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黨人的階級基礎和群體認同

王傳武

東漢黨人的階級基礎和群體認同

王傳武

（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廣東江門529020）

以“黨議”之社會基礎和黨人群體的身份認同為主要考察對象，把“黨議”興起歸之于士族力量的壯大是一個誤導性結論，因為東漢安、順之后士族力量沒有實質性增長?！包h議”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產生巨大影響力的首要基礎在于黨人群體認同增強。通過門生故吏關系等有形紐帶，以及各種非正式場景的集會，黨人已形成了強烈的身份認同，此種認同既通過人物品評表現出來，又為其所加強，最終使黨議達到高潮。這也是為什么黨人敢于對抗皇權、最終釀成黨錮之禍的原因和基礎。

黨錮之禍；東漢黨人；黨議；群體認同

東漢黨人與黨錮之禍聯系在一起，成為中古士人研究和漢魏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研究中古士人之學者往往重黨人獨立精神之闡發，對之褒揚有加；研究政治史、思想史者則關注黨人與皇權、外戚、宦官之矛盾，側重具體闡明黨錮之禍發生之原因，認為其暴露了東漢黨人過于注重名節之失，其后果之一是促使東漢經學逐步讓位于魏晉玄學［1］。

在此，本文無意評價東漢黨人精神之獨立崇高或不合時宜，也無意于繼續探討黨錮之禍之具體成因，相反，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黨議”為什么能在東漢中后期成為影響朝野的政治思潮？換句話說，黨人及“黨議”的社會基礎究竟何在？他們是通過哪些手段來表達和維系身份認同？對此，既往的研究多關注地緣關系和地緣整合。筆者曾仔細考察過潁川、汝南、南陽、山陽四郡的士人整合，結果發現，地緣關系并沒有使黨人封閉起來，相反形成了廣泛的跨地域交往網絡［2］。因此，地緣關系并不能解釋黨人群體之形成和“黨議”之興起?；诖?，本文試圖轉換視角，從階級基礎和群體認同的角度繼續探討此問題，以從另一個側面理解黨錮之禍為什么會發生。

一、黨人的階級基礎

以往的研究多認為，黨錮之禍源于士族與皇權、士族與宦官之間的矛盾［3］?！包h議”的領袖和參與者中確有很多出身于士族：如陳蕃、竇武、劉淑、李膺、王暢、荀翌、劉祐、夏馥、范滂、尹勳、岑晊、羊陟、劉表、陳翔、孔昱等，都是史籍載明出身于士族的。明言出生貧賤者只有郭太、度尚、檀敷等三人。另有幾人略有爭議：

《后漢書》①卷67《黨錮列傳》載：“唯趙典名見而已?！钡?7《趙典傳》載：“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逼湫肿于w謙、趙溫相繼為三公。本傳注引《謝承書》曰：“典，太尉戒叔子也?！薄度A陽國志》卷10《蜀郡士女》載：“趙典，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戒子也，與李膺等并號八俊?！北M管其與趙戒的關系，史料中存有矛盾，但其出身于望族應無疑問。

唐長孺先生說：“杜密雖不記先世官爵，杜氏卻是潁川名門，前有杜根，三國時有杜襲，應是冠族?！保?］但卷57《杜根傳》載杜根“潁川定陵人也”。杜襲若為杜根之后，亦當為定陵人。但史料中杜密卻是潁川陽城人，是否冠族，尚難定論。對魏朗，唐先生說其盡管出身縣吏，門戶不高，但會稽魏氏乃當地四大姓之一，出生士族似有可能，但亦難確證。其他人史書未載明出身，但多以孝廉入仕，出身大族的可能性較大。

但這是否表明士族力量只有發展到了桓、靈之時，才有足夠的力量去對抗外戚和宦官，導致“黨議”興起呢？也就是說，士族力量是否在桓、靈之時相較以前有了新的發展？一般來說，評斷一個家族是否士族，主要考察其家族中是否有人入仕。判斷其子孫是否士族出身，就要看其父輩、祖父輩的身份。因此，考察桓、靈之時的士人是否士族出身，應該在考察其家族時，把時間向前推移兩代人。如果以桓帝即位的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為界，向前推移四十年左右的時間（假定每代人二十年左右），正是安帝即位的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若安帝前后確有大批的士大夫家族出現，則表明士族力量確有新的發展。

筆者檢索《后漢書》中除諸王子列傳、列女傳之外的其他人物共403人②，可考其出自大族或祖孫父子為官超過兩代者，共206人，除去同族分開列傳的共10家，即載明出身士族者為196家。其家族第一代為官在安帝前后的有王堂、馮緄、趙咨、韓韶、陳寔、史弼、趙岐、張奐、皇甫規、陳蕃、李膺、范滂、岑晊、劉矩、劉虞等15家。15家相對于196家來說顯然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且儒林、文苑、方術等傳記中為了敘說學術師承關系，大量的人物未記載其家庭出身，而這些知識分子出身于士族的可能性較大。

另外，考慮到傳統史傳的特點：在敘說本傳人物的家世時，一般只追敘血緣最為親近、地位最為煊赫者，而非進行家史追蹤，因此，在以上所載人物中，其先輩可能有更早的入仕者。此并非憑空臆測，如卷63《李固傳》載，李固“司徒郃之子也”。卷72《方術列傳·李郃》載李郃，“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卷74《袁紹傳》載袁紹“司徒湯之孫”。卷75《袁術傳》載，袁術“司空逢之子也”。袁紹、袁術均出自汝南袁氏之門，為袁安之后，但本傳均不溯及其先人中的更早入仕者。因此，說15家起于安帝之后已是一個較為保守的估計了。

因此，在東漢安帝之前，士族力量已經發展較為充分，盡管此后還有新的士族興起和加入，但士族力量的主體早已形成。其實，在東漢王朝開國之后，隨著一批隨光武征戰的功臣加入士族隊伍，加上西漢原有的士族力量，士族的力量主體已基本形成。

上面15家之中，出現在“漢末名士錄”中的僅四人，無疑是一個較小的比重。如果以金發根［5］先生的較為寬泛的標準去統計的話，屬于其中的依然只有韓韶、馮緄、陳寔、史弼、趙岐、張奐、皇甫規、陳蕃、李膺、范滂、岑晊等11人，參較于其所統計的140人而言，則比重更小。當然這140人中也可能有少量同族之人同時列入。

因而，把“黨議”興起歸因于士族力量的壯大不能說是錯誤，但無疑是一個極具誤導性的命題。因為它容易讓人誤以為桓、靈之際士族力量有了新的發展。但事實是，士族力量在安帝前后并沒有大幅度的增強，此后的增加不足以對社會結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在“黨議”中，安順之后新起的力量也沒有成為行動的主體。同時，宦官之中也有少量出身于大族者，曹節“世吏二千石”，中常侍袁赦出生于汝南袁氏，說明是否出身于士族并非黨人與宦官的嚴格分界線。

二、黨人的群體認同

漢晉之際，士人作為一個階層開始覺醒［6］。卷60《馬融傳》載：“初，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本?7《黨錮列傳·李膺》載：“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所羞?！贝颂幍摹罢薄薄肮澲尽北砻髁耸咳擞辛俗约旱娜ψ雍托袨橐幏?。這些規范在無人違反之時很模糊，但一旦有人違反，則清晰地呈現出來。盡管這些規范并未標示明確，哪些人屬于圈子也很難劃定，但它可以很明確地將那些違背者排除在外。正是士人心目中的圈子意識促成了黨人的團結，成為了黨人的認同基礎。

1.門生故吏關系

促成圈子意識的首要因素是一些有形的社會紐帶，門生、故吏關系是最重要的二種。東漢黨錮人物中，有過門生與宗師、故吏與府主關系的人不少，這方面已被前賢研究甚多［5］，茲不贅列。在漢代察舉制度下，黨人之間的辟舉、從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交網絡，相互之間聯系的紐帶錯綜復雜，使他們有了團結和聯系的機會。

誠然，并非所有的門生都認同和支持其舉主。梁冀所舉之吏對其就多有匡正，朱穆為梁冀所辟，卻對他多次規勸。吳祐曾被梁冀表為長史，但當梁冀誣奏李固時，“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7］（卷64《吳祐傳》）。

這說明，舉主舉薦需要獲得正直之士——即便是自己的故吏——的認同，也必須要讓自己的行為符合士人的期望，否則輕則受到規勸，重則遭到譴責。但故吏對府主忠誠，當是時人情理之中的期待。張陵是梁冀之弟梁不疑所舉之孝廉，后因梁冀帶劍入省而劾奏他，“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陮υ唬骸鞲灰粤瓴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7］（卷36《張陵傳》）。從梁不疑的言語中，可以體會到他對故吏之期待。

因此，僅僅羅列黨人之間的門生故吏關系，并不能說明他們的團結和整合程度，因為關系并非一定意味著認同。認同需要特定的行為方式和特殊的象征儀式來表達，尤其是在生死危難之際［8］。因為生死危難之際最能集中地展現個人的內心認同，因此喪葬活動應引起高度關注。一般說來，門生故吏都積極參加宗師、舉主的喪葬活動。

最常見的是服喪。卷37《桓榮傳》說桓榮在其師去世后，“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卷79《儒林列傳·任末》載：“后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鞆闹??！奔幢闶巧硭劳局?，也要持尸奔喪。

收葬則更表現士人的追求與認同。郭亮對李固、楊匡對杜喬的行為都體現了他們對忠直之士的認同。此種典范性行為使時人強烈地感受到了士林的風氣和力量，梁太后默認了他們的行為，“義而不罪”。小吏亭長也因之受到感染，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睆埦V死后，“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余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7］（卷56《張綱傳》）。這種大規模的收葬活動，更是表明了故吏對舉主的認同和懷念。

樹碑立頌、加封謚號等集體性活動則更是門生故吏公開彰顯其所追求的價值觀、加強群體認同的重要手段?，F存的漢代碑文，內容絕大多數是對舉主、府主功德的頌揚?！顿F陽太守周憬功勛銘》載：“于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尊承典憲，宣揚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雒等命工擊石，建碑于瀧上，勒名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雹鄞朔N碑銘多是歌功頌德，且多有夸張。蔡邕曾為郭太撰寫碑文，后來對涿郡盧植曰：“吾為碑文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保?］（卷68《郭太傳》）張霸去世后，“將作大匠翟酺等與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7］（卷38《張霸傳》）。朱穆去世后，“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7］（卷43《朱穆傳》）。此種謚號追加活動盡管本是皇帝的專利，時人也有反對④，但這種集體活動無疑會讓士林更加追求品行與人格的高潔。有時弟子們為了紀念其先生，甚至編書以錄其言行⑤。

此外，當先生或舉主出事之后，門生故吏一般都要竭力營救。李固被誣陷參與謀立清河王劉蒜而下獄時，其“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斧锧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7］（卷63《李固傳》）。王調與趙承是否有聯系已無從考究，但他的舉動無疑獲得了趙承等的同情以及太后的默認。竇武出事之后，陳蕃率領“官屬諸生八十余人，并拔刀突入承明門”［7］（卷66《陳蕃傳》），此八十多人多是其門生故吏，他們的行為表達了對竇武、陳蕃政權的肯定。盡管他們的行為有些天真，但也獲得了當時士人之同情⑥。

當史弼被侯覽誣陷下獄后，“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于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憂不懼?！鲈唬骸罢l謂荼苦，其甘如薺?！蔽羧素仡i，九死不恨?！笨梢姽世艉团e主間的認同和鼓勵，此種“大言于道旁”的表現方式，無疑會更具感染力?！凹跋峦⑽驹t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于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保?］（卷64《史弼傳》）也就是說，吏人為了援救府主，甚至采取了一些非常靈活的策略。盡管此后士人對此亦有非議，但非議本身也表明士人們的關注。李膺下獄之后，“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于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7］（卷67《黨錮列傳·李膺》）?！皶r人義之”便足以表明士林對此事的態度。

門生故吏的這些行為，標明了他們對士林價值觀的崇尚，表達了他們對主流士人行為的肯定。從另一方面說，他們的行為也表現了主流士人的影響力和在社會上的吸引力。通過他們大膽激進的行為表現，士人的價值觀念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贏得了更多人的認同。與此同時，由于大部分門生故吏并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他們作為下層官員，形成了主流士人的外圍圈，使“黨議”的興起有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當然，大多數門生故吏可能行為表現一般，多不是具有非凡感染力的知識分子，他們可能也認同當時士人的行為規范，但在行為中的表現則不那么徹底和激進。李固、杜喬遇難之后，甘為朝廷政治犯，敢于公開要求收葬的人畢竟只有兩三個；史弼下獄之后，大部分吏人是“莫敢近之”。當然，有時為了凸顯主角的正面形象，一些故吏的行為影蹤也被記載，由此可以窺見當時大部分門生故吏的行為表現。

（廉）范父遭喪亂，客死于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7］（卷31《廉范傳》）

（趙咨）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7］（卷39《趙咨傳》）

（楊震）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闭鹪唬骸疤熘?，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后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7］（卷54《楊震傳》）

（楊）秉免歸，雅素清劍，家至貧寒，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赍錢百余萬，就以餉秉，秉閉門，拒絕不受。［7］（卷54《楊秉傳》注引《謝承書》）

鄧訓嘗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后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嘗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9］

由此可見，故吏一般對舉主懷有感恩之心，他們時常對舉主送往迎來，以示感激。他們的事跡之所以能夠為歷史所記錄，無疑是為了顯示歷史主角的高尚，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當時社會的一般狀況。

2.以喪葬活動為主要場景的集會

一種社會關系的存在除了需要一些有形的紐帶外，還需要很多的行為、儀式去展示和確證其存在。因此，只有在出事、尤其是發生考驗這種關系的事情的時候，關系才能真切地為人所感受。過多羅列人與人之間的有形關系紐帶意義不大，因為相同的關系對不同的人可能意義不同，在各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很可能也不一樣，表現在行為上亦不盡一致。因此，考察士人的群體認同，應該去追尋那些能展現他們認同的事件。各種“非正式”場景的集會便是展現這種認同的最好時機。這種“非正式”是相對于有形的制度、民間各種有形紐帶而言的。

史籍之中有大量的大規模的喪葬活動的場面。如樂恢被逼自殺后，“弟子缞绖挽者數百人，眾庶傷痛之”［7］（卷43《樂恢傳》）。卷89《儒林列傳·樓望》載其“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鄭玄死后，“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缞绖赴會千余人”［7］（卷35《鄭玄傳》）。胡廣死后，“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缞绖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這些大規模的集會當然是為了表達對死者的尊重，同時也標示他們在教育、政治上的成功。倘若死者是因迫害致死，集會則更有向對手示威的意味。

有些集會則更明顯以表達認同為目的。潁川韓韶去世后，同郡的李膺、陳寔、荀淑、杜密等為他立碑贊頌；荀靖去世后，“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7］（卷62《荀淑傳》注引《高士傳》）。陳寔去世后，“海內赴者三萬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范先生”［7］（卷62《陳寔傳》）。這種大規模的集會無疑強化了潁川士人間的團結，也成為各郡士人的交往契機。郭太去世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7］（卷68《郭太傳》）?？梢韵胍?，一個盛大的集會上追思一位名士的生前功德，無疑會給在場的士人一次思想洗禮。有時為了表示對名士的認同，其家人的葬禮也會規模甚大?！凹霸B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保?0］（《魏書》卷1《武帝紀》注引皇甫謐《逸士傳》）

大部分史料只提到這些集會的規模，沒有敘說其詳情，很難再現集會時的生動場面。幸運的是，黃瓊的葬禮為了解此種大規模集會的部分情形留下了機會：

及瓊卒歸葬，稺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稺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途，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7］（卷53《徐稺傳》）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征，如是相見于上京矣?！斌床蛔魃唬骸笆嘉嵋宰訛榭膳c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7］（卷53《申屠蟠傳》）

此次聚會對于郭太等主流士人來說，是一次結交陌生名士的難得機會。郭太也的確利用此機會加強了與徐稺的聯系：后來郭太喪母，徐稺曾去吊問。對于徐稺和申屠蟠來說，這次聚會也使他們有了一次公開表明自己政治立場的機會?？梢韵胍?，茅容把徐稺的話帶回之時，那些名士又會有一番怎樣的品評與感慨。四方名士會葬，其間必有交流與討論，盡管內容不大清楚，但至少有對人物的品評和議論，至少徐稺曾一度成為了他們評議的對象。這些集會上的談吐如云，無疑加強了士人的聯系與交往?？梢韵胍?，很多與南郡生相似的士人會在集會上覓得知己，盡管他與申屠蟠的交往是一次意外的不幸。

葬禮上的集會，并非人人都會參加，也非人人參加都會受到歡迎。此種方式，士人再一次確定己方與他方，劃定自己的交往圈子。陳蕃喪妻還葬之時，鄉人畢至，唯有許劭因為陳蕃“性峻”而沒有參加。許劭通過拒絕參加葬禮表達了自己的交往原則，把陳蕃排斥出了自己的交往圈子?；鹿購堊尩母赣H歸葬潁川之時，“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讓甚恥之，寔乃獨吊焉”［7］（卷62《陳寔傳》）。名士們通過拒絕參加宦官之家的葬禮，表達了人己之分，宦官趙忠也感受到此事對自己的侮辱。通過此種消極的不作為方式，名士們無疑再現了自己的圈子，加強了群體認同。郭太遭母憂時，鄉人賈淑前來吊問，距鹿孫威直因“淑性險害”，而指責郭太受惡人之吊。這些說明，當時人們參加葬禮，存在主人是否接受的問題。也就是說，主人是有辦法回絕惡人之吊的，且名士一般會拒絕異己者出席家人葬禮。

除喪葬活動的集會之外，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種集會，也同樣是區分彼此、加強認同的場合。郭太有一次回歸故里，京師的“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共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7］（卷68《郭太傳》）。范滂遭黨事出獄，南歸之時“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7］（卷67《黨錮列傳·范滂》）。這些都是表達和展現士人認同的絕好機會。宗慈曾因“有道”被征，大會賓客。岑晊登門求見，被宗慈拒之門外數日才得召見，原因是其父是因生性貪婪、行政殘酷被誅殺的。此刻，清流與濁流的界限再一次清晰。

游學也是當時士人加強聯系、獲取認同的重要方式。太學是人們集會的重要場所，何顒因游學京師，與郭太、賈彪交好而顯名太學，賈彪也因游學而獲取名聲。最富傳奇色彩的是郭太，他因符融推薦而為李膺所接見，因此聲名大振。要想獎掖后進、使之成名，最好的方式就是勸其游學。郭太就曾因欣賞孟敏、庾乘而勸他們游學，二人都因此成名。

太學是時人品評和交流的場所，卷68《符融傳》有載：

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托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扁呷恢?。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嘆逃去。

很可能，此時李膺就在太學，因為符融游太學之時是以李膺為師的?？梢韵胂?，符融到太學把這番話講給那些太學生聽時，會在他們中激起多大的反響！沒過多久，二人慚逃而去，有力地說明了太學在品評人物中的作用。

另一則生動的史料來自《仇覽傳》：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赍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床為拜。［7］（卷76《循吏列傳·仇覽》）

符融這樣的名士經常賓客盈門，太學生之間的交往一定是相當頻繁。符融認為那個時代是“志士交結之秋”，他們平日一定非常注意與士人的聯系和交往，一旦發現志同道合之士，他和郭太這樣的名士會馬上主動與之交往，盡管仇覽不屑于此。

由于太學生之間聯系較多，因此，必要之時太學生便很容易組織起來、集體上書，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太學生的集體上書有兩次：皇甫規為徐璜、左悺誣陷下獄時，太學生張鳳等三百多人到朝廷為其鳴冤；另一次是，朱穆因打擊宦官過于嚴酷而被桓帝下獄時，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為他請罪。這樣的集體請愿活動是展現士人認同的絕佳例子。

3.人物品評

人物品評是后漢時代一道亮麗的風景，它是“黨議”的主要內容，是士人認同最直接的表現，也是黨錮之禍發生的主要原因。最早的人物品評之語多來自民間，是下層民眾對地方長官或地方精英的評價。這些評語可能由精英階層制作，但只有下層民眾認可，才可能風傳開來。人物品評在“黨議”之前便已經大量出現⑦。這些品評多來自鄉里地方，也有來自于士林的，甚至皇帝有時候也參與人物評價。章帝曾賜韓棱等人寶劍，題寫他們的名字說：“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薄皶r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樸，善不見外，故得椎成?！保?］（卷45《韓棱傳》）三公有時也成為人物品評的主體。卷68《陳蕃傳》載：“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比宋镱}目的方式在“黨議”興起以前早已存在。卷44《鄧彪傳》注引《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第伯同志齊名，南陽號曰‘五伯’?！编嚤肷钣诿鞯蹠r代，可見題目方式早已存在。順帝時，派八使巡行天下，天下號曰“八俊”。又有荀淑八子謂“八龍”，許劭兄弟謂“二龍”，賈彪兄弟謂“三虎”。

可見時人非常熱衷于人物評價。這些評價盡管褒貶不一，但都是為了確認士人價值規范的存在。漢代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鄉里和士林的評價是其入仕的重要依據。按例，地方每年都要舉謠言，讓皇帝對地方政情有充分的了解，以決定地方長官的黜陟。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每歲州郡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之舉謠言者也?！庇袝r皇帝也令臣下舉謠言，桓帝時曾“詔三府掾屬舉謠言”［7］（卷67《黨錮列傳·范滂》），靈帝光和五年，曾“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兩千石”［7］（卷57《劉陶傳》）。

若善于識人之名士把持了地方功曹的職位，則更是直接掌握了人事推薦權。荀淑到汝南，“既而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看來，袁閬和荀淑應該是交往頻繁，且對自己郡國的士人非常熟悉。后來王龔擔任太守時，袁閬便是他的功曹。主持“月旦評”的許劭也曾出任過本郡的功曹。黨禍之起也正是由于擔任功曹的范滂和成瑨。

另一方面，名士的評價能產生強烈的社會影響，直接影響士人的政治前途。士人有被李膺接見者，名為“登龍門”，也就是可以入仕為官。甚至象晉文經、黃子艾這樣的欺世盜名之徒，也能對士人入仕有強烈影響，“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7］（卷68《符融傳》）。這些必然導致天下士人都追求聲名，看重士人的價值規范，相互品評?！包h議”的興起就是這種思維慣性的結果。

關于人物品評，有學者認為漢魏之際的人物品評發生了重要轉變：“不局限于具體行為表現的校驗，在方法上更注重直視人物品格的內在本質，重視其氣質與涵養，重視品鑒對象給自己的第一印象和感覺，力圖透過表象直觀本質的技巧”［11］，表達方式則由“直指變為譬況，從具體變為抽象的象征”［12］。侯外廬等先生的例證中，前期有抽象的例子，后期也有具體的例證，不能夠表明有這種轉向。

為辨明侯外廬等先生之誤，再舉一例。卷67《黨錮列傳》說：“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余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并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钤Y，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植澈９暹M階、扶風魏齊卿，并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薄短接[》卷465記載太學生的評價說［13］：

不畏強御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天下楷模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

天下俊秀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陵

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

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英才趙仲經

再來看看當時士林對李膺等的看法，《世說新語·賞譽》載：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曰：“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p>

對陳蕃、李膺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評價，華夏所稱當為士林私下的評價，太學生的評價則明顯已經程式化。也就是說，人物品評由一種日?；?、即時化的談論⑧，轉變為了刻意的政治標榜。侯外廬先生所舉的“抽象化象征”主要來自士人們在私下的談論。

與皇帝采擇謠言同時，民間評價有時候也會傳到皇帝耳中，甚至被他認可。光武帝曾贊嘆郭憲說：“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保?］（卷82《方術列傳·郭憲》）章帝曾經介紹黃香說：“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保?］（卷80《文苑列傳·黃香》）

但像太學生這樣有組織地評價公卿名士，且唯恐這些評價之語不為朝廷所知，“致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嚴重影響到了朝廷政治的運作。這使人物品評這一主要流行于士林、表達士人群體認同的的風尚，走向了朝廷政治場和皇權這個前臺，而這套話語無疑不是政治前臺的表演規則。因此，后來牢脩上書說李膺等“養太學游士，結交諸郡生徒，更相趨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也并非純屬誣陷。士人本有兩個生活世界——士林和朝廷——兩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迥異，士人在其中的角色和行為方式也應該有所不同。一旦士人混淆這兩個世界，由此入彼時不能自覺地進行角色和行為方式的轉換，輕則不適，重則付出生命的代價。

三、結語

“黨錮之禍為什么會發生”無疑是東漢史研究中最具魅力的課題之一，這不僅因為它與東漢由盛而衰、漢魏時期經學向玄學的轉型等重大的學術問題聯系在一起，更因為它與一批一流的具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聯系在一起。任何時代的讀書人都會和他們一樣面對類似的困惑，在他們那里找到自己和時代的影子，現實生活中苦悶和困惑常常讓我們求諸古事，或尋求現實的出路、行動的勇氣，或追尋生命的啟示、甚至心底的撫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歷史可以撫慰人心！

但以學術研究而論，知識的積累與創新才是最終的標準。就黨人及黨錮之禍研究而言，士人與外戚、宦官、皇權的矛盾，黨人自身的局限，毋庸置疑是黨錮之禍發生的原因。但一旦將視野從“禍”本身移開，探尋其所發生的那個時代和社會，則會有柳暗花明之感，探尋士族力量的發展、從社會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無疑是黨錮之禍研究中社會科學化嘗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順此思路，本文詳細統計、分析了東漢安、順時期的士族力量的發展，發現士族力量在東漢安、順之際并沒有顯著性的增長。因此，問題的關鍵可能并不在有多少士人，而在于這批士人如何以行動展現自己，以至獲得社會力量和影響力，這才是“黨議”得以發生的社會基礎。

門生、故吏關系可能是東漢時代除了家族等原生性紐帶以外最常見的社會聯系方式。門生、故吏通過為先生、舉主服喪、收葬、樹碑立傳、加封謚號以及危難時的營救，展現了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的士人形象以及士人行為規范。此過程中，士人的圈子意識得以確立，“士林”得以形成。在東漢的察舉制度之下，士林公論和名士征辟、舉薦成為士人入仕的最重要的途徑，人物品評和交游之風因之而得以大興。太學和名士及其家屬的葬禮成為士人交游最重要的場合，葬禮的參加與接納與否往往成為士人區分人己、表達認同的手段，葬禮之中名士的規模則成為主人士林聲譽的體現。但對士林而言，士人聲譽的高低、品行的清濁最為直接的表現方式還是人物品評中所獲得的評價。人物品評不僅標明了士人的身份認同，而且強化了士林風尚，一旦宦官等“異類”控制朝政，品評人物、批評朝政之風便會急劇高漲，“黨議”便是其直接表現。但一旦“黨議”把品評轉變為議政，這就意味著已經以士林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來要求朝政和政治中人，其距離失敗也就不遠了。

注釋：

①下文引自《后漢書》者，僅標明卷數。

②統計過程中，本文只統計史書有本傳者，而未計附列在其他傳主中的人物，且子孫同家族者列入一傳的僅算為一人。

③洪適：《隸釋》卷四。轉引自張鶴泉：《東漢故吏問題試探》，《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5期。

④卷43《朱穆傳》注引《袁松山書》曰：“荀爽聞而非之”。卷62《荀爽傳》曰：“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吊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p>

⑤卷63《李固傳》注引《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嘆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p>

⑥卷68《郭太傳》：“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慟?！?/p>

⑦有評價學問的：“關西孔子楊伯起”（卷54《楊震傳》），“《五經》從橫周宣光”（卷61《周舉傳》），“《五經》無雙許叔重”（卷79《儒林列傳·許慎》）；評價德行的：“道德彬彬馮仲文”（卷28《馮豹傳》），“德行恂恂召伯春”（卷79《儒林列傳·召訓》）；評價為政的“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卷31《杜詩傳》），“前有趙張二王，后有邊延二君”（卷64《延篤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卷44《胡廣傳》）。也有評價人物其他方面的，如“關東大豪戴子高”（卷83《逸民列傳·戴良》）評價身家；“避世墻東王君公”（卷83《逸民列傳·逢萌》）評價隱居方式；“甑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魚范萊蕪”（卷81《獨行列傳》），評價貧儉的生活方式；“前有管鮑，后有慶廉”（卷31《廉范傳》）評價朋友交好；“任文公，智無雙”（卷82《方術列傳·任文公》）評價術士的智慧；“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墯”（卷78《宦者列傳》）言宦官的權勢與貴寵。

⑧如戴良對黃憲的評價是他的母親見到他失落的情緒后問他時的對語，郭太對黃憲的評價是薛公祖問及他為什么到袁閬那里“車不停軌”，而到黃憲那里“累日方還”時所作的回答（卷53《黃憲傳》）。還有很多時候是見到某人由衷地發出的一種感慨，如郭太見到王允說：“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保ň?6《王允傳》）《世說新語·賞譽》注引《汝南先賢傳》說“謝甄見許子政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

［1］王傳武.20世紀以來的黨錮之禍研究綜述［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5）.

［2］王傳武.東漢黨人的地域認同研究［J］.中華文化論壇，2009（4）.

［3］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69-191.

［4］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M］//魏晉南北朝史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5］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分析［J］.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卷下，1963（12）.

［6］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覺醒與新思潮［M］//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8］張鶴泉.東漢故吏問題試探［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5）.

［9］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294.

［10］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1］尚曉梅.漢魏之際的英雄觀［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6.

［12］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73.

［13］王澤民.人物品題與漢末標榜之風［J］.文史知識，1991（9）.

責任編輯：汪頻高

（Email：luckywpg@sina.com）

The Class Basis and Group Identity of the Partisans in Late Han Dynasty

WANG Chuan-wu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Wuyi University，Jiangmen 529020，Guangdong，China）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class basis and group identity of the partisans in late Han dynasty.It is a false conclusion that noble clans brought out the partisans’comments，since noble clans had not an observable increase in emperor An and emperor Shun.The real reason of partisans’comments was the strong group identity，which was formed in the concrete relations，such as teacher and students，upper and lower officials，and was strengthened in some assembling.The group identity was showed and strengthened by person comments，which brought out a high tide to partisan comments and led to a forbidden and disaster to partisans.

disaster of striking groupings in late Han；partisans in late Han dynasty；partisans’comments；group identity

K234.2

A

1006-6152（2015）03-0115-08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7

領域語言研究

2014-10-21本刊網址·在線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王傳武，男，湖北監利人，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思政部講師，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欄目主持人：李宇明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