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阿Q或錯版異形？
——魯迅筆下阿金形象新論*

朱崇科

( 中山大學 亞太研究院，廣東 廣州,510275 )

女阿Q或錯版異形？

——魯迅筆下阿金形象新論*

朱崇科

( 中山大學 亞太研究院，廣東 廣州,510275 )

魯迅作品中的阿金形象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涵，她既和眾所周知的阿Q形象有著精神本質的交叉，又體現出魯迅對阿Q形象的豐富、補充和發展。一方面，阿金具有相對旺盛卻精神空虛的生命力，體現出進化的彪悍；另一方面，阿金身上卻又呈現出可怕的典型性，她既缺乏對傳統的敬畏，對現代性認知又出現偏頗、扭曲，從而可能形成了一種新的劣根性傳統，魯迅對此無疑有著敏銳的認知和不無擔憂的洞察。

阿金；魯迅；形象；錯置

國際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1.003

在魯迅作品所塑造的普通或底層人物形象中，阿金算是相當特殊的一位。說其獨特，是因為，一方面，如果將其置于魯迅創造的一系列作品人物來看，她的形象定位相當復雜，很難一錘定音：她并不完全吻合魯迅先生常見的對日常人物角色的定位。另一方面，這個人物角色給書寫者(魯迅)也造成了相當大而且獨特的沖擊，乃至震撼，以至于變成復雜多元的“討厭”起來：“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這么深仇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搖動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雹亵斞福骸栋⒔稹?，《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05頁。從此角度看，阿金這個角色不僅來自于現實生活，而且也給魯迅的現實觀照帶來了較大沖擊和鮮活壓迫。

相較于“魯學”中汗牛充棟浩瀚無邊的研究熱點而言，有關阿金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可分為如下幾個層面：第一，有關阿金人物形象的道德判斷。如1941年孟超所言的“惡婦”形象，認為阿金是“半殖民地中國洋場中的西崽像”②孟超：《談“阿金”像——魯迅作品研究外篇》，《野草》(桂林)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叫人只覺得她是如此無恥、可鄙，絲毫不值得可憐?！拔母铩焙?，鄭朝宗也得出 “女妖精”③鄭朝宗：《讀〈阿金〉》，《福建文藝》1979年第10期。的類似判斷等。陳鳴樹在他的《魯迅雜文札記》里有專文談《阿金》，認為“她的依仗洋主子，自恃有靠山的放肆，她的毫不自愛的放蕩，不但使人可厭，同樣也是使自己消磨于幾乎無事的悲劇”④陳鳴樹：《魯迅雜文札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頁。。相對集中的論述是夏明釗的《論阿金的形象系統》一文，在有關論述中，阿金搖身一變，“是勢利小人，是謠言世家，是無恥娼妓：這就是阿金形象系統的獨特印記”。⑤夏明釗：《論阿金的形象系統(魯迅筆下的別一類婦女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86年第3期。而黃楣則以相對同情的眼光加以論述并反駁鄭朝宗，指出“阿金畢竟還是一個受剝削受壓迫的‘里弄女工’”*黃楣：《談〈阿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3期。，是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

第二，亦有論者結合阿Q的形象加以論述，指出阿金身上的“病態人格”。如黃樂琴就認為此類人格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民劣根性的匯聚，其特征主要有：一是無信念，無理想；二是混同于動物的變態性愛心理；三是好斗好勝；四是精神勝利法；五是懼強凌弱。*黃樂琴：《阿Q和阿金——病態人格的兩面鏡子》，《上海魯迅研究》1991年第4輯。

第三，現實考據思路。這方面主要以日本學者最為擅長，比如，竹內實1968年發表過《阿金考》*[日本]竹內實：《阿金考》，[日]竹內實著，程麻譯：《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竹內實文集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雖然其某些揣測的觀點不無爭議，但他認為阿金的形象可以概括為“中國特色”的“潑婦”。旅日學者李冬木在此基礎上繼續推進，認為“阿金這一人物創作基本處在自斯密斯的‘從仆’、‘包依’到魯迅自身的‘西崽’、‘西崽相’這一發想的延長線上”*李冬木：《魯迅怎樣“看”到的“阿金”?——兼談魯迅與〈支那人氣質〉關系的一項考察》，《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當然，也有論者如陳迪強詳細剖析阿金的形象，認為“首先，阿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解放了的，沒有了傳統道德束縛的新女性；其次，她是一個自食其力的，說不上心地善良但也絕對說不上惡毒、無恥的進城鄉下人；再次，她是一個性格潑辣，率真、樂觀，善于維護自身利益的‘下等人’”*陳迪強：《重讀魯迅雜文〈阿金〉》，《上海魯迅研究》2009年第3期。，并且判斷、分析魯迅應該并不真正討厭阿金，更多是借題發揮，用魯迅的話說就是“遷怒”，“我不想將我的文章的退步，歸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議論，也很近于遷怒”。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對于阿金的形象詮釋、厘定以及重要性的確立進行了提升，令人獲益匪淺，但同時，筆者亦有一種不滿足感，因為多數研究雖然或多或少意識到了阿金形象的復雜性，但對其中的悖論性認知似乎還有提升空間。為此，本文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論述，既剖析阿金形象中富有鮮活乃至繁復生命力的層面，又對其各色劣根性進行細致挖掘。

一、惡之花：生命力的綻放

從整體的譬喻意義上說，阿金就好比生長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半殖民地國際大都市——上海的一朵“惡之花”。她雖然平凡，卻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而恰恰在與各色人等、各種勢力周旋的過程中，相對如魚得水的底層人物——阿金亦閃耀著詭異的光芒。

(一)阿金復雜性略述。某種意義上說，阿金的復雜性甚至令魯迅訝異。表面上看，阿金不僅相貌平凡：“阿金的相貌是極其平凡的。所謂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難記住，不到一個月，我就說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樣來了”，而且在精神存在上亦相當平凡乃至貧弱，但她卻依靠自身能量呼風喚雨，以一個小保姆的身份攪得天翻地覆，甚至是雞犬不寧。她作風開放，公開贊同軋姘頭，卻又在深夜偶爾亦有所顧忌；她男友不少，卻可以在按照慣例或者傳統該承擔拯救的責任時袖手旁觀。

當然，如果從個體與社會互動的視角來看，阿金既是社會的產物，又是社會問題的一面鏡子，甚至可以部分消解這個社會的某些潛規則。如竹內實所言：“阿金確實是一個社會中應該否定的人物。然而如果其社會也必須被否定的話，那阿金又可以稱得上是足以否定社會的人物，即她既是一個被革命者，同時也是一個革命者?！?[日本]竹內實著，程麻譯：《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竹內實文集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在《阿金》中，阿金和敘述人“我”之間亦有復雜張力。比如，有些是簡單的直接影響寫作，“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門，斜對著我的前門，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來，我總受些影響，有時是文章做不下去

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而有時可以上升到心理感受層面，“我”不小心撞破了阿金和男友的深夜幽會，結果是“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總要少管閑事，要煉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炸彈落于側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卻似乎毫不受什么影響，因為她仍然嘻嘻哈哈”。*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98-199頁。從中不難看出阿金的大方與無恥并存的性格。無論是阿金的言行舉止、做事風格，還是她在貌似平凡中上竄下跳的活躍性都令“我”對人事疑惑，甚至可以反襯出“我的滿不行”，乃至于“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

值得反思的是，魯迅并未讓阿金在《阿金》后銷聲匿跡，他還讓她出現在故事新編小說《采薇》中。她此時變成了鸚鵡學舌般的存在——貳臣小丙君的婢女，一個善于挑撥的長舌婦。如人所論，“可以說，‘阿金姐’是由‘阿金’派生出來的形象，是后者的某個分支或某種引申，其根本還在于《阿金》”*李冬木：《魯迅怎樣“看”到的“阿金”?——兼談魯迅與〈支那人氣質〉關系的一項考察》，《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在此文中，阿金依舊呈現出她相當辛辣的復雜性。簡單而言，她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和伯夷、叔齊正面遭遇，駁斥了其“不食周粟”的不徹底性；二是對伯夷、叔齊的死添加八卦式的注腳。

整體而言，這兩件事情依舊呈現出魯迅對阿金的復雜態度。從第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阿金的殺傷力。一方面，她以鸚鵡學舌(從其主人小丙君)得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論將歷經患難堅忍不拔的伯夷、叔齊二老逼上了“自己死”這條路，“伯夷和叔齊聽得清清楚楚，到了末一句，就好像一個大霹靂，震得他們發昏；待到清醒過來，那鴉頭已經不見了。薇，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去了，而且連看看也害羞，連要去搬開它，也抬不起手來，覺得仿佛有好幾百斤重”。由此可以指涉出二老所堅守理論的迂腐性。但另一方面，這也可以看出阿金的刻薄與辛辣，她除了逼死二老，還造謠接受神仙眷顧的二老死于貪得無厭(說他們喝著神鹿的奶卻幻想吃鹿肉)，因此聽眾們仿佛就減輕了心理負擔，“聽到這故事的人們，臨末都深深的嘆一口氣，不知怎的，連自己的肩膀也覺得輕松不少了。即使有時還會想起伯夷叔齊來，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見他們蹲在石壁下，正在張開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竹內實認為，魯迅雜文《阿金》中的負面形象阿金，“到小說《采薇》里，已被賦予了正面的、反封建的意義”*[日本]竹內實著，程麻譯：《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竹內實文集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第146頁。。坦白說，這只是從小角度看到問題的一個層面。實際上，在這篇小說中，魯迅對阿金亦是不乏冷嘲熱諷的(順帶也鞭撻了其主子小丙君的無特操卻內心險惡)。如果說將二老置于死地的質問更多是重復他人的話語，算不上純粹的流言，那么到了小說結尾，阿金卻以謠言和流言的方式徹底改寫了伯夷、叔齊的光榮歷史。二老的雖不無迂腐意味但艱苦卓絕的貞節堅守被阿金置換成對貪婪之心的自然與神性懲罰，由此可見阿金所散布的流言話語*朱崇科：《論魯迅小說中的流言話語》，《中山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的巨大殺傷力。無疑，魯迅對此是大加撻伐的。

(二)進化的彪悍：頑強的生命力。毫無疑問，作為小保姆的阿金其實有著和她身份并不完全相符的生存能力。一方面，按照一般認知，她應當是相對勤快的，而另一方面，她卻明顯呈現出精力過剩的張揚感。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察其頑強的生存能力以及進化意義上的彪悍。

1.飛揚的個體性。阿金作為個體，表現出更多的是個體性而非個性。這是因為“個體性”一詞更多可以從中性意義上呈現出她生命活力的個體表現，而非具有相對清晰的主體性、自我意識的“個性”。比如，她著名的軋姘頭口號與實踐，她可以在后門口公然宣布她的主張：“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而實際上，在她的西崽姘頭受人追打欲逃往阿金處避難時，她卻相當清醒地閉門自保，而非大家慣性認可的去庇護裙下之臣(或者是因為姘頭太多，選擇太多，不珍惜或不在一棵樹上吊死似乎也符合阿金的邏輯)。當然，她也可以在深夜里與男人準備幽會，但一旦被人發現，卻又讓男人離開，相當瀟灑；但即使再和發現者相遇，卻依舊可以嘻嘻哈哈。

這樣的潑辣和生命活力狀態，應當說部分具有革命性的元素。力比多過剩本身和革命的沖動原本息息相關，如竹內實所言，“寫在最底層的日?，嵤轮械陌⒔饡r，當不把她那些行為看作日?，嵤露暈椤锩南笳鲿r，阿金是很耐人尋味的”。*[日本]竹內實著，程麻譯：《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竹內實文集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2.粘膩的組織性。毋庸諱言，阿金亦有超強的組織能力，她有許多女朋友，常常形成以阿金為中心的玩樂團體；當然，她也有一幫男朋友，包括姘頭。不僅如此，她們扎堆在一起，“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們對自己的擾民似乎心安理得，對一般人的警告常常置之不理，即使是洋人出來以洋話指責，也是不理，于是洋人只好出來，“用腳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從此事件看出，阿金具有相當旺盛的精力和極佳的人緣，甚至是某種領導力。在洋人拳打腳踢之后，她的女朋友們在經過短暫分離和修整后又卷土重來，繼續團結在阿金周圍。

而阿金和老女人的“奮斗”事件更可以說是阿金鮮活的個體性與超強組織能力完美結合的集中體現。一方面有一幫男人相助，另一方面，阿金則驕傲地亮出了自己軋姘頭有魅力的口號：“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不僅如此，在看似戰勝后，她還和踱來的洋巡捕用洋話加以交涉，頗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氣勢，惜乎洋巡捕只是動口而不動手，微笑地說道：“我看你也不弱呀！”但不管怎樣，阿金八面玲瓏、激情洋溢的形象躍然紙上。

如果從此視角重新思考阿金與阿Q的內在關聯，我們不難發現，阿金其實在個體性和組織能力上都有著阿Q所不及的主動性與生命活力。從個體生命本能視角考察，阿Q的本能沖動都是被封建倫理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推動，無論是摸小尼姑臉頰帶來的具體生理快感和“斷子絕孫”的精神辱罵，還是面向寡居的吳媽下跪時的念念有詞“我要和你困覺”，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所以才會將思緒集中到生殖本能*朱崇科：《為了反抗與也是反抗——魯迅與阿爾志跋綏夫筆下人物性心理描寫比較》，《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而反觀阿金，則明顯是主動出擊，姘頭不少，肆意宣泄性欲，享受性愛，頗有一種女皇帝玩弄男性的偽女權主義者的痕跡。而到了群眾關系上，阿Q則往往更多是笑料，上等人的欺壓對象，同階層人的欺負對象，他其實就是社會存在的最底層。而阿金則是呼風喚雨的人物，男女朋友往往緊緊相隨，甚至在被洋主子短暫分離后又迅速聚集，且可以和上等人(無論是主子還是洋巡捕)對話?？偠灾?，從成為革命者、引領“烏合之眾”的潛質來看，阿金比阿Q明顯技高一籌，潛力巨大，她可以主動利用自己的性別、身體以及組織優勢，來灌輸、宣揚自己簡單有效的意識形態。

當然，如果跳出此視角，反省阿金的劣根性，其實在本質上，她和阿Q又共享了類似的劣根性，比如在主體與自我上的膚淺乃至空洞性。他們僅有的一點反抗其實也是徒勞的，人生沒有出路，都帶有悲劇色彩。

二、花之惡：“立人”的錯置

在《阿金》的結尾，魯迅以他常見的文字風格寫道：“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憋@而易見，這句結論中呈現出魯迅相當復雜的道德判斷、價值理念與隱隱約約不乏憂心的前瞻性期待。而實際上，這其中也包括了魯迅對阿金既存劣根性的擔憂，歸根結底，阿金身上更多呈現出魯迅“立人”思想的某種錯置。套用花的譬喻，阿金這朵罌粟花上，也可能潛伏了罪惡與墮落的元素。

(一)身體政治學：力比多經濟的弘揚。通讀《阿金》中阿金的平凡又不平凡事跡，其不容忽略的核心則是她帶給我們相當彪悍的身體沖擊。如前所述，如果從生命活力立場考察，阿金比阿Q更有相當的主動性，但若回到其生命力指數和方向上，不難發現，它更多承載了阿金有關力比多經濟的單一但頗具殺傷力的理念。易言之，阿金生命活力的焦點是其身體，雖有活力，但找不到合適的出口，因此也往往到此為止。

從精神向度考察觀照阿金，其實貌似活力四射的她和阿Q并沒有本質的差別。作為賤民的阿Q，在打散工以外，也無非和同階層的賤民們比比誰咬身上虱子的聲音更響，或者用依舊瘦弱的身體無力地搏斗，同時和小偷們同流合污，把銷贓換來的錢拿來賭博，等等。歸根結底，阿Q也只能卑微地處置和打發自己病態的身體，借此突顯出其精神存在的高度無聊和虛空。整體上看來，阿金也是。阿金的身體活力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無聊的宣泄，她伙同女朋友夜晚開會、擾民，甚至和老女人罵架，其實也無非都是年輕的身體、多余精力和力比多的無聊揮灑，即使軋姘頭，其實也和力比多出口尋找息息相關，而和真正奉獻、付出和激情四射的愛情背道而馳。

當然，從操控身體的商業化程度和經濟意識來看，阿金畢竟更沾染了海派的風格乃至惡習，比如其核心理念就是軋姘頭及相關優勢。有論者指出，魯迅對此類性格有所警惕，即“立足于個人本位意識的、以‘精明’為核心特征、高度世俗化的‘上海人’性格”*梁偉峰：《文化巨匠魯迅與上海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80頁。。阿金真正明白如何利用自己的身體賺取利益，甚至把它上升為一種心理優勢，歸根結底，這是力比多經濟化的功利性判斷，也借此可以博取同樣無聊的看客們的同情。

從歷時性視角考察，阿金的角色和身體意識其實相當具有代表性。其中也可能包含了力比多經濟逐步被導向革命的趨勢和傾向，從某類視角來看革命與戀愛，其實具有相當的精神貫穿性和疊合之處?；蛟S遙相呼應的則是1990年代以來，狹義意義上的“身體寫作”熱潮，從物質化日益嚴重的1990年代回溯的話，阿金無疑也是“身體意識形態”*朱崇科：《身體意識形態——論漢語長篇(1990- )中的力比多實踐及再現》，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之多元面向的踐行者之一，同時也是本能與看客經濟操控的“前驅”之一。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阿金急功近利、活力四射，但卻缺乏真正的激情與戀愛。比如，在她的姘頭西崽遭人追打時，阿金閉門自保、冷眼旁觀。魯迅寫道：“她無情，也沒有魄力?！边@說明了阿金身體活力的本質仍然是虛空或排遣寂寞——即使是西崽被逼進了絕路，阿金的舉措甚至連追打者都有些驚訝，當然身體的巷戰并未結束，阿金也變成了目擊者。她相當聰明地舍棄了所謂的姘頭而明哲保身，畢竟，力比多的身體宣泄可以找替代，眼前虧卻是肯定不能吃的，而且無愛的身體其實更是行尸走肉。

(二)扭曲的現代性置入。在考察完阿金賴以生存的身體政治學與經濟意識之后，我們更要考察一下阿金的精神狀態與現代性的關系。從此視角上看，阿金的頭腦中更多是扭曲或偽劣現代性的置入，作為彼時上海這個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其相對簡單的大腦變成了庸俗現代性的跑馬場。

1.戀愛自由=軋姘頭？如前所述，阿金對其身體的經營其實是頗具商業意識的，同時也潛藏了革命的某些因素，比如她以身體的解放來對抗傳統理念中的貞節(意識)，但其精神上卻是無聊的、空虛的。作為一個未受過正式教育的女仆，她在身居上海時對現代性往往有著相對狹隘、扭曲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解，比如她著名的來上海就要軋姘頭的宣言，其核心理念恰恰呈現出對現代性膚淺的誤讀。換言之，那些主張個人解放、戀愛自由的誘人和美好原則到了阿金那里就被簡化為生理性的軋姘頭，而被抽離了熱烈戀愛、責任擔當的精神內涵，所以其西崽姘頭受到圍攻時，她在權衡利弊后，可以輕而易舉地推卸責任自保。

同時，即使是面對同性的老年婦女，她不僅缺乏起碼的同類相憐、尊重感情或階級意識，而是互相辱罵甚至上演狗血大戲，“還有男人相幫。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面以外的人們聽見。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偷漢’之類”。而她最終獲勝的優勢恰恰是靠年輕與美色?！澳氵@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這種喧囂十分膚淺并且高度粗俗。上述種種做法深具殺傷力，恰恰是對當時五四文化運動和發展傳統的一個曲解和解構，雖然表面上仍和現代性息息相關。

2.上?，F代性=物質化/工具性？李歐梵在他著名的《上海摩登》*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里面從諸多層面重構和再現了上海的現代性，包括建筑空間、印刷文化、電影、期刊雜志、世界主義以及現代文學想象的先鋒意識(含作家和文本)等等。雖然李歐梵的論述亦有其缺憾和不足*朱崇科：《重構與想象：上海的現代性——評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浙江學刊》2003年第1期。，但至少相當成功地為我們勾畫了一個立體多元、色彩絢爛的上?，F代性。

耐人尋味的是，這些現代性到了里弄女仆阿金眼里則變得截然不同，它更多是物質化的、工具性的。都會的曖昧、世故、游蕩等特征就變成了軋姘頭，而這又變成了作為新勢力的她對抗老一代女仆的殺手锏和利器。尤其令人關注的是，在阿金和老女人奮戰后，洋巡捕趕來，驅散了看客，“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的洋話”。作為一個小保姆，她相當機巧地善于運用上海世界主義的現代性層面，但僅僅是為了發揮和同階層老嫗內訌中贏得面子的工具性。從此視角來看，她和阿Q其實共享了無聊愚昧、無知與庸俗的劣根性特質。

(三)魯迅式震撼：阿金的典型性。如前所言，阿金是給敘述人“我”和作者魯迅相當震撼的角色，表面上看，她相貌平平、身份普通乃至卑微，但實際上卻做出了令人錯愕的事業，的確值得深入反思。在整篇作品中，“我”對阿金往往是敬而遠之，多有一種“惹不起，還躲不起”的退讓，但其中卻也有兩點精神層面的震撼引人注目。

1.消解女人的雙重壓迫苦難。在《阿金》中，魯迅寫道：“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一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睙o疑，阿金的實際表現遠遠超出了魯迅的慣常觀察或者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

某種意義上說，魯迅小說和雜文批判的焦點之一就是封建傳統倫理。而對女性，魯迅更是多了一層同情，如《祝?！?、《明天》、《離婚》中對女人的同情可謂溢于言表。同時，魯迅更反過來大力撻伐讓女性悲慘死去、精神無望乃至再度屈從的罪惡制度以及執行者，并且也注意到讓女人(包含女賤民)發聲的必要性。*朱崇科：《論魯迅小說中的賤民話語》，《中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1期。但到了阿金這里，這種同情落了空。因為封建倫理到了阿金這里并未真正發揮作用，阿金作為無根的個體，反倒更多表現出一種“無知者無畏”的膚淺自信與莽撞實踐。這是震撼“我”的第一個層面。

2.新的劣根性傳統介入。震撼魯迅的第二個層面在于，阿金對現代性和啟蒙思想的態度。如前所述，上?，F代性到了阿金這里，往往就變成了物質化、工具性接受，而五四新文化運動者們苦苦傳播的戀愛自由理念就變成了自由軋姘頭。換言之，更令人驚悚的是，在對傳統(包括可能的精華)缺乏敬畏和起碼的了解的基礎上，阿金們又斷章取義的曲解了現代性等新文化的內涵，而將之變成了國民劣根性發展的新源頭和傳統之一。毫無疑問，這種狀況更顯示出啟蒙的復雜性，也更讓魯迅憂心忡忡：“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搖動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p>

如果深入解析阿金的軋姘頭理念，我們恰恰看到其內在思想的片面性，換言之，她根本就拒絕了相關理念之中的其他諸多可能性，如人所論，阿金雖然有著開放的愛情觀，但卻無法對自己的社會地位、階級地位產生覺悟?！八?，在阿金這個人物身上，體現了‘人的啟蒙’和‘階級的啟蒙’的復雜變奏”。*陳迪強：《重讀魯迅雜文〈阿金〉》，《上海魯迅研究》2009年第3期。

毋庸諱言，在挖掘、剖析國民劣根性和對封建傳統批判如火如荼展開時，新的啟蒙工作亦同時按部就班進行，但阿金的令人訝異之處在于，在舊的孽障未除，新的再造未立之時，她卻從新的宣揚和啟蒙中找到了和舊劣根性沆瀣一氣的元素，這種操作更具欺騙性和殺傷力，這才是魯迅感到擔憂的要害所在。而如果把阿金們視作是一個團體或系統，那么可能危害則更大，“以阿金為核心的這個女性形象系統，是家庭細胞中的潰瘍，社會生活空氣里的病菌，精神文明史的肌體上的一塊梅毒”*夏明釗：《論阿金的形象系統(魯迅筆下的別一類婦女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86年第3期。。

如果結合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狀，國民劣根性的豐富化和深入化恰恰是重蹈阿金之路。一方面，他們缺乏對優秀傳統的掌握、吸納，甚至是起碼的敬畏；另一方面，人們往往又肆意曲解現代性，并利用其問題與缺陷強化劣根性形塑的新傳統。而1990年代以來“身體寫作”的文學思潮與現象中，其實也涵蓋了此類的精神危機，當然，其他來自意識形態、經濟腐蝕、主體解放、民族主義、后殖民等元素也各自發揮了相關作用。

結論

魯迅作品中的阿金形象的確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涵，“《阿金》雖不足三千字，卻熔鑄著魯迅自留學以來人生閱歷的許多要素”*李冬木：《魯迅怎樣“看”到的“阿金”?——兼談魯迅與〈支那人氣質〉關系的一項考察》，《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她既和眾所周知的阿Q形象有著精神本質的交叉，又體現出魯迅對阿Q形象的豐富、補充和發展。一方面，阿金具有相對旺盛卻精神空虛的生命力，體現出進化的彪悍；另一方面，阿金身上卻又呈現出可怕的典型性，她既缺乏對傳統的敬畏，又對現代性認知偏頗、扭曲利用，從而可能形成了一種新的劣根性傳統，魯迅對此無疑有著敏銳的認知和不無擔憂的洞察。

A Female Ah Q: A New Approach to Interpret Ah Jin by Lu Xun

Zhu Chongke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510275)

The image of Ah Jin in Lu Xun's works is rich in connotations: it shares the same spiritual essence with Ah Q: on the one hand, and enriches the image of Ah Q, and is the suppl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mage. Paradoxically Ah Jin shows both her exuberant body vitality and her spiritual emptiness, reflecting her cognitive distortions towards modernity.

Ah Jin; Lu Xun; image; distortion

2014-11-15

朱崇科(1975—)，男，山東臨沂人，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

I210.4

A

1001-5973(2015)01-0024-07

責任編輯：李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