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文獻與蒙元史的構建

內容摘要：被譽為中國近代新材料第五大發現的黑水城文獻在時間構成上以西夏及元代文獻為主體，與黑水城西夏文獻不同，黑水城元代文獻主要以世俗文書為主，其中既有契約文書、公文文書，又有宗教文獻、醫書、歷書等，文書所記彌補了元代傳世史料或缺載或語焉不詳的遺憾，從而為我們重新構建蒙元社會，進一步探討元代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元代財政體系與賦稅制度、社會生活與司法、軍事及宗教文化生活等都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關鍵詞：元代；黑水城文獻；社會；西夏；史學史

中圖分類號：G256.1；K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5）01-0091-11

Abstract： Among the archives of the fifth great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early modern China， most of the documents found in Khara-Khoto are about the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Differing from the Tangut documents， the Yuan dynasty archives are mainly secular documents， including contracts， official documents， religious texts， medical books， and calendars. These documents fill a void in our ext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provide first-hand material for reconstructing our impression of the Yuan dynasty society while further discussing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ial， financial and tax systems， as well as jurisdiction and the social， militar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Khara-Khoto documents； society； Western Xia；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ience

一 概 說

黑水城為西夏黑水鎮燕軍司所在，元時改稱亦集乃路。黑水城不僅是西夏、蒙元時期的軍事重鎮，更堪為是時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不愛寶，大批文獻、文物相繼出土。從時間構成上來看，黑水城文獻以西夏及元代文獻為主體。其中西夏文獻以宗教文獻，尤其是佛教文獻為大宗，而黑水城元代文獻則以世俗文書為主。換言之，黑水城西夏文獻對于西夏宗教研究價值非凡，而黑水城元代文獻則為我們構建蒙元時代，尤其是元代西北社會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黑水城所出土的元代文獻現藏于俄羅斯，英國，法國及中國的博物館、圖書館與研究機構中，大多于近年得到刊布，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俄藏黑水城文獻》22冊、《英藏黑水城文獻》5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4冊、《中國藏西夏文獻》20冊、《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1冊、《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10冊。國內外各大收藏單位所保存的西夏文獻大多都已刊布，為學術界的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

見于《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元代文獻主要集中于該書漢文文書部分的第4—6冊中。據《俄藏黑水城文獻敘錄》所載，確定為元代文獻者共81件。內容涉及佛教作品、醫書、歷史著作、字書、版畫、紙幣及文書等，其中又以佛經和文書所占比重較大?！队⒉睾谒俏墨I》所收的230多件漢文文獻中有一部分為元代公私文書，其中糧草賬冊6件，漢文戶籍冊1件，官府公文18件，其他文書屬于元朝的有10余件。1953年法國學者馬伯樂將斯坦因所獲部分漢文文書編輯出版[1]，該書《西夏和蒙古時期的黑城文書》部分收錄了有明確元代年號紀年的文書9件。后，郭鋒在對馬伯樂未刊布部分予以介紹及釋錄時，又確定26件元代文書殘片[2-3]。而沙知、吳芳思則將英國國家圖書館編號為or.8212系列的除佛教經典部分外的所有漢文文書寫本或印本的圖版集為一處，并于圖版下做了相應的錄文，同時還附有館藏文書編號與馬伯樂書編號的對照表[4]。但部分錄文仍待完善，如or.8212/792《元支特庫文書殘片》中“支特庫”當為“支持庫”，or.8212/792《元總民局文書殘片》中“總民局”當為“惠民局”[5]。

1983—1984年，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與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遺址發現了約3000件文書。這些文書均為殘卷，除少量屬于西夏時代的佛經外，其余皆為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遺物，其中漢文文書多達2200件。此外，還有蒙古文文書、回鶻文文書、藏文文書、西夏/梵文文書、阿拉伯文文書、敘利亞文文書等。文書主要為契約文書、公文文書、宗教文獻、歷書等，而其中又以公文文書類為最多。

黑水城元代文獻主要見諸于以上三處，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零星出土。1963年，以李逸友、陸思賢等為首的內蒙古文物工作隊也發現了少量文書。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馬雍和甘肅省博物館的吳礽驤在黑城的兩個垃圾堆中清理出元代文書10余件，現存于甘肅省博物館。1979年王勤臺又在黑城獲得少量文書。這兩次出土文書共計24件。另外，被誤編入俄藏敦煌文獻的科茲洛夫所獲部分黑水城文獻中亦有不少元代文書。由是可見，黑水城元代文書數量頗多，內容豐富。

吾人固知，明修《元史》比較倉促，前后歷時不過一年即告成，修撰存在嚴重先天不足，不但史料收集遠非完善，且纂修剪裁失當之處不一而足，志書以抄案牘為主；列傳編排草率，甚至出現一人兩傳之訛誤；諸表記載之遺漏、錯訛頗多；蒙古初興、三次西征及四大汗國之記載尤為疏略。其謬誤、疏漏之眾，常為治史者所詬病，繼而補遺、訂誤、重修不輟。先有朱右《元史拾遺》、解縉《元史證誤》之修正，繼而則為胡粹中《元史續編》之續補。迨至清朝，研治元史更成為了一股熱潮。相繼有邵遠平《元史類編》、錢大昕《元史稿》、汪輝祖《元史本證》、魏源《元史新編》等，而重修之集大成者則為曾廉《元書》、屠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新元史》。但上述學者多局限于補綴與重修《元史》，不但未能擺脫傳統史學思想與方法，且囿于以波斯文、拉丁文為主的域外蒙元文獻資料之利用，著述不乏牽強附會，考證亦大打折扣。再者，清修《四庫全書》，不少元人文集、筆記等資料皆被刪減，至此湮沒無聞。其統治者又出于狹隘的民族觀及文字獄之大興，對元史史料大加篡改，使其幾近面目全非，因而清修元史不為學界所重。而黑水城出土的元代世俗文獻不僅內容豐富，且均為第一手資料，極大地彌補了元代傳世史料之不足。借由這些出土文獻，再結合元史傳統史料之記載，互補互證，大益于蒙元史的重構，進而為勾畫蒙元社會圖景提供了重要契機。

二 黑水城文獻與元代行政建制

與職官設置的構建

有元一代，分省的設置可溯源至忽必烈攻伐南宋時所設立的陵州分省。轉至元末，“至正兵興，四郊多壘，中書、樞密，俱有分省、分院；而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6]。相對而言，《元史》等傳世史料對于中書分省的記載較多，對行中書省分省則鮮有論及，特別是關于甘肅行省等北部邊疆地區是否設立過分省更無記載。幸有賴黑水城文書的出土，才為我們了解甘肅行省轄下的分省設置與職能、分省職官設置及分省與路的關系等傳世史料或缺載或語焉不詳的部分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黑水城文獻中涉及亦集乃分省的文書主要有俄TK204V《宣光二年甘肅等處行中書省亦集乃分省咨文》、TK214《亦集乃分省原出放規運官碟》以及M1.0192（F14：W6A）《糧食儲運文書》。由上述三件文書可見，至正末年及北元初期，不見于史書記載的甘肅肅州分省、甘州分省、亦集乃分省業已設立。分省之職能，據TK204V及TK214所記，蓋與整治百姓、籌備物資相關。而關于分省職官的設置，除了按《元史》所載，分省通常設有左承相、平章、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等外，見于黑水城文書者還有斷事知事、左右司官、典吏等。

有元一代，大批域外穆斯林進入中國，政府設“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師管理回回人的刑名、戶婚、錢糧、詞訟等事務。然而元代史書關于“回回哈的司”設置情況、具體職能記載甚少，且語焉不詳，特別是各地方路府州縣哈的司的設置情況記載更少。1983—1984年出土的黑水城元代文書中，有三份文書涉及“回回哈的司”，即Y1：W30、F116： W58、F116：W37。借由這三件文書可見，元“回回哈的司”幾經行廢，但元后期各地業已恢復了其設置，哈的大師的職權照舊，哈的司多設于禮拜寺中，“回回哈的司”是唐宋“蕃坊”向明清“教坊”轉化的過渡形式[7]。

另外，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元政府先后設置了十路宣撫司、勸農司、司農司、大司農等勸農機構，專掌安集百姓、招誘流亡、勸課農桑、推廣農業技術諸務。黑水城作為元代西北地區重要的農業區，其地亦依例設有各種勸農機構。黑水城出土的與農業相涉的元代文書亦有不少，它們為我們研究元代勸農機構及其管理提供了較為翔實的研究資料。如《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以下簡稱《黑城出土文書》）F116：W140、F116：W51、F116：W46、F27：W5等文書所載元代之司農司、勸農司、監察機構、地方官吏和社等均負有勸農職責。其中，監察機構和地方官吏兼管農事是元代農業管理的一大特色[8]。而《俄藏黑水城文獻》TK249、TK193和《黑城出土文書》F116：W313、F116：W351以及《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M1：0080等文書，對亦集乃路河渠司則均有記載。透過文書可見，亦集乃路河渠司承擔了呈報糧食收成分數、催征稅糧和拘收蒙古子女等本應由州縣負責的行政事務，其職能相當寬泛，這與其他地區有很大不同。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亦集乃地區缺乏水源、行政建置不全及河渠司掌管水利與基層村社聯系密切有很大關系[9]。

黑水城出土編號為F61：W4的漢文文書為一件職官品級表，其中的一些記載，可以作為印證和補充《元史》的重要資料。如宣徽同、宣政同、詹同在《元史》中并未見有記載，它們當分別為宣徽同知、宣政同知、詹事同知或同知詹事的簡稱。從名稱上看，宣徽同、宣政同當與從一品內官中的宣徽使、宣政使有關。據《元史·百官志》載，徽政院于泰定元年（1324）改為詹事院，后又改為儲政院，但并沒明確說之后徽政使是否還存在。而《元史·寧宗本紀》、《元史·伯顏傳》則透露徽政使并沒有因為徽政院的改置而消亡。黑水城F61：W4文書關于徽政使的記載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也明確了徽政使的品級為從一品。此外，文書還將司農卿列入正二品內官，不僅印證了司農卿在皇慶二年（1313）后仍然存在，且還進一步明確了它的品級。行樞密院的設置，正史只記部分屬官的名稱，沒有具體的品級，而文書則補充了行樞密院長官知院的品級為從一品以及另一屬官——行院詹事的設置與品級。國史學士、瑞典使不見于《元史》記載的職官則當分別屬于翰林兼國史院及典瑞使[10]。此外，達魯花赤即為蒙古職官之一，位居路總管之上，然而諸如《元史》、《新元史》等傳統史料卻未見關于亦集乃路達魯花赤的記載，幸黑水城出土文書中有不少顯現。見于《黑城出土文書》的亦集乃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有七位，他們多載于涉及俸祿與放支錢糧的文書中，可印證達魯花赤位高而職簡[11]。

就元代官員的選拔而言，借由黑水城F116：W2、F64：W2、F9：W30、F9：W101、F24：W101、F114：W3等文書，可見，對調動官員進行考核是當時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薦舉、選充官員是元代一條重要的官吏選拔途徑。薦舉、選充的人員要具備相應的條件要求才可充任[12]。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M1·0756[F64：W2]、M1·0425[F2：W201]、M1·0750[F116：W2]、M1·1134[F77：W1]文書則包含了關于元代官員解由方面的珍貴史料，對研究元代官員解由體式、人事、選官制度與過程等有著重要意義[13]。是見，黑水城出土文書所見官員人事變化情況為我們了解元代職官制度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

三 黑水城文獻與元代軍事研究的構建

蒙元時期，西北地區雖為重地，但是由于其地僻遠，政治、軍事勢力盤根錯節，因此《元史》等傳統史料對活躍于此的宗王貴戚之記載或疏落殘缺，或語焉不詳，其蒙古豳王家族即為其一。這一家族雖世駐西陲，始終戍守在元廷西北邊防的第一線，但是《元史》、《史集》等傳世史料對其卻鮮有記載。因此長期以來，囿于資料，學界對豳王家族之活動少有論及，而黑水城出土的《大德四年軍糧文卷》、F116：W516文書、TK204及TK248文書則有望彌補之[14]。另外，見于黑水城文書記載的西北諸王還有數人，其中安定王乃察合臺后裔，明初河西地區所立安定衛應即元代安定王分地[15]。見于文書的“朵立只罕翼軍人”則是安定王在亦集乃路總管府的駐軍，其給養由總管府負責提供[16]。頻繁活躍于亦集乃路的寧肅王為元代河西出伯系諸王，其封地即亦集乃路。其于封地內除享有分例、統領各翼軍馬權利外，在寺院官員任命上也有一定的權利[17]。吾人固知，北元初期的史料相對缺乏，僅有《明實錄》、《高麗史》等少數典籍有零星記載，而黑水城北元時期文書的出土則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TK204V、TK214文書即涉及北元與明軍的戰斗，北元與明朝的戰略部署等問題，它們對研究元明之際的軍事形勢及兩者之間的關系等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另外，黑水城還出土了數十件諸王妃子分例文書，文書數量較多，時間相對集中，且保存較為完整，主要涉及桑哥失里大王、卜魯罕妃子及納冬妃子三人，同時還載有亦集乃路各政府機構，如總管府、錢糧房、支持庫、廣積倉等，對我們研究駐守西北的宗王貴戚、諸王妃子之分例制度，乃至亦集乃路政府機構、元代公文制度等方面皆不無裨益。其中，《桑哥失里大王分例羊酒文書》與《卜魯罕妃子分例米面文書》可分為提出支取分例的申請文書、錢糧房擬定并審核分例數額的文書、總管府批準放支分例的公文三大類[18]。卜魯罕妃子在位的時間大致是延祐三年（1316）到至正四年（1344）[19]。諸王妃子分例周期以季度為單位，除羊酒、米面外，還發放鹽引等其他物品。然而，由于亦集乃路地僻偏遠，所產有限，加之，諸王妃子較多，對于物資運輸、管理帶來了極大困難，故而其分例常折鈔發放[20]。

蒙元時期，西北地區不僅有諸王貴戚分封、出鎮于此，還有元王朝的駐軍及地方軍隊，駐守于此的軍隊可謂眾多。而亦集乃路則為諸王大軍的集結地與物資供給中心，因此黑水城出土了相當數量的軍政文書。英藏黑水城出土的元代軍政文書全部是漢文文書，其中有4件頗具代表性，即《黑水城屯戍支用官糧冊》、《亦集乃路廣積倉具申季報糧斛并放支軍人季糧事呈文》、《嶺北行省打造軍器用糧事呈文》以及《甘肅行省起遣逃軍文告》，前3件文書均記載了軍隊糧食供應和保存情況，第4件則記載了甘肅行省軍隊中士兵反抗逃跑的情況[21]。這些文獻為我們研究元代黑水城駐軍、糧食供應及士兵逃逸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另外，黑水城所出土的一批元代軍糧文書中，多處涉及闊端赤。闊端赤為元代基層軍隊中負責管理馬政的人員，其軍糧及其他開支均由地方供應，闊端赤在軍中的地位與正軍相似[22]。

驛路交通自古以來即是歷代中原王朝統治者“通達邊情，布宣號令”的重要設施，元代全國性的驛站交通體系漸趨形成，誠如元人所言：“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郵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23]?！比欢?，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站戶消乏及逃亡現象愈發嚴重，站赤制度趨于廢弛，元政府陸續采取了諸多整治措施。亦集乃路作為“專備軍情急務”的納憐驛道的中心樞紐，地位甚重，若不予以整治，必將延誤軍情傳達、政令施行。而黑水城保留下來的元代站赤文書則成為我們了解元代站赤設置、管理及窺見元代時政的第一手資料。關于元代納憐道站赤的設置，黑水城元代文書亦有不少反映。納憐道于亦集乃路共設8站，依次為在城站、鹽池站、普竹站、狼心站、即的站、馬兀木楠子站、山口站、落卜剋站[24]。而黑水城出土的《至正二十四年整點站赤文卷》則為元末亦集乃路總管府為應付甘肅行中書省，先后派員去所管領各站進行整點而陸續形成的一卷文書[25]。其中的F116：W578和F116：W570兩件文書記載了亦集乃路所轄納憐道上“落卜剋站”的整點情況，是難得的珍貴史料，可補史之缺。通過釋讀，可知官員在落卜剋站整點時采取了清點核實馬匹駝只、鋪陳什物數目以及登記站戶姓名等措施[26]。而黑水城F116：W434文書則是一件關于元末至順年間站戶簽補、管理的珍貴官方文書。這件文書不僅保存了《經世大典·站赤》中相關記載內容，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同時作為官方簽補站戶文書，對于研究元代，特別是元朝末期站赤管理機關的運行，消乏站戶的簽補，替下站戶和復業站戶的安置、處理等內容都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27]。另外，元末至北元，各地用驛日趨頻繁混亂，造成了站赤的應役困乏。F197：W26文書即是北元至正三十年（1370）“咨索鋪馬圣旨”的實例。這張完整的文書，既無規定的格式，亦無官方的印戳，只憑府吏隨意寫在上面的文字，站赤就得應付鋪馬，憑驛使隨便支派。北元政府多“奉繼正統”，此文書雖屬北元時期，但仍是元朝“給驛”情況的真實再現。另外，黑水城元代文書為研究元代驛站祗應制度亦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梢源_定，元代驛站備有登記過往使臣食宿的賬冊是管理驛站的具體措施之一，而元政府制定的統一祗應標準則適用于全國各地，但元代后期的標準顯然高于元代前期[28]。

四 黑水城文獻與元代社會經濟構建

（一）農、牧、水利

吾人固知，蒙古人溯起于漠北草原之地，世代逐水草而居，不事稼穡。待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率領蒙古鐵騎征戰四方，入主中原后，他們開始逐步認識到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并視其為立國之本、衣食所出。而屯田墾荒、開河鑿渠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舉措，亦得到了歷代蒙古統治者的充分利用。

元朝統一全國后，農業開發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開展屯田。元代屯田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然而關于亦集乃路的屯田，史籍記載卻十分有限。幸由黑水城出土文書可見，亦集乃路的屯田類型基本上囊括了元代的全部類型①，屯田戶大體由西夏遺民、僧人、元代移民三類構成，其民族成分則以黨項人、蒙古人、回回人和漢人為主②。為了管理屯田生產，亦集乃路還設置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機構，見于黑水城文書者即有屯田軍百戶所、兩屯百戶所、屯田千戶所③。亦集乃路的屯田效果雖頗為顯著，但同時也伴有負面影響，即造成了當地生態環境的惡化。另外，根據F116：W115號文書可見，元政府曾于亦集乃路推行區田法和桑糧間作，但由于其地地理環境、自然條件等方面的特殊性，較為先進的區田法與桑糧間作在這一地區并未獲得有效的施行。

蒙元時期，亦集乃路為其主要牧場之一。黑水城出土文書中亦有一部分關于亦集乃路飼養牲畜的記載④，這為我們探討該路的畜牧業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據黑水城出土文書可知，亦集乃路的畜牧業主要為民牧和官牧兩種形式，而在官牧中業已出現了專門從事放牧工作的人員，由此可見亦集乃路的畜牧業還是較為發達的⑤。

吾人固知，元代亦集乃路是甘肅行省的北部重鎮，軍民所依賴的農業生產全靠黑河水灌溉。從出土文獻看，元代亦集乃路的灌溉渠道主要有：本渠、本渠下支水、合即渠、合即小渠、額迷渠、吾即渠、沙立渠、耳卜渠、玉樸渠、墻痕支渠、小渠、泉水渠等[29]。由于人口、耕地、氣候、民戶負擔等多種因素，當地水利灌溉雖管理嚴格，但仍時有糾紛，而對于糾紛的解決亦集乃路也有比較規范的處理辦法{1}。

（二）財政、賦稅與貨幣

元代對于財政的管理統稱為提調錢糧。亦集乃路作為甘肅行省之下路，其財政收支自然受行省的管理與監督。黑水城出土的提調錢糧文書多涉及收納稅糧，存儲、調運和放支倉糧，放支錢鈔等。這些文書為我們探討元代財政體系、財政管理等價值非凡。如透過《黑城出土文書》F116：W21文書所反映的元代錢糧的調撥與發放過程，我們不僅能夠窺見甘肅行省豐備庫在元代財政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可以進一步探討元代財政體系、賦稅制度等重要課題。而F116：W555“至正十一年考較錢糧文卷”所反映的元末中央政府考核地方錢糧的具體程序和要求等內容，是研究有關元代政治、經濟等相關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關于元代稅糧的征收程序，《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收錄了兩件元代“白帖”文書，亦堪充實證材料，表明元代稅糧征收是按照一定程序進行管理的[30]。另外，黑水城文獻中還收有一組元代文書，帶有編號，如“天字五十四號”等。這些文書體現了元代亦集乃路地方財政管理之嚴格，在財政支出時，必須用編號半印勘合放支錢糧。這些既為我們復原元代亦集乃路錢糧放支的整個過程提供了可能，又印證了元代地方公文承轉過程。尤有進者，《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還收錄了一件亦集乃路廣積倉的申驗糧文書，即《申亦集乃路總管府驗糧文》[31]。

關于元代賦稅制度，僅見于《元史》、《元典章》、《通制條格》等傳統史料，內容簡短，且多為國家政令，對各地具體的實施情況則少有涉及，很難反映出賦稅制度的復雜性，特別是對亦集乃路的記載基本為一片空白。幸黑水城文獻中有一些涉及元代賦稅的文書，雖多為殘件，卻保存了賦稅征收的第一手資料，對研究亦集乃路的賦稅及農業具有極高價值?！逗诔浅鐾廖臅匪珍浀牡囟?、抽分羊馬、酒醋課和商稅等方面的文獻表明亦集乃路的稅務管理內容主要是地稅、抽分羊馬及商稅，酒醋課則由甘肅行省派專人負責。亦集乃路管理稅務的機關為稅使司，并非徑直將所有課程全部起解甘肅行省，而是先將有關課程呈解本路總管府，聽候其處理，待其處理完畢，再向行省起解[32]。另外，其對地稅和抽分羊馬的管理主要依據“勘合”進行征收，并發放收稅憑據[33]。亦集乃路不征丁稅，以土地畝數作為征收稅糧的依據，嚴格執行元朝政府制定的“畝稅三升”的標準，把大麥、小麥作為主要的稅糧來源，二者之比為1：2，收稅時間在10月至12月之間，廣積倉作為府倉負責稅糧的收購以及稅票的發放，亦集乃路總管府負責催繳[34]。亦集乃路之所以不征收丁稅，而以土地作為稅糧的標準，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稅糧賬冊的書寫格式往往是以每一戶為單位詳細記錄稅糧的數量。二是甘肅行省下轄的中興路、西寧州、兀剌海三處實行驗地收稅。同為甘肅行省下的亦集乃路的征稅標準當和以上三處相同，納地稅而非丁稅。三是元朝稅糧制度規定：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亦集乃路地廣人稀，地稅的收入當然會比丁稅多[35]。

20世紀初，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在黑水城發現元代紙幣，這是元鈔實物的第一次面世。20世紀70年代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在黑水城和居延地區發掘出土了一批元代紙幣和兩萬多枚漢簡。20世紀80年代內蒙古考古研究所在黑水城又發現了一些元鈔。在黑水城所出土的多種元鈔中，有一張國內僅存的至元通行寶鈔壹貫，堪稱我國文物寶庫中的新品種。迄今為止，黑水城地區所出土的元代貨幣，以紙鈔為主的集中發掘共計三次，銅鑄幣種類僅見八思巴文“大元通寶”與“至大元寶”數枚。紙鈔的相繼出土既為元代經濟繁榮提供了實證，又展現出了元代紙幣發行的梗概。黑水城所出土的元代有價券，如鹽引、鹽券、代用鈔、契本等，一般由國家專門管理機構印行發賣，這種憑券即可用以領取生活用品，又可代鈔幣行用，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備了部分貨幣職能?！逗诔浅鐾廖臅贰捌睋悺敝惺占娜∮小岸继崤e萬億寶源庫”的票券，形式類似于同期出土的鹽券，看似一張收據，卻分別為三朝皇帝時期所印造，式樣也不盡相同。票券性質為鈔本，而其上的印章可推測為“戶部寶鈔之印”。鈔本的印造發行反映了元代中晚期財政收支的嚴重失衡，而鈔本挪用是造成元代紙幣制度最終崩潰的重要原因。三件鈔本及其所揭示的內容對于了解元代中晚期財政形勢，對于認識元代末年政治格局的演變堪稱新資料[36]。有元一代，黑水城為草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中轉站，因而元代紙幣、鹽鈔、鹽引、代鈔卷等在此均有出土。由是可見，元代紙幣不僅行用于國內，更借助絲綢之路遠至國外。在某種程度上，元鈔業已成為是時國際商業往來中的一種通用貨幣。

五 黑水城文獻與元代社會生活

與司法構建

（一）元代戶籍制、賑濟鰥寡孤獨廢疾的制度研究

戶籍制度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實施統治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登籍注戶，封建王朝可以對國家人口進行有效的控制與管理，進而征收賦稅，攤派差役，維護和鞏固其封建統治。然而由于歷史、自然及人為等因素的影響，元代的戶籍我們已無從查看。幸黑水城文獻中保留有許多與元代戶籍相關的內容，這些文書殘卷即已成為我們研究元代戶籍制度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吾人固知，蒙元王朝在行政制度上多效仿金代，在戶籍制度上亦是如此。金代的戶籍登記由地方基層組織鄉、都的首領里正和主首具體負責。元代雖然仍沿襲了鄉、都這些地方基層組織，但隨著社會基層組織的又一新形式——社的普遍化及其職權的擴大化，原為里正、主首掌管的戶籍登記事務也由社長取而代之。

從現存的黑水城戶籍類文書來看，基層組織的首領在本轄區內進行戶籍集錄時，一般先由各戶自行填寫“手狀”，繼而由基層首領匯總核實，再上報官府，而地方官府收到手狀后即可參考原有戶籍，編定出新的戶籍冊子。從出土文書可見，元代在進行登籍注戶時，先抄以之前的登記內容，繼之再抄錄現今之狀況，其登記內容主要為人口、事產、孳畜等{1}。

元人沿用了金代作為軍事組織基本單位的以人為主組成的牌子，但其性質卻不完全相同，牌子業已具備了戶籍管理的職能并出現了以戶為社會基本單位的牌子戶，《黑城出土文書》所載牌子戶即為其例證{2}。另外，“渠牌制”為亦集乃路的社會基層組織，黑水城文獻關于渠社的記載鮮明地體現出亦集乃路并不以自然村落為單位，而是以渠道長短為單位建立渠社制度的這一特殊之處。同時，黑水城文書關于渠社的記載也體現了有元一代農村設立村社的廣泛性及村社制度在甘肅行省的施行歷史{3}。

大元王朝曾效仿宋制建立養濟院制度?！抖聿囟鼗臀墨I》中的Дх.190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檢司為收養郭張驢等孤老狀本路總管府及指揮使判》為黑水城文書，是目前所見的唯一一件有關元代養濟院的出土官文書，它對研究元代收養鰥寡孤廢疾制度、機構，及其實行操作過程、標準等具體情況都具有重要價值。該文書證實了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度曾有效地實行，并一直實行到元末。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度即養濟院收養制度，受宋代的養濟院和福田院等社會救助制度影響，并與其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元朝還建立了與養濟相關的法律，以確保鰥寡孤獨老弱殘疾者得到收養[37]。

（二）契約司法

黑水城所出土的元代漢文契約文書涉及婚姻、借貸、雇傭、買賣等諸多方面，為元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亦集乃路的契約文書屬于民間私人文書，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逗诔浅鐾廖臅分杏?6件元代亦集乃路民間私人契約文書，其中13件借貸契約，內含借糧契約9件、借錢契約4件。契約格式完備、手續完整、內涵豐富。結合契約內容分析，可見元代借貸契約具備以下特點：契約的行文格式完備、手續齊全；借貸人多數是農戶，債權人多為官吏；借貸緣由主要是為了生活及生產所需，以實物為主；借貸利率與中原地區相近；借貸貨幣為中統寶鈔[38]。

婚書是元朝政府明令規定必須訂立才予以承認婚姻合法的文契。亦集乃路出土的《失林婚書案文卷》是保存較為完整、保存文字最多的一份文書檔案。它是一件以婚書為中心的婚姻案件，真實地反映了婚書在元代婚姻中的重要性以及婚書對夫妻雙方的約束力[39]。另外，黑水城還出土了一件合同婚書，其格式與《事林廣記》所載婚書格式不同，實質上是巴都麻的賣身文契。巴都麻的合同婚書的書寫樣式符合元代法令的明文規定，但聘財的數量則是根據蒙古人的習俗與當地實際情況而定，不受大德八年（1304）中書省所頒布的民間婚嫁聘財數額的限制[40]。另外，編號為F13：W130的是一件涉及婚姻的文書，保存較為完整，人物關系也清楚，在民間文書中最為珍貴。文書既有婚書的性質，又有買賣的合同性質。從中可見，元代婦女再嫁之俗是受社會寬容的。改嫁時，改嫁歸屬權在夫家[41]。

黑水城出土的元代契約文書，還有糧食借貸契約、雇傭契約、賣馬契約。對比西夏時期的谷物借貸契約，可見元代文書比西夏文書更加詳細，并接近公文文書的規范；西夏文書強調典押物在是否償還中的作用，而元代文書則更加強調保人的連帶責任[42]。亦集乃路的糧食借貸通行利率為月利10%，而借錢契約均未寫明利息。亦集乃路的兩件雇傭契約格式類似“雇小廝契式”，但署契人稱謂略有不同，寫明了每月的工錢而未寫明雇傭年限；兩件賣馬契約和民間通行的賣馬契式格式基本相同，契約所反映的成交程序符合法令規定，當有官牙人參與[40]124-125。

黑水城出土的非漢文文獻，涉及元代契約文書者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科茲洛夫在黑水城所獲文書中有17件蒙文文獻，F W Cleaves對其中一件蒙文借貸契約進行深入研究[43]。其后，G Kara又對其中的16件文書及克洛特可夫收集品中的一件西域文書進行了較全面系統的研究，包括每件文書的文物特征、原文轉寫、譯文及評注，并附圖版，其中大部分文書為首次刊布[44]。其中G106、G109號文書為借貸契約，G120（克洛特可夫收集品）正面為蒙文文書，涉及一件土地爭訟。其二是1983—1984年內蒙古自治區考古研究所與阿拉善盟聯合進行考古發掘所獲非漢文文書（西夏文文書除外），2008年公開出版了吉田順一和齊木德道爾基合撰的《ハラホト出土乇ソゴル文書の研究》。該書第一部分為86件蒙古文文書釋讀，其中含有15件蒙古文契約文書。第二至六部分分別為回鶻文16件、藏文5件、西夏文及梵文1件、阿拉伯文16件、敘利亞文11件文書的釋讀，但只有日文釋讀，文書類型不詳。

黑水城文書中保存了元代詞訟文書共300余件，主要涉及驅口案、婚姻案、斗殺案、盜賊案、財物案、土地案等，可謂是元代亦集乃路較為完整的司法檔案。這些文書既填補了元代地方基層組織司法檔案缺失的空白，又有力地補充了元代法制史料，為我們研究元代亦集乃路地區的訴訟審判制度、法制與社會狀況等諸方面皆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另外，《黑城出土文書》中收錄了《大元通制》殘頁兩張、《至正條格》殘片八張、《洗怨錄》殘頁三行。其中《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殘頁使我們首次得見佚亡已久的元代正式法典《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的真實面貌，因而這些殘頁具有極其寶貴的價值[45]。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麥足朵立只答站戶案文卷》、F116：W98告欄狀文書對研究元代民事糾紛的調解機制及元代“驅口”的定義與內涵價值非常重要。而馬伯樂書中編號為No.481的“亦集乃路河渠司文書”、《亦集乃路河渠司上總管府具保結呈》及《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Дх.14030則對研究元代法律文書實際形式、案件判決十分有益。

六 黑水城文獻與元代宗教、

文化研究的構建

相對于黑水城元代文獻中的軍政文書、社會經濟文書而言，宗教文化類文書的數量雖較少，但這對于我們窺見及構建元代西北地區，特別是亦集乃路的宗教文化圖景，仍十分有益。

為了推行漢化，元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本民族的教育事業?！逗诔浅鐾廖臅分械慕逃愇墨I、《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文學類文獻皆為我們探討亦集乃路的蒙古字學提供了可資研究的史料，如《千家詩》、《千字文》抄本殘頁以及《習字》文書等。據考，元政府曾于亦集乃路設置蒙古字學，招收官員與民間子弟等入教，在休戰屯墾間由蒙古字學教授對士兵進行教育，而國家財政支出及學田收入則為蒙古字學主要的經費來源。

儒學作為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思想理論，為歷來各朝各代封建統治者所利用和推崇。元代，亦集乃路雖地處西陲，文化相對落后，但儒學在此也得以扎根落戶?！逗诔浅鐾廖臅窞槲覀冄芯恳嗉寺返娜鍖W教育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正如F39：W1文書所見，儒學與文廟建在一起，由儒學教授負責管理和祭祀。亦集乃路儒學既受甘肅儒學提舉司管轄又受亦集乃路總管府的管轄。儒學教授是選拔而來的博學多才的儒生，并經過朝廷任命，總管府勘驗后上任。儒學的生員來源為儒戶和良家子弟。亦集乃路儒學經費的來源主要有政府的財政支出、學田、學課錢三個方面，其經費支出主要有學官的祿米、貧士口糧、生員生活費。從學生抄本和印本來看，儒學教學的內容應是符合元政府規定的[46]。另外，從黑水城出土的儒學文獻來看，多為習字，書籍種類并不多，以抄本為主，少有印本，其中主要者有《孝經》、《尚書》、《孟子》、《新編待問》、《碎金》、《通鑒節要》、《文獻通考》、《通鑒綱目》、《薛仁貴征遼事跡》、《稽古錄》等殘頁出土，這些文獻大致反映了黑水城地區儒學教育的基本情況，為研究其地儒學教育的發展狀況提供了珍貴資料[47]。

蒙元時期，無論是本土宗教抑或是外來宗教，皆獲得了更為寬松和自由的發展空間。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等得以蓬勃發展，黑水城出土文獻對此便有鮮明的記載。

有元一代，藏傳佛教盛行，被蒙古統治者尊為皇室宗教和“國教”，成為“全族信仰”，上至帝王貴胄，下至黎民百姓，所有蒙古族成員差不多皆是虔誠的佛教徒。黑水城出土文獻中相當豐富的西夏、回鶻、蒙古佛教文獻，對宋元時期西北佛教史的研究彌足珍貴[48-49]。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見于現存各種漢文《大藏經》中的重要佛經以及西夏和元朝時期翻譯、流通的藏傳密教儀軌手寫本，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漢譯藏傳佛教文獻[50]。

蒙元時期，草原絲綢之路大開，往來其間的旅行者除了政府官員和軍人之外，還有商賈，而這些商賈中回回人占多數，回回人所信仰的伊斯蘭教遂沿草原絲綢之路傳播開來。亦集乃路作為通往漠北、西域的交通要塞，往來、聚居于此的回回人不在少數，伊斯蘭教也隨即興起。黑水城出土的《失林婚書案文卷》、Y1：W30、F80：W9、F245：W16、Y1：W4等文書對活躍于亦集乃路的穆斯林均有記載，他們出現在農業人口和軍人錢糧名單內，可見是時有農民和軍人身份的穆斯林。

除了佛教、伊斯蘭教外，景教也得以在亦集乃路迅速發展。黑水城所出土的回鶻文、古突厥文、敘利亞文文書中即有不少景教文獻，為我們研究亦集乃路的景教信仰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從中可見，亦集乃路的景教文化作為一種回鶻移民文化，是敘利亞基督教文明以東西交融形式在元代中國的延續，具有很強的原生地地緣色彩。但移民黑水城的回鶻景教徒并沒有喪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而是在吸收敘利亞景教的基礎上開始了景教的回鶻化過程，推動和豐富了景教文化。元代黑水城景教信仰的繁榮也見證了當時外來宗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廣泛傳播和中央政府對外開放的國策[51]。

20世紀中葉，隨著黑水城文書的問世，為研究元代亦集乃路及元代基層祭祀活動提供了較為翔實的原始材料。黑水城出土的祭祀類文書內容涉及祭祀對象、祭祀時間、祭禮儀式等，從中不難發現，元代亦集乃路祭祀既受傳統祭祀文化影響，又帶有本民族特色。但隨著祭祀費用的短缺，祭祀功能被弱化，依靠武力建設的元王朝的基層政權存在著不穩定性，基層價值規范的斷層加速了基層社會的瓦解和政權滅亡[52]。另外，《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所刊布的三件元代禮儀文書，內容涉及元代郡縣祭祀與禮儀，其中F2：W31對研究者認知元代郡縣祭祀制度有一定的幫助；F1：W43是比較罕見的祭祀三皇的儀式禮單；而F62：W11則為我們了解元代郡縣拜賀天圣節提供了實證，其史料價值不容小覷。

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書中有五件殘歷，它們皆是元大德和至正時期授時歷書殘頁?，F有不少明清歷書傳世，近年也發現了一些唐五代宋歷本，但在此以前元歷卻一本無存。由黑水城殘歷可見，授時歷創立了歷書的新格式，這種格式一直為明清逆循，內容則與清時憲書有兩個差[53]。另外，黑水城出土的載有“宣光元年閏三月二十一日”等字的文書（T9：W1）對于確定存有爭議的元代宣光年號之所指具有重要價值，可證該年即為1371年。同時，文書的出土也反映了北元仍繼續使用《授時歷》及與明王朝所用歷法相同的史實。另外，黑城出土的漢文文書基本上多采用年號紀年，但也有部分使用屬相紀年。帶有屬相紀年的文書主要是諸王分例類，以桑哥失里大王和卜魯罕妃子的分例文書為主，時間多集中在蛇年、龍年。另外，元代屬相紀年亦流行于少數民族中，而在官府的正式公文中依然沿用歷代的年號紀年[54]。

此外，《黑城出土文書》及《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還收載有幾件醫藥殘文、《俄藏黑水城文獻》第5冊中保留著手寫的《大圣樂》等九調十首詞，這些文獻資料為研究元代醫藥、元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七 小 結

綜上所述，黑水城元代文獻的相繼出土，為我們構建蒙元社會，尤其是元代西北社會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在學者們的辛勤耕耘下，更為鮮明的元代西北社會之政治、經濟、文化圖景已躍然紙上。蒙元史研究、西北歷史研究正向著更深層次邁進。然而，我們在欣喜于已取得的豐碩成果的同時，更不應忽視當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其一，吾人固知，黑水城文獻以西夏、元代文獻居多，其中元代文獻主要集中于《俄藏黑水城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而甘肅、內蒙古、北京等地的博物館與研究所亦有散見。為了便于研究，將其整理集冊，實屬必需；其二，當前我們對于黑水城元代文獻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漢文文獻，而對于其他諸如西夏文、回鶻文、蒙古文、藏文、梵文、敘利亞文等少數民族文獻則鮮有涉及；其三，我們對于黑水城元代文獻的利用，著重于西北社會之經濟研究，而對于政治、軍事，尤其宗教文化的研究則稍顯用力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過程中，加強對少數民族文獻的利用，進一步擴展元代西北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研究，堪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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