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沉默權對刑事偵查程序提出的挑戰

童芳蓓

摘 要 沉默權在西方刑事程序法中的存在已經有很悠久的歷史，但其至今未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實現。但不論從人權保障的角度還是司法進步的角度，沉默權的引入都成為了必然。本文筆者將借鑒西方國家沉默權的制度，對中國的刑事偵查程序進行探討。

關鍵詞 沉默權 程序 刑事訴訟 刑事偵查

一、人本無義務控告自己

1639年，自約翰.李爾本受鞭刑引發了英國群眾高呼“權利”“沉默”開始，一項新的權利正在醞釀產生。之后，通過約翰.李爾本努力，主教圣克羅夫特的判例及議會的努力，沉默權在民眾的呼聲下逐漸的確立，1912年在英國得以明文規定。隨后，諸多國家也確定了這一項權利，美國將其寫入了修正案，1966年出世的“米蘭達原則”進一步確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1）你有權保持沉默；（2）你所說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并將要在法庭上作為對你不利的依據；（3）你有權同律師進行談話，并有權要求在你被訊問時，有律師同你一起在場；（4）如果你需要律師又無力聘請的話，將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代你指定律師。隨后，沉默權一直運用在西方司法偵查的過程之中，尋求著個人權利自由與司法公正的平衡。但是，在中國，此項權利卻久久沒有被法律明文規定。因為一句簡單的話會引起整個司法偵查界巨大的波瀾。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

當群眾在約翰.李爾本受鞭刑的時候高呼抗議，引起的是什么？是法院的恐慌與執政者的反思，在西方世界，許多權利都是群眾游行抗議取得的，游行示威是他們表達自己方式的一個重要渠道。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是基于妥協的，我們把明文規定的相互妥協制度成為契約，縱觀所有的法律條款道德標準，都是犧牲了每個人的利益得以維護每個人的利益。當這種利益被絕大多數人所接受時，就形成了契約。人們的行為是基于激勵的產生，簡而言之，就是利益的驅動，所以當一個社會每個人都為自己主張權利時，維護社會安定的條款就是人們相互妥協的產物，那么，在無法征求所有人意見的時候，要改變或者定制新的規則，怎樣保證被群眾接納呢？邊沁提出了功利主義的概念，利益最大化的概念。但是不是每一個抉擇都可以保證利益最大化的，其定會引起利益的沖突，此時利益的沖突的解決之源便是多種利益代表力量的代表，弱勢的一方將被迫接納被對其不利的條款所管制。所以，當民眾呼吁擁有沉默權時，產生的力量對抗是司法與民眾的對抗。那么，這兩者孰輕孰重？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最高權力來自于群眾，政府的權利是群眾賦予的，群眾可以決定誰代表自己。在不久前的經濟危機時刻，總統奧巴馬為了拿出8億救市久經波折，因為議院管卡很嚴。香港政府遂于是否舉辦亞運會的問題自己不能給出答案，必須征求民眾的意見，因為那些資金是納稅人的錢，需要歸民眾決定。所以，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政府也好，司法也罷，都不是處于強勢的地位，總要對民眾新的要求做出妥協。所以，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群眾的利益大于了政府、司法的權利。所以，政府、司法的職能一直在因民眾新的要求而轉變。這原本就是政府、司法部門產生的目的——高效的持續的代表民眾利益。所以。沉默權在民眾呼聲中開始萌芽。

那么。中國呢？在約翰.李爾本受刑后幾十年，在魯迅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中國民眾圍觀斷頭臺看客的形象。麻木的臉龐與嘈雜的喧鬧，沒有呼聲，可以說連維護自我權利的意識都沒有。在很多時候，我們分析問題總會說到，這個時期，民智未開。中國人是聰明的，并不比外國人愚蠢，那么，民智何以未開？維權意識何以淡漠？是中國大的環境體制決定了。專政與暴力使得以大多農民出身的中國人有著厚重的孽根性。民眾的力量與統治者的力量極其懸殊，統治者的政策決定了民眾的生活質量及權利多寡。歷史上百姓安居樂業的朝代都是統治者明智的時期。所以，民眾權利的維護顯得舉步維艱。

正如剛才說到弱勢的一方將被迫接納被對其不利的條款所管制，司法偵查引入了沉默權及“米蘭達原則”對其其實是不利的，這也是中國為何遲遲不能引入此項權利的原因之一。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是對司法偵查技術科技的考驗，更加需要司法偵查的能力。這也是人權的對價。對于中國司法偵查而言，沉默權是對依賴口供破案的最大挑戰。以口供為中心的辦案模式在偵查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至今尚未有實質性的轉變，口供作為“證據之王” 在偵查辦案中備受重視，而追求“客觀真實”的理念與實際存在的辦案條件的限制相結合，構成“口供中心主義”的現實基礎。沉默權一旦進入了中國司法界，司法界能保持破案的高效嗎，能支付由此而多出的成本嗎，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二、沉默的背后是金

我們來看一下沉默權引入后的利弊。其好處有：第一，引入沉默權制度，是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任何人，在法院終審判定他有罪之前，應被視為無罪。反對沉默權制度，就相當于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述其罪，這實質上是有罪推定的體現。第二， 引入沉默權制度，賦予公民對抗偵查機關的權利，可以從本質上根除刑訊逼供的發生。第三， 強化人權理念，體現程序正義。第四， 發揮辯護律師在偵查起訴階段的作用。第五， 使得無罪之人不受刑罰制裁的可能性大增。從偵查起訴的實施過程來看，其弊端有：第一， 會對偵查技術產生極大挑戰。因為賦予公民沉默權，就要求刑事證據的重點要由口供轉為物證。第二， 對實體真實會產生負面因素。使得無罪之人不受刑罰制裁的同時，同樣可能導致有罪之人不受制裁。第三， 公民極有可能會濫用沉默權，從而造成司法混亂。

當一個事物帶給我們的利大于弊時，我們就采納，反之則拒絕。而何以評價利弊呢？這里就會牽扯出一套價值體系。中西方價值體系的不同導致了評判標準的重點不一。中國刑偵追求的目的是整個國家的治安整個政權的鞏固，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追求的不那么宏觀，他們把每一個案例當做一個個體，分別處理，其中除了懲治犯罪打擊罪犯，還包括很多的因素，可以說每一個時期或者每一個著名的案例都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所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案例并不僅僅涉及法律問題，往往也會涉及到諸多當時敏感的問題。在大律師丹諾的《我的光榮與夢想》一書中講述了使他自己成名的一些案例，講述了他是如何看待那些案例又是如何通過案例體現了他所認同的價值觀。對于他而言，法律是一門武器，是為理想信念奮斗的武器，而不是與政治掛鉤的產物。丹諾回憶說他當時完全可以當議員從政，但是那樣他就不能有一個公正的評判標準了，他覺得政治會束縛人的思緒。所以，他一直勤奮的工作，救贖一個個生命，而這些成功的案例中，成功所在不是丹諾維護了人權，保住了犯罪嫌疑人的性命，更多的是幾個價值觀博弈后他的理念得以合法化。在中國，人們關心案件大多關心一個結果，死或生？是以一個看熱鬧的心態，法律變得很狹窄了。丹諾喜歡飯后在街上溜達一直到深夜想出法子為止，在他溜達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議論案件，有的案子甚至引起了游行，民眾都是給予了自己的觀點。庭審時，在很炎熱的天氣法庭門口都擠滿了民眾，還有庭院外面的廣場上，都坐滿了人，等著宣判的結果。當判決做出時，歡呼的不僅是法律人，還有一部分民眾，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得以合法化了！這是勝利的喜悅。所以西方的法律背后是很多價值觀的體現，法庭有時候更是價值觀的博弈，涉及到很多問題，宗教、教學、歧視、人權等等，所以，沉默權的引入不僅僅意味著對人權的一種保護，還意味著一種權利博弈平等的價值觀。當時還流行一種說法，任何人除了對上帝外，無義務控告自己，所以對于一個事件，人們總是融入了很多觀念，然后通過一種程序實現一種價值取向。所以沉默權的萌芽到發展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產物，而不是硬生生移植就能夠實現的。那么，強制的規定，硬生生移植的話，有何后果呢？

美國總是一個代表國家，我們可以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因為程序上出了一點差錯或者漏洞而把犯罪嫌疑人無罪釋放的案例很多?？梢哉f美國很重視程序，當然也會很重視沉默權。但是中國也應該學習嗎？當我們面臨中國的問題時，就要無情的批判然后不加思考的移轉國外的東西？有些事物，在外國行得通在中國不一定就行得通，中國的國情太多余特殊，必須考慮進去太多的因素。再者，中國的法律制度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必然的，是由于歷史決定的，中國何必急于求成？很多人只顧批判，覺得中國就應該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發達，歷史已經決定了我們依然落后，在西方其發展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候，不要太激進太沖動的變革，那未必是一件好事。美國重視程序權利的代價是社會上高達3%的犯罪率，和高達3.7‰的羈押率。以這個比例放在中國？中國可以承受嗎？必然不行，而且社會混亂的局面是每一個國人最不想看到的。所以，不要盲目的提倡一個事物也不要過于批判一個事物?；蛘哒f，作為中國的子民，我們是否也應為今天法律的不發達負責呢？如果每個人都重視權利，有勇氣為自己的利益維護，哪怕一點弱小的權利，或許中國的法制就會進展的更快，但是中國人太善于妥協。

中國的司法結構是法官審理既審事實審，又審法律審。而英美法系的司法結構是法官只審法律審。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可以更加的中立公正。因為法官考慮的方面不用過于復雜，其責任也不會混淆凌亂。在美國有一個案例，就是一個地方政府想要建立一個大壩，但是大壩的建立涉及到搬遷，需要搬遷的居民覺得這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于是決定告知于法院，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合理的理由，后來，他們為自己尋求了一個法律上的出口，他們的上訴理由是，要建立大壩的小河里有一種珍稀魚類，需要特別保護，建立大壩會影響生態，必然會導致珍稀魚類的減少甚至滅絕。法官接受這個案件后，覺得這個訴訟理由成立，于是判決不能建立大壩，而這個判決的背后是經濟問題，首先是大壩已投資的800萬美元，其次是建不成大壩帶來的經濟損失。但是法官單純法律審并沒有考慮那么多因素。而在中國法官會審核事實，及其帶來的經濟政治的利益，所以偵查審判也不允許當事人沉默。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