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研究述評

馬德浩，季 瀏

生活在特定社會制度、地域，具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的總稱叫做人口［1］3。數量和結構是反映人口變化的2個基本維度，前者主要反映人口的總體規模，而后者則主要反映人口的自然、社會和區域特征［2］。人口學家黑田俊夫［3］將1950—2050年的這100年稱為“人口世紀”，并認為這100年是世界人口史上的分水嶺，在前50年表現為人口的高速增長，在后50年表現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迅速老化。黑田俊夫的論斷也道出了中國人口轉變的現實。據統計，在1949－1995年間，我國年平均人口增長率高達17.3‰，人口總量從5.4億迅速上升為11.6億［4］。面對人口的高速增長，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人口轉變很快就步入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狀態。在計劃生育政策和改革開放戰略的雙重影響下，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人口自然結構上主要表現為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與性別比例的失衡化，在人口社會結構上主要表現為家庭規模的小型化與階層構成的多樣化，在人口空間結構上主要表現為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及區域差距的拉大。

人口結構的轉變也給體育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比如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得體育的健康促進價值日益凸顯，這就要求體育部門在發展戰略上應適當向群眾體育傾斜。女性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使得女性競技運動項目的后備人才選拔所面臨的挑戰逐步加大?！吧僮踊睍r代的到來，使得國家更加關心青少年的體質健康狀況，這也給學校體育的開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階層需求的多元化使得體育消費的符號意義逐步提升，國家從宏觀層面上也更加看重體育的社會緩沖價值。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使得本來就很薄弱的城市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中存在的弊端日益凸顯，再加上流動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促使城市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不管是從組織上還是從設施建設上都亟需資金的投入與制度的改革，而在國家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一向發展滯后的農村體育也需要重新規劃。區域差距的拉大使得區域體育發展也呈現出失衡的狀態，尤其在群眾體育的發展上，東部與西部的差距更為明顯，而在競技體育的人才選拔上，東部地區的經濟優勢與西部地區的人口優勢也需要進行重新整合。2011年，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了我國人口結構的最新變化趨勢。在這種背景下，有必要對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文獻進行系統地梳理，以了解學界的研究動態與主流觀點，為我國體育發展更好地適應人口結構變化的現實提供參考。

1 從宏觀性視角分析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在第1階段，張巖［5］在《控制人口和體育》一文中指出：1）控制人口增長有利于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忽視體育的傾向；2）控制人口增長有利于減輕撫養子女的負擔，增加群眾進行體育文化活動的時間；3）控制人口增長有助于提高體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楊雨［6］從人口問題與體育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國人口現狀與體育未來發展的關系。他認為：1）我國人口數量多、人均體育經費和場地少的現狀在較長的時期內不會有根本性變化，這是考慮體育發展規模和速度的基本出發點；2）青少年在人口年齡構成中的比例增大，要求體育部門應把促進青少年的健康發展作為重要的社會任務；3）農村人口占75%以上，這一現實要求我們要把體育工作的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4）我國人口分布的不平衡要求我們在制定體育發展戰略時，應注意關照西部體育的發展。這2項研究契合了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現實，他們均就人口問題與體育發展的關系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政策參考性；但這2篇論文在研究范式上均帶有典型的功能主義傾向，即它們僅僅論述了控制人口帶給體育發展的機遇，而并未就控制人口帶給體育發展的挑戰進行論述，導致其研究結論缺乏全面性。

在第2階段，隨著改革開放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推進，我國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再加上北京奧運會的成功申辦與舉辦及3次全國性群眾體育現狀調查數據的支撐，國內從宏觀性視角探討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的研究開始增多。如姜麗［7］主要從人口的老齡化、城鎮化和塔基收縮3個維度對我國體育發展的策略提出了建議：1）積極開展老年社區活動，豐富老年人的體育文化生活；2）加強體育設施規劃，保障城市體育發展的公平性；3）探索體教結合新途徑，發展農村體育，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選拔提供更多來源。黃聚云等［8］針對我國人口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指出：1）快速的城鎮化使得城鎮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多，這加劇了二者在使用城市體育資源上的矛盾；2）階層差距拉大，使得階層沖突加劇，這要求體育部門在公共體育資源分配時應更加注意公平；3）體育應在健康老齡化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與第1階段的宏觀性視角研究相比，第2階段的這2項研究的切入視角更加細化，提出的對策也更具有應用價值，在考慮人口結構變化給體育發展帶來的機遇的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面分析了人口結構變化帶給體育發展的挑戰，在研究范式上呈現出批判主義的傾向；但這2項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其僅僅是從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現實指出應加強對老年體育、農村體育等問題的重視，而并未將人口結構變化的現實與體育人口結構發展的現實進行對比，在研究思路上顯得過于單一。

李紅等［9］的研究則彌補了以上2篇論文在研究思路上的不足，其通過對我國人口結構與體育人口結構的比較，發現：1）在年齡結構上，我國人口已轉變為老年型人口，但體育人口卻仍處于年輕型，其原因在于中年人群中的體育人口比例較低；2）在性別結構上，我國人口的男女性別結構比為103.34%，而體育人口男女性別結構比為179.17%，其原因是女性的體育參與度較低；3）在城鄉結構上，我國人口的城鄉比例33.3%，而體育人口的城鄉比為122.7%，說明農村體育嚴重滯后于城市體育。該研究從比較分析的視角探索人口結構變化帶給體育發展的影響，使得研究的論證思路更為合理、全面；但該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其僅僅是簡單地對人口結構的數據與體育人口結構的數據進行了描述性的比較，并未運用更為科學的數理模型構建的方式進行比較，導致整個研究缺乏深度。姜大勇等［10］的研究則彌補了李紅等［9］研究在數理統計方法上的不足，他們以山東省城市社區居民為樣本，對影響城市居民社區體育服務需求的人口結構因素進行了調查，并對調查數據進行了回歸模型擬合分析。其結果顯示：1）性別是影響城市居民社區體育服務需求的因素之一，其中男性的體育需要比女性高；2）職業也能夠影響城市居民的社區體育服務需求，其中文體工作者的需求最為強烈，其次為教師、學生、勞動服務人員等；3）年齡、收入因素與城市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不存在線性相關關系。

從整體上講，國內學者普遍認識到人口結構與體育發展的密切關系，并進行了學術上的探究；但通過文獻梳理發現，這種探究主要集中對體育人口結構的分析與討論上，而就人口結構轉變對體育發展影響的研究則相對欠缺，尤其在系統性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未出現系統論述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博士學位論文與學術專著。造成這種研究現狀的原因可能是我國體育學真正起步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也只有不到40年的時間。一般情況下，學科在起步階段的研究主要圍繞學科建設來進行，尤其是圍繞本學科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探討，如“體育概念之爭”“體育人口辨析”“體育學科分類”等。在這種研究需求下這種探究人口結構轉變對體育發展影響的需要多學科交叉視角的研究就容易被忽略。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國內很多高校無法為交叉學科的合作研究提供很好的平臺，導致學科間的交流較少，學術壁壘較多。

2 從微觀性視角分析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人口結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狀況，其主要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3部分［1］153。人口自然結構是指按照人口的自然指標，將其劃分為各個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結構，主要包括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等。其中，人口社會結構是指按一定的社會與經濟標志將人口劃分為各個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結構，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和階層結構等。人口空間結構是指按空間標志將人口劃分為各個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結構，主要包括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1］243。根據人口結構的分類，對于微觀性研究視角方面的研究述評主要從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家庭結構、階層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6個層面來展開。

2.1 有關人口年齡結構與體育發展的關系研究

人口年齡結構是指各個年齡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11］33。楊越［12］從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紅利窗口期即將關閉”帶給中國體育發展的影響，并認為：1）在“第一次人口紅利”優勢即將消失的背景下，國民健康已成為影響我國未來20年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2）在人口結構不斷老化的背景下，體育事業已經成為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提升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內生性力量；3）2010－2030年是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關鍵期，在該時期應把體育工作中心轉移到提高國民健康素質上來。馬德浩等［13］則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結合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提出了我國正在進入“劉易斯轉折點”的判斷，并認為提高人口素質、轉變發展方式是成功走出“劉易斯轉折點”的關鍵，而體育恰恰在促進人的健康素質中具有獨特作用?；诖?，他們建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完善的國民健康促進體系，并把體育服務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彭大松［14］認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既有可能給體育發展帶來機遇，也有可能帶來挑戰。機遇來自于國家可能會考慮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需要，加大對群眾體育的投資；挑戰則來自“人口紅利”可能會轉變為“人口負債”使得國民經濟減速，國家由于財力緊張而會壓縮用于群眾體育發展的經費。

這3項研究均從跨學科的視野，立足于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以“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主要切入角度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體育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探索。其中，前2項研究更多地論述了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給體育發展的機遇，帶有較濃郁的功能主義研究傾向。相比較而言，彭大松［14］的研究在文本設計上更為合理，其從機遇與挑戰2個方面分析了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給體育發展的影響，進而使其研究結論更加全面。此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從國內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現狀來看，大部分研究傾向于探討人口年齡結構與群眾體育、體育產業發展的關系，而專門探討人口年齡結構與競技體育發展的研究目前仍處于缺位狀態，急需理論界給予關注。

2.2 有關人口性別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人口性別結構是指一定時點、一定地區男女兩性在全體人口中的比重［1］183。董進霞［15］從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多個維度分析了影響女性體育參與的社會原因，她認為：1）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影響了女性參與休閑體育的規模與形式；2）階層的分化影響了女性參與休閑體育的機會與動機；3）丁克家庭的增多使更多的已婚女性有時間參加休閑體育。熊歡［16］則從社會分層的視角，通過深度訪談的形式對我國白領階層、藍領階層和失業階層3個不同群體的女性體育行為及觀念進行了比較，得出：1）經濟因素是影響婦女參與體育活動范圍和程度的主要原因；2）復雜的家庭關系、繁重的家庭事務和傳統的道德界定仍對婦女參與體育活動有所制約；3）婦女體育運動與婦女身體文化的發展是緊密相關的，在這方面上，中產階層婦女成為了健美、塑身熱潮的主要消費者，而工人階層的婦女則較為保守。此外，張三梅［17］從社會流動視角分析了我國女性參與競技體育對其階層地位的影響。她認為致使參與競技體育的部分女性向上一階層流動的可能原因是通過參與競技體育使她們獲得了較高的職業與經濟地位。同時她也認為參與競技體育也有可能使部分女性向下一階層流動，其原因可能是：女性運動員的“成績資本”不理想使得她們難以獲得較好的退役安置；女性運動員的“教育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上也缺少競爭力；運動員長期處于相對封閉的訓練環境中，其社會關系資本也較為缺乏。

(2)金門花崗閃長巖與欽杭成礦帶中侏羅世與斑巖-矽卡巖-熱液脈狀銅金多金屬礦床有關的鈣堿性花崗閃長巖類可能具有相同的成巖成礦背景，加強其與區內成礦關系的研究，對指導區內下一步找礦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3項研究中，前2項研究主要探討了人口性別結構與女性體育參與的關系。其中，董進霞［15］的研究視角更廣；但其卻帶有典型的功能主義研究傾向，且在研究范式上更多地停留在思辨層次。熊歡［16］的研究視角更為集中，并呈現出批判主義的傾向，其所采用的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范式值得借鑒。張三梅［17］的研究則從另一種相反的思路探究了參與競技體育對女性階層流動的影響，這種逆向性的研究思路也值得借鑒。因此，在探索人口性別結構與體育發展的關系上，應加強2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質性研究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從逆向性思路分析體育發展對人口性別結構影響的研究。

2.3 有關人口家庭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人口家庭結構是指各種規模和類型的家庭在家庭總體中所占的比重［11］220。李國華等［18］對我國城市家庭變化與家庭體育服務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1）家庭規?？s小使得人們有更多的財力和精力進行休閑活動，這有助于家庭體育服務的發展；2）家庭結構的簡單化，使得家庭對社區的依賴性加大；3）家庭生活周期的延長要求家庭體育服務要更關注老年人的體育參與。宋杰等［19］從城市化、階層化和家庭小型化的視角論述了城市變遷對家庭體育的影響，認為：1）城市化致使農村人口市民化，使得城市人口和家庭數量增多，這為家庭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機遇；2）房改政策促使社區家庭的階層結構趨向同質性，這要求體育部門針對不同社區家庭的階層差異，采取分類引導的體育服務策略；3）家庭關系軸心逐步由親子關系向夫妻關系轉移，這提升了夫妻共同參加體育運動的需要。沈建文［20］則通過實證性研究分析了不同類型家庭結構對其家庭成員體育參與的影響，他指出：1）在參與體育鍛煉的頻次走勢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表現為“兩頭大、中間小”的倒馬鞍型，單親家庭和隔代家庭呈下降趨勢，空巢家庭呈上升趨勢，未育家庭和單身家庭則表現為波浪狀；2）在每次參與體育鍛煉的時間上，核心家庭與空巢家庭傾向于1～2h，單身家庭、未育家庭與主干家庭傾向于2～3h，單親家庭和隔代家庭則傾向于在1h之內；3）在體育鍛煉的空間選擇上，單身家庭和未育家庭傾向于收費型體育場所，而核心、主干、單親、空巢和隔代5種家庭則傾向于選擇公園廣場和免費公共場所。

在這3項研究中，前2項研究均從功能主義的視角分析了人口家庭結構改變帶給體育發展的影響，研究方法也主要以文獻分析為主，缺乏實證性數據的支撐。第3項研究的視角更為具體，主要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不同類型家庭的體育參與現狀進行了分析，使其研究結論的對策參考性更強，這也是未來探索人口家庭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主流范式。此外，在探索人口家庭結構與體育發展的關系上，仍有幾個方面的研究急需理論界給予關注，如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與體育發展的關系、家庭流動性加大與體育發展的關系、家庭穩定性下降與體育發展的關系等。

2.4 有關人口階層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人口階層結構是指總人口中各個階層人口之間的比例關系［11］140。張宏［21］199在《當代中國體育社會分層理論研究》一書中，從實證的角度對社會分層與體育分化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1）社會分層與體育資源、體育項目分化、體育收益分化之間是有限對應關系；2）社會分層與體育消費分化之間不是一一對應關系；3）社會分層與體育意識分化之間以非對應關系為主，以對應關系為輔。許月云［22］108以福建省9個設區市的1萬1 316個城鎮居民為對象，通過二項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社會階層因素（文化程度、職業等級和家庭月人均收入）對福建省城鎮體育人口的形成具有顯著影響。其中：文化程度對下層體育人口的形成有顯著影響；職業等級、家庭月人均收入、文化程度對中下層體育人口的形成有顯著影響；家庭月人均收入對中層體育人口的形成有顯著影響。呂樹庭［23］針對我國社會結構分層的現實與大眾體育發展的現狀，并通過對廣州市社會各階層參與體育鍛煉的實證分析，認為：1）我國社會各階層直接或間接觀看體育競賽的比例依其社會經濟地位的等級自下而上呈升冪排序；2）體育產業規模的大小取決于中產階層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其消費能力；3）社會階層分布的區域差異要求我們要實施不同的區域發展策略來促進體育參與的大眾化。

這3項研究均從實證的角度探索了人口階層結構與體育發展的關系，只不過三者的側重點不同：張宏［21］38的研究重點在于剖析不同階層的體育資源分化問題，許月云等［22］105的研究重點在于探索不同階層構成因素對城鎮居民體育參與的影響，呂樹庭［23］的研究重點在于分析社會階層現實對大眾體育未來發展的影響。此外，前2項研究所運用的數理統計方法較復雜，而后一項研究在數理統計上的處理相對簡單一些。在有關人口階層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探索上，有幾個方面的研究需要學界給予關注，如不同階層人群參與體育鍛煉的動機差異、社會資本理論與體育參與的關系、社會沖突與體育參與的辯證關系等。

2.5 有關人口城鄉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人口城鄉結構是指城鎮人口與鄉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組成情況和數量關系［11］326。熊歡［24］從城市化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城市變革對體育發展的影響，并結合美國的經驗做了比較分析，認為：1）美國城市體育的發展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進化路徑，而中國城市體育的發展則較為復雜，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又有自下而上的演進；2）美國市民比較看重體育帶給社會與國家的凝聚力及其對個人身心的促進作用，而中國市民則比較強調體育的政治功能；3）美國城市體育發展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商業化，而中國城市體育的動力既有商業化的成分，也有政府干預的作用；4）美國市民體育的階層分化較明顯，而中國市民體育的階層分化還不明顯。張新萍［25］從法社會學的視角分析了實現農民工體育權利的制約因素，認為：1）農民工文化水平較低，法律知識相對貧乏，致使其缺乏對一些體育權利的主張；2）制約農民工體育權利無法實現的深層次原因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與社會排斥；3）城鄉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里的公共體育服務；4）政府體育公共職能缺失也是導致農民工體育權利缺失的重要原因。唐紅明［26］對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留守兒童的體育教育現狀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顯示：1）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小學體育課開課率為81.7%，比全國城鄉學校的平均水平低5.5%；2）留守兒童家庭的體育教育缺失與其家庭結構的特殊性有關；3）農民的弱勢地位、農村的貧窮現狀及體育教師的流失是導致體育課在農村小學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在這3項研究中，前2項研究屬于思辨性研究，第3項研究屬于實證性研究。其中，熊歡［24］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外對比的思路，值得同類研究借鑒，其他2項研究則聚焦于國內具體問題的分析。在有關人口城鄉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探索上，急需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人口城鄉流動加速與村落傳統體育發展的關系、城鎮化進程中所導致的“村改居社區”群眾體育管理模式、流動人口公共體育服務的屬地化管理模式等。

2.6 有關人口區域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

人口區域結構是指總人口中居住在不同自然或行政區域的人口之間的比例關系［11］278。蔡家寶［27］在其博士論文的部分章節也就人口發展與區域體育產業布局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認為：1）人口的遷徙對區域體育產業布局的影響較為顯著；2）人口的數量對區域體育產業規模和資源開發程度的影響較大；3）要根據區域人口的性別、年齡、民族和宗教的特點進行區域體育產業的布局。魏農建等［28］則從消費導向的視角，對區域結構與區域居民體育消費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得出：1）長三角地區的居民最看重體育消費，每月購買運動服裝的支出相對較高，購買體育彩票的支出則較少；2）珠三角地區的居民的體育消費主動性與目的性較差，最不喜歡健身活動，但卻是所有區域中每月健身類消費最高的，其購買體育彩票的支出也是所有區域中最高的；3）渤海帶地區的居民注重體育消費，其每月購買體育報刊和觀看體育比賽的支出最高；4）東北地區的居民強調體育消費的感官刺激，每月購買運動服飾的支出最高，而用于購買體育彩票的支出則最低。陳頗［29］通過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手段對我國人口結構與區域競技體育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探究，結果顯示：1）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長率、第一產業人口比例、私營單位人口比例和大專以上文化人口比例對區域競技體育成績的影響較為顯著；2）人口的職業、年齡和文化結構對區域競技體育的發展呈正向影響，其中職業結構的影響最為明顯；3）人口城鄉結構對區域競技體育的發展呈負向影響。

在這3項研究中，第1項研究主要基于邏輯推演對人口區域結構與體育產業的發展關系進行了探索，但缺乏實證層面的調查數據做支撐，導致其研究結論有主觀判斷之嫌。后2項研究則基于調查數據，從定性與定量2個層面對人口區域結構與體育消費或競技體育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探索，使其研究結論更為客觀。在人口區域結構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探索上，有幾個方面的研究需要學界給予關注，如區域壁壘與區域間體育資源流動方面的研究、“一帶一路”戰略與區域體育協同發展方面的研究、區域產業經濟帶與體育產業集群方面的研究等。

總之，隨著我國體育學科的不斷發展，國內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帶給體育的影響，并從“老齡化”“少子化”“城鎮化”“階層分化”與“區域差異”等視角進行了研究。一些研究體育人口的學者也注意到了體育人口結構的新變化，并將這種變化與社會轉型、經濟轉軌等結合起來進行了綜合分析。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國內有關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方面的研究存在以下特點：1）微觀性研究多，宏觀性研究少；2）零散性研究多，系統性研究少；3）單向性研究多，雙向性研究少；4）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3 建議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推進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的人口結構不論在其自然結構上，還是在其社會結構上，抑或是在其空間結構上都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為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也為體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多維度的影響。這些影響急需理論界給予關注與論證，進而使體育發展能夠更好地適應我國的人口發展；然而，我國目前有關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研究仍較少，與現實需要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做以下方面的改進與調整。

3.1 加強宏觀性研究

有關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文獻呈現出“微觀性研究多，宏觀性研究少”的特點。這可能與我國人口較多、地域面積較廣，不易進行較大范圍的問卷調查與實地調研有關，這事實上是限制宏觀性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據筆者統計，不管是在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上，還是在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資助上，還未有以“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為主題的受資助課題出現；因此，建議國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可以就“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設置相關性課題研究，以資助學者展開此方面的宏觀性研究。

3.2 加強系統性研究

有關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文獻呈現出“零散性研究多，系統性研究少”的特點。到目前為止，還未出現以“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為主題的博士學位論文或學術專著，這可能與我國整體的學科壁壘較多、學科交叉不流暢有關。對于國內的人口學研究而言，體育仍未進入其主流的研究范疇。對于國內體育學研究而言，人口學仍未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這種學科交叉上的空白是導致國內有關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方面的系統性研究較少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議可以通過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建立體育人口學研究中心、開展體育人口學會議、創辦體育人口學雜志等形式促進體育學與人口學的學科互動與合作，進而加強國內有關“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的系統性研究。

3.3 加強雙向性研究

有關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文獻呈現出“單向性研究多，雙向性研究少”的特點。國內學者在探討人口結構與體育發展的關系時，傾向于單純地描述人口結構轉變對體育發展的影響，而較少對體育發展對人口結構轉變產生的反向影響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思路其實是單向性的；因此，建議國內學者應多采用雙向性的研究思路，即在考察人口結構轉變對體育發展影響的同時，也注重考察參與體育發展對人口結構轉變的反向影響，這樣的研究思路有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地認識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的關系。

3.4 加強定量研究

有關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關系的文獻呈現出“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特點。國內學者主要通過3種形式進行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方面的研究：第1種是單純地進行思辨性探討；第2種是通過問卷調查、實地調研等進行描述性分析；第3種是通過數理統計、模型構建進行比較分析。其中，采用第1和第2種形式的研究居多，采用第3種形式的研究較少，而將這3種形式整合在一起的研究就更少；因此，建議國內學者積極地借鑒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加強對人口結構轉變與體育發展方面的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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