一點上說，竇光鼐的性格特點帶來乾隆的信任，從而為其政治道路開辟了一條坦途，而帶來的結果便是其御用文官的政治身份更加牢固而明顯了。

另一方面，“文學為作家心靈的寫照，而作家自身的性格與人生經歷，是規定其心靈圖景性質最主要的兩方面因素?！盵15]竇光鼐誠悃而剛直不容人的性格特點反映在其文學創作上便是不違背自己的內心，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載：“公生平不講學，而嚴析義利，要之以毋自欺?！盵16]這種“毋自欺”反映在詩歌創作上便是強調真性情而不偽飾。他認為“詩之為道，淵源三百篇……是故作詩者，必其性情既厚。植之以骨干，傅之以采色，諧之以律呂，舍是以言詩，非詩也?！盵17]在他看來作詩要有文采、有和諧的格律，更重要的是要有骨干，而骨干則是要表現真性情。從這一點上說，竇光鼐強調誠，強調真，這種性格愈發加強了其內心抒寫真情真詩的渴望。以竇光鼐性格為支點形成兩個發展方向，一是不能自由表現真實自我的御用文官身份進一步加強，愈發壓抑和束縛；一是作為詩人其內心始終保持對真詩真性情的追求。越受圣主知遇，其性格特點所帶來的身份上的相悖性也就愈發突出，從而形成了其在生存狀態上的矛盾和困境，在“久宦京朝”的處境下要做到“毋自欺”顯得尤為困難。

面對這種矛盾和困境，竇光鼐始終沒有妥協，“后二十年，先生不常為詩，并不肯出詩示人?！盵18]實際上，這便是詩人自己基于矛盾困境做出的選擇，不為詩，不示人并不是對困境的妥協，而是對現實環境無聲的反抗。當現實環境變得壓抑而沖突時，詩人選擇了不作詩、不示人來屏蔽外界干擾，表現出詩人對真實自我、真性情的堅持，顯示出“不要性情便不作詩”的創作態度。

就竇光鼐的整個生存狀態而言，其身上的兩種身份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政治人格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詩人身份則處于弱勢地位，因而，當出現壓抑的矛盾、困境時，隱藏起詩人特質似乎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竇光鼐的詩歌創作正是其生存狀態的寫照。

[1][12](清)劉光斗.（道光）諸城縣續志：列傳第一[A]//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395.

[2](清)李元度，著，易孟醇，點校.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M].長沙：岳麓書社，1991：1121.

[3][10][11][13][17][18](清)秦瀛.小硯山人集[M].清嘉慶刻增修本.

[4](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七[M].清光緒刻本.

[5]竇光鼐.省吾齋詩賦集[A]//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4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9.(本文所引竇光鼐詩作均出自其《省吾齋詩賦集》，下文引用詩句不再詳注)

[6][7][8]楊伯峻.論語譯注[N].北京：中華書局，1980：202，12，128.

[9]周蓉.科場蹭蹬與尖峭譏諷[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14]羅時進.典范型人格建構與地方性知識書寫—論清代全祖望的詩學品質和文本特點[J].文學評論，2014，(5).

[15]路海洋.社會 地域 家族：清代常州古文與駢文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143.

[16](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卷三十一[M].清道光十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