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編輯的市場意識：思想即市場

摘要：出版是人類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出版活動必須要符合群體利益和組織原則，以促進有利于社會進步的社會共識為目的。思想是人類的最高需求。人的思想性的需求來自于傳播自己的思想和學習吸收他人的思想，所以，思想就是市場。圖書是思想當中的思想。出版人的使命就是選取好的內容，傳播有價值的思想，讓這些思想推動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進步。

關鍵詞：出版；使命；思想

目前，在轉企改制、全面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編輯的市場意識空前提高，這應該算是一件好事。但這件好事的背后，也存在著市場意識“過高”的現象，甚至有的高到了只為搶選題而不顧規則，只顧搶市場而不顧質量，只顧搶眼球而不顧內容，丟棄商業倫理、丟棄學術文化，甚至丟棄底線和尊嚴的地步，令人憂慮。憂慮之余，我想還是做些有建設性的工作，從學理上對編輯和出版做些闡述，以期進一步明確什么是出版人的角色和安身立命之本。

一、出版是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

這幾年有一種聲音始終不絕于耳，即出版是一種私人活動，是表現言論自由的重要方式。這種聲音算不上什么發明，因為在國際上，這種言論不僅僅在出版界，包括在學術界早就成為主導性聲音。作為一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我覺得這種說法至少是有失偏頗和不全面的。所以，我有這樣一個命題：出版是人類獨特的發明，是一個偉大的發明，是人類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

人是組織性的動物，離開了組織或社會，人就沒有辦法生存。單個人的力量，連小貓小狗，甚至螞蟻都不如。所以人必須要組織在一起，才能面對威脅。組織在一起的過程中，先是比較小的組織單位，最后是大的組織單位，逐步形成。到目前為止，大家都知道，人類最大的組織單位就是國家。所以作為公民，每一個人在這個國家當中都能夠得以生存。

組織和社會形成之后，就形成了個人的權利和公權利的博弈關系。從人的本性上來說，滿足個人的需求是首位的，首先是自己活下來，然后是讓別人活下來，這是人的生命的一個常理和倫理。但是進入到社會之后，公權利和私權利、個人的利益和公的利益就形成一種博弈關系。所謂的出版自由，就是過分強調個人的權利和個人的利益而忽視組織原則和公民共同體利益的現象。

17世紀德國著名政治哲學家塞繆爾·普芬道夫在其著作《人和公民的自然法義務》中講道，作為一個自然的人，一生當中要處理好三種關系：一是處理好跟上帝的關系。為什么要處理和上帝的關系？因為上帝創造了萬物，包括人在內，并且賦予了人超過其他萬物的一個絕對優越的主宰這個世界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一定要感謝上帝，一定要尊崇上帝，要按照上帝的信條去生活和活動。實際上這就是教人向善，教人遵守規則和法則；二是處理好人和自己的關系。人出于本性首先是為自己生存，但是離開他人任何人都活不下去。人和自身的關系就是：人和自身的私欲和自身的人格完善之間，一輩子處于一種博弈的狀態。沒有人敢說，自己從出生到離開這個世界，一直是一個完善的人，但是人不能停止向著完善的目標去努力；三是人和他人的關系。離開了他人的幫助，一個人沒有辦法生存，所以每個人都要幫助他人，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生存。他人是誰？就是每個人，每個個體集中在一起的群體。所以，一個人只需要為群體的利益和群體的公權力努力，就是在幫助他人，而不一定要去幫助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因此，人是群體的動物，人是組織型的動物，離開了群體和其他人，人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接下來，普芬道夫的論述就上升到對人性，對人類社會本質的剖析。他說僅僅講人類是被其自然屬性本身拖入政治社會的還不夠，因為很明顯，人是把其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動物。洪水猛獸對于人類的威脅姑且不講，就人自身而言，如果沒有一定的組織，沒有一定的規范，沒有一定的規制，人與人就會自相殘殺。而當今世界每天所發生的一切，正在印證17世紀的哲理。戰爭是人性的弱點，是人類不可克服的與生俱來的弱點。為什么有戰爭？因為人有需求，人的需求是無限膨脹的。過分的需求叫貪婪，人必須要克制，自己不能克制，就要通過他人，通過社會的規制來克制。否則，社會就沒有辦法前行，人類自身就沒有辦法繁衍生存下去。所以，人是有組織性的動物，是需要按組織規則行動和生活的動物。

出版活動必須要符合群體利益和組織原則。我們的出版活動是傳播知識，是傳承文化，是傳道、授業、解惑。但我們的傳理和傳播價值觀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整個公民群體。我們出一本書不是為了某個具體的人，我們面向的是整個公眾，所有的人讀了它都會從中獲益。另外，出版活動也必須符合群體的利益和組織的原則，不以自由表達個人言論，而以促進有利于社會進步的社會共識為目的。

在此，不能不提另外一個先人和哲人——啟蒙時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盧梭，也是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外思想家之一。盧梭有兩句話讓人難忘。第一句話是“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處于枷鎖之中”。從自然的角度來說，人是自由的，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如果你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話其實是不行的，你要處于枷鎖之中，這個枷鎖就是你對共同體、對群體、對社會、對國家應該擔任的責任和義務。這些責任和義務就是你的枷鎖，你不可以為所欲為，不可以因自己的自由而妨礙其他人的自由。第二句話就是“自由首先意味著責任”，它告訴人們，權利永遠是和責任連在一起的，責任是獲取權利的前提和資格，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

我經常以馬路上的交通狀況來打比喻：無論是行人、自行車還是機動車，都有路權，都可以隨便上路，但是如果沒有交通規則的話，誰也走不成。沒有人類社會的規制和規范，人就沒有自由，幾乎寸步難行。

具體說到言論自由，說到出版，我愿意援引另外一位英國現代思想家J.B.伯里的一本書——《思想自由史》。他在書中講到，如果我們承認有天賦人權的話，那么生存權無疑是天賦人的第一權利，但這不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在別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去搶奪別人的食物，這是不允許的。所以他說，就算是天賦人權，也是需要規范和規制的。接下來他又說，如果我們勉強承認言論自由也是天賦人權的話——大家注意他用的是“勉強承認”——那么這種權利也是需要限制和規范的。規范的標準就是你的言論或著作不能夠侵犯公民共同體的利益，不能夠以分散，甚至瓦解公民共同體共同的思想和意志為代價。

在奉獻給人類民主制度的古希臘，確切地說是雅典，蘇格拉底提出，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行動就可以了，可以不受任何法律和規制的限制。蘇格拉底最終因毒害雅典青少年的罪名被雅典法庭判處死刑并執行。作為人類民主制度典范和開端的雅典，也不允許有隨便瓦解和破壞公民共同體利益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們應該理解，所謂的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了。

另外一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M.I.芬利對古希臘社會的研究表明，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還不能夠劃等號。言論自由是指公民在任何場合都可以發表有見解的講話，像廣場辯論，但當講話要付諸文字，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文字嚴肅而神圣，其作者甚至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因為它代代相傳、影響深遠。言論自由鼓動我們在討論、辯論時發表不同意見，但是這些不同的意見都限制在一個大的原則下，即以公民共同體的利益為保證，不能傷害公民共同體的思想共識。所以說，出版活動必須符合群體利益和組織原則，不以自由表達個人言論為目的，而是以促進有利于社會進步的社會共識為目的。

中國的出版社都是國有出版社，外國的出版社有私營的，這絲毫都不妨礙我們的立論。私人的出版社也是一樣，不論它是由什么資本成分構成的，也是公民社會當中的一個分子、一個細胞，出版物同樣受此規范的約束?，F在幾乎人人都在談論自出版，我認為，不是所有發表言論的行為都能叫出版。自出版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而是一個不能成立的概念。

二、出版人的使命：用思想推動社會進步

從純市場和人的需求的角度來談思想，能更有助于我們認識出版的本質。在我看來，思想是人的最高需求。迄今為止的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思想史，是無數人的思想推動了人類文明從一個臺階向著更高的臺階邁進。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人跟動物最本質的區別是人有文化，有思考。但有知識還不夠，知書的目的是達禮，達禮就需要有思想、有想法、有道德、有法度，你的思想和想法要能夠對他人和整個社會有益。如果說要用對國家、社會甚至全人類有益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思想的價值，一般人都會覺得遙不可及。社會國家是一種組織，組織也有大有小，每個人都至少可以追求在自己的組織范圍內有影響力。

萬物都是有內容的，內容都是有思想的，思想都體現出一定的價值指向。萬物說的是自然界。真正的自然是什么樣？用九牛一毛來衡量我們對自然的認識，都可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自然界中的萬物都是有思想的，因為它們都是人類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點來進行的價值判斷。比如因為愛護環境，不讓隨意踐踏草地，便插個寫著“鮮花向你微笑，小草向你招手”的小牌子。鮮花小草被我們賦予了生命和思想。所有的萬物，我們對它們的命名，對它們性質的判斷，都是以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彪m然后世的哲學家對此解釋充滿爭議，但它所包含的意義與我們的認識有相通之處。

所有人造的產品也都是有思想的，人造的產品就是商品。圖書這種商品和一般商品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是思想，圖書是傳播思想的。我讀過安·蘭德的《商人為什么需要哲學》。他說財富的創造者是發現者，人類將其發現轉化成物質產品，科學家發現了新知識，企業家知道如何使用知識，如何將物質資源和人類勞動整合進企業，以生產適宜銷售的產品。在產品形成之前，所有構成產品的東西都是原材料，散落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當你洞悉了誰需要什么，用什么樣的方式能滿足他，當你有想法、活動和創意的時候，你才會創造產品。產品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是有思想的東西。因此，這句話揭示了企業和產品的秘密，即思想把物質的資源和素材整合成“產品”這個東西。

比如說杯子，最早人們用一個貝殼就可以盛水喝。后來人們發明了杯子，有的有把手，有的沒有把手，把手是為了方便人們取用，防止燙傷。再后來又有了別的方式防止燙傷，如景德鎮的杯子有了隔層。所有這些產品都體現出思想，是以人為價值核心的，用我們現在流行的話說是一種人文關懷。有思想的產品自己可以說話，而不是冷冰冰的，哈佛營銷經典中就有這樣一句話：好產品自己會說話。

對于編輯來說，賦予圖書思想是最重要的。圖書產品的思想跟一般產品的思想相比有更大的超越性。杯子本身不產生思想，但是圖書產品的功能價值本身就是其思想性，這是它最大的超越性。眾所周知，市場就是需求，需求就是滿足對價值的需求，即價值滿足。對于圖書產品而言，其價值來自于內容。因此，內容價值就是市場，賣得好的書都是極具內容價值的，其價值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相反，如果內容價值不具備稀缺性，寫作質量又難以在眾多可選擇的出版物中出類拔萃，一本書就很難有好的市場效應。因此我們說，圖書是思想當中的思想。

商務印書館這兩年出了一套名為《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的書，為什么要做這套書？在我看來，中國和人類都進入到一個文化發展時期，文化發展時期和物質發展時期最根本性的區別就在于，人類的文明以往是以解決人的生存問題為主。聯合國每年發布的報告都有主題，以往發布的報告就含有饑餓與貧困的主題，近些年來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去年聯合國的一個報告講，人類已經告別了貧困與饑餓，中國也是如此。近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要解決多少萬萬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和生存問題?，F在我們可以明確地向世界宣告，我們已經解決了生存問題，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就是發展文化的問題。在生存問題上，人跟動物沒有本質的區別，但人類能夠有意識地獲取知識，通過知書達禮達到自身的思想完善，這才是人最本質的方面。

中國已進入到文化發展時期，文化發展已經上升為國策，要讓更多的人，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大眾能夠有知識、有文化，能夠知書達禮。關于文化發展，中國可以說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從政府的政策、文化產業自身的發展到文化及文化產業研究，都沒有任何經驗可言。文化產業發展，甚至文化在中國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關于文化產業的研究更是零敲碎打，連基礎性的文獻都不存在。國民對文化和文化自覺的理解和認識都還很模糊。所以，我們要出版這套書來迎接中國的文化發展時期。這套書講述了20世紀以來各主要發達國家是如何發展文化的；現在美國一家獨大，全世界抗爭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美國二戰以后歷任總統的文化政策；德國出現眾多精英的原因：從哲學家黑格爾、海德格爾，到眾多大文學家，包括歌德和席勒等；蘇聯時期產生眾多大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原因；俄羅斯時代是否還能涌現如此多的精英……這些都是這套書的內容。也是我對這套圖書設定的一般產品意義上的思想性。具體到每一本書的思想性，就是每一本書的功能價值，只有在每一本書的內容中才能體現。我對這套書有一個期待，就是新時期的思想啟蒙，喚醒國民的文化自覺。

思想是人類的最高需求。很多人都知道馬斯洛的五種需求方式理論。其中最高的需求層次是贏得社會的評價和實現自我價值，社會評價就是贏得社會的尊重，而要想贏得社會尊重，在這個社會上贏得一席之地，實現自我價值，只有通過思想。在任何一個群體里，哪怕是最小的組織中，包括企業和家庭，你的地位就是你的思想、見解或主張的體現。如果你在這個組織中失去了話語權，你就失去了地位，就沒有了生存的價值和依據。思想、見解或主張是贏得獨立人格的重要條件。古往今來許多能夠影響到全人類的思想家，包括外國的盧梭、羅素、黑格爾等，以及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等，他們是圣人，圣人不可追。但在任何一個場所，任何一個組織，關于任何一個話題，做一個能有發言權的人，是我們對自己最基礎的要求。所以說，傳播自己的思想是人最高的需求，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任何人通過直接的經歷所獲得的知識都是有限的，絕大多數知識都是學習他人的，所以，思想性需求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人都有吸取他人思想的需求。也就是說，人的思想性的需求來自于傳播自己的思想和學習吸收別人的思想，是雙方面的需求。所以，思想就是市場。

德國著名哲學家費希特的相關論述從另一個角度為此提供了佐證。他說人作為自由理性的生物有兩種意向，首先是傳授文化的意向，即用我們受到良好教育的方面來教育某個人的意向，其次是接受文化的意向，即用他人受到良好教育的方面來彌補我們自身缺陷的意向。他說人生下來有兩個使命：達到自身的完善和幫助他人完善自己。我們通常講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人接受各種知識的時間先后不一樣，在某一個方面先知先覺，在另一個方面可能就后知后覺。所以，人要相互幫助學習，共同進步。費希特是從人類自身完善的角度來論述的，剛好與我對人思想性需求的想法相吻合。

三、學者的社會責任

絕大多數學者應該都是作者，因為其研究成果終究是要發表和出版的，所以對于我們來說，尤其是對于編輯來說，討論學者的社會責任，就跟討論我們自己的社會責任大大有關。

人類一切的活動都是有組織的政治活動，脫離政治的純學術并不存在。我這里說的政治不是指爭權奪利的政治，是指人類的組織，是人類自身形成的一張大網，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在這里面進行的，學術活動也同樣如此。人離開了組織就沒有辦法生存，離開了組織或群體，一切活動都顯得沒有意義。

古希臘最著名的一個信條提到，公民的一切權利和活動都要符合城邦的準則，即公民共同體的準則。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城邦的動物，離開了城邦，人要么成為神，要么成為野獸。城邦是至高而廣闊的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人類的每一種活動想要取得善的結果，都要在這個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內進行。最早的城邦就是國家的意思，所以說我們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在國家這樣一個組織內進行的，都帶有國家這一組織的要求、色彩以及特點。學術研究也同樣，如果你的學術研究不能促進國家的利益，不能促進公眾的利益，學術研究就是沒有價值的。

商務是出字典的，我做什么事情善于刨根問底。 “政”是什么？《說文解字》講：政，正也；正，守一以止也?！笆匾弧本褪且S持“一致性”，尤其是思想的一致性，只有一致性才可能產生秩序。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社會有序、國家有序的時候文明發展，經濟繁榮，老百姓得享國泰民安。古往今來，一切的災難都來自于戰爭所造成的混亂。戰爭造成的混亂首先是人類頭腦的混亂、思想的混亂。所以保守住國家內的秩序可以說是每個人，包括國家的統治者共同追求的目標。

所有的學術都是有觀點的，所有的觀點都是有價值取向的，就連科學研究也是具有思想性的?！翱茖W沒有國界，科學家是有國界的?！碑斔怪Z登事件被揭示出來的時候，當竊密或者獲取科技情報已經成為人類的“戰略”之時，誰還能說科學是無國界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競爭力，而所有的國家都在努力開發和保守著這個競爭力。錢學森先生的經歷曾告訴我們，他的回國之途是多么坎坷和艱辛，甚至還冒著生命的危險?？梢哉f，人的所有活動都應該以國家利益、公民利益、群體利益為最高原則和準則。那么，學者的使命是什么？費希特是介于康德和黑格爾之間承上啟下的人物，是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說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比任何一個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為社會而存在。學者就是知識分子，如果人從出生一直到死亡的過程就是學習知識，用知識來完善自己的過程的話，那么學者是優于其他人的，就應該為這個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

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涌現出來的一些啟蒙的資產階級學者，包括我們現當代的學者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一種共識。梁啟超提出，學術是天下的公器。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先生認為，做學問不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為社會、為大眾做學問。我們可以說，做學問這件事不是單純地由某個學者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追求所謂的自身價值和研究能力那么簡單。

理解了學者的使命或社會責任，編輯的職責便不言自明了。保證圖書內容的思想性，對于編輯而言，不是一般的責任，是天職。我們做編輯的，上天就賦予了我們這樣的責任，我們就是要選取好的內容，傳播好的思想、有價值的思想，讓這些思想推動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進步。

（于殿利，商務印書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