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蘇州藝術論

文章編號：1003-9104（2015）01-0122-09

作者簡介：朱棟霖（1949- ），男，漢，江蘇蘇州人，1981年獲南京大學文學碩士，先后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組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理事，中國話劇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蘇州市文聯副主席，蘇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等，曾任香港大學、臺灣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先后獲國家教委、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碩士學位獲得者”，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江蘇省“333工程”第二層次培養對象，江蘇省中青年科技領軍人才，江蘇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教育部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等。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戲劇戲曲學，藝術學理論。

摘 要： 明清兩代，蘇州在文學、戲曲、美術、書法、曲藝、工藝美術、園藝等方面，各門類全面發展，特色鮮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國領先。明清蘇州何以能創造出如此令人驚艷的文化藝術成果與群落，在中國文化史、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簡明的回答是：吳文化的魅力。極其豐富的社會物質條件，充分發達的經濟貿易活動，高度城市化進程，是明清蘇州文藝繁榮的社會物質基礎。思想的解放，社會的自由活躍，是推動蘇州文藝繁榮的根本動因。明清蘇州藝術的輝煌，是龐大的蘇州文人群體的杰出創造。蘇州藝術的璀璨，是文人藝術創造的極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創造的輝煌。

關鍵詞：明清藝術；蘇州；文化現象；文藝繁榮；吳文化；城市化；思想解放；蘇州文人群體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一歷史悠久、經濟發達的蘇州，最為豐富厚重、最具特色的，乃是文化——教育、風俗、文學、美術、書法、戲曲、評彈、手工藝、出版、醫藥。它蘊涵深厚，特色鮮明，數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絕，至今影響當代。先吳古為蠻夷，泰伯奔吳帶來中原文明。春秋時期，吳公子季札觀周禮，開孔儒美學思想之先聲?？组T十哲之子游言偃文開吳會，吳地漸為文化之邦。六朝，吳地才俊開始脫穎而出，張翰、顧榮、陸機、陸云、顧野王、陸贄、顧況、張藉等聲名斐然，曹不興、陸探微、張僧繇都以吳人而領先中國畫壇。盛唐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精論，成為中國美術創作圭臬?！镀綇吞贰恫h帖》傳世著稱的陸機、王珣①，初唐陸柬之書法、“草圣”張旭，都獨步書壇。宋代，范仲淹、蘇舜欽、范成大、葉夢得、賀方回、吳文英，元代顧瑛、楊維楨、黃公望的名字，炯耀藝術的天空。自明代始，蘇州文藝勃然綻放，璀璨輝煌。它吮足了兩千年歷史文化深厚乳液資源，其時“遙岑遠目”齊涌心頭。如果說宋代夢華，江南富足，平江府成東南都會，那細雨垂楊下的江南煙雨拂醒了植在吳文化的柔媚種子與枝芽，宋代的詩人們開始私語“試問閑愁幾許”，蘇州藝術的自我意識覺醒了；到明清，則吳中百城煙水氤氳，閶門柳色、寒山詩韻，詩滿蘇城。明清兩代，蘇州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都創造出杰出的成就，不僅是江南的文化重鎮與中心，而且領袖中國藝壇風騷五百年。據統計，自周、秦、漢、唐、宋元至明、清兩代文人的籍貫，歷代文人的分布中心由北逐漸向南移，南宋開始南方文人增多，明清最盛。有籍貫可考者，明代文人數1340人，南北比為87∶13，清代文人數1740人，南北比為85∶15。其中明代，蘇州籍文學家196人，杭州藉77人；清代，蘇州籍文學家176人，杭州藉173人。蘇州文人數量最多，在明、清兩代始終排名全國第一[1]。又據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全部涉及明清文人5420人，其中蘇州府達1290人[2]。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源》《辭?！啡浜嫌嬛袊鴼v史文化名人數，蘇州古今文化名人數排全國第一，杭州排名第二。明清兩朝共取202名狀元，蘇州地區狀元就有35名，占全國狀元的比例達17%，其中清代全國狀元112名，蘇州狀元26名，占全國總數的22.81%，錄取進士763名?？芍^人文薈萃，燦若星河。明清兩代，蘇州在文學、戲曲、美術、書法、曲藝、工藝美術、園藝等方面，各門類全面發展，特色鮮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國領先。高啟等“明初四杰”開有明一代文壇先河。自明至清，王世貞、王鏊、吳梅村、錢謙益、沈德潛先后被推為“文壇盟主”、“詩壇領袖”，執文壇牛耳于江南。以馮夢龍《三言》為標志，在中國文學界掀起一股市民通俗文學熱潮，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潮流。馮夢龍實為暢行20世紀海內外通俗文學之鼻祖。金圣嘆獨標“才子書”，從理論上提高了被貶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的地位。馮夢龍、金圣嘆開創的文學新潮、白話文學思想直接影響了胡適在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學史”理念。蘇州與杭州、南京、建安龐大的刻書出版業推波助瀾，把這股雅、俗文學強力推向社會。蘇州袁氏嘉趣堂、顧氏大石山房、毛晉汲古閣、葉氏掃葉山房等明清名家刻書業成為中國出版界的炫目界碑。據《歷代藏書家辭典》載，蘇州歷代有藏書家576人，著名的有瞿氏鐵琴銅劍樓、錢謙益絳云樓、徐乾學傳是樓、潘祖蔭滂喜齋、黃丕烈百宋一廛室、顧文彬過云樓、龐元澤虛齋②等。晚清吳語白話小說，《海上花列傳》《孽?；ā返葹楹m、張愛玲看好。以蘇州為大本營的鴛鴦蝴蝶派，在小說、戲劇、電影的新潮領域創作了大量作品，從清末到民國一直擁有最廣市民讀者，在社會上影響廣泛。傳唱于清代、民國蘇南鄉村的長篇敘事吳歌《五姑娘》《趙圣關》等，是漢語最長的民間敘事詩。明末，以太倉張溥為首的復社，伸張正義、抨擊腐敗，其規模、影響之大，活動地域之廣，為中國古代歷史上諸文社之首。清末，以陳去病、柳亞子為首的南社（成立于1909年），以愛國、啟蒙為宗旨，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影響廣泛的文人社團。優雅清脫的吳門畫派成為中國美術史的重要畫派?！懊魉募摇鄙蛑?、文徵明、唐寅、仇英形成吳門畫派，將中國文人畫推向高峰，領引明代畫壇二百年。③清“四王”王時敏、王鑒、王原祁和王翚的山水畫被尊為有清一代繪畫正宗，主導清代畫壇三百年。吳門書壇源遠流長，陸機、王珣、陸柬之、孫過庭一代翹楚，張旭被譽為“草圣”。明代文徵明、祝枝山為領袖形成吳門書派，為海內所宗。明代中葉魏良輔改革昆山腔。昆山腔以其典雅柔婉的音樂系統特色，在中國古典樂壇奏出一派富有江南水鄉特色的旋律，成就了中國戲曲史、中國音樂史上的巨大革命。

蘇州戲劇家們完成了由曲向劇的位移，歌舞合一，唱做并重，達到了昆曲音樂、舞臺表演、角色行當和舞臺美術的綜合發展，以寫意與虛擬藝術在舞臺上創造詩的意境。中國昆曲藝術的美學特色，這是昆曲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杰出貢獻。當昆曲開始式微，蘇州評彈崛起于乾隆年間。蘇州評彈具有杰出的文學價值——對于專治純文學的中國學術界，蘇州評彈還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經常演出的長篇彈詞、評話有三四十部，每一部都是一部杰出的長篇小說。它的文學成就，毫不遜色于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長篇小說。評彈藝術家們對評彈文學，也就是吳語文學，做出了無與倫比的杰出創造。蘇州評彈有二三十種流派唱腔，吳儂瀝瀝至今依然傳唱江南。蘇州私家園林，據文獻記載共有271處，清代有130處，現在尚存69處。蘇州古典園林妙絕江南甲天下。如詩如畫的景觀與意境，“雖由人作，宛自天開” 。這是藝術家與工匠合作的杰出創造。北京紫禁城乃是由蘇州香山幫匠人領袖蒯祥（工部侍郎）總設計完成。蘇州工藝美術以精細雅潔風格和精湛技藝著稱于世，被稱為“蘇藝”、“蘇作”、“蘇樣”、“蘇式”、“蘇意”、“蘇派”。全國工藝美術品24個大類中，蘇州擁有22個，3500多個花式品種。刺繡與緙絲、蘇派盆景、玉雕（如陸子岡）、木刻、燈彩、泥塑、樂器、箋紙、漆器、檀香扇、桃花塢木版年畫、蘇式家具（即明式家具）等等，享譽全國。明人羨稱：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錫，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勛、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工心苦，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淺深，濃淡疏密，適與后世鑒賞之心力、目力針芥相投，是則豈工匠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藝矣?！盵3]

二在中國，沒有一個城市有像蘇州文化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樣，豐富全面，又獨特而典型。蘇州文化藝術經數百年歷史積淀，已經形成一個具代表性的中國非物質遺產的群落，這個非遺群落豐厚廣博，具有鮮明的吳文化—江南文化與美學特色。明清蘇州何以能創造出如此令人驚艷的文化藝術成果與群落，在中國文化史、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世紀著名美學家丹納闡釋藝術哲學，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乃是一個民族或地區藝術發展與成就的決定性因素。當我們不是僅僅拘泥于個別藝術家、藝術品，而是以宏觀視野把握蘇州數千年藝術與吳地文化的內在關系，就會認可要解答這個歷史的咨詢，深入闡釋蘇州文化藝術發展的內在動因，離不開這三個方面的探究。簡明的回答是：吳文化的魅力。太湖三山島，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早期人類活動。草鞋山遺址的墓葬出土了許多大型的玉琮、玉璧等禮器，玉器制作技藝已相當圓熟，顯示出靈巧精細的審美趨向。先吳民俗“斷發文身”，這既是適應環境、圖騰崇拜的生存符碼，又顯示美的追求是先吳種族與生俱來的品格與心靈基因。殷商晚期，岐西周國太伯、仲雍避居江南，帶來北方中原文化，與在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吳文化首度煥發出異彩。

東晉時期中原衣冠南渡，大批士族攜來成熟的中原文明與文化藝術。儒雅、溫婉、靈秀、恬靜的士族精神、書生風尚逐漸浸入俗稱蠻夷的江南文化機體。歷經“南朝四百八十寺”，到10世紀五代吳越國采取保境安民方針，崇尚佛教，釋道玄風彌漫上下。13世紀宋室南渡，中原文化、詩書禮儀的教化養成第三度全面融入江南文化機體。范仲淹建府學，儒學教化蔚然成風，使吳地“家家禮樂，人人詩書”，“垂髫之兒皆知翰墨”（《吳郡圖經續記·風俗》）。吳地人口來源新變，南北種族的交流融合（通婚、親屬、師友、同僚、經貿文化交往等），多元文化的互相吸收影響與創新提升，吳地完成了從重劍好斗、尚武尚勇到重教崇文的尚文文化與群體陰柔心理的轉型。吳地民眾種族心理新質的誕生，也是吳地文化基因新質的成熟。

三以文化地理學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的視角探討，明清蘇州之所以能創造出如此令人驚艷與特色鮮明的文化藝術成果與群落，毫無疑問，在于一方水土涵養一方人文。以蘇州為中心的吳文化美學特色，滋生于江南水鄉自然的、人文的風貌。蘇州—吳地文化的創生和傳承，首先取決于太湖流域地理氣候環境的造化。太湖水域豐富宏闊，氣象萬千，《太湖備考》稱太湖廣三萬六千頃，實際水域2300平方公里，周長八百里。古有進出河道260多條，太湖上游，自古就有苕溪、荊溪兩大水系匯水入湖，下游古有吳淞江、東江、婁江，統稱太湖三江，分別向東、南、北三面排水，成為入江入海通道。共有180多個大小湖泊星羅棋布，大小河道縱橫交錯于太湖流域平原，歷代又修筑了不少水利灌溉渠道，“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太湖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濕潤，年平均氣溫為16.0-18.0℃，太湖年平均水溫17.1℃ ，年降水量1100-1150mm。江南水鄉風調雨順，水源豐潤，河道暢達，交通發達。千年古城枕河人家，水鄉古鎮小橋流水，城鄉格局得以綿延世續。江南乃是魚米之鄉，僅太湖就產魚類160多品種，“蘇”字即從魚、從禾、從草，萬物復蘇之意。太湖流域蘇州地區，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就掌握了水稻和各種蔬果谷物的種植技術，以河塘養魚，還發展蠶桑絲綢紡織。數千年經營，精耕細作這方沃土，水陸物產愈益豐盛，“山中鮮果海中鱗，落索瓜茄次第陳；佳品盡為吳地有，一年四季賣時新?！保ㄚw筠《吳門竹枝詞》）因水之便，蘇州經濟騰飛，“姑蘇控三江五湖而通海，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盵4] 水，養育、滋潤了江南。水是江南的靈魂，這是自然造化的鐘情，也是其妙筆所在。江南的水，清澈純凈又溫和宛轉。曲水清流，水軟山溫，山靈水秀，風物清嘉。水的溫婉靈動，賦予蘇州人以柔情秀逸，人文靈慧。試看歷代文人如何因江南煙水而稱頌蘇州：“春水碧雨天，畫船聽雨眠?！保f應物）“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保ò拙右祝叭齾菬熕缴睢保ǘ拍粒??！熬焦锰K見，人家盡枕河?！薄耙故匈u菱藕，春船載綺羅?！保ǘ跑鼹Q）“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系畫船?！保ǚ冻纱螅霸噯栭e愁都幾許？一川煙雨，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保ㄙR鑄）“姑蘇城外短長橋，煙雨空濛又晚潮?！保攮懀┟褡澹ɑ蚍N族、族群）的心理特點決定于這個民族（或種族、族群）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的總和。吳地民眾種族的新質，決定了吳地文化基因的新質成熟了。它催發了吳地蘇州整體新的美學精神湛然艷放，形成了以清雅、柔曼、纏綿、婉約為基調又隱含剛勁的美學風華。這是為人艷羨的、明清蘇州藝術的美學特點：精細秀雅——精巧、細致、秀美、優雅。那昆曲典雅幽婉，舞姿柔媚搖曳，園林雅麗精致，吳歌綿長情深，絲綢織錦溢彩流光，刺繡緙絲絲絲傳神，盆景年畫如詩似夢，蘇扇蘇燈玲瓏剔巧，工藝雕刻巧奪天工，燈彩樂器技藝卓絕。明清之際臻于成熟完美的蘇州藝術與吳文化，淋漓盡致地煥發著流光溢彩、玉軟香溫。這是藝術創造的極致。美的形式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方式，蘇州的美學追求融化于文化性格之中。精美細膩優雅的蘇州藝術，烙印著蘇州的藝術精神。那是對藝術的一種一以貫之的激情與癡迷。得地利天時之厚的豐腴的人文精神，追求天人合一，善于師法造化，心靈的美的構思委婉雋永，對精巧細雅的美學品格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心理領悟力和把握力。

四極其豐富的社會物質條件，充分發達的經濟貿易活動，高度城市化進程，是明清蘇州文藝繁榮的社會物質基礎。蘇州在唐太宗時已飚升為江南雄州，白居易稱：“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保ā短K州刺史謝上表》）。兩宋，蘇州社會穩定，城鄉經濟繁榮。平江府雖然中經金兵南下掠搶燒殺，但宋王室建都臨安，江南不久就恢復常態。蘇州鄉村因地質變化已形成陽城湖（今陽澄湖）、沉湖（今澄湖）等新生大湖，起了水庫作用，再加趙賀、徐奭、范仲淹、葉清臣等地方官吏的治理，水災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宋初將錢氏田賦畝稅三斗改為一斗，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糧食產量一直維持高水平，成為中央朝廷的重要糧倉，時稱“蘇湖熟，天下足”。另有蠶桑、柑橘、水產、農蔬以及各類手工制作蓬勃發展，使吳地百姓殷實富足，商貿交易通暢，市井貨棧充足，成為東南大商業都會。宋《吳郡圖經續記》記：“井邑之富，過于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5]。平江府號為“金撲滿”，其盛蓋過唐朝。明、清兩朝五百余年，江南社會大體穩定。朱元璋忌恨蘇、松人為張士誠守城，就取沈萬山家祖簿定額，格外加重賦稅，每畝完糧七斗五升，其重十倍，農民深受其患。盡管如此，蘇州農民吃苦耐勞，又得太湖流域天時地利優勢，高速發展的經濟仍使其再度雄踞全國經濟中心。南京、杭州、蘇州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市民階層壯大，中國市民文化勃然興起。明清高度發達的商業經濟和文化，社會的自由活躍，成為吳中文藝發展的絕妙溫床。明清蘇州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城市化進程加劇，效應顯著。唐時，太守白居易稱蘇城“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估計人口約五十萬?！秴强D經續記》記宋神宗元豐三年，蘇州有戶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有丁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七[5]，估計人口約八十萬（含老人小孩）。明代蘇州府，洪武四年（1371年）共有戶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口一百九十四萬七千八百余；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口二百三十五萬五千。④同治《蘇州府志·田賦二》載，道光十年（1830年）蘇州府共有實在人丁3412694口，若以一家男丁三口計，一般還應有老人、女人、小孩，實際人口在五百至六百萬。蘇州城市化進程，還體現在周邊市鎮密集，迅速發展，這在全國稱最。江南市鎮起于宋元，那時已出現臨時性農產品交易草市。明清大量農副產品涌進集市，有戶在此經營商貿與文教活動，發展為固定的市鎮。蘇州府下轄七縣，據統計，明正德年間已共有市鎮（集鎮）七十五個，康熙年間共有市鎮（集鎮）一百一十五個[6]。例如吳江縣，該縣弘治以前有村二百四十九、市三、鎮四，嘉靖時新增七個市，康熙年間增加到七鎮十市。如，吳江盛澤鎮，嘉靖間“居民百倍于昔，綾綢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賈輦金至者無虛日”；黎里鎮，成弘間“居民千百家，舟輯輻輳，貨物騰涌，不減城市?！备?，“萬歷時，民殷殷甲諸邑，商旅于是者繁且厚”。這些集鎮人口眾多，商業繁榮，與蘇州城形成眾星拱月的群體效應。蘇州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地之一。洪武二年（1369年），蘇州秋糧上繳國庫274萬石，占全國總額11%；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上繳稅糧2940萬石，蘇州府繳280萬石，占全國總額9.5%；萬歷年間，全國每年繳稅糧2663萬石，蘇州一府交糧209.1萬石，占7.5%。蘇州是經濟大市。最大為絲織業。明清南京、杭州、蘇州設織造署，下有織造局，專門負責為皇室提供各類織品，選送昆曲優伶。明末，蘇州絲織機戶約三萬人；布匹織造業，染坊，“踹匠不下萬余”。

三百六十行蘇州均有，其著名手工業還有刺繡、裱褙、窯作、銅作、銀作、錫作、制箋、燈具、制扇、樂器、首飾、制筆、玉雕、印書與書坊、制古董與仿古業、盆景、花木、漆作、造酒、織蓆、藤枕、紗帽胎、食品與烹飪業，等等。明代蘇州經濟大發展，最得益于大運河南北竣通。原隋唐大運河系西轉往長安，這一段到元代已淤塞。運河北京段自元初建成，到元末明初一部分已淤塞廢置不用。而永樂遷都北京，京城各類需求大激增，貫通南北交通將京城所需糧食等各類實用貨物與文教用品送往京都乃當務之大事。永樂九年、永樂十三年，朝廷分別兩次組織浚通舊道、開挖新渠。大運河暢通無阻，漕運通達?！把?、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南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盵6]沿運河兩岸的市鎮成為南北交通大碼頭。蘇州就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閶門到楓橋，成為15到18世紀中國最繁華的地段。

閶門，白居易稱“閶門四望郁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白居易《登閶門閑望》）?？梢娞茣r閶門一帶還是原生態鄉野，否則何以這位蘇州刺史登閶門閑望一派“郁蒼蒼”？張籍也稱：“楊柳閶門路，悠悠水岸斜?！保◤埣端蛷牡艽餍K州》）閶門外還有軍營，“閶門曉嚴旗鼓出”（白居易《憶舊游》）。宋《平江圖》標載胥閶門間還有吳王避暑的夏駕湖遺存，宋《吳郡志》有記[7]。到明代，閶門就成了商業鬧市區。唐寅《閶門即事》寫道：“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又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盵8] 清宗信《續蘇州竹枝詞》：“閶門躉貨眾商居，十萬人家富有余。趕節冰鮮何太早，南濠四月賣鰣魚?！盵9]完全是一派商貿繁華之地。 大運河南來北往物流交通，促成蘇城閶胥門經貿往來異?；钴S?！敖痖嬕粠?，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儈輳集”[10]。其民多“居貨招商，閶闤之間，望如錦繡”[11]，從胥門到閶門，“迤邐而西，廬舍節比，殆等城中，此僑客居多”[11]。所以，形成蘇城“商賈多聚于西，故東曠西狹”。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盛世滋生圖》（后稱《姑蘇繁華圖》），其高潮段即是從胥門到閶門繁華情景，寫實地再現“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云錦”，河上貨船、客船、竹筏等約400艘，商鋪林立230余家，包括50多個行業，摩肩接踵人物12000人。唐詩中“江楓漁火對愁眠”的楓橋，在明清則是全國著名的經貿鬧市?！白詤情嬛翖鳂?，列市二十里”[12]?！皸鳂蛑资?，南濠之魚鹽、藥材，東西匯之木簰，云委山積”[6]與河南朱仙鎮、廣東佛山、湖北漢口號稱全國四大米鎮，楓橋獨占鰲頭。例如，雍正十二年，楓橋交易大米一千萬石，占全國遠距離運銷商品糧總數三分一，可見楓橋米市與經貿交易在全國的分量。中國古代雖然貶商抑商，但是宋元以來，蘇州與江南一帶的商貿活動就相當活躍。顧炎武稱，蘇州人“當江淮嶺海楚蜀之走集，其人浮游逐末，奇技淫巧之所出”。[13]《太湖備考》稱其地民風，“以商賈為生。地狹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衛、齊、魯靡不到，有數年不歸者?！盵14]洞庭人“商游江南北，以迨齊、魯、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于四方”[10]。而文人學士官吏，一方面讀書科舉，一方面經商，做了高官的并不賤視經商，在故鄉出資經商者大有人在。在商業經濟環境下，吳中文人士子逐漸改變了不屑與商賈為伍的清高態度，出入市井，與商人“旦暮過從”[15]， “往來日稔”[16]，文藝創作不再止于“自娛”。吳中文人領袖文徵明、唐伯虎、祝枝山、仇英的書畫作品，文人應聘撰寫序跋、墓志銘，都明碼標價，獲取潤筆。⑤蘇州是中國最早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商業意識深入到社會各群落。文化繁榮需要文化人耕植，文化成果——產品也尋求文化消費與擁有的對象。城市居住著各階層人物：官吏（包括致仕閑居在蘇的外籍官吏），文人，商人（本地和外籍客居的商旅人士），妓女優伶，手工業者，游閑人物、地痞流氓。前四類和第六類人，是文化消費的主要對象，文人、優伶、手工業者是蘇州文化創造者。那些書畫佳構、名家特撰，有人訂購品鑒，昆曲有士紳家班蓄養，有戲園日夜公演，評彈有數以百計的書場與各階層有閑暇的聽眾，園林有士紳構建游賞，百工之藝、數以千計的工藝品提供給江南至京城使用，而那些吳中絕技、高端極品自有達官貴吏、高士豪紳、命婦閨秀、妓女美妾享用，或流通于商界官場。各種門類文化產業勃然興盛。例如演劇唱曲冶游娛樂業，錢泳指出姑蘇此種現象：“商賈云集，宴會無時，戲館酒館凡幾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保ㄥX泳《履園叢話》）經濟繁榮，經貿活躍，商品經濟勃興，在心學思潮的推波助瀾下，全社會奢靡享樂之風盛行，以至于物欲橫流、人欲泛濫。明人記 “吳中近年之盛”：“閭檐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重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于綠波朱闔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于人材輩出，尤為冠絕?！盵17]此種奢靡之風，也受到清正之士批評：“吳中素號繁華，袂云汗雨，珠服玉饌，宴會則酒池肉林，第宅則連疆兼巷，奢靡之風至今猶昔?！?[18]城市化與商業化，經濟繁榮、經貿發達，催生了文化產業遍地開花，文化成果姹紫嫣紅。擔任吳縣縣令的袁宏道，連連贊嘆蘇州風物：“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云集，雖京都亦難之?！保ㄔ甑馈吨慢徫W書》）

五

思想的解放，社會的自由活躍，是推動蘇州——江南文藝繁榮的根本動因。明代中央集權國家制度建立，相伴隨的是對全國實行嚴密的思想統治。明初，朱元璋為鞏固其剛建立的皇權，更以殘酷手段實行嚴酷統治，殺滅功臣，甚至對一起出生入死的開國元老、德高重臣也不放過，宋濂被流放而死，劉伯溫被毒死。胡惟庸案、藍玉案誅殺萬人。朱元璋對蘇州管制尤酷，事為張士誠曾得蘇州人支持。朱元璋先后將沈萬山發配云南，顧瑛發配鳳陽，沈、顧和黃旭等江南富豪被羅織罪名，家族株連下獄，家產籍沒歸公，強遷蘇州等江南居民數千戶到鳳陽與蘇北鹽淮。明初“吳中四杰”的徐賁被下獄而死，揚基遭冤死，張羽被發配途中投江死，才華橫溢的高啟因不愿在明廷為官，以莫須有罪慘遭腰斬。明初，畫壇“元四家”之尚在的名畫家王蒙遭下獄死，罪名是他有一次曾到胡惟庸家中觀畫品茗。將嗜潔如癖的倪云林下獄鎖在尿桶邊，一代大畫家被折磨而死。文人畫家群體中被朱元璋誅殺的有十數人。明初，朱元璋還規定程朱理學為明王朝國家主流思想，欽定朱熹集注四書為科舉考試國家教材。明代文化思想受到嚴重管制與束縛。而蘇州、江南文壇更是腥風血雨，肅殺恐怖，文人個個噤若寒蟬，哪能有何藝術創作可言？明初文壇，盛行的只能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的臺閣體，歌功頌德、雍容僵硬、“啴媛冗沓，千篇一律”的應酬之作。永樂因是篡權登位，愈發加劇嚴酷統治。明代中葉，經宣德朝休養生息政策，到成化年間開始顯示出社會繁榮穩定局面。此時距明朝開國已經百年，這一百年，中國文壇乃至姑蘇均無甚可圈可點之處。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中國文壇萌生新動態。武宗正德（1506-1521）朱厚照荒唐無度，肆意玩樂，世宗嘉靖（1522-1566）朱厚熜篤信道教，這兩位都不理朝政，嘉靖二十多年不視朝，他們放任宦官（劉瑾）或權相（嚴嵩）擅權，朝政混亂，朝廷權斗激烈，上下腐敗叢生。也因此，封建集權統治松弛，文禁疲軟，給“天高皇帝遠”的江南留下了自由發展的空間。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明代中葉滋生暗長，迅速崛地而起。王陽明創心學，他提出哲學思想關鍵詞：“吾心”，“心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心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王陽明《書諸陽卷》）陽明心學系屬于理學之一支流，但其核心理念顯然是質疑程朱理學，程朱理學謂“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則論斷：“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保ㄍ蹶柮鳌秱髁曚洝ご痤櫀|橋書》）泰州王艮發展了陽明心學哲學內核，他以“六經注我”，明確強調回到自己的本心：“人性之體，即是天性之體”，他說：“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彼槍Α疤炖砣擞敝q，提出“身與道原是一體”，“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法”，“百姓日用條理即道”，宣講“百姓日用之學”。在心學思想影響下，福建李贄提出“童心說”。他也針對“天理人欲”之辯，進而提出 “人道即是天道”，“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他舉日常生活“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保ā斗贂ご疣囀枙罚┧隙ā叭吮赜兴健?，狂言不忌“自我作祖，不傍他人”，批評當今“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固未嘗有是非”。李贄言論如狂風突卷，他全盤否定了孔孟與程朱理學。二王心學學說，在大江南北迅速傳播，從上層文人士紳官僚到下層讀書人普遍歡迎。心學思想，以其嶄新的思想理念與體系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掀開了新的一頁。這股尊崇個性主義、主情主義、激活自我的新思潮主要活躍于江南，在此產生深刻影響。江南社會生氣勃勃，例如商業活動頻繁，商人蠢蠢欲動，商品經濟雨后春筍般快速增長，蘇州最早有了中國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毫無疑義，明代中葉蘇州社會經濟的勃興得益于這股哲學新思潮。正是心學思想尊重自我、解放了個人、解放了個人欲望——“百姓日用條理即道”（王艮），“人必有私”（李贄），才調整了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理念依據，才萌生了早期資本主義在蘇州的枝芽，而不是相反。毫無疑義，新思想潮流復蘇了蘇州文人緊閉的心靈。敏感的江南文壇春風又綠，文人不甘寂寞，躍躍欲試，人文勃興。從明代中葉起，吳門繪畫、縱情書道、昆曲傳奇、通俗小說、吳歌小曲、園林尋幽，如春雨連宵一朝齊發群生，賢才俊杰紛涌迭出。明四家沈、文、唐、仇，引領了中國文人畫書寫文人心靈情感和世俗化的一代新潮。吳門四子唐寅、祝枝山等脫略不羈，不受禮教束縛。唐寅以其狂逸特行表現出反叛的意義，更成就此后數百年姑蘇文人和江南文壇永遠的偶像，說不完的“唐伯虎話題”。馮夢龍一生倡揚情教，呼應了王艮“人性之體”、李贄“童心”、湯顯祖“情至”思想，以“三言”小說，全力推出白話短篇小說，在中國文學界掀起一股市民白話通俗文學的熱潮，至今影響不衰。 金圣嘆獨標“才子書”，力舉文藝批評大旗，獨辟蹊徑，他放言無忌，敢于發人所未發，大力肯定《水滸》《西廂》的叛逆思想。他力推《水滸》《西廂》為千古未有之妙文，從理論上提高了歷來被貶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的文學地位。 嘉靖、萬歷年間（1522-1620年），是中國文藝最后一個鼎盛期，也是蘇州文化發展鼎盛期。其主要得益于經濟繁榮與心學思潮傳播引發的社會思想解放。力主“情至”、”情教”的著名戲曲家湯顯祖（臨川）、市民通俗文學大師馮夢龍，都是崇信二王心學的傳人。湯顯祖的老師羅汝芳是王艮弟子，湯的劇作與思想對蘇州傳奇昆曲創作影響至大。馮夢龍距王陽明雖然時間較遠，但馮夢龍“酷嗜李氏之學，奉為蓍蔡”（許自昌《樗齋漫錄》），他專門研究過王守仁，撰寫王守仁傳記小說，馮與李贄友人丘長孺交往甚深，李贄獲罪自戕獄中，馮不避風險校訂出版了李贄評點《水滸傳》作品。而金圣嘆獨立特行風格一如李贄，他不僅繼續了李贄的所操，而且其評點《水滸》《西廂》的思想觀點與傾心異端邪說的李贄毫無二致。金圣嘆受清政府迫害而死，但他的著述大受歡迎，其學說直至影響了胡適等人的“五四”文學主張。需要探討的是，有明一代，最早開吳中風氣之先的吳門四子、明四家，他們的文化風格是否也是最先承受心學思想解放潮流的？明四家，從沈周開始，吳門畫風擺脫宮廷畫的陳套束縛，表述文人個人意興情緒，引進文人生活與世俗元素，造就文人畫一代新風尚。唐寅、祝枝山、徐幀卿等吳中文人詩酒放縱，寫白話詩、攜妓女游等。唐寅以其狂逸不羈體現出反叛的意義。這是他們偶然的個人行為嗎？盡管尚沒有文獻資料證明唐寅等吳中文人與陽明心學的直接關系，但以下幾點是確切無疑的：

其一，唐寅、祝枝山、徐幀卿生當陽明心學盛行同時代。王守仁（1472-1529），王艮（1483-1541），而祝枝山（1460-1527），唐寅（1470-1523），文徵明（1470-1559），徐幀卿（1479-1511）。陽明龍場悟道，事在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后，心學成熟，已經開始傳播。吳中文壇得風氣之先，不會對此置若罔聞。心學開始傳播之際，也正是唐寅等吳中文人風格行為形成展示之時。唐寅三十歲（1500年）遭遇科場案，此后頹廢消極，1514年遭遇寧王險局，愈加玩世不恭，放縱自我。

其二，正德十九年（1519年）江西寧王事發，擒獲寧王的正是王守仁，王名聲大震，獲稱“大明軍神”。曾經深陷寧王叛局的唐寅，對王守仁及其思想必生最深的感念。

其三，心學左派王艮先世蘇州人，他在泰州與江南一帶宣教講授，引發狂潮，他的門徒與受眾大多是底層文人與市民、勞工，唐寅、祝枝山面向生活，接觸市民，混跡歡場，了解下層新信息。

其四，明四家開始關注畫家自我內心， “內得心源”，藉水墨表達個人意興情緒，他們是最接地氣的蘇州文人。唐寅、文徵明、祝枝山的美學特點，恰好與陽明心學理念相呼應。陽明解讀“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理念：“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于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蔽?，吳門四子直接受影響的是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同時代“前七子”，徐幀卿就是七子之一，太倉王世貞是“后七子”領袖。而前后七子的文學變革主張其實都與心學思想相呼應。二王心學更廣泛的影響是在于，心學與原就在江南文人中深具影響的佛教禪宗思想獲得深度互透，恰與文人追求適意自在、灑然無拘的生命情韻相重合。在緊張兇險的朝野政治格局中，心學提煉了可自我調設的心境，于是，處世超然曠達、心靈淡泊寧靜，成為文士們追求高雅恬淡境界，撫慰失意心理缺失的良藥。吳中文人終于尋找的潛心藝術創作的人文心理環境。

六明清蘇州藝術的輝煌，是龐大的蘇州文人群體的杰出創造。蘇州藝術的璀璨，是文人藝術創造的極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創造的輝煌。以人類口述與非物質遺產昆曲為例。明中葉婁江魏良輔研創水磨腔。昆山腔以其典雅委婉的音樂系統與江南水鄉旋律，成就了中國戲曲史、中國音樂史上的巨大革命。在魏良輔周圍有一批吳地文人音樂家互相切磋琢磨，而魏良輔在其凝結畢生心血的《南詞引正》開首特別提出唐黃幡綽和元顧堅、顧瑛等人在昆山腔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惟昆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幡綽所傳。元朝有顧堅者，雖離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辭?！瓢l南曲之奧，故國初有‘昆山腔之稱?！泵髑鍍纱鷦撟鞯膫髌嬷辽僭谌Р恳陨?，蘇州（還有浙江）文人是創作的中堅力量 ，“曲海詞山，于今為烈”。宏大的傳奇文學系統把昆劇推向全國。有許多曲家為昆曲制定曲譜，魏良輔之后，有鈕少雅、葉堂、金德輝、俞粟廬，一次次地校訂曲譜。歷代林林總總的曲譜，靠師徒間口傳心授，使昆曲的演唱藝術能歷經數百年流傳下來。昆劇雄絕劇壇兩百余年，離不開蘇州演員的藝術創造。昆曲飚起，蘇州一帶達官士紳、文人雅士紛紛畜養家伎，用昆腔演唱自編或新近流行的傳奇。家班的主人——文人雅士是家樂的當然指導者。職業戲班的班主就是戲曲的導演。蘇州的戲劇藝術家與演員們完成了由曲向劇的位移，達到了昆曲音樂、舞臺表演、角色行當和舞臺美術的綜合發展，形成了中國昆曲藝術的美學特色。數百年藝術持久不衰，乃是吳地龐大文人群體的文化魅力的歷史性展示，是中華人文精神的熠熠傳輝。吳地民風在千年歷史風雨中經歷了由勇猛尚武到溫雅精細的嬗變，主要得益于崇文重教在蘇州蔚然成風。宋代，范仲淹在蘇州舍宅建州學，倡導教育與學術，文教在蘇州開始興盛。崇文重教，尊師好學，成為蘇州的風氣。范氏之后，蘇州府學建制從未間斷直至清末（1905年），所謂“府學千年、新學百年”。蘇州府學在政府全力扶持下，歷任地方官倍加重視，規模不斷擴大完備，辦學資源富裕充足名相重臣呵護有加，大學士宋濂、顧鼎臣、王鏊、首輔申時行，歷任江蘇巡撫、蘇州太守吳寬、湯斌、宋犖、況鐘、李鴻章、丁日昌、馮桂芬等均為蘇州府學、各縣學撰文刻碑予以推崇張宏揚。府學、縣學為官學。吳縣、長洲、昆山、常熟、太倉、嘉定也建制相當規模的縣學。明清，蘇州書院、私學建樹也甚多。以蘇州為例，吳縣17所、常熟13所、太倉6所、吳江9所、昆山11所，書院數量之多也為全國之最。著名的書院有鶴山書院、學道書院、甫里書院、文學書院、文正書院、紫陽書院、正誼書院、學古堂、平江書院、金鄉書院、玉峰書院、安定書院、虞山書院、虞溪書院等。明洪武詔定府、州、縣，每50家立社學一所，蘇州共有737所。義塾、私塾和家塾則更多。清末1900年，蘇州創辦西式大學東吳大學和新式中小學。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成立蘇州中西學堂（后改為江蘇高等學堂），還將正誼書院改為蘇州府中學堂，平江書院改為高等小學堂，種善局、蒙養義塾改為蒙養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年）蘇州紫陽書院改為江蘇師范學堂。蘇州女學的建立，有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徐江蘭陵創辦的蘭陵兩等女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馮王昭鶴創辦的蘇州女子兩等小學堂，王謝長達創辦的振華女子兩等小學堂等，至宣統二年（1910年），蘇州的女子學校已有十所。蘇州舊學新學，都在全國開風氣之先。蘇州舊學與新學，還產生了許多著名教育家。舉其要者：宋代，胡瑗，應蘇州知州范仲淹之聘，出任蘇州州學首任教席。柳貫《修學記》稱：“吳郡有學，起范文正公，而學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泵鞔?，吳寬，王鏊曾任數任學政，歸有光。清代，沈德潛主講紫陽書院，彭啟豐主講紫陽書院，馮桂芬先后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王韜主持格致書院，王謝長達創辦蘇州振華女校。民國時期，唐文治任上海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校長，創辦國學?？茖W校，羅振玉創辦江蘇師范學堂，創辦江蘇師范學堂附屬兩等小學堂為中國近代第一所省立小學，張一麐任教育總長，鄭辟疆任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校長，楊蔭榆1927年回蘇州，在蘇州女子師范、東吳大學、蘇州中學、蘇州振華女中等校任教，王季玉任振華女中校長，汪懋祖任北京師范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1927年創辦蘇州中學，楊永清任東吳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顏文樑主辦蘇州美術?？茖W校，葉圣陶1917年至甪直第五高等小學任教，他致力于教育改革與實驗，俞慶棠1928年在蘇州創辦我國第一所民眾教育學校，兼任蘇州振華女中董事長，1947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著作有《民眾教育》等。精英教育的提升，使蘇州歷代涌現卓越人才，詩文書畫、傳奇創作，名家輩出，狀元為傲。世稱“吳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恥為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盡然?！盵19]市民教育的普及，戲曲評彈、通俗文藝的深入民間，使蘇州市民文化素質全面提升，文化知識普及，文明程度高，心靈手巧、善用智慧。蘇州以優伶婉妙著稱，百工之藝、吳中絕技世所艷羨，蘇州教育為這方面人才提供了人文基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苯逃母疽饬x在于育人，在于中華人文精神代代傳承。在古吳書香人家、耕讀世家，信奉這樣的信條、座右銘，結為書聯：“綿世澤莫如為善，振家聲還靠讀書?！边@是翁同龢故居書聯。同樣的內容出現在更多書香人家，吳縣東山明善堂楹聯：“積金積玉不如積書教子，寬田寬地不如寬厚待人”。 讀書傳道，為了做人。教育，傳遞人文精神世代相傳。一如中國古代家族文化傳統，古吳名門望族，漢唐有“顧、陸、朱、張”，宋明“歸、范、文、王”，清有“彭、宋、潘、韓”。這些文化世家能世代相傳，其要在以讀書教育為第一義。 在這篇探討蘇州文藝成就的篇末，特意提到一些蘇州古代文化世家，其代有傳人，文化傳承有緒。明代相城西莊沈氏家族，詩禮忠厚傳家，沈澄—沈貞、沈恒—沈周三代以書畫傳世，為吳門畫派開創大師。明四家另一位大師文徴明家族，乃是中國書畫史上著名的世代書畫家族。文徴明的書畫技藝是傳代的，傳代之久遠成為中國美術史上一個文化景觀。從文徴明起，其子文彭、文嘉，文彭孫震孟為狀元，文震亨著《長物志》，是造園理論經典之作。共傳到八代。第七代孫文泰、文永豐等已是清代之人。有史記載文徴明子孫成為書畫家的達32人之多。東山莫厘王鏊家族。王頌蔚，王鏊第十三世孫，軍機章京，學識淵博，辦事干練。曾受到潘祖蔭、翁同龢等人器重。王頌蔚與葉昌熾、袁寶璜合稱“蘇州三才子”。其妻王謝長達，在蘇州創辦振華女校。其子王季烈是我國清末明初的物理學著作翻譯家，昆曲學家。王季烈一輩弟兄姐妹中有王季同、王季點、王季緒、王季玉等科技專家、教育家。下一輩中有王守競、王守武、王守覺、王淑貞、何澤慧、何怡貞等一批我國科技界泰斗。王鏊堂兄王鎜的十一世孫王希廉，是中國紅學史上第一個對《紅樓夢》的藝術布局作出系統分析的學者。常熟翁同龢家族。翁同龢狀元，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翁咸豐，翁同龢祖父，乾隆舉人。其子都為讀書人，善文辭。翁心存，翁同龢父，道光進士，工部尚書，授讀咸豐帝、同治帝。長子翁同書，道光進士，安徽巡撫。三子同爵，陜西布政使。次女翁端恩，嫁錢振倫（錢仲聯祖父）。翁曾源，同書次子，同治狀元。鮮明的江南水鄉自然特征，吳文化的魅力，城市發展、經濟繁榮，社會自由、思想活躍，重教崇文的文化傳統，儒雅融和的人文精神，造就蘇州人文薈萃，涌現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辭曲家、戲劇家、書法家、美術家、歷史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藏書家、?？睂W家、建筑學家、科技家，文人學士、名相重臣。這個人文群體創造了明清蘇州文化藝術的輝煌。（責任編輯：賈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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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6F] ① 王珣《晉書》記“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見《晉書》卷九四《列傳六四·隱逸戴逵》，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58頁。其時間約在晉太元十一年至太元十五年（386-390年）。

② 龐元澤（萊臣）虛齋，在蘇州市顏家巷26、28號。

③ 據徐沁《明畫錄》，明代全國畫家800余人，蘇州、常熟、昆山、太倉書畫家有390余人，占全國畫家數近一半。

④ 明代其他大市人口，南京（應天府），明初三十萬，洪武三十年達六十萬；北京，成化、萬歷年間一百萬；開封，一百萬；杭州，成化時二十萬，萬歷時一百萬。據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

⑤ 明正德年間，“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銘或序記，潤筆銀動數二十兩，甚至五十兩?！币奫明]俞弁《山樵暇語》卷9，商務印書館影印本。萬歷初年刊刻的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等兩書中，有近60篇系為商人所作的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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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A]//送王汝康會試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Abstract：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terature， fine arts， calligraphy， opera and ballad， arts and crafts， and horticulture in Soochow had developed to the first class in the whole nation. How did such amazing culture， arts， and circles come into being in Soochow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at made it become so significant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Simply speaking， it is Wu culture that made it. Extremely abundant social material conditions， sufficiently developed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and highly advanced urbanization course is the social material base for the literal prosperity. Thought emancipation， social freedom and liveliness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for promoting the literal prosperity in Soochow. The magnificence of Soochow ar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a remarkable creation of literati circle in Soochow. Soochow art is perfection of literati art creation and a glorious creation of classical elite culture.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ochow； Literary Prosperity； Wu Culture； Urbanization；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Literati Circle in Soohc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