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革命與革命的改造——辛亥革命時期譚延闿政權論析

許順富

（中共湖南省委黨校 黨史教研部，湖南 長沙 410006）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它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武昌起義，厥功甚偉，作為首應之區的湖南也功不可沒。10月22日，長沙新軍起義，宣告湖南 “光復”，建立了以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為正、副都督的革命政權。但不到10天，風云突變，10月31日，長沙城內又一次響起兵變的槍聲，焦達峰、陳作新慘遭殺害，原立憲派首領、參議院院長譚延闿登上了都督寶座。都督易人，但政權的性質并沒有因此而改變，譚延闿政權較焦、陳政權雖有妥協倒退的一面，但仍不失為一個以反清為主旨的革命政權，只是帶有較為濃厚的 “文明革命”色彩，體現著咸與維新的時代烙印，也是辛亥革命不徹底性的一個典型樣本。

一

湖南獨立雖然沒有發生什么大的流血沖突，但是革命黨人 “犯上作亂”，對抗皇權的行為，本身就是對封建統治秩序的強大沖擊。何況焦達峰就任都督后，廢除封建官場的陋習，推行官兵、官民平等的民主作風，“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廣納人才，且力除苛稅 （曾下令廢厘金）”， “日廢秕政以數十計，接見民眾無間晨昏”［1］（第二編鄂湘戰史），表現出平民都督的新氣象。因此，下層民眾紛紛投效，“進出都督府 （焦達峰任內）的人，車水馬龍，熙熙攘攘”［2］（p49），“一時城中廟宇、公所、客棧，無不高懸招兵旗幟，車轎擔役、流氓、乞丐皆相率投營當兵矣?！保?］（p67）下層民眾的高漲革命熱情，突破了立憲派紳士依靠 “巨家世族”和 “軍界長官”推行所謂的 “文明革命”模式，因此，他們對焦、陳恨之入骨。立憲派策動梅馨發動政變，就是要阻止革命的進一步擴大，保住自己傳統地位和經濟特權，將革命推進的尺度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們抬出世家弟子、科場顯貴，紳界領袖譚延闿為湖南都督，也是出于這一政治目的的需要。

譚延闿初任都督，并不輕松?！伴L沙人心浮動，舊派頑劣乘機竊起，危疑震憾不可終日”［4］。一面是革命黨人，要求為焦、陳復仇的強烈呼聲，一面是立憲派、舊官僚要求譚延闿抑制下層民眾的激烈革命情緒，恢復舊有的社會秩序；另外還有參與殺害焦、陳的亂兵，“以擁立大功，索餉索械，位置私人，稍不遂意，輒露拔箭擊柱之態”的驕橫。譚延闿明白，只有解除了這一系列危機，才能實現自己“文明革命”的藍圖。

譚延闿是一個聰明的官僚，他憑借自己多年官場練就的從政技巧，采用八面玲瓏、四處逢迎的政治手腕，來平息各方的怒意，化解可能引發內部火并的社會矛盾。首先，他千方百計地緩解革命黨人的復仇情緒，爭取革命黨人對自己的支持。政變次日，當叛軍四處張貼告示，公布所謂“焦、陳罪狀”時，譚即立予制止，并 “命各部員向焦之黨羽婉言相勸，冀為調?！?。并肯定焦、陳倡義 “厥功甚偉”，“答應葬以厚禮，并鑄銅像二尊，以示紀念”。［5］宣稱：“凡焦所委托之人，一概照常辦公，即焦身旁名單中之死黨，概不窮其既往?！保?］（p115）以爭取革命黨人對他的諒解。另外，他還借助援鄂，將焦、陳所招募的軍隊調往湖北前線，一則轉移他們的斗爭視線，解除肘腋之患；另一方面可以借此爭得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湖南革命黨人黃興、宋教仁等人的好感，化解與革命黨人的矛盾。他派人赴桂林勸說沈秉堃和王芝祥，電函福建孫道仁和云南蔡鍔，敦促他們獨立響應，都是想以他的良好表現，來沖淡革命黨人因焦、陳被殺產生的陰影，使革命黨人消釋對他的戒心，從而取得了革命黨人對他的支持。其次對擁立他的軍官和士兵給予封賞，委屈求全地對他們加以籠絡。譚延闿將殺害焦、陳的元兇梅馨晉升為師長，將庫銀一萬兩贈梅馨，作為游歷歐美的旅費。［2］（p151）并賞殺焦督士兵五百金，進行籠絡。但譚延闿并不信任擅殺上司的梅馨?！白T延闿三次督湘，擁譚的梅馨竟不得志。在軍人跋扈、政局動搖、風聲緊急之時，譚寧可求助于力量不大而聲譽頗好的曾繼梧；對于梅馨則始終采取敬而遠之的辦法，不予重用。一則力避譚、梅合謀之嫌，以免黨人報復；更重要的是怕梅馨挾擁戴之功，行廢立之事，再演一次政變。譚的老謀深算，表現為用人行政方面都不外一個 ‘我字’。反正后的幾個高級軍官都跳不出譚的手心?！保?］（p193）再次，對一向支持自己的立憲派紳士和舊官僚給予他們實惠，滿足他們確立上流階層統治湖南的要求，恢復紳權勢力對地方的控制。在譚延闿的政權機構中，立憲派以及依附于它的舊軍官、舊官僚占據了權力的中心。在全部14名省級正職官員中，立憲派占6名，革命黨人，舊軍政人員各2人，無黨派人士2人，其他身份不明者2人。［7］立憲派紳士從中獲得了重大的實惠。譚為抑制下層民眾的革命激情，防止上流階層的傳統利益受到沖擊，對會黨群眾實行壓制、打擊。焦、陳被殺后，“凡焦、陳所募國民軍、學生隊、馬弁、衛隊……多逃散”，留下的也被譚 “分別去取”，嚴加控制。為了對付風起云涌的衡南會黨活動，譚延闿令衡山縣知事趙元錕謀害運動會黨的革命黨人周果一 （未遂），在湘潭、常德以 “積盜”、“會匪”的罪名，殺害了年輕的會黨首領馮廉直和革命黨人楊任，恢復了上流階層對地方的控制。

譚延闿通過這些手腕，很巧妙地化解了社會的各種矛盾，爭得了各方面對他統治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下層民眾革命的改造，使焦、陳 “利用下等社會以起事”的革命色彩不復存在，湖南重新落入了上流階層的控制范圍。

不過，辛亥革命作為一場反對封建帝制，推進民主共和的偉大革命運動，其影響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失的。它給社會造成的波動，帶來了整個社會觀念的更新，民主共和成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尤其是孫中山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民主氣象和開明作風，給整個社會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新感覺，奉如神明的皇帝在民主共和的聲浪中，成了紫禁城內孤獨的幽靈，再也沒有發泄龍威的能力，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青年學生成了新時代最富魅力的社會群體，他們以反對傳統的叛逆精神，描畫著民主共和的宏偉藍圖。盡管他們缺乏老練的政治經驗，過早的陶醉于革命成功的喜悅，缺乏對革命艱巨性的認識，過分相信議會民主的功能，缺乏防范封建勢力復辟的手段和機制，使袁世凱得以以軍事強人的面孔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但是，革命黨人仍擁有強大的潛在勢力，他們在辛亥革命中的杰出表現贏得了崇高的社會威望，在議會里面他們仍舊擁有絕對優勢的席位，在南方各省也還擁有強大的軍事武裝。湖南是革命元勛黃興、宋教仁的故鄉，也是革命黨人最為活躍的省份，這迫使譚延闿在改造革命的同時，不得不接受革命的改造。

二

譚延闿心里十分清楚，要在 “革命偉人多”的湖南站穩腳跟，沒有革命黨人的支持，是無法實現的，而湖南又是近代紳權勢力強大的省份，失去了紳士的歡心，就沒有了政權的依靠。因此，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只能搖擺于革命和改良之間，既改造革命黨人的過激行為，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革命的改造，討革命黨人歡心，給地方紳士以實惠，按照 “文明革命”的思路，進行政治制度的改良，即：立憲派奪取政權后，馬上 “竭力維持秩序，保全治安”，使新政權迅速走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發展的“開明專制”軌道，這就是譚延闿鞏固政權的指導思想。

（一）建立有利于推行 “文明革命”的省級政權機構

譚延闿登臺伊始，便在立憲派、革命黨人和實力派舊軍官們之間進行權力再分配，調整了軍政領導機構。就行政機構而言，政權幾乎完全為立憲派壟斷，“所有職位，都被與新督軍持相同意見的紳士成員和學生階層占據了?！保?］（p286）軍政府不再設副都督，專為挾持都督的臨時參議院以及幾乎與都督分庭抗禮的民政部均予撤消。四職合而為一，高度集權于都督。此外，立憲派還占據了財政、外交、交通、礦政、鹽政等部門。（見表一）

表一 湖南省府機構 （1911—1913）

這種以資產階級化的紳士為主體的行政領導機構，保障了譚延闿的政令暢通，使他在決策過程中能夠取得絕對多數的支持，從而有利于推行譚的 “文明革命”計劃。就軍政機構而言，軍權完全為舊軍官們所控制。原新軍標統黃鸞鳴繼續任軍政部長 （后改軍務司長），危道豐 （原督練公所糧餉科長）取代劉邦驥 （原督練公所參議官）任參謀部長。軍隊由四鎮擴編為五師，師長余欽翼、趙春霆、曾繼梧、王隆中、梅馨均為舊軍官，革命黨人完全喪失了軍隊中的上層領導權。后又借裁軍的名義，將參加過長沙光復和在武漢抵抗過北洋軍戰斗的新軍全部裁撤，高級軍官余欽翼、趙春霆、王隆中、梅馨、蔣國經、向瑞琮等一概保薦北京封官賜祿，并以舊巡防營和趙恒惕的桂軍為基礎，重建聽命于自己的軍事武裝，借以控制軍權，以便有效地推行“文明革命”的改良計劃，防止革命黨人過激的軍事行動。

（二）建立以開明紳士和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為縣知事的新的地方政權機構，推進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據楊鵬程對湖南寧鄉、溆浦、宜章、安鄉、永順、汝城、沅陵、寧遠、慈利、嘉禾、常寧、醴陵、永明、石門等14個縣辛亥前后的職官出身所作的統計：1900年至1911年光復前共94任知縣，其中進士16任，占17%；舉人24任，占26%；生員32任，占34%；旗人、捐官、軍功或出身不明的22任，占23%，絕大多數系由傳統功名出身。而光復后至1913年止64任知事中，除7名暫時留任者有功名外，僅進士、舉人各2任，各占3%；生員11任，占17%。有功名者22任，占34%，而無功名者 （包括新式教育出身）42任，占66%。傳統功名是清朝任用官吏的主要標準，入民國后任命的知事不再以此為前提，至少表明州縣官員同封建主義的聯系減弱了些。［9］湖南的地方政權已經開始由封建地主政權向新興地主、新興資產階級政權過渡，封建地主紳士的勢力逐漸退出了地方的權力中心，代之而起的是受過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具有一定民主、共和思想觀念的新的知識分子群體，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大進步，是辛亥革命對社會改造的重大成果。

（三）譚延闿支持革命黨人對舊的封建勢力進行適度的打擊，這是革命改造在譚身上的積極體現。光復以后，湖南民軍驟增，餉無所出，財政拮據。譚延闿任命革命黨人周震麟為籌餉局局長，將亡清官僚、豪紳富室、奸商滑賈列為重點籌餉對象。前湖北第八鎮統制張彪，在寧鄉的財產被一律充公；前兩廣總督袁樹勛雖擁資近千萬，但不愿多捐，籌餉局將其所管 “譚邑田產五千余畝及省城鎮沅典鋪，約值銀五萬兩，一并提充作為軍餉?！鼻败姍C大臣瞿鴻禨 “于去歲反正后，雖認有捐款，而為數不多，且赴上海以寓居租界為避捐計，該局將所存長沙蔚豐厚票號銀四萬兩又日昌票號銀一萬兩，一并提出充公?！鼻扒逖簿蕾嚦性?，“積資數十萬”，籌餉認捐不愿多出，并遷居鄉下避捐，被籌餉局將其省城住宅查封，并將其各號存款，其銀二萬兩均提取充公，還將其三子押廳追繳。［10］籌餉局不畏權勢，不顧曾任廣東欽廉都督郭人漳的強烈抵制，將其父已故前清提督郭松林的遺產酌提充公。對譚延闿的哥哥譚璞吾，也 “馳電交攻” “致函詰問”［11］周還將曾國藩祠改為烈士祠，供奉為革命死事者、光復功臣及陣亡將士牌位，四時祭奠。地主豪紳對籌餉局的做法也深感不滿，省外的湯壽潛和伍廷芳還聯合寫信給譚延闿，出面為瞿鴻禨說情，要求譚 “飭將房屋發還”。［12］盡管尚未發現譚延闿給湯、伍二人復信的內容，但譚延闿在給張子武的回信中，卻明白地拒絕了當時一些人對湖南籌餉問題和瞿鴻禨問題的指責。他說：“湘省籌捐，皆給公債票，無損人權；瞿之田宅，更未議提，公言殆過?！保?3］由此可見，譚延闿對周震麟在湖南的籌餉活動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認的。雖然這只是解決湘財政的暫時應急措施。但是，他把打擊的對象對準封建的頑固勢力，又表明了譚政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譚還在農村將田賦數額固定下來，取消各項附加稅，并廢止糧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有利于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譚在鼓勵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面也不遺余力，在他當政期間，湖南掀起了一個舉辦近代實業的熱潮。正如當時人所言：“湖南的工業本極幼稚。民國元、二年間，一般人士都說振興工業是救國的第一要著，又是我們湖南的第一要著。正當那譚祖安 （延闿）做都督的時候，提了許多的公款來 ‘振興工業’。當時的什么實業公司和某項工業籌備處的招牌，到處皆是。有官辦的，有商辦的，也有官商合辦的?！保?4］美國學者周錫瑞稱之為 “都督主動地鼓勵資產階級工業化?！边@表明譚延闿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后，已經日漸地向資產階級革命派靠攏，成了一個帶有封建胎記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的政治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國民黨支部在湖南建立后，譚延闿政權的結構成份有了重大變化：譚延闿以都督兼任支部長，負責軍事；革命黨人仇鰲任副支部長兼民政司長，負責政治和社會方面。民政司長權限很大，各縣知事均由他直接指派。此外，革命黨人還占據了財政、實業、司法、教育、軍事等部門?！笆〖壭姓賳T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國民黨的領袖?！保?］（p294）譚延闿的幕僚、當時已投靠袁世凱的唐乾一對此十分仇視。謂：“亦山 （仇鰲字）歸，純用黨人”，“各縣知事必國民黨員。法官故不入黨者也，而盛時、肖仲祁為司法籌備處長，則亦非其黨不任用之。仇鰲又于都督府組織參事廳，遇事侵越，秘書室之權力，亦因以縮?！碧谱鳛橄媸〈眈v京，“日必函電數起，遙商要政，而多不能行”，因而痛罵 “黨人橫行，政務乖戾，善良被辱，至不可言”，“湘事內容漸變更矣”［3］（p93－94）。所謂內容變更，就是指政權中立憲派、舊官僚、舊軍官的地位已經為革命黨人和立憲派聯合組成的國民黨支部所置換。而且正如唐乾一所言：國民黨支部中 “暴烈者居多數，穩健者或不能展其才”［3］（p107），起主導作用的正是被稱為暴烈者的革命黨人。因此在 “二次革命”中，湖南在商界的極力反對和勢力極為懸殊的狀態下，仍舊扯起了反袁獨立的革命戰旗。

由此可見，在革命的風潮激蕩下，紳士階層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革命的改造，盡管改造的幅度有強有弱，進步的速度有緩有慢，但都物是人非，無法再回復到舊日的模樣。譚延闿政權較焦、陳政權，雖然有所倒退，但它沒有也不可能倒退到清王朝或袁世凱的立場上去。進兩步，退一步，它是新舊勢力調和折中的產物。如果說譚延闿政權還蒙著一層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面紗的話，那么二次革命失敗后的湯薌銘政權就只有專制獨夫的野蠻兇殘，革命的印跡被他用鐵血政治全部抹平，革命的改造被復辟的喧囂所全部淹沒，在歷史的滄桑中，如葉德輝之流的豪紳耆舊重新粉墨登場，為流逝的封建亡靈重新招魂，歷史向人民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

［1］文公直.最近中國軍事史［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2］田伏隆.辛亥革命在湖南［M］.長沙：岳麓書社，2001.

［3］子虛子.湘事記［M］／／粟勘時.湖南反正追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吳璨貞.譚延闿生平［J］.中外雜志，1978，24 （6）.

［5］長沙光復后內訌余波［N］.申報，1911－11－13.

［6］胡繩武、程為坤.論光復后的湖南政局［M］／／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辛亥風云與近代中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7］劉泱泱.論焦、陳被殺與譚延闿上臺［J］.求索，1987.（4）：93－99.

［8］（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M］.北京：中華書局，1982.

［9］楊鵬程.試析辛亥革命時期的譚延闿政權［J］.近代史研究，1985.（2）：279－293.

［10］湘省籌餉局提充紳富財產匯志［N］.申報，1912－06－27.

［11］湘省司局二長之荒謬［N］.申報，1912－04－28.

［12］湯壽潛、伍廷芳二君致湖南都督函［N］.申報，1912－03－10.

［13］譚都督復張子武君電［N］.申報，1912－03－10.

［14］民國初年湖南工礦業發展的興旺景象［N］.湖南大公報，1919－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