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的上海之“謎”

陸其國

楊度究竟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他在歷史上落下罵名，以及他和袁世凱的交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他如何成為中共秘密黨員，以及為中共地下黨做了哪些工作？亮點是相對污點而存在的。楊度身上最為人詬病的污點當為1915年8月14日，由他領銜，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聯名發起組織籌安會，發布宣言，策劃并推動袁世凱稱帝活動，楊度們也因此被稱為“帝制余孽”。 那么，此前楊度究競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他在歷史上落下罵名，以及他和袁世凱的交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楊度又是怎樣來到上海，投入杜月笙門下，尤其是他如何成為中共秘密黨員，以及為中共地下黨做了哪些工作？ 是的，楊度于上海，確實充滿了太多的“謎”。繼起自有后來人 楊度，字皙子，清同治十三年（ 1874）出生于湖南湘潭貧寒農家。楊度6歲時喪父，后由伯父照顧他和妹妹及母親的生活。其間伯父為楊度兄妹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楊度天資聰穎，且學習發憤，1893年得中舉人，但在接下來的兩次會試中卻都不幸落第。落第后的楊度就此返湘，進入湘鄉大儒王闿運門下求學，并成為王的得意門生，深得王的激賞。 然而在王氏門下求學，深得王氏“帝王之術“政治影響的楊度，其志向卻并非想做乃師一樣的湘鄉大儒。終于，27歲那年，已接受維新思想的楊度踏上了赴日留學、追求新學的旅途。 1904年10月，楊度作為留日學生界代表，回國參加護路請愿，在上海時曾應邀參加黃興召集的黨人會議。此后在日本，正是由楊度介紹孫中山與黃興相識，遂有了孫、黃會合并改組興中會、華興會為同盟會之舉。 1922年春，孫中山發動第一次北伐，北伐軍進入贛南時，陳炯明乘機叛變，吳佩孚在衡陽準備全師入贛，幫助陳炯明消滅孫領導的革命勢力。孫為挽救危局，命劉成禺北上入京設法解危。劉受命后，星夜趕往北京，到東廠胡同拜訪楊度，欲請楊利用其與北洋軍閥集團間原有關系，以解孫中山先生面臨的危局。 見到劉，楊度猶不忘前事，說，“當年由兄介紹，永樂園之辯論，與（孫）先生結有誓約。余失敗而（孫）先生成功，度當盡力以赴之?！边@不，已知昨非的楊度果然用實際行動來幫助孫中山先生了。楊度此番以自己的智慧，利用北洋軍閥的內部矛盾，瓦解了南方的軍事企圖，幫助孫中山走出了危局。真名上有雅量 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場錯了，愿意改正，這不僅體現出楊度作為名士的胸襟，也體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雅量。這樣的雅量在楊度憑吊并稱頌蔡鍔的挽聯上也同樣鮮明地凸顯著。按說楊度對蔡鍔有知遇之恩一一是楊將蔡推薦給袁世凱，才使蔡得到重用。然而蔡在前往云南、舉兵反對帝制之前，卻領銜致電袁世凱，請求“將發起籌安會之楊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亦即依法判處死刑，這當然讓楊度心里很受傷。但蔡鍔逝世后，他還是真摯地寫下“魂魄異鄉歸，如今豪杰為神，萬里山川皆雨泣”的挽辭，頌揚蔡鍔。 經歷這樣的跌宕起伏，楊度也漸漸覺悟到君憲救國的主張的不可行。但如何前行，他一時也找不到方向，所以此后他曾一度向佛，想從中有所參悟。劉成禺赴京向楊度求援以解孫中山之危的時候，正是楊度向佛時期，這也成為楊度重新出山“入世”的一個轉折。 后來楊度更將援手伸向共產黨人。如1927年4月4日，楊度前往北京太平湖飯店赴熊希齡長女的婚宴，席間無意中從曾當過外交總長的汪大燮口中驚聞張作霖的奉軍將進入蘇聯使館搜查的消息，楊度知道此時共產黨領袖李大釗正躲在那里，于是趕緊借故離席回家，讓家人設法進入蘇聯使館通知李離開。后因其他原因李沒有及時離開，不幸落入張作霖之手，并遭殺害。 即使這樣，一份當年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秘密報告檔案中留下的“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楊（度）之力也”的文字，透露了有四位共產黨人因楊度的營救而幸免于難。接著，楊度又兩度派長子去獄中探視李大釗并傳遞消息，又將賣房所得銀元悉數充作營救費用。遺憾的是，楊度費盡周折還是沒能將李大釗救下。杜月笙的座上賓 夏衍在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撰文提到楊度于1929年將母親、妻子送到長沙、蘇州，自己來到上海，從事革命工作。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后，經人介紹，是年秋正式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準，成為中共秘密黨員，并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 秘密加入中共后的楊度是由章士釗（一說陸沖鵬）介紹，被杜月笙聘為名義上的“秘書”。杜月笙每月支給楊度月薪500元，還提供住宅。杜月笙為什么要厚待楊度呢？原來杜月笙自從在上海灘坐大以后，十分注意自己在公眾中的形象，這種形象既是外表的，也是內在的。 對此，精明的杜月笙采取了兩個步驟，一是參與和投身慈善事業；二是資助拉攏社會名流。杜月笙沒讀過多少書，但他卻深知文化的重要，資助拉攏社會名流，就是他用文化的旗幟來提升自己文化形象的一個舉措。 而1931年5月，楊度為杜家祠堂落成典禮撰寫的《杜氏家祠落成頌》，則給足了杜月笙面子。據杜月笙當年的總賬房黃國棟先生回憶，那時出入杜宅的政要、名流、聞人中，除了楊度，還有黃炎培、張翼樞、章士釗、陳群、青幫大哥高士奎、律師秦聯奎等。是否可以大膽揣測，楊度就是這樣利用與各色人等接觸的機會，為中共獲取有用的情報？由于當年都是單線聯系，個中情況不能與外人道，所以這也成為今天楊度留下的上海之“謎”中的細節之一。 楊度再一個涉“謎”的細節是，以杜月笙當年在上海灘的炙手可熱、手眼通天，在法租界又有那么多親信、耳目，對于楊度的身份和活動，精明強干的杜月笙肯定不會毫無察覺。那么杜月笙為何能“容忍”楊度呢？ 對此，我們同樣大膽揣測，狡猾的杜月笙心里肯定有著一桿秤：只要楊度的活動不越出他杜月笙可以接受的底線，他就裝聾作啞。楊度有共產黨嫌疑，在杜月笙看來，大可不必深究，不是則罷，是也無妨，反正只要不越過他“允許”的底線，杜月笙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說不定哪天他杜月笙需要共產黨幫助也未可知。更何況杜月笙還需要楊度這樣的社會名流，來為他的“文化形象”加分。 這樣一位耿烈豪俠之士，日后居然甘于屈身做杜月笙的清客，而周恩來不僅批準他入黨，還親自在秘密戰線上領導他，盡管個中許多細節如今皆已成“謎”，但這“謎”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過對我們這些后人來說，這“謎”中細節知曉與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1932年冬，年僅58歲的楊度在上海不幸病逝，其時他的身份是中共黨員一一這無論于九泉之下的楊度，還是于我們，才是最重要的。（資料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