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干部“回爐”再造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p>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p>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p>

南方周末記者 羅歡歡

發自貴州

南方周末實習生 徐菲 席郁蘭

汽車可以召回，干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干部召回”的“運動”——

干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干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游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干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干部召回之后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干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干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干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干道上，宣傳“干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 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后，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干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干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云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愿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干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干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云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干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干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p>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干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后，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笆欠駡绦械孟聛?？召回后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么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伙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干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于“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于人數太少，召回干部會影響工作，最后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干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于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干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干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干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并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干部認為這種方式并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云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p>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弊T云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云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干得好的和干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干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干部148人（科級干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 桌子上的水 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干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范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并不適用于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后者，原因在于“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干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干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干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干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后領導自己也笑了。

干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后，干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h委宣傳部干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么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干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干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于“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干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干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干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于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干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干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干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干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干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于上了保險，干與不干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干部風氣?！案刹俊倩匾鸫蠓磻?，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p>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云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干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干好，那么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 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干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干部召回后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干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干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志‘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志愿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干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干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于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干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于召回并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并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后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志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后，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干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后，2014年12月份僅發現并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叭撕霉芰??！币晃还賳T說。

干部召回的殺手锏，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干部不妥?！霸u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p>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干部零召回，但沒有干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么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绷合裁髡f。

實際上，干部被召回后，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干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后，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