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發展機遇與問題

桐瑜

吳敬璉：

中國杰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F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歷屆總理的座上賓。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

2015年中國上半年重要經濟數據近期出爐，GDP增長7%，超出預期，國家統計局也感嘆，這樣的增速來之不易。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巡回八省，摸底中國經濟，并定調宏觀經濟走勢為“緩中趨穩仍在合理區間”。未來，中國經濟如何走穩？要實現經濟轉型，改革利刃要刺破哪些頑疾膿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接受專訪，指出當下改革痛點，一針見血。另外，中國股市慘遭“股災”，牛市行情中究竟有多少真“牛氣”？曾經以賭場喻股市的吳敬璉已多年未評論股市，此次專訪，再度開腔。

怎么理解經濟新常態？

吳敬璉：從去年開始，中國黨政領導人就一再說中國正在出現一些新常態，要以平常心來對待，要適應它、要引領它。其實我們對待新常態，就是要保持這么一個心態。新常態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增速下滑。這個過程并沒有減速，但是它已經滑到中高速了，看起來這個趨勢還得下滑。第二個特征，通過提高效率達到增產，從而彌補資源缺乏造成的產量下降，那么社會可以支配的產品數量就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我們有時候說中國的新常態有四個特征，有時候說有九個特征，其實在我看來新常態就兩個特征：一個特征就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甚至中高速增長；第二個特征是從粗放的或者說效率很低的或者說結構不好的這種發展方式轉向效率比較高的節約的增長方式。我覺得我們現在所碰到的問題，就是這兩個特征的發展是不同步的，如果說增速下降了效率提高了，這兩點同時發生的話，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但現在問題出在哪里呢？現在是增速下降已經發生了，下降很明顯，而且還會繼續往下走一點，但是效率呢，有沒有提高，二十年了，據我觀察，現在還不明顯，所以要花大力氣去想辦法把經濟發展的方式轉過來。

我們如果把第二點做好，經濟可能還會下滑一點但不會太多，要是做得不好的話，那就危險了。還有，如果這個效率提高得足夠快，那么即使下滑了，問題也不大。西方國家即使有個4%、5%的增長率那就是好得不得了，為什么我們到了7%就覺得受不了呢？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增長它的驅動力量是靠消耗資源而不是靠效率，而發達國家它的發展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這些年來，我們好多經濟學家做了一種研究，叫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自然狀況、技術狀況，發揮到最好的時候，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增長率，這叫潛在增長率。這個研究成果，雖然各自都不大一樣，也有高低不等，但是大體上總的趨勢是一致的，我們的潛在增長率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階段，這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過去的高速增長，有它合理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是靠宏觀經濟政策拉起來的，就是說超過了潛在增長率。過去三十年，專家研究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讓潛在增長率自然發揮，大概總在8%、9%左右，但實際我們達到了將近10%，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擴展性的貨幣政策，把它拉起來的，這個是不能質疑的，但是這樣做會使得資源過度損耗，宏觀經濟就會出現貨幣超發和債務積累的問題。所以說，我們最近十年，這個杠桿率就是那個債務率，在資產負債表里，這個債務率提高得非?？?，應該說在前兩年已經高于警戒線了，一般認為債務率大約在GDP的200%以上它就有風險，會在某些局部出現資金鏈斷裂還不起債跑路這種情況，更高的話，風險就更大，它就會出現系統性的危機，再加上本世紀的前十年，我們的改革開放都有點停頓的傾向，所以潛在的增長率有人說從2001年，有人說從2006年，有人說從2007年以后潛在增長率下降。那么現在一些人的判斷在這個6%、7%左右，那么現在的問題就是說：第一，我們不能讓它下滑得太快，太快會引發很多嚴重的問題；第二，要用從效率獲得的增長，去代替過去從耗費資源獲得的增長，這兩種增長得到的后果是不一樣的，要耗費資源出現的增長，雖然有了產品的增加但是你要投入更多，往往得不償失，實際上沒有多少實惠；而從效率得到的增長是實打實的，它能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而我們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幾十年來一直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從效率來的占的比重太低，是粗放經濟增長，這必須要改變。要防止出現大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從長遠來看，讓快速經濟的模式發生改變，要從過去投入資源轉向提高效率，其核心問題就是提高效率。

這一屆政府面臨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吳敬璉：我想主要是針對問題來制訂改革的項目，中國現在主要碰到兩個最主要的問題：第一，舊的靠投資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可持續，要改變，但改不過來。第二，腐敗，加上貧富差距的拉大。這兩個問題，是體制運行的結果，需要找到發生這兩個問題的根源，發展方式的改變。這個問題說了幾十年，怎么轉過來呢？有體制性障礙，要針對這些障礙來有的放矢地進行改革。另外一個就是腐敗和貧富差距愈演愈烈，體制性根源是什么，針對這些體制性根源對癥下藥。

貧富差距在未來有多大程度可能解決？

吳敬璉：這首先要把問題分析清楚，原因是什么，淺層的、深層的，最后是體制性的原因，體制性的障礙消除了，這個問題才能解決。過去急于從現象層面解決問題，把主要問題放在再分配上，就是一方面對比較有錢的個人加稅，另外一方面給低收入階層、草根補貼或免稅。用這種再分配的手段，有一個缺點，很多學者也已經提出來了，因為問題的根源是在于初次分配，如果不能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靠政府的再分配措施，第一是有限度，能夠緩解的問題、效果不是很大，政府插手的太多，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稅收，使得經濟運行更沒有效率，結果就是中長期看負面的效應大于正面的效應。所以，我們首先要研究清楚，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腐敗也是，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個問題已經變得很突出了。但現在比那個時候更加嚴重，那時候就是鋼材雙軌制，就有賣批文，其實是拿差價，那么后來到了1986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就提出了這類問題的根本原因，用了一句話，叫“雙重體制、膠著對峙”，那么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要進一步進行市場化的改革，消除“雙重體制、膠著對峙”的狀態，建立一個平的市場環境，消除最大的尋租的制度基礎。

收入差距拉大，在計劃經濟狀態下，是一個平均主義，要消除平均主義，要用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使得貧富差距有所擴大，但不是擴到現在這么大，那么問題在哪里呢，首先的一個問題，是增長方式有問題，主要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于是投資在整個GDP中的比重就越來越高，現在我們這個投資的比重已經到了百分之四十幾了，這在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比重，這有個什么結果呢，就是投資在GDP的比重越來越高，分配上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來越大，原來勞動所有者的收入占比就越來越低，這種增長方式一定會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其實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那時資本主義的毛病就出在這兒。所以我們就要從這里下手，要使得我們的勞動者變成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這個經濟增長不是靠不斷地增加工資，而是要靠效率提高。

新一屆政府提出的大規模城鎮化，是不是會再一次拉動大規模的投資？

吳敬璉：這牽涉到了一個很根本的理論問題，城鎮化為什么重要，這個在認識上一定要弄清楚。城鎮化之所以重要，對于工業化、現代化起到推動作用的要素，根本的問題是人的集聚。在資本主義建立前，歐洲的城市在經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人的聚集才能使得商業活動、經濟活動得以進行，因為城市的交通條件才可以讓商業、金融業等發生作用。到了工業時代，城市化為什么重要呢，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必須要集聚，不集聚在城市里，工商業的成本會非常高，到了現代，就是信息社會，20世紀50年代以后，城市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人的集聚才能夠交流思想，才能通過碰撞產生新的觀念、新的經營模式和技術，所以有人說城鎮化是現代化、工業化的結果，我覺得好像不是單向的、互動的問題，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核心是人力資本，新的訊息、技術起更大的作用，新的思想新的技術，就是在城市中，人的聚集在一塊兒互相交流才產生的，所以對于現代化，對經濟發展的轉型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城市化帶來的風險，就是具體的人，它會使得交通擁堵，使得生活成本高，傳染病容易傳播。所以城市化過程中要得到好處，又要避免太大壞處，那就有一個城市布局的問題，核心的問題就是專業化的程度，沒有專業化，人的聚集產生不了新的思想和技術。

怎樣看待城鎮化概念提出來后很多地方政府所做出的“沖動”舉動？

吳敬璉：這種“沖動”是因為舊型的城鎮化。我們剛才說了所謂新型的城鎮化所應該達到的效果，是要以最小的規模達到最高的人的集聚效應。而舊型的城鎮化卻不是這樣的，舊的城鎮化特點是土地城鎮化優先，房地產和城市規模的攤大餅，這是舊型城鎮化?，F在中央提倡的是新型城鎮化，但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地方響應中央的號召，但是做的仍然還是舊型城鎮化，危險就在這里。那我們現在就要研究了，為什么你讓它往東，它會往西呢？第一個是體制原因，就是土地產權問題，因為兩個產權的安排，使得城鎮化變樣，一個就是農村土地是集體的，而農民又不能控制集體，所以歸根到底，農村土地是農民的，但又落實不到它身上，農民控制不住。第二個問題就是城市土地，這個是國有的，《憲法》規定的，這有一個征地之間的差價問題，于是驅動城鎮化對于具體的主管政府來說，驅動的力量不是聚集效應提高效率，而是拿到差價，所以出現了很不正常的現象，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速度至少高一倍，土地其實是大量浪費的，城鎮化的成本太高。

這種制度就是利益關系的結合，在這種制度、這種體制、這種運行規則下，其利益驅動和國家的要求是不符的。我們不能批評說這是人的覺悟不高，這是體制決定的，所以像土地財政什么的，一方面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建起來的城市專業化水平又太低，規模又太大，每一個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徑太長，城市運營效率就會很低，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要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要搞清楚，是由哪些體制產生了這個問題，剛才說到了土地產權制度，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政府職能，對這個問題，周其仁教授有篇文章說得很好，他說，我們再不要搞這種政府主導的城鎮化了，政府主導的城鎮化是從政績方向考慮的，這和世界各國的城市發展不同，世界各國的城市發展是從市場來的，它是經過各種各樣的經濟效益的選擇，最后找出這樣一個城市化的模式。而我們在歷史上，并非現在才這樣，在歷史上所謂的中國城市，“城”都有“都”的意思，是政治中心，所以，歷史上我們首要考慮的是政績而不是經濟效率，經濟效率是通過市場篩選來形成的，這就需要改變這樣一種辦法。另外一個就是財稅，財稅體制現在它主要提供的財源不是提供公共品，大量的政府的財政被用在贏利性的產業去了，創造GDP，創造收入。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所謂層級制的城市結構，城市本來是從市場來的，是沒有上下級的，每一個節點和其他的節點都是平權的，但是我們不是，我們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于是越高的行政級別的城市動用資源的權力就越大，而規模越大的城市行政級別，不管是正式的還是潛規則的，規模越大，級別就越高，于是就形成一個造城運動的循環，越高級別的城市它就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動員資源來擴大規模，規模擴大以后行政級別就提高了，這樣一種行政體系就造成一種“沖動”去進行造城運動，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實現中央所號召的新型城鎮化，就要解決以上這幾個問題，再加上我們的政治號召、動員、教育，這個問題才能做好。

新常態經濟下，對股市的表現有什么看法？中國的股票市場怎么樣？

吳敬璉：對于股票的牛市，有人說是因為有實質性的支撐的，也就是說是因為效率提高和回報提高，但是我認為股價上漲不是因為效率有提高，或者說預期很快我們企業的效率和它的贏利水平會有明顯的提高。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滑，企業的贏利狀況不好。那么，股價能夠上漲，還有一個因素就是貨幣。貨幣投放多，人們口袋里有錢，人們又預期它要漲，它就真會漲。

但是，一個成熟健康的資本市場的真實基礎，是企業真實的贏利能力。買股票買的是未來，即贏利能力。既然目前的行情里看不到實際贏利能力支撐，這就可能是短期行情，這個短期有多短呢？美國1929年大危機之前虛假的牛市多少年？7年。當然，如果沒有實際支撐，它這個繁榮持續得越久，崩盤的時候泡沫破碎的時候損失就越大，這個和地震一樣，板塊之間的張力大，大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震。股市它可以是實際經濟體的反應，也可以不是，可能還有別的因素，比如說貨幣供應的因素，還有其他的因素，它不一定非常準確地反映情況，特別是中國的股市，因為它到現在還仍然是審批制的，所以它就更不可能及時反映，但最終它還是會應該要反應的。

一個好的股票市場，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讓有人靠他的壟斷信息發展，這個股票市場，一般的市場都是這樣，它有個前提，就是信息要充分?，F在這個金融市場，它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信息不對稱。比如，一個大公司，它的股票值多少錢，是由什么決定的？是它未來的贏利所決定的。買一個股票，買的是什么，買的是它的贏利能力。但是一個普通的股民，他怎么知道這個公司到底將來贏利不贏利？所以監管機構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要讓信息披露準確、全面、及時，這樣就不會有人靠內幕消息發財，才能夠保護中小投資者。

在股票市場上有兩個主要的刑事犯罪，一個叫內幕交易，一個叫操縱股價，兩個都是靠玩信息，所以監管機構主要的職責，就是要保證信息透明。整個股市的監管制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信息披露得準確、及時，那么判斷買或者不買，值得用多少錢買，就比較容易判斷正確，反之，那就很難判斷準確。而現在這個審批制，它的理念是什么呢？是政府來擔保，政府說它可以上，它可以賣多少倍的市盈率，但政府哪有這個能力擔保？它也沒有辦法擔保，這就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