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藏區藏傳佛教的傳播發展及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曹群勇

（四川警察學院 警察管理系，四川 瀘州 646000）

甘孜藏區是四川省第一大藏區，亦是內地進入藏區的咽喉地帶，具有 “穩藏先安康”的重要地位?！案首沃莸靥幥嗖馗咴臇|南緣，東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區，南連涼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西依金沙江與西藏昌都地區相望，北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由此成為我國藏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甘孜州行政區劃 “轄康定、瀘定、丹巴、九龍、雅江、理塘、巴塘、鄉城、稻城、得榮、道孚、爐霍、色達、甘孜、新龍、白玉、德格、石渠18個縣?！硟壬矫}綿延，雪峰皚皚，草原寬闊，江河縱橫，峽谷深邃，森林茂密，地勢由東南向西北逐步抬升”。［2］由于甘孜州的地理位置和在藏區中居于的重要地位，境外的分裂勢力千方百計地對甘孜州進行分裂滲透活動，因此甘孜藏區在政治、軍事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甘孜州屬于 “康區”①的組成部分，藏傳佛教在康區藏族民眾的文化精神模式中占據重要地位，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7世紀，苯教在德格地區仍屬唯一的宗教。藏傳佛教入藏之前，康區主要信仰苯教。相傳文成公主入藏途經康定縣塔公鄉，隨行攜帶的釋迦牟尼佛12歲等身像 （藏語稱 “覺沃佛”），突然重如千斤，無法移動。求卦得知菩薩喜歡這個地方，不愿離去。公主遂決定仿照釋迦牟尼佛身像重塑一尊留在當地，后人稱其為 “不去釋迦像”，這個地方也因此被稱為“塔公”，意為菩薩喜歡的地方。

一、佛教較早傳入甘孜藏區的兩個史證

佛教從西藏較早傳入四川甘孜藏區，有兩個史證。其一，石渠 “卓瑪拉康”寺的修建；其二，公元10世紀末在鄧柯一帶形成一個康區佛教弘法中心。［3］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時期，為了弘揚佛法，在拉薩修建大昭寺、小昭寺。 《西藏王臣記》記載，初建大昭寺之時，白天所修建筑物，晚上遭鬼神搗毀。雪域西藏的地形，儼若羅剎魔女仰臥的形狀，娥塘湖若羅剎女的心臟，而紅鐵山若羅剎女心骨的形狀。吐蕃僧俗決定在湖的上面奉安釋迦牟尼佛像和建筑王宮來鎮壓鬼神邪魔。為了徹底鎮壓羅剎女，還須在其四肢及肢體各關節部分建寺，即史書所載的 “四茹四寺”、“四厭勝寺”和 “四再厭勝寺”，共計十二座。 《西藏王臣記》載：“在魔女的左掌心上建康隆塘度母寺”，這個度母寺就是史料中所載的 “四再厭勝寺”中的一座。此寺即為今天的甘孜藏區石渠縣洛須鎮的 “卓瑪拉康”，系甘孜州州級文物保護單位。卓瑪拉康寺是公元7世紀佛教傳入甘孜藏區的見證。

公元9世紀中葉朗達瑪滅佛，衛藏作為吐蕃核心地區，佛教勢力遭受嚴重打擊。一些佛教僧人離開衛藏，轉至多康和阿里繼續進行弘法活動，后來佛教再度從多康和阿里等地傳入衛藏。公元10世紀后半期，在鄧柯一帶形成一個佛教復興活動的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彌底。據藏族學者楊嘉銘的考察，石渠洛須鎮當地民眾把他們打的一種“擦擦”叫做 “彌底擦擦”，據說此 “擦擦”是彌底大師所傳下來的。在洛須境內的丹達村和俄巴納村之間還有一處摩崖石刻，當地人稱 “照阿娜姆石刻”。這處摩崖石刻系丹瓏塘早期佛法興起之后的一個見證。［4］

二、甘孜藏區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傳播發展

1.寧瑪派

甘孜藏區藏傳佛教的傳入，各教派時間不一。寧瑪派以l132年嘎當巴德協興建噶拖寺作為標志，此寺可謂康區出現的最早佛教寺院之一。噶拖寺位于甘孜州之最西端，②噶拖寺對于寧瑪派，乃至整個藏傳佛教在康區的傳播，均發揮示范作用。1272年興建的金剛寺處于最東端，即康定縣跑馬山麓。③金剛寺乃寧瑪派名寺之一，元帝曾賜有漢文匾額，達賴送有法衣，班禪贈有印章。［5］噶拖寺與金剛寺之興建，表明了公元12—13世紀間藏傳佛教寧瑪派在甘孜藏區的傳播與繁衍。元代藏族地方寧瑪派僧侶并不以寺院作惟一修法之地，有的自尋處所，獨自習行，他們對發展寺院似乎亦未付出艱辛努力。元室尊寵薩迦派，其教徒利用政治力量在各地大舉建寺，康區地方勢力鼎力支持，如德格土司便以此派寺院作為祖寺，寧瑪派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所以沒有興建大型寺廟。17世紀五世達賴的支持，使寧瑪派獲得空前發展。1645年蒙古人安章任珍青波建安章寺 （今白玉縣昌臺區麻邛鄉），此寺系藏傳佛教大圓滿心髓的弘法圣地，［6］以培養人才著稱，僅是修證較高的活佛、堪布，在白玉地區有37名，德格地區24名，甘孜藏區其他地方40余名，西藏38名，青海、甘肅數名。另外遍及印度、不丹、錫金、斯里蘭卡等國。甘孜藏區寧瑪教派史上特別具有意義的是1684年五世達賴喇嘛命其弟子、寧瑪派高僧赴康區傳法，建立竹慶寺，此寺因有種種特殊援助，發展神速，成為四川藏區寧瑪派三大主寺之一。

2.薩迦派

元朝時期，薩迦派興盛。八思巴在今甘孜縣打金灘親自立寺。因系皇室撥款所修，被稱為“漢人寺”。此后在今白玉縣修建朗甲寺，在道孚縣建彌勒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寧瑪派更慶寺大殿置佛像一尊，將更慶寺改宗為薩迦派寺廟。［7］1250年由八思巴倡導，在今康定縣高日山麓創建正古寺，后改為高日寺。1270年，八思巴派遣門徒巴西拉波為高日寺主持，巴西拉波從京師運來佛像、法器與經籍。1357年，著名的木雅五學者之首的日比生根任主持，乃遷移于現在的寺址，重新擴建，取名桑珠洛布林寺④，并合并高日山麓附近的亞桑寺等5寺，致使香火旺盛。高日寺主持高僧與明成祖頗有淵源，因入宮念經治病有功，受到成祖褒獎。成祖賜御制 《甘珠爾》，并恩準每三年入京朝貢領賞?；实塾H自 “印施”、 “薦揚”，無疑對藏傳佛教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高日寺因此聲名遠播，被譽為薩迦法王是八思巴，桑珠洛布林是花教圣地，成為薩迦派在甘孜州東部的重要據點。

在甘孜藏區西部，薩迦派的主要活動區域是德格。第27世土司烏金巴索朗仁青為八思巴侍者，元朝封之為多墨東本，轄有今巴塘、白玉等地。他在薩瑪村 （巴塘與白玉交界處）建薩瑪寺。作為官邸，亦稱 “薩瑪政權”。第33世洛珠刀登時期，取得濯曲河 （又稱德格河）沿岸肥沃之地，建立薩迦寺院，并將官署遷于此地，遂將這一帶定名為 “德格” （意為吉祥之區），正式自封為第一代德格王。第39世土司拉青·樣巴彭措時期，統一了康西北地區，勢力大增。此人系虔敬的薩迦派信徒，用重金從西藏薩迦寺、俄日寺禮請名僧，興建寺廟、經堂18座。原為寧瑪派的更慶寺，也于1680年被改宗為薩迦派，成為德格土司之家廟。［8］他制定 “十套教法”、 “十六套政法”以扶持包括薩迦派的藏傳佛教。隨著土司勢力之發展，更慶寺興盛起來，轄有分寺7座，盛時僧尼700余人。更慶寺印經院所藏經版，卷帙浩瀚，內容豐富，是享譽世界的藏族文化寶庫，系當之無愧的康區薩迦派之圣地。［9］

3.噶舉派

噶舉派在西藏從未執掌過地方政權，但是在前藏和西康都一直保持著一定的勢力，他們和內地皇室，西藏地方行政首腦有過比較密切的關系。此派創始人之一都松欽巴 （dus－gsum－mkhyen－pa，1110—1193年），本名卻吉扎巴 （chos－kyi－gragspa）出生于今甘孜縣扎卡波村。1147年在昌都建噶瑪丹薩寺而創噶瑪噶舉派后，其門徒在甘孜藏區便有廣泛活動。此派第二世活佛噶瑪拔希 （karma－pakshi，1204—1283年）長期在康區進行廣泛傳教活動，他是西藏佛教傳說中僅次于蓮花生的一位所謂有 “神通”的人，藏族人稱其為朱欽（grub－chen），建則烏多頂寺后，其聲望愈加上升。從都松欽巴起，噶舉派在西康就有相當的影響，此后幾輩轉世，對西康的影響就更突出。元朝忽必烈為鞏固在康區的統治，不得不在召見薩迦派八思巴的同時，禮待噶瑪拔希，因為八思巴的影響主要在衛藏，所以1253年忽必烈途經西康東部，召見噶瑪拔希是合乎邏輯的。第三世攘迥多吉（rang－byung－rdo－rje，1284—1339年），1326年曾到拉薩，后來在西康噶瑪地方整修寺廟，并傳法收徒。1334年途經西康地區，平息了當地的一些爭 斗 戰 亂。 第四世乳必多吉 （rol－pa'i－rdo－je，1340—1383年），1356年，元順帝曾傳詔命他進京，途經西康，康區酋豪或迎送，或伴侍左右，途中調停兩個部落之間的戰爭。約在1364年啟程返藏，游歷康區，沿途建寺塑像。［10］噶舉派除有寺屬農奴并占有耕地牧場外，并未形成為當時的一個地方政權，元朝所封的十幾個萬戶中沒有他，《明史》亦稱他為游僧。他的實力是以在康藏各個地方政權轄區內所建立的屬寺和吸引的信徒為基礎的，這時噶舉派活佛長期周游各地，傳法收徒，調停地方糾紛，聯結地方勢力，得以保持實力。

明朝永樂年間，噶舉派活佛受封為國師，授“大明四寶法王”玉印，賜原德格土司區一半的土地、百姓及青海奪洛洞鹽池一個。另外四川還撥給糧食若干，此派政治地位大增。終明之世，此派均自稱大寶法王，按期遣使進貢。⑤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古代階級社會，既是統治階級的精神武器，也是統治階級內部傾軋的斗爭手段之一。［11］明末清初固實汗統治的情況更是如此，固實汗支持格魯派，對薩迦派亦持扶植態度，他出兵消滅白利土司，在對苯教實行全面摧毀的同時，也沉重地打擊了噶舉派。雍正三年 （1725），德格第42世土司丹巴澤仁主持建立了八邦寺后，此派力量才有所恢復。乾隆用兵大小金川時，八邦寺遣僧隨營念經受獎，聲譽更加提高。八邦寺系康區寺院建筑之最佳者，金頂炫耀，十里可見，為康區噶舉派之圣地，有 “小布達拉宮”之譽，其地位僅次于其主寺后藏的楚布寺。［12］

4.格魯派

格魯派傳入甘孜藏區的具體標志是理塘寺的興建。明朝萬歷初年，云南麗江土知府木氏相繼占領今巴塘、理塘、稻城、九龍等地，萬歷八年（1580）邀請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前往傳法，并資助建立長青春科耳寺，習慣稱為理塘寺。此乃甘孜藏區第一座格魯派寺院，索南嘉措出任第一任堪布。

索南嘉措在主持籌建理塘寺的同時，派遣其師弟松贊嘉措赴木里傳教，四方化募⑥，歷時9年，于1584年在瓦爾寨建第一座寺院，出家為僧者300人。松贊嘉措圓寂后，其師弟次稱絨布于1604年在康塢建第二座寺院，選定降央絨布為第二任活佛，并送其去拉薩名寺學經，獲格西學位。降央絨布主持教務后自稱大喇嘛，于1674年建第三座寺院，世稱木里寺，習慣上稱呼這三座寺廟為木里三大寺。明末清初，在固實汗的支持下，五世達賴派遣霍爾曲杰·昂翁彭措來康區修建13座大型格魯派寺院，此即有名的霍爾十三寺。⑦第一寺為更沙寺，康區格魯派寺院尊之為發源母寺，其它十二大寺的啟用廟章權和保管印章權之證件至今保留該寺。最后一寺為桑珠寺，意為如愿以償，最終完成建寺之宏愿?；魻柺陆ǔ珊?，康南、康東受其影響，各地紛紛將原屬其他教派的寺廟改宗，格魯派勢力在甘孜藏區確立優勢。

1729年，德格印經院建立，成為藏區三大印經院之一，德格印經院刻印的諸多典籍中，除了五明學科俱全外，藏傳佛教各派的經典名著盡收其中。19世紀中期，以降央·欽則旺波活佛為主要倡導者，由貢珠·云丹嘉措活佛為理論大師，曲吉·德欽林巴為主要活動家，在甘孜德格地區發動了 “不分教派運動”。這一運動 “帶有明顯的大佛教復興色彩，它摒棄佛門宗派林立的舊俗，把藏傳佛教各派教義精髓集中在 ‘八大修學傳承體系’之內，從理論到實踐都有繼承前人一切優秀道統，真正營造藏傳佛教內部不分門派、互相學習的大好局面”。［13］

三、甘孜藏區藏傳佛教寺廟布局特點

四川藏區藏傳佛教寺院數目尚缺乏較為精確的統計。據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資料，共有747寺，93 700名僧人，其中甘孜州540寺，約占全州寺院總數的72.3%，僧人79 300名，約占全州僧人總數的84.6%。［14］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州批準開放和依法登記的532個宗教活動場所中，有藏傳佛教寺廟515座，其中寧瑪派217座、薩迦派84座、噶舉派34座、格魯派126座，僧尼4萬余人，約占全州總人口的5%。

1.各教派的寺廟數量及其規模

甘孜藏區各教派寺院的分布在地域上呈現出一定的特點，格魯派和寧瑪派寺院幾乎遍及全州。格魯派寺廟以川藏線南路——理塘、巴塘、鄉城、稻城、得榮諸縣為多。冉光榮先生據 《四川省喇嘛寺院一覽表》的資料統計，理塘縣有15寺，占該縣寺院總數25座的60%。巴塘縣有22寺，占總數44座的50%。鄉城縣5寺，占總數8座的62%。一般而言，格魯派寺廟是當地最大型的寺院，例如理塘縣的理塘寺，巴塘縣的康寧寺、日登寺，鄉城縣的申角寺、立禪寺。在川藏線北路諸縣中，以甘孜縣最集中，39寺中有格魯派寺院24座，占總數的61.5%。該派寺院最少的是新龍縣，其次是色達縣。

寧瑪派寺廟亦遍及全境，尤以色達、新龍、石渠、康定諸縣此派寺廟突出和普遍。色達縣有16寺，占該縣寺院總數19座的84.2%；新龍縣62寺，占總數76寺的81.6%；石渠縣31寺，占總數63座的49.2%；康定縣9寺，占總數24座的37.5%；寧瑪派寺院數量在九龍縣為2座，占總數22座的0.95%，比例最小。薩迦派和噶舉派寺廟系小集中狀態。薩迦派主要分布于德格縣和康定縣，其中德格縣有14寺，占當地寺院總數42座的33.3%的?？刀h有12寺，占寺院總數36座的33%。噶舉派寺院處于更小的集中狀態，主要分布于德格縣、石渠縣，德格縣有11寺，占總數42座的26.2%，石渠縣4寺，占總數63座的6.3%。［15］

甘孜藏區寺院較多，規模較大，影響深遠。學者據四川省檔案館所藏的 《康定縣喇嘛寺簡況》、《理塘縣寺廟情況》檔案等文獻資料，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川藏線東路的康定縣、北路的德格縣、南路的理塘縣的寺廟進行統計。［16］

由表1可知，康定縣不僅各教派寺廟皆具備，并且皆有一定的實力和地位，噶舉派雖然僅有貢嘎寺，但卻是當地的第二大寺廟。

表1 康定縣各教派的寺廟數量及其規模

由表2可知，德格縣薩迦派、寧瑪派、噶舉派寺廟在康區均屬三派之主寺及著名大寺。

表2 德格縣各教派的寺廟數量及其規模

由表3可知，理塘縣縣域內格魯派寺院規模大，處于絕對優勢。該縣格魯派寺廟數量雖然不及寺廟總數的一半，但是其僧人數量占74.5個百分點。

表3 理塘縣各教派的寺廟數量及其規模

2.各教派寺廟分布所表現出的地域特點

在甘孜藏區，格魯派寺廟大多分布于農區，寧瑪派寺廟分布于牧區，薩迦派、噶舉派以西部的德格縣和東部的康定縣為集中。我們可以一縣的寺廟分布來看各派寺廟所表現出的地域特點。在道孚縣，格魯派寺院多在城區及紅頂等鄉，而寧瑪派寺廟多在色卡鄉等地。大致而言，格魯派寺院處于農區，寧瑪派處于半農半牧區，薩迦派及苯教寺廟處于偏遠山區，這是具有代表性的。新龍縣、康定縣的特色更鮮明。

康定縣各教派寺院并存，格魯派并未呈現明顯優勢，原因有三。其一，康定北接嘉戎，南部為九龍、瀘定，地處藏彝走廊，民族成分復雜，宗教信仰多元化，藏傳佛教發生局部變異，各教派之間的界線似乎也不是那么鮮明，各教派之間的矛盾更難表面化。其二，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建寺甚早，而格魯派寺院修建既遲，規模又小，數量不多。其三，康定屬明正土司轄區，作為土司家廟，地位最尊崇的系寧瑪派的金剛寺。土司為自身統治出發，對各教派均采取認可、支持政策，即使寧瑪派亦未形成獨尊地位。新龍縣的寧瑪派占絕對優勢，德格派基本上無寺院，這在其他藏區極為罕見。

四、甘孜藏區藏傳佛教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藏傳佛教既是觀念上層建筑，又是體制上層建筑，無論從精神層面的信仰訴求看，還是從實踐層面的宗教活動看，都是影響甘孜藏區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17］“藏傳佛教不但以其誘人的來世說教和玄妙的輪回學說使其信眾虔誠信仰，同時以其深湛的哲學義理和精巧的思維邏輯影響和規范著藏民族的觀念世界和思維方式，并將其影響廣泛地滲透在藏族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習俗等諸多方面”。［18］藏傳佛教是影響甘孜藏區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藏傳佛教對甘孜藏區社會穩定的作用具有二重性：藏傳佛教具有社會控制、群體整合、心里調適及行為規范等正面效應；藏傳佛教的某些教規教義、寺廟政治及達賴因素對社會穩定具有負面效應。［19］

在筆者2014年8月對甘孜藏區寺廟社區生活參與及社會化管理狀況所做的問卷調查中，第6題為 “您認為藏傳佛教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是”？問題設計旨在測量民眾對藏傳佛教對社會穩定影響的評價。筆者設計了 “消極作用”、“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積極作用”、“其他”四個選項，經編碼錄入，SPSS統計如下：

表4 您認為藏傳佛教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是？

表中的數據顯示，在所調查的153個有效樣本中，32%的樣本選擇 “積極作用”，58.8%的樣本選擇 “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5.9%的樣本選擇 “消極作用”，3.2%的樣本選擇 “其他”選項。樣本選擇主要集中于第二項和第三項，累計百分比為90.8%，說明現階段藏區民眾總體上對藏傳佛教對社會穩定的作用是認同的，同時也反映藏區藏傳佛教事務治理能力亦有拓展和提升的空間。

五、結 語

藏區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甘孜藏區的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關系到甘孜藏區人民的福祉，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和關注文化安全視角下的藏區宗教問題治理體系及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實踐。宗教矛盾和宗教沖突的根源蘊含在現實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之中，但宗教 “善于把極平常的人間根源的沖突提高成宇宙范疇的亙古永存的沖突，賦于它們以概括的很難作任何妥協的絕對形式”。［20］宗教是最能深化民族對立和激起民族仇恨的社會意識形態，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認識。新時期我們要挖掘藏傳佛教的積極因素，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指導，引導藏傳佛教與甘孜藏區跨越式發展相適應；轉變宗教工作方式，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加強社會化管理宗教事務，尋求充滿活力的內生式的結構性、動態性穩定；緊扣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工作主題，堅持藏區工作總體思路，努力建設法治甘孜、生態甘孜，和諧甘孜，幸福甘孜。

注釋：

①“康區”既是地理區域概念，又是文化區域概念。地域范圍系指康方言覆蓋的地區，大體而言是指魯共拉山以東，大渡河以西，巴顏喀拉山以南，高黎貢山以北的廣大地區。行政區劃則包括今甘孜州和阿壩州的嘉戎地區，涼山州木里縣，西藏昌都地區，青海果洛州、玉樹州；云南迪慶州。

②盛時占地約1平方公里，經堂48座、辯經堂42座、坐經堂5座、僧舍513套。共有3殿，第一殿置有從印度運來、高9.4米之銅塔；第二殿供奉高8米的釋迦佛銅像；第三殿為密宗殿。外有印經房11間，保存藏、梵文經書900余種。

③此寺為明正土司之家廟，明代中葉毀于火災，憲宗十三年 （1477）土司子甲白色特確活佛予以修復。

④即如意寶地寺。

⑤明代藏族地方與中央王朝關系甚為密切，貢賜關系成為維系和加強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政治隸屬關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藏族地方的朝貢，大致可分為年例朝貢、請職朝貢、禮儀性朝貢三大類。參見曹群勇： 《厚賞與羈縻：論明代藏族地方與中央王朝的貢賜關系》，《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⑥大致為今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

⑦ （霍爾十三寺的名稱學界有爭議。其一是關于十三寺之范圍，徐銘老師認為包括甘孜寺、桑主寺、棍薩寺、雜覺寺、大金寺、康瑪寺、覺利寺、喀聶寺、章谷寺、尼錯寺、白利寺、孜倉寺等。參見徐銘：《康區霍爾十三寺歷史調查》，《民族叢刊》第8輯，1990年。格勒先生認為系大金寺、甘孜寺、白利寺、東谷寺、札龔寺、桑珠寺、苦馬寺、覺日寺、靈雀寺、惠遠寺、則書寺、更沙寺、壽靈寺。參見 《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頁。另外還有資料認為包括曲德寺、召戈寺等。冉光榮先生認為以上說法均有待進一步核實。其二為甘孜寺在 “十三寺”的地位界定。徐銘老師認為 “十三寺”主寺為甘孜寺，而格勒先生則認為“十三寺”第一寺為甘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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