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論四題

文章編號：1003-9104（2015）01-0049-07

作者簡介：于平（1954- ），男，漢，江西南昌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博士，曾任北京舞蹈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教授，文化部藝術司司長，現任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藝術學理論學會副會長，藝術百家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兼職教授，武漢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藝術學院舞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文化部“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研究方向：藝術史及其理論，文化政策理論研究。

摘 要： 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第一，體現為文化生產對市民文化消費需求的順應；第二，體現為高新科技對都市文明的不斷提升和持續建構；第三，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必須考慮實現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功能；第四，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需要強化“文化綜合創新”的意識。我們說文化建設重在“以文化人”，旨在通過“以文化人”來“化人以強”——即全面增強人的本質力量，全面提升國民整體素質。具體而言，就是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強調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強調要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營造有利于高素質文化人才大量涌現、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所謂的“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其實是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第一，要再度審視文化建設的本質和功能；第二，要真切領略文化建設的方法和追求；第三，要努力把握經濟新常態的理念和舉措。

關鍵詞：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城鎮化；文化轉型；以文化人；公共文化服務；文化創新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一、城鎮化驅動文化轉型發展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不久前在京召開。對于我們的文化建設而言，這是一項特別需要關注的工作，是一個我們必然置身其中、且應當順勢而為的進程。會議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很顯然，這里的“擴大內需”包括文化內需的擴大；這里的“產業升級”包括文化產業的增長；這里的“協調發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而這里所謂的“三農”問題的解決，更意味著文化的轉型發展。這是因為，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現代化是依托工業化、城鎮化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這是一個城鎮化與工業化、現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進的過程。也就是說，城鎮化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也必然驅動文化的轉型發展并將主導現代文化的發展進程。此間“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邁進，就是鄉村文明向城鎮文明的遷變，就是知識守恒向信息裂變的轉換，就是文化傳衍向文化轉型的跋涉。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就其主導方面而言是農耕文明。以農為本、以農立國不僅因為 “三農”問題是中華民族傳衍與發展的基本問題，而且也是因為國家的律法規制與道德操守也深深根源于斯、維系于斯。中國的傳統文化及一以貫之于其中的文化傳統，就其本質而言是求善重于求真且趨美重于趨利。這種重倫理輕邏輯、重感悟輕功利的人生信念幾乎滲透在所有的生活儀式、人際交往、精神陶冶、休閑娛樂之中。不僅作為人生信念的文化內容是如此，對其加以呈現的文化形態也顯得不慍不火、不躁不急、不濃不艷。繪畫“計白當黑”的寫意、戲曲“以一當十”的虛擬、民樂“大音希聲”的空靈……無不在其底蘊上沉淀著農耕文明，流連于鄉村境界?，F在，“城鎮化”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降臨了?！敖蹬R”的真實含義是，到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已達到7.1億，城鎮化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顯然，對于我國來說，“城鎮化”意味著重大的歷史變更；但從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鎮化率”來看，我國還會因勢利導地推進這一“自然歷史過程”。就“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言，可以斷言城鎮化也將驅動文化發展的現代化。固然，現代化不是“西化”，尤其不會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西化”；但具有較高“城鎮化率”的西方發達國家，由城鎮功能決定的建筑文化，由市民需求引領的休閑文化，以及由文化流動、交集、包容而形成的契約文化，都可能成為驅動我們文化轉型發展的“他山之石”?？纯窗驳卖斣谖覈嗟亓粝碌陌ā皣掖髣≡骸痹趦鹊慕ㄖ颖?，看看音樂劇這一“都市新演劇”演繹的“大市民倫理”，看看高新科技催生的文化新業態及其內容生產的新理念……我們不得不承認，“城鎮化”已然驅動著我們文化的轉型發展。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第一，體現為文化生產對市民文化消費需求的順應。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鄉村文明，培育出的文化消費心理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在時空觀上，體現為“春種秋收鬧冬閑”的“年周期”，這種“心理期待”適應節奏平緩且循環往復；二是在技藝觀上，體現為“有起有合有承轉”的“線性美”，這種“心理期待”適應材料天然且技藝單純。不僅泥人、皮影、窗花、麥秸編等工藝文化就地取材，而且歌舞、曲藝、雜耍、地方戲等演藝文化亦率性而為。城鎮，特別是都市文明在這兩個方面都體現為與之迥異的文化消費心理：在時空觀上，市民生活節奏是“作五息二度周末”，節奏提速且阡陌縱橫；在技藝觀上，由于文化的流動、交集、包容乃至融合，市民們更向往材料的復合與手段的“交響”。在這種轉型期，我們總能聽到“靜一些”、“慢一些”的訴求，其實就體現出轉型期文化消費心理的落差。第二，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體現為高新科技對都市文明的不斷提升和持續建構。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著這樣一個判斷，即都市文明是比鄉村文明更現代的文明；而這個“現代”或曰“現代性”的主導方面，就體現為都市文明構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數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預言：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鎮化，是21世紀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說，城鎮化和與之緊密相伴的新技術革命，也是帶動我們文化發展的兩大引擎。事實上，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革命性變化。我們當前文化建設中對“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強調，其實也是我們城鎮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設舉措。這個融合有利于轉變文化發展方式，促進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有利于豐富文化樣式業態，滿足人們多樣化文化需求；有利于掌握文化發展的主動權，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第三，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必須考慮實現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功能。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要優化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調發展；要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我國城鎮化工作的上述要求，本質上是對文化轉型發展的要求。也就是說，文化的轉型發展，一要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二要有助于合理布局、協調互補，三要有助于節約集約利用資源，四是有助于傳承文化、強化特色。我們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由這種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將順應并引領人的全面發展。第四，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需要強化“文化綜合創新”的意識。城鎮化對于我們這個以農為本的國度而言，本身就體現為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相對于我們既往的鄉村社會而言，城鎮化意味著更為龐大的人口流動和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也因此生成著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更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鎮化及其導入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質而言，是流動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這樣一種新的都市文明的建構，往往不是“以不變應萬變”似的“繼承創新”，而是如哲學大師張岱年所說的“文化綜合創新”?！拔幕C合創新”的理念，是張岱年探索中華文化重建和復興時提出的。提出的起因是超越文化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的兩極性和單向度立場，堅持文化內容的可選擇性并倡導文化“優選法”；而“文化綜合創新”的意旨，則在于對多重文化因素進行有機融合、會通以有效實現文化轉型發展。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匯流的時代大潮中，看到科技創新呼喚和孕育了系統集成思維，提出了“大成思維學”的系統思考。結合錢學森的思考來看張岱年的理念，我以為在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中需要強化的是“集成創新”意識。因為“大成思維”就是“集大成”的思維，“文化綜合創新”就是“文化集成創新”。所謂“文化轉型發展”意味著對文化創新要素的選擇、優化，以及在那一基礎上的建模、構型。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推進城鎮化主要任務，其中有一項是“提高城鎮建設水平”。城鎮建設水平，既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因此，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在順應并引領城鎮人的全面發展時，還要努力建構并提升城鎮文化的精神品質。對此，工作會申說：“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的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這項任務告訴我們，中國的城鎮化是飽浸著中國“天人合一”理念的城鎮化，是守望鄉愁、延續文脈的城鎮化，這也是我們文化轉型發展中不移的信念和不變的情操！

二、文化建設重在“以文化人”先是郭美美鬧劇，接著是《雷雨》的笑場，再者是“官員書法”的“鏟”局，期間還不時有演藝“公眾人物”的涉毒和央視“頻道負責人”的被拘……善良的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文化”到底怎么了？或許，這只是些“涉文”現象，并不代表我們文化建設的主流。但有時也不得不讓人想想，時下這些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反文化”現象——我們文化的“正能量”似乎遠不如這些“現象”的有口皆“悲”、不脛而走。面對大眾的冷譏熱諷，我總在想這些“眼球文化”的“反文化”秉性，這些毫不相關的現象之間，是否有某些內在的關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本應實現著“化人”價值的文化，似乎更在“化錢”上派上了用場。郭美美其人，本來就是被包養者、性交易者和聚眾賭博者的“三位一體”，但媒體挺在意她“在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專業自費進修一年”的經歷，暗示此人很懂“以文化錢”之道。又比如“官員書法”，自古也曾是文人士大夫內修德行、外顯文慧的演練（那時也沒什么“職業書法家”）；它的“化錢”或者說“被化錢”，并非錯在“書法”雅道而是誤于“官員”權力，官德不修又何談德性自化呢？至于演藝“公眾人物”的涉毒和央視“頻道負責人”的被拘，二者的共通性都在于作為文化從業者職業自律的缺失，“做文化事需先做文化人”是大眾的期待也是我們自身需持守的職業底線。當然，上述二者又有著明顯的差別，后者是“權力腐敗”而前者屬“品行不端”，只是這二者發生在“文化人”身上就具有了特別的“味道”。從面上看來，《雷雨》的笑場無關于“化錢”，但雖無關于“化錢”卻也可能無關于當下的“化人”。文化經典真正的價值在于它所從屬的那個時代?！独子辍匪拇档摹耙撞飞健钡呐耘涯婧徒夥?，前些年已被電影“巨導”穿越成《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時文化界的眼球更專注于“票房”而鮮有關心經典的被“穿越”。今日從文化“化人”的功能來看，避免“笑場”的最好辦法是像“經典”創生時那樣關注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上述種種吸引眼球的“涉文”現象，對于我們當下的文化建設而言，顯然是“負效應”而非“正能量”，也顯然是“一小撮”而非“主導面”。但為什么這些現象更能吸引眼球呢？這就值得我們文化工作者好好反思。這些年，我們文化建設在力推大發展、大繁榮和新高潮。推動文化建設的“兩大一新”，就其根本而言，是要充分、有效發揮文化的作用。發揮文化的作用，當然需要有功能齊備的文化設施，需要有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需要有凝聚人氣的文化活動，需要有溫暖人心的文化服務……但文化作用真正充分、有效的發揮，其實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頭的“以文化人”。顯而易見，當下那些熱熱鬧鬧的“涉文”現象，并非我們積極的、正能量的文化建設本身；但對“文化”熱熱鬧鬧地追隨或趨附，似乎又與近年來文化的“熱熱鬧鬧”相關。我們熱熱鬧鬧地“辦節”，熱熱鬧鬧地“評獎”，熱熱鬧鬧地“捧星”，熱熱鬧鬧地“出訪”……甚至就連“非遺”保護、文化下鄉、精粹品讀、經典開講這些原本是更深邃、更沉著的文化工作，也都是喧喧嚷嚷、沸沸揚揚。以至于有資深的文化學者認為“文化的喧囂替代不了嚴謹深邃的創造”；也有真誠的文化良知呼喚“大力發揮文化‘新民的作用”——如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所言：“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文化的“熱鬧”可以有、也應該有，因為文化作用得以發揮的特性就在于“寓教于樂”，就在于潛移默化。但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當下的許多文化產品是“樂”有余而“教”不足，我們太熱衷抓“眼球”而忽略開“心扉”。文化的“熱鬧”使得需求文化的大眾“默化”成“看熱鬧者”，“看熱鬧者”又往往把娛樂看成自己所需求的“文化”；并且在文化需求的“看熱鬧者”看來，“娛樂圈”的熱鬧也是一種熱鬧的“文化”！到了這一步，所謂“文化人”的“無文化”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就以演藝“公眾人物”的無良行為而言，其所塑造人物的“榜樣的力量”遠不如其自身“示范的榜樣”更深入人心。如果指望這樣的“文化”去“以文化人”，你能想象會將人“化”成怎樣呢？我們或許需要不那么“熱鬧”的文化，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需要更深邃、更沉著些。文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人們培育品性、提升素質的進階；文化人，當然也就成為這種“進階”上的自覺者和先行者。我們說“文化自覺”，不是讓大眾追隨、認同所謂“文化人”的那點兒“文化記憶”或“文化技藝”，而是文化人“內修自化”并進而“以文化人”的自覺。因此，要使“以文化人”更充分、更有效，首先要讓文化工作者真正有“文化”，至少是努力做一個有文化抱負、文化理想、文化追求的人；其次，文化工作者要真正深入群眾并立足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創作出能幫助群眾推動歷史前進的文化產品；第三，文化工作者應生動、具體地運用各類文化形式，使核心價值觀內化為大眾的精神操守，外化為大眾的行為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在其系列重要講話中，強調“必須發揮文化的作用”。

其一，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必須在全面對外開放條件下講好“中國故事”。這就是他關于中國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的“四個講清”。

其二，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必須結合中國價值觀念闡釋好“中國夢”。這就是他所要求的“五個闡釋”，其中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價值體認和價值追求，以及中華民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真誠意愿等。

其三，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具體而言，一是立足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用中華民族創作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二是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三是運用各類文化形式去生動、具體表現，使核心價值觀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自覺行動；四是融入社會日常生活、增強人民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對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必須發揮文化作用”的總體要求，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化建設任重道遠，我們文化人的自我建設更需殫精竭慮?！耙晕幕恕弊鳛椤鞍l揮文化作用”的精當表述，其核心立場是“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的兩個基本涵義是“以人民為本”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本”。我們說文化建設重在“以文化人”，旨在通過“以文化人”來“化人以強”——即全面增強人的本質力量，全面提升國民整體素質。具體而言，就是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強調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強調要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營造有利于高素質文化人才大量涌現、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如果說，我們文化建設需要保持相當的“熱度”來呈現“繁榮”的景象，那也必須要著眼于“以文化人”，立足于“化人者的自化”。

三、公共文化服務重在“群體心理”引導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文化建設目標之一。按照全會《決定》的要求，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有三個要點：一是要建立“體系構建”的協調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眾評價和反饋機制，推動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的有效對接；三是要整合相關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綜合型文化服務中心。與之相關，還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培育文化非營利性組織。簡言之，這三個要點一是?；?，二是重實效，三是講整合。而所謂的“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其實是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重實效、講整合的“三個要點”中，“重實效”才是重中之重。所謂“公共文化”，在既往文化管理或文化服務的視野中，稱之為“群眾文化”或“社會文化”。它有既相對區分又密切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群眾的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另一方面是文化工作者對群眾的“文化普及”——也就是全會《決定》中提及的“文化惠民項目”的供給。從供給的視角來看，公共文化服務的工作導向是“以人民為中心”，其中心環節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換言之，公共文化服務的“?；尽笔菍V大群眾文化權益的底線保障和常態保障，它的“講整合”是要拓展“大文化”的視野以對接“綜合性”的要求，而它的“重實效”就重在“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既然公共文化服務的中心環節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那我們公共文化服務就不能不在項目供給上精心考量；所謂“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的有效對接”就在于準確把脈“群體心理”并對其實現積極、充分、有效的引導。在“五位一體”的“社會建設”中，未加引導、不加約束的“群體心理”往往會釀成“群體性事件”。每當出現醫患之爭、城管小販之爭、強拆拒遷之爭等，都會引起“群體心理”的極大關注。相比較而言，文化建設中的“群體心理”雖不那么激烈和尖銳，但也并非不值得關注：如果說，青少年網吧“通關”街頭跑酷的“挑戰自我”和中老年牌室“搓麻”廣場“跳操”的“養生自我”屬于“準文化”，那么追逐“小時代”、笑場“雷雨”則體現出“知識青年”的某種“群體文化心理”。體現“群體心理”的“公共文化”，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或許不是它的“文化”含量而是它的“公共”體量，特別是社會大眾那類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文化”或“準文化”活動——前述青少年的網吧“通關”街頭“跑酷”、中老年的牌室“搓麻”廣場“跳操”就是如此。公共文化服務的項目供給的確要對接“群眾文化需求”，但也需要在“對接”之時加以“引導”——對網吧少年的“網癮”和廣場大媽的“舞癮”這類“成癮”的需求尤其如此。目前，我們對“網癮少年”是以文化市場監管方式來對“未成年人”說“不”，而“舞癮”大媽則在其“放縱”中被不堪噪音騷擾者說“不”。不管由誰來說“不”，只是反映出這類過度的“文化”或“準文化”需求難以被更大層面上的社會群體認同，也反映出我們的“文化惠民項目”在豐富性和吸引力上都有所不足。公共文化服務要以群眾文化需求為前提，這是毋庸置疑的。但群眾的自我參與是“人以群分”的，其文化需求也是“文以類別”的。需要指出的是，群眾的文化需求首先是為著消遣“閑暇”，健康體魄、愉悅心情、交往社會、融入群體是“閑暇”帶來的“績優股”和“正能量”。這就是說，我們公共文化服務的文化惠民項目，應當以“績優股”和“正能量”來對接群眾文化需求。就當下的“文化惠民項目”供給而言，我認為一要關注“城鎮化進程”加速中的“人口流動性”，二要關注“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的“社會公平正義”，三要關注“獨生子女家庭”分居化的“退休老人自理”，四要關注“歪功邪教”之類社會精神病毒對大眾的侵襲……我們的文化惠民項目一定要有引導這些“群體心理”的針對性。早在19世紀末期，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就注意到現代生活中的“群體聚合”特征。勒龐把那些“感情和思想全都專注于同一事物”的群體視為“心理群體”，指出組成這一群體的個人大多是“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互相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我曾在許多城鎮感受過“廣場大媽舞”的氛圍，有些場合的“舞者”甚至有數百人之眾。這種“大媽舞”其實是在極其強烈的節奏和音響中去做極其單純并重復的動作，“舞者”是在自我操練中“無意識”運動身體，又是在運動身體中“無意識”認同群體……這種健身目的引導的“群體心理”，當然對于每一個體而言是積極的“文化活動”；但它所呈現的癡迷狀態，會讓我們聯想到曾經風行的“甩手療法”以及飲紅茶菌、打雞血針，甚至會聯想到某些“歪功邪教”也打著“養生”之名對人的“洗腦”。文化惠民項目要有效對接群眾文化需求，首先要明確“下基層、接地氣”的路徑。這里所說的“基層”在城鎮應深入到社區，在鄉村則應深入到“村”——至少是包含了若干“自然村”的“行政村”。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鄉村的“空巢化”或是“386199部隊”現象日益凸顯，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加劇了有關人員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無論是留守者還是出走者都是如此，并且這種“焦慮”還有可能會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以致還有人考量既往“鄉紳”文化治理的合理性。與之相關，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鎮，雖然是以社區為“基層”，但出現了流動性強的、非常住人口的特殊性“社區”，這里的“群體心理”往往具有更為強烈的情緒化特征，尤為需要“績優股”和“正能量”的引導。與“下基層、接地氣”的路徑相配合，是對文化惠民項目手段的關注。送戲下鄉、送書入村雖然必不可少，但最應強化的還是“通網絡、享信息”。曾幾何時，某些“網絡大V”為吸引眼球、盤踞“粉絲”，有意弄虛作假、惹是生非，傳播流言蜚語，誤導“群體心理”。作為手段，“通網絡、享信息”近年來發展迅速，但網絡“聯通”之際也是信息“爆炸”之時，對這一手段的關注不僅意味著對“負效應”的管控而且意味著對“正能量”的傳導。有學者認為，傳統鄉村文明的“潰敗”是由電視這一大眾傳媒入村入戶開始的，而網絡的枝延蔓伸使這一“淪陷”得以加速。事實上，我們的家國情懷已不可避免地置身全球視野之中，傳統鄉村文明正逐漸成為只能“想象”而無法“體驗”的觀念形態，對既往“群體心理”的引導手段需要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我們說公共文化服務重在“群體心理”引導，關鍵還在于服務“內容”的供給。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有時是供給方的單向傳導，有時則可能是接受方通過某種“惠民項目”來自主選擇并進而自主創新。我曾在一些偏遠的鄉村，見到村民被組織起來進行木雕、石刻、刺繡等工藝生產，他們在獲取相應經濟效益的同時，也逐步提升著自己的審美品位，呈現出自己的創造活力。如果僅從“網癮少年”和“舞癮大媽”來理解某些群體的“文化需求”，我們就可能在一味的“迎合”中失去有益的“引導”，這不是“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真正的“有效對接”。不錯，群眾的“文化”或“準文化”需求從直觀上體現為閑暇消遣的“找樂”或者說是“尋開心”，但真正的“開心”卻不是個體的放縱而是群體的認同。我們先哲十分明白人心的趨“樂”遠“悲”，也明白放縱地“傻樂傻樂”就不免“樂極生悲”，因此留下了“樂而不淫”（“不淫”者，“適度”之謂也）、“寓教于樂”等賢言睿語。公共文化服務要引導“群體心理”，在“內容”供給上就需“寓教于樂”，而當下最基本的“教”應該是“講和諧、促凝聚”。勒龐在分析“群體心理”時說過：“在群體心理中，個人的才智被削弱，從而其個性也被削弱了……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于孤立的個人，但是從感情引起的行為這個角度看，群體可以比個人表現的更好或更差。這全看環境如何，一切取決于群體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質?！痹谖铱磥?，公共文化服務不僅是重要的、基本的文化建設，也是與健康、教育、安居、社保等同等重要的社會建設，特別是重要的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社會是由人、由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人組成的，社會的底層群眾和弱勢群體是我們最應溫暖、幫扶的“群體心理”，是我們公共文化服務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群體共識、培育良好風尚、抵御“歪功邪教”的主陣地。我們在談到“和諧社會”建設時，都知道自古便有“和而不同”、“禮為序、樂主和”等等觀念。也就是說，文化“化人”的功能，很重要的方面是引導“群眾心理”，是促進“社會和諧”?！昂投煌本汀叭后w心理”而言是一個事實的陳述，但作為一種理想境界的倡導，公共文化服務也應引導“群體心理”由“小康”而走向“大同”——這個“大同”就是內化為大眾精神操守、外化為大眾行為遵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endprint

四、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重要演講，主題是“謀求持續發展，共筑亞太夢想”?？倳浽谘葜v中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而這個引人注目的“新常態”的提法及其主要特點，值得我們文化建設認真研究并積極適應。相對于作為基礎的經濟建設而言，文化建設屬于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的建設。也就是說，經濟建設的訴求與追求，往往會滲透在文化建設的理念與舉措中，也會決定著文化建設的方法與步驟。比如我們一度就篤信人均GDP的大幅增長將大力拉動文化消費，而未能細察這個“增長”的結構構成及其消費取向；比如我們一度也認為文化設施就應建得“有文化”，只是不少為顯“政績”的設施把“顯豪華”當成了“有文化”；比如我們一度還認為“大歌舞”能夠壯勢“大繁榮”，于是不管大慶典、小慶賀都弄得花團錦簇、“群星燦爛”并滋生出“文化包工頭”……雖然那些“文化的虛火”被明令禁止而緊急剎車，但文化建設要真正回歸“潤物無聲”、“攻心為上”的功能，還需要“志存高遠”、“堅守理想”，還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還需要努力把握“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大格局，要有積極適應新常態的大智慧。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第一，要再度審視文化建設的本質和功能。近讀習近平總書記所著《之江新語》，我們看到他10年前就發表過兩篇關于文化建設的精辟之論。在《文化是靈魂》一文中他寫道：“一位哲學家曾做過這樣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這一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痹凇段幕椭C》一文中他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業即養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業。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育和諧，文化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和必然要求”。正是因為深徹洞悉文化的本質和功能，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在主持文藝工作座談會時就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努力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币簿褪钦f，我們的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就其本質而言要以“弘揚中國精神為擔當”，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國力量”為使命。這是我們文化建設積極適應新常態的重中之重。第二，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就要真切領略文化建設的方法和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睂τ谖覀兊奈幕ㄔO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常態；與之緊密關聯的“新常態”，是反映當前“人民群眾的偉大奮斗和火熱生活”，是表現當前“人民群眾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要求的“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事實上，文化建設的方法和追求，其根本規律和基本特征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為源，強調的是生活決定文化建設的內容，也決定文化建設的取向；比生活更高，是如總書記所要求的，要“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第三，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就要努力把握經濟新常態的理念和舉措。簡言之，我們需要把握的理念一是著力于“質的提升”而非“量的泛漫”，二是著眼于“結構優化”而非“同質繁衍”，三是著手于“創新驅動”而非“要素驅動”，四是著意于“多元動力”而非“單一取向”。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有許多就是針對“質的提升”而言。他所說的“文藝創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同樣存在于我們文化建設的一些方面。因此，著力于“質的提升”就要改變“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改變“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我們的文化建設只有努力把握經濟新常態才有可能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才有可能逐步確立自身的新常態，才有可能在“高原”上崛起“高峰”，在“春季”里鼓蕩“清風”。著力于“質的提升”是文化建設新常態的根基。關于著眼于“結構優化”，是目前在文化建設許多層面上都應通過深化改革來加以調整的重要舉措。在整體層面上，主要是著眼于科技進步給文化發展帶來的革命性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效率進入生活，擴大了文化的覆蓋面并增強了其滲透力；另一方面是這一進程中用戶角色的重大轉變，也即“用戶創造內容”現象的發生，我們將為這種蘊含能動創造的文化體驗去進行文化創造。結構優化，還體現在各文化業態建設的具體層面。以傳統舞臺演藝業態而言，當我們初步完成文藝院團的“轉企改制”之后，接下來要做的一是實現其內部治理結構的優化，也即真正實現“現代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二是在市場主體“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的前提下，實現“以資本為紐帶的兼并、重組”，提高文化企業的規?；?、集約化、專業化水平。與此同時，我們要為文藝院團這一“市場主體”搭建運營平臺， 全面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流動。如目前“保利院線”和“中演院線”的所作所為。關于著手于“創新驅動”，可以說也是文化建設積極適應新常態的個中要義。中國經濟新常態，不僅與資金、技術、信息人員流動達到高水平的亞太市場密切關聯，而且與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同步進行。城鎮化作為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推動我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必然主導我國現代文化的發展進程?！皠撔买寗印笔窍鄬τ凇耙仳寗印?、“投資驅動”而言的，這在文化建設的新常態中更應得到高度重視。如果說，我們既往的“繼承創新”較多關注“要素驅動”，那么“創新驅動”則呼喚著文化建設的“集成創新”。作為科技創新理念的平移，文化建設的“集成創新”一要有自主意識，創新要素與內容的選擇要服從主體解決文化發展問題的需要；二要有跨界意識，要全面開放創新要素與內容的選擇視域，以實現主體選擇的最優化；三要有協同意識，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優勢、開放建構、轉型升級；四要有貫通意識，要將各創新要素與內容有機整合，生成一個具有獨特品格的有機整體。關于著意于“多元動力”，就文化建設積極適應新常態而言，特別鮮明地體現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中。作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文化建設目標之一，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有三個要點：一是要建立“體系構建”的協調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眾評價反饋機制，推動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三是要整合相關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與之相關，還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培育文化非營利性組織。這里的“社會化發展”，其實是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是我們文化建設新常態要培育的“多元動力”。我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在設施建設、項目組織、活動開展方面都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著意于“多元動力”作為適應新常態的舉措，要特別在“引導群體心理”上下功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文化創新工程”國家項目，我們最近驗收了云南省保山市騰沖縣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建設”和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的“主題社區建設”，關注到二者在群體心理引導方面有共通之處：即一是講和諧，使人心不爭；二是講凝聚，使人心不散；三是講陶冶，使人心不俗。面對中國經濟呈現出的新常態，文化建設要有積極適應新常態的文化自覺，以使我們能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能更好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責任編輯：楚小慶）

Abstract：Urbanization is an impetu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is mainly expressed in civilians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urban culture continually promoted by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We must strengthen our awareness of integrated cultural innovation. Civilizing people refers to tha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peoples cultivation and humans essential power. The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s actually to guide peop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educate themselves， and serve themselve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urse， we should positively adapt to new state， re-examine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learly comprehend the means and pursui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ndeavor to grasp the conception and measures of the new state of economy.

Key Words：Urbaniz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ivilize Huma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ide People； Cultural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