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建設視域下“三農”戰略的主題轉換*
——基于農民主體性的視角

2015-06-15 18:39劉慶樂

學海 2015年5期

劉慶樂

劉慶樂

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共“三農”戰略是實現其國家建設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農”戰略主題隨著國家建設使命的轉換而調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農”戰略主題是農民，以服從于政權建設，農民主體性有限提升；建國后前三十年，“三農”戰略主題是農業，以服從工業建設，農民主體性缺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三農”戰略主題逐漸從農業轉向農村，以適應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農民主體性起伏不定。在當下城鎮化的強勢話語下，新農村建設有淪為“表達現實”之虞。理想的“三農”戰略規劃應當是體現新農民主體性的交往行為。

國家建設中共 “三農”戰略主題轉換農民主體性

外生張力下的“三農”戰略及其主題轉變

1996年，溫鐵軍在《第二步農村改革面臨的兩個基本矛盾》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概念，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三農”問題從那時才開始出現。從絕對意義上說，由于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只要存在這個前提，“三農”問題就一直存在。由于作為主體身份的農民、作為從事行業的農業、作為居住地域的農村彼此關聯，將以上三個問題合并為“三農”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然而，將“三農”視為一體也可能使人們忽視三個概念的確切內涵和彼此之間的張力①，即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在戰略管理過程中的矛盾性。為數不多區分“三農”之間不同內涵的研究成果顯示，“三農”問題之間的張力有時不容忽視。如20世紀前葉，中共在農村發動土地革命，解放農民，歸根結底是為了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而李放春在考察北方土改過程時證實，革命或農民“翻身”與生產的實踐關系并非協調一致，而是充滿緊張、錯位乃至斗爭。到了六七十年代，“抓革命”與“促生產”之間張力再次凸顯。②又如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農業增產與農民不增收并存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關注。鐘甫寧從農村勞動力數量與農業GDP總量的關系的角度，論證“三農”問題相互之間可能存在尖銳的矛盾，解決了農業問題，并不意味著農民和農村問題便會迎刃而解。③高帆則從技術進步、糧食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角度，解釋了增產而不增收何以會發生。④

如果“三農”問題之間的張力確實存在，那么張力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李放春的研究與鐘甫寧、高帆等的研究并不一致。在前者看來，問題之間的張力存在，反映了決策主體在特定情境下兩難或多難選擇，因而是外生的。在后兩者看來，“三農”問題之間張力的是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通過技術修正就可以消除。本文并不否認張力的內生性，但更強調張力的外生性。首先，從戰略目標上看，“三農”問題相較于國家建設的總體目標而言，總是處于從屬地位。林尚立認為，任何試圖邁向現代化的社會，都面臨著建設和發展現代國家、使現代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得以有效成長的歷史任務。⑤國家建設在不同國別、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歷史使命，中國國家建設包含在相互承接的三大使命中：政權建設、工業建設和社會全面發展。因此，中共在特定歷史時期要解決“三農”問題時，不僅要考慮“三農”本身的問題狀態，而且要考慮這一時期國家建設的使命。當戰略制定者需要優先解決“三農”問題的某一方面時，就必然產生“三農”的外生性張力，并在歷史的進程中呈現出“三農”戰略的主題轉換問題。其次，從戰略主體上看，“三農”戰略的決策主體一般是黨或國家，而行動主體主要是農民，不同主體對“三農”戰略的重點、偏好必然存在認知性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涉及不同的戰略主體，就必然會產生外生性張力。

本文并不抽象地討論農民階級的自主性問題，而是將“三農”問題置于黨的國家建設視域下來考察，即考察自建黨以來而做出的“三農”戰略的主題選擇，以及此種選擇對農民主體性的影響。本文關注這樣議題是因為“林林總總的現代管理思想流派，無論其具體內容如何，在本質上都無一例外是主體性管理范式”。⑥

“三農”戰略的農民主題：政權建設時期農民主體性的有限提升

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無產階級政權對無產階級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來說具有前提性的意義?！豆伯a黨宣言》提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雹吡袑幰苍岢觯骸耙磺懈锩母締栴}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雹嗤瑫r，工農聯盟也是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必要條件，正如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如果沒有農民階級，“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⑨

中共在農民問題上既有戰略性創新，也并未脫離其希望建立自己的政權、實現無產階級統治的主旨。事實上，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正是圍繞政權建設這一中心問題而開展革命的，其他戰略都服從和服務于政黨的政權建設這一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是為革故方面；在立新方面，則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對此有系統化、理論化的論證。在這篇文獻中，“農民”一詞出現28次，“農村”出現6次，“農業”出現2次。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說明那時黨的“三農”戰略重心是農民。仔細推敲文字，不難發現，列寧的原話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其中當然包括中國革命；但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這里就轉化為“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在英語中，“基本”與“根本”，無論是“essential”還是“basic”，都并無實質差別，但當時的俄國和中國卻提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判斷。是中共理解錯誤嗎？當然不是。這不僅不是理解上的錯誤，反而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的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例證：基本的政權問題，在中國革命的話語中也就是農民問題，用1926年毛澤東的一席話可以解釋為：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迅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⑩

綜上，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家建設的使命是取得國家政權，黨的“三農”戰略以農民為主題的全部意義是發動農民起來革命。在這一主題下，黨把農民問題視為革命的基本問題，把農民階級視為革命的同盟軍和主力軍，千方百計調動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從而提升了農民階級在革命事業中的主體地位，使得新民主主義革命主題下的農民革命不同于以往的農民起義。而囿于歷史局限，在農村和農業問題上，只是策略地利用了農民獲得土地和生產致富的主體性訴求，由階級斗爭話語所激發的農民革命的積極性也是由黨單向度建構起來的，這些不僅預示著黨在革命時期制定的農村與農業政策的工具性和暫時性，也說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主體性與作為“他者”的農民主體性之間存在顯著的張力。

“三農”戰略的農業主題：工業建設中農民主體性的普遍缺位

1949年3月，中共在西北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在毛澤東所做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鄉村”一詞出現11次，“農業”出現10次，與“農業”相對的“工業”出現21次，“農民”只出現2次，這些與《新民主主義論》中涉及“三農”概念的用詞頻率顯著不同。毛澤東在報告中沒有使用“農村”而是“鄉村”一詞，固然是為了與“城市”相對應，但同時也凸顯城市相對于農村的重要性。由于黨獲取全國政權的大局已定，黨的工作重心由鄉至城的轉移，其實也是黨的國家建設使命由政權建設轉向工業建設，“三農”問題對黨的戰略意義相應轉移。因此，二中全會也是黨的“三農”戰略主題由農民開始轉向農業的標志。

相較于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側重謀劃黨的經濟戰略，毛澤東在同年6月底為紀念中共成立28周年而作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則側重謀劃黨的政治戰略。這篇帶有《共產黨宣言》口吻的論文堪稱共產黨人為接收全國政權而做的施政綱領。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中，“農業”一詞出現4次，“農民”出現6次，而并沒有出現“農村”或“鄉村”這樣的詞匯。雖然“農民”出現的次數相較于“農業”為多，但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不僅提出了教育農民的問題，而且提出了黨的“三農”戰略必須服從工業建設使命的思想：

1951年12月15日，中央下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由此，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由互助組到合作社、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由高級社最終到人民公社，發生著急速的變革。農村生產關系變革的重點不在于改變農村或農民，而在使得農業的經營方式更好地適應工業化的發展。在實現農民脫貧致富與實現國家工業化兩個目的之間，國家工業化不僅更為優先，而且帶有全局性、使命性意義。因此，黨把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表述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p>

“三大改造”在執政黨的高效社會動員下很快完成，但工業化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建國以后農業合作化合乎邏輯的發展。人民公社制度的長期存在固然植根于國家領導人對公有制以及巴黎公社的強烈偏好，但現實的原因則是國家如果不采取政社合一的組織形式，就不足以控制高級社以后農民的持續抗爭，根本的原因則是因為決策者相信這種組織形式對于工業化來說更有效率：農業組織的更大規模不僅將帶來更高的農業產出，而且可以實現國家為達到工業化之目的而與個體農民之間交易費用的最小化，并進一步將國家與集體的交易關系轉化為集體經濟內部的管理關系。

“三農”戰略的農村主題：發展視野下農民主體性的起伏

改革開放以后黨的國家建設使命由工業建設轉向社會的全面發展，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黨的“三農”戰略在這一時期的調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1978年到黨的十三大以前，是黨中央支持、普及并完善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階段；二是從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六大以前，國家將農村的承包制改革經驗轉化運用到城市階段；三是黨的十六大以后，國家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階段，“三農”戰略農村主題開始形成。

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把科學發展觀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把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惠民政策。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目標，“尊重農民意愿”標志黨的“三農”戰略主題已經由農業轉向農村，農工關系由以農養工轉向以工補農，政府對“三農”的財政投入由單純注重農業經濟效益轉向注重農村社會綜合效益。黨的“三農”戰略農村主題呈現出以人為本、尊重農民主體性的態勢。

進一步討論：農民主體性的伸張與發展

本文研究表明，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共“三農”戰略是中共國家建設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農”戰略主題也隨國家建設使命的轉換而調整。而囿于認識或實踐局限，黨以往的“三農”戰略多少都帶有忽視農民主體性的工具理性特征，中國農民在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部分時段中，被作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經濟發展的工具，他們自身權益訴求被嚴重忽略。社會歷史發展總是表現為某種片面性，但曾經的歷史片面性不能自動延續成為當下歷史的正當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落實這一政策導向，“三農”的戰略規劃就應當糾正農民主體性缺位的歷史偏向，放棄那種只重視物的價值而輕視人的價值、只重視政策的整體效應而輕視利益在不同社會群體中分配的工具理性行為，采納體現農民主體性的交往行為。具體到新農村建設戰略及其具體政策實施，在諸如新農村建設的模式選擇、土地流轉還是不轉、房屋拆遷還是不遷、農民進城還是不進等問題上，不應當是政府的單向度決策，而應當是政府與農民理性對話和溝通的結果。

①張力的概念參見保羅·C.納特、羅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門組織的戰略管理：領導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0、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