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僧和舉子之間的互動略論

賈發義

(山西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唐代是一個佛學空前昌盛的時期，佛教寺院在這一時期幾乎遍及唐王朝的全國各地。無論是帝王將相皇親貴族，還是平民百姓商販走卒普遍崇信佛教，“黎庶信苦空之說，衣冠敬方便之門”。［1］卷113:條流僧尼敕在這樣的背景下，寺僧和舉子之間的交流與前代相比也更加頻繁密切，交流的范圍也更加廣泛，涉及學術、宗教、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儒釋交游作為唐代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常態，前輩學者早有論及。本文主要探討唐代寺僧與舉子之間的互動關系。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寺僧和舉子之間相互提攜

唐代儒釋交游是魏晉南北朝以來儒釋交游的繼續和發展。但是，隨著隋唐科舉制度的確立和舉子階層的出現，這種交游又具有新的時代特點。在唐代社會中，舉子和寺僧都處于多層次的社會群體之中，他們的文化水平高低有別，社會地位貴賤有差，經濟狀況貧富有分，這使得舉子和寺僧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變得更加錯綜復雜，但是仔細分析，其中仍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唐代儒釋交游，特別是舉子和高級寺僧之間的互動，具有極其明顯的選擇性和目的性，是一種以雙方互利互惠為目的性的行為模式。隨著寺僧和舉子之間交往和友誼的加深，雙方都會相互提攜，互有所得。

在人們普遍的認知中，傳統僧尼是一種不為名利所動、持守戒律、虔誠修行的形象，他們傳統的人生觀是出家無家，超脫俗世，擺脫塵累，息心修行，以求獲得解脫，證得善果。東晉名僧慧遠即為典型代表，史載慧遠“自遠卜居廬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保?］卷6:221交流內容的范疇也僅限于佛教義理的探討。當時許多名僧都以這種高韜出世的形象見稱于世。

當歷史發展到唐朝這一階段，隨著社會的變遷和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進程，唐代僧人角色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由于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加上開放的文教政策的推動，唐代文化繁榮昌盛，世俗社會生活豐富多彩。僧尼受到絢麗多姿的社會生活的引誘，將寺院的清規戒律拋諸腦后，紛紛走出寺院，自覺不自覺地叛離了佛門。他們或者喝酒吃肉，以飽口腹之欲;或者聚斂錢財，以操商賈之業;或者貪圖名利，攀附權貴之人;或者不忘六親，居家以行孝道。他們游移于出世與入世之際，徘徊在出家與在家之間，出家人的名號對眾多僧尼而言，已經失去了傳統角色的實際意義。事實上，唐代寺僧的角色或身份的變化，是佛教儒化或中國化的反映，是唐代社會和僧尼自身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唐人寺僧可以從與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中獲得實際利益，同樣，一些社會地位較為低下的文人，特別是部分赴科舉考試的舉子，他們也在和僧人的交往過程中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首先，唐代一些高級寺僧已經不再是出世的方外之人，而是入世的俗人，是穿著袈裟的活動家甚至成為御用的騷人墨客。他們頻繁出入皇家宮禁，與朝廷官府合作，和貴族官僚結交，積極干預政治，甚至可以影響到朝廷高級官員的任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藏、神秀、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或于宮廷內道場講誦佛經，或應命做了詩文應制的內供奉高僧與京城大德。對于這些高級的僧人，朝廷給予了種種特殊的恩遇，比如，賜紫①唐制規定，官員章服的顏色按品級加以區別，三品以上的高級官員為紫色，當時，僧人穿黑色道袍袈裟，故被稱為緇流、緇徒。朝廷為了表示對高級僧人的榮寵賜以紫色方袍袈裟。，賜師號、謚號、賜國師號、賜官爵。這些高級僧人地位顯赫，能量巨大，影響深廣，如寺僧蛩光因草書得寵于唐昭宗成為內供奉，而曾為其草書老師的陸希聲卻郁郁不得志，且心有不甘，于是寄詩蛩光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3］卷689，委婉表達了請求蛩光向皇帝舉薦自己的愿望，蛩光知恩圖報，利用出入禁中的方便之機向皇帝推薦，后來陸希聲果然當上了宰相。韋昭度因內供奉僧澈的舉薦晉升宰相，又為一例。

其次，唐代大多高僧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各類超級技藝，他們不僅精通高深玄遠的佛學理論，而且兼具儒學、詩歌、書法、繪畫、音樂、棋藝、天文、歷法、醫學、園藝等方面的知識技能，這些能力和技藝也為寺僧和舉子之間交游提供了可能性，成為兩者頻繁互動的重要媒介和載體。

唐代高級僧侶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強大的影響力，再加上在眾多領域內的博學多才，常常使得眾多舉子前來攀附，具體有兩方面的表現。

首先，舉子常常拜高僧為師，接受高僧的指導和提攜。唐代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兩種科目是明經科與進士科。明經科主要考查儒家經典，進士科則偏重詩詞歌賦與策文之類。而唐代就有不少兼通儒學和詩文的寺僧，于是儒學與詩文自然而然地成為舉子和寺僧之間交流互動的載體。唐初寺僧彥范，“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術，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保?］卷4寺僧彥范精通儒家九種經典，而且與名儒顏真卿等人關系密切，在教授的數十人中，應不乏舉子之類。中唐著名詩人、貞元年間進士劉禹錫幼年曾向詩僧皎然和靈澈學習詩藝，“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為侶。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也?！保?］卷19唐末舉子朱樸曾依僧人如義就學，后以三史科及第，并被授予毛詩博士。皎然、齊己、貫休等著名的詩僧，他們的社會影響力極大，引來了眾多拜師學藝或請求鑒定詩作的人。如大歷五年進士李端“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況清虛，酷慕禪侶”［6］第2冊:72，舉子張迥曾拜齊己為一字師，史載:“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云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曰:‘錦字憑誰達，閑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雁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瘮y卷謁齊己，點頭吟諷無斁，為改‘虬髯黑也無’，迥遂拜作一字師?！保?］卷6:62唐末乾寧進士王貞白也曾拜貫休為一字師。據《青瑣后集·御溝水》記載: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愿向急流傾?！笔矩炐?，休曰:“剩一字?！必懓讚P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睍弧爸小弊钟谡?。逡巡，貞白回曰:“此中涵帝澤?！毙菀哉浦惺局?，不異所改。［8］1677

據敦煌文獻有關寺學的資料得知，在唐王朝邊陲的敦煌地區，也有眾多寺僧精通儒學外典，他們中的部分僧人不僅在寺學內宣講佛學，而且也因為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往往會被當地官府聘為官府學校的博士。如敦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莞，朝廷敕文稱:

彼上人者，生于西土，利根事佛，余力通儒。悟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惡殺，義勇者殉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徒坐于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群之才，豈獲兼榮之授。勉宏兩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德，余如故。［9］卷750

慧莞正是因兼通佛儒知識、教書育人、德化地方的功績被朝廷召為京城臨壇大德，不難想象在官學和寺學任教之時，慧莞一定培養出不少符合唐王朝政治需要的舉子士人。

唐代佛教寺院對世俗世界的開放與接納，造成了交接寺僧遠易于攀接世俗權貴的社會現實，因此，一時間唐代舉子習業寺院蔚然成風。名僧大德成為唐代士人舉子競相攀附的對象，舉子成為寺僧的座下弟子，舉子們利用這一特殊的身份來為自己的仕途作種種的謀劃。

其次，舉子為能夠順利中舉，往往向寺僧行卷②《唐詩紀事》卷65《裴說》條曾對“行卷”一詞作過解釋:“唐舉子先投所業于公卿之門，謂之行卷?！鼻笤?。程千帆先生解釋行卷時說: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定成卷軸，在考試之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10］3

行卷時投獻的詩文，類似于現代社會的自薦信，帶有明顯的急功近利的意圖。舉子想方設法擴大自己的聲譽，四處奔波，攀附富貴名流，結交社會人際關系，“舉子們為爭取早日及第，常攜詩文卷子干謁政要和各界名流。許多舉子常騎蹇驢，攜帶詩文向兩京及各地有社會地位的名流投獻，希望引起他人的重視而獲得賞識，并通過他們來為自己稱引延譽，甚至向主司推薦以增加及第的希望?！保?1］31當時京城長安流行的俗語“槐花黃舉子忙”，就形象生動地描述了舉子們在入秋后四處奔忙到處投獻作品的情景。但是當朝的達官顯貴和有名望者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攀附上的，相比較而言，僧人更容易讓舉子得以接近，并且如前所述，唐代高級寺僧的地位很高、社會影響極大。行卷的模式一般是，寺僧廣交主持科考的有關官員，舉子攀附寺僧，寺僧攀附權貴，于是寺僧在舉子科考和入仕過程中會起到紐帶和媒介的作用。因此，科考的舉子對這些僧人的攀附可謂趨之若鶩，他們向寺僧行卷，寺僧游走于權門之間，推薦舉子的卷子，如貫休的《覽孫秀才卷》、《還舉人歌行卷》，齊已的《謝秀才見示詩卷》、《還黃平素秀才卷》、《謝丁秀才見示賦卷》、《還人卷》、《酬歐陽秀才卷》等，都是反映科考舉子向寺僧行卷的典型事例。

當然，寺僧在向權貴們推薦舉子的卷子時也是有選擇的，通常那些才藝絕佳，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舉子才會受到寺僧們的青睞。齊己的《寄棲白上人》一詩就描繪了舉子向僧人行卷的風氣?！叭f國爭名地，吾師獨此閑。題詩招上相，看雪下南山。內殿承恩久，中條進表還。常因秋貢客，少得掩禪關?！保?］卷843“秋貢客”即是秋天赴京城參加來年科舉考試的舉子。棲白為當朝供奉僧，受到帝王的寵信，社會地位極高，引得那些入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們，爭相前來謁拜，棲白不堪其擾，以致其“少得掩禪關”。詩文隱晦地表達了寺僧推薦舉子是有選擇性和目的性的意圖。

再次，唐代政治地位很高的寺僧因熟知科舉取士的具體程序或背后黑幕，可以為舉子們出謀劃策，有的甚至直接干預科舉，筆話小說《玉泉子》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恤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榜于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虞之也。擬議名氏，迨與奪徑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彥樞詣焉?！?“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奔磸屯崾霞?，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劃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至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必中二子所諱。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為?有鄉人翁彥樞者，陡要及第耳?！眲椎燃戳斜?。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眲撞坏靡言S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睆衅淠昙暗?，竟如所言，一無差忒。［12］1429

寺僧因出入主考官禮部侍郎裴坦之家的便利，利用裴坦的兒子們在科考中為權豪之子舞弊的事實，干預科舉，為其同鄉舉子翁彥樞謀得了科考第八名。這是寺僧干預科舉選士的典型事例。顯然，唐代的許多寺僧已不再是不理俗世、四大皆空的方外之人，而是披著袈裟的政治活動家，他們對科考干預的能量足以對舉子的應舉和入仕產生重要的影響，《全唐詩》中就收錄了不少寺僧送舉子應考與祝賀舉子及第的詩歌作品。這些高僧樂意與舉子交往，充當舉子與上層顯貴之間溝通的媒介，接受舉子的行卷，并游走于權門之間為之援引，除弘揚佛法、喜樂助人外，大概更多是懷著奇貨可居的心態，把對舉子的幫助當作一種長遠的政治投資。這種援助和互動，正是在寺院中苦讀詩書的舉子們所迫切需要的?！短妻浴酚涊d:“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凈光大師，隨僧齋粥。凈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保?3］卷7:98后來，韋昭度果然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進士擢第，唐僖宗時累遷尚書郎、知制誥、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最后還擢升宰相。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6 記載:韋昭度當宰相，是依靠一位名澈的承恩僧人在禁中周旋所致。這位僧人，應該就是就是僧徹，即由唐懿宗賜號凈光大師的那位僧人。

當然，寺僧和舉子之間互相援引是要達到雙贏的目的，是以互相選擇為前提的，所以并非所有的舉子都會受到僧人的禮遇和提攜，同樣，也并非所有的僧人都有識人之明。如唐德宗時的進士、兩度入相的王播即為遭到寺僧冷遇一例。①王播得勢后故地重游，有詩云:“上堂已了各東西，慚愧阇黎飯后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痹娢母锌约合惹凹氖秤谌说纳?，以戲謔語氣提起當年之事，將萬般感受都凝集在此詩之中，“飯后鐘”故事也由此聞名，成為表現貧窮落魄的書生寄宿于人時遭受冷遇境況的典故。參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黃壽成，點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97.還有更甚者，如《云溪友議·李相公紳》記載，唐憲宗時進士、文宗朝宰相李紳，因年少家貧，寄宿無錫惠山寺，被寺僧毆打，后任浙東觀察使時“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保?2］1268可見，年少時被寺僧毆打的恥辱，在李紳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仇恨。

雖然如此，寺僧對舉子以雙贏為目的的援引，還是使不少寺僧得到實際的利益。隨著唐代科舉取士制度的鼎盛，科考中舉的士子們越來越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重視和提拔，他們的官職的升遷和政治生命力也漸趨強勁。與此同時，一些援引舉子的寺僧也相應地得到了豐厚的回饋。如《宋高僧傳》卷十四《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記載:高僧曇一在明經科出身的左常侍褚無量的援引下，“公卿向幕，京師籍甚”;《宋高僧傳》卷二十九《唐湖州杼山皎然傳》記載:高僧皎然，因參與由進士出身的顏真卿主持的《韻海鏡源》的編撰活動，“凡所游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薄秳⒂礤a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紀》記載:高僧靈澈與天寶六年的進士包佶、李紓兩位侍郎交游之后聲名鵲起，“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腸，如云得風，柯葉張王”，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靈澈“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端胃呱畟鳌肪硎濉短坪贾蒽`隱山道標傳》記載:高僧道標，在得到大歷進士時任右庶子李益的肯定后“聲價軼于公卿間”。通過上述零星的史料可以看出，這些科舉出身的官僚僚士大夫對寺僧提攜和援引的事實，他們為寺僧獲得更高的世俗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提供了重要幫助。這種以雙贏為目的的相互援引，使唐代的士大夫和寺僧兩個階層都獲得了現實的利益。

二 寺僧和舉子之間的角色置換

唐代科舉制度的成熟和興盛，還為唐人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更多的改變。其中最大的變化即是出世和入世之間的轉化，即舉子和寺僧之間角色的置換。

首先是舉子剃度削發出家遁世。應舉及第是唐代舉子讀書的最大追求，是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但唐朝官員人數畢竟有限，因此科場的競爭極為慘烈。柳宗元曾對唐代科舉的錄取比例作了大致估計:“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保?4］卷23:622－623《文苑英華》中也說“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眾?！保?5］4023可見，科舉及第者畢竟只是少數幸運者，眾多舉子會在科場競爭中鎩羽而歸，注定與官場無緣。中晚唐以后，隨著應舉人數增加和政治腐敗，落榜舉子數量急劇增加，對于這些落第舉子而言，他們的出路是一個社會難題。有學者指出，“歸耕”并非落第舉子理想的出路，而從事社會地位較低的工商業也不是他們所不屑的選擇，在這些觀念制約下，“一部分人抱著沮喪迷惘的心理和逃離現實的愿望，無意于俗世生活，而選擇了皈依宗教?！保?6］如唐玄宗時人吳筠，“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鉆研，乃盡通其術?！保?7］5129許碏“累舉不第，晚學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18］255除入山為道士外，科場落魄的舉子還剃度為僧，遁跡佛門。如增忍原學儒家經典，但因數舉不捷，“頓掛儒冠，直歸釋氏”。［19］卷26有的舉子雖禮部中舉，但因在吏部“釋褐試”中屢次受挫，也選擇出家為僧。又如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顯披緇，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為模范?！保?9］卷11另有一些舉子雖通過了科舉考試，但因官場不利，看破功名而出家為僧。如長安青龍寺道氤“應進士科，一舉耀第”，“后遇梵僧，心愿出家”。［19］卷5

其次是僧人反初還俗參與科考。與舉子出家遁世相對，也有寺僧因無法忍受寺院古廟青燈的生活而蓄發還俗，逃離佛門而入世，并且還有不少人參與到激烈的科考競爭中。唐代寺僧還俗應舉并非個例，也確有還俗僧人科考及第之事。宋人蔡啟在《蔡寬夫詩話》中就指出:“唐縉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唐代參加科舉考試的條件較為寬松，基本能夠保證還俗僧人應舉與普通考生享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如唐高宗時寺僧明解，幼年在長安普光寺出家，后來還俗應舉，成功登第。高宗時人高智周，“少好學，嘗出家為僧，后舉進士及第?！瓋x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詮娪?，通儒學?！保?］玄宗時人張軫，“名臣張柬之孫，著作郎張漪第四子，九歲出家為僧，后還俗，不久登進士第，拜河南府參軍?！保?0］1609憲宗時人劉軻，“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園?！榷M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保?3］1672上述所列的還俗僧人有幸高中科舉，固然可喜，但大部分的還俗寺僧卻是屢試敗北，終身慘淡潦倒，這些人中最為后人熟知的當屬賈島。賈島早年因家貧出家為僧，法號無本，后來受到韓愈的鼓勵還俗應舉，但卻終身不第。與賈島同樣命運的還俗寺僧還有僧鸞、清塞、淡然等人，［21］這些中晚唐的僧人，大都是在當時名士或要宦的勸說或暗示下反初應舉，但最終卻以慘淡的結局收場，既說明了唐代科考競爭的激烈程度，又反映了時人對寺僧放棄清修，還俗追求功名的反復無常行為的一定程度的排斥。

三 結語

唐代社會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比較發達，軍事力量強大，再加上寬松的文化政策，遂使佛教興盛、佛學日昌，寺僧特別是高僧作為唐代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既具有深厚的儒學基礎和詩賦才藝，又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隋代興起的科舉取士作為一種嶄新的選官制度，在唐代日漸成熟和流行，成為唐代舉子步入仕途的重要渠道之一，不可避免地成為天下士子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標。在此情況下，寺僧和舉子的交流和互動成為唐代社會中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現象，寺僧和舉子之間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提攜，互惠互利。舉子通過以寺僧為師，向寺僧行卷等手段，最大限度地爭取科考成功;寺僧則通過自己的才學技藝、出謀劃策和直接干預科舉等方式，盡可能幫助那些有天賦才能的舉子達到中舉的目的。這是唐代社會寺僧階層與舉子階層集體性互動的一種方式。

科舉取士作為一種新興的選官制度，具有強大的社會吸引力。它不僅是唐代舉子熱烈追求的人生目標，也誘惑和吸引著遁離人世追求空無的寺僧們。于是一些寺僧背離佛門反初還俗，積極參與到熙熙攘攘的科考隊伍之中，然而他們大多數終生不第;與此同時，數年敗北的科考舉子卻日漸消沉，甚至遁入空門。這是唐代社會寺僧階層與舉子階層之間集體性互動的另一種方式。

概而言之，唐代社會寺僧階層和舉子階層之間的這種交流和互動，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是唐代佛教高度發達和科舉選士日漸成熟條件相結合的產物，是佛教中國化或者說儒化在唐代的特殊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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