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人刊物看學人譜系

摘要：民國中央大學最鮮明的特征在于其與政局、時局的密切關聯。這種關聯是在大學發展的脈絡中，以文化的名義或形式發生的，學人辦刊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種形式。民國中央大學學人譜系具有內在的延續性，作為位于首都南京、最受執政黨關照的“中央”學府，其學人經由辦刊論學、論政有求“正統”或“道統”的趨向，與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學人群相比，呈現相對保守的特征。

關鍵詞：學人刊物；學人譜系；中央大學

在我國百年大學出版史上，學人辦刊是大學出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思想、學術多元化的重要表征。民國時期北大《新青年》學人群、《新潮》學人群，東南大學“學衡派”，浙大《思想與時代》學人群等，都是思想史、教育史、出版史關注的熱點。他們賴以集聚的刊物和大學，以學術志趣和理想抱負為紐帶，成為擁有共同話語系統的平臺，而從學人刊物也可反觀所在大學的學人譜系和精神風貌。

在民國時期涌現出的學人辦刊現象中，中央大學學人及其辦刊活動有豐富的個案價值。本文以1928年中央大學正式命名到1949年（中央大學更名南京大學）這個時間段為中心，同時向前溯及中央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大學（簡稱“南高”）和東南大學（簡稱“東大”）階段學人辦刊活動，向后延展至部分隨著政局變遷星散到臺灣的中央大學學人的辦刊活動。從中國現代大學史的維度看，中央大學最鮮明的特征便在于其與政局和時局的密切關聯，在國家、政黨與社會的結構網絡中，該校從偏居“東南”一隅到演變為備受執政黨關照的首都“中央”學府，這個過程本身便使中央大學成為觀測政局、大學、學人三者關系的最典型案例。研究中央大學學人辦刊活動的切入點和理論價值，首先在時局、政局與大學的關聯中，但這種關聯是在大學發展的脈絡中，以文化的名義或形式發生、發展、流變的，學人辦刊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種形式。

一、學人刊物中的“東南”“南高”精神

民國以前，南京在中國教育界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1914年8月在兩江師范學堂基礎上創辦，1921年經校長郭秉文的四方游說，以及張謇、蔡孑民等九位東南名流的聯名倡議，改名“東大”，成為民國初年繼北京大學之后的第二所國立大學?！秶|南大學緣起》①處處顯示著“東南”人士的身份自覺，所謂“吾國學術向多倡自東南”，“使東南有一完備之大學，為煥發國光吐納萬有之地，非獨可以融貫群言，作吾國社會之準的，充其所得且將貢輸于各國，植吾國于世界大學之林”等，都有不甘落于“京津”之后，而欲與之在文化上一較短長之意。南高、東大的這種“東南”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它在文化、文學運動中的表現，最集中的表現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一南一北，給時人留下“北大重革新，南高尚保守”的印象，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兩者各持己見。用錢穆的事后追憶講，就是“民國初年以來，陳獨秀胡適之諸人，先后任教于北平北京大學，創為《新青年》雜志，提倡新文化運動，轟動全國。而北京大學則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所在。民國十年間，南京中央大學諸教授起與抗衡。宿學名儒如柳詒徵翼謀，留學英俊如吳宓雨生等，相與結合，創為《學衡》雜志，與陳胡對壘”。②

在南高、東大學人創辦的重要刊物中，除《學衡》外，還有《文哲學報》《史地學報》諸刊?！段恼軐W報》與《學衡》，大體類似于《新潮》與《新青年》的關系，該刊在1922年3月緊隨《學衡》發刊，由南高文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聯合創辦，繆鳳林、景昌極、胡士瑩、王煥鑣等人為主力，《晨報》上曾有文章“罵《文哲學報》是《學衡》的孫子”③，而《文哲學報》同人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也標明自己確實屬于“學衡”一脈。國文系師生發起“國學研究會”，并發行《國學叢刊》雜志，其指導員為國文系教授陳鐘凡、顧實、吳梅、陳去病和歷史系教授柳詒徵，該刊以“整理國學，增進文化”為宗旨，大有上承晚清章太炎等人創辦的《國粹學報》之勢，與新文化運動道不同不相與謀。歷史、地學系師生組織了“史地研究會”，形成了“史地學派”④，其會刊《史地學報》也是東大學人群重要的刊物，“史地學派”與“學衡派”在人員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使論者習慣將它們統一討論。相對被忽視的是《東南論衡》雜志，它于1926年3月正式發刊，1927年1月出版30期后?？?，由東大“東南論衡社”編輯發行，經常在《文苑》欄發表作品的有胡先骕、吳梅、王玉章、厲小通、盧冀野等東大的師生?！稏|南論衡》有自覺與“北方”抗衡之意，其創刊主旨標舉的“不偏不黨”與《學衡》標舉的“無偏無黨，不激不隨”有著精神上的一致性，而《東南論衡》再三為《學衡》打廣告也表現出兩者關系的密切。

在《學衡》《文哲學報》《國學叢刊》《史地學報》《東南論衡》這些南高、東大的重要刊物中，有著一種內在的、共通的精神?？梢杂谩皷|南”意識或者“南高”精神來表述?！皷|南”的表述絕非偏居一隅之意，而是和“南高”學人的文化抱負一致，有與“北都”新文化運動的潮流爭文化正統性的意味。1935年，中大“國風社”學人創辦《國風》雜志，發表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二十周年紀念刊》。該紀念刊鮮明地標舉“南高精神”，可以統攝上述“內在的、共通的精神”。在他們的回溯性表述中，“北京方面的新文化運動起了，南京方面也未嘗固步自封，卻自有其不激不隨中正不倚的主張”⑤，“北都新文化運動熾盛之際，南中學者，固不乏頭腦冷靜，淡于榮利之士”⑥等，都指向這種與北方新文化運動相比自成特色的“南高精神”。

南高、東大時期，從學校層面展開的出版活動也值得一提。南高、東大有比較完備的出版委員會，主任是劉伯明，委員則有楊杏佛、陶行知、柳詒徵、胡步曾、李仲霞等教授。劉伯明時任東大副校長兼文理科主任，和出版委員中的柳詒徵一樣，是“學衡派”的核心成員。由此可見，本文論及的學人辦刊與學校層面主持的出版活動在精神內核上也有一致性。

二、學人刊物中的“中央”意識

1927年國民革命軍接收東大，東大經歷了短期的定名風波，相繼有“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之稱，1928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將其改稱“國立中央大學”（簡稱“中大”）。冠以“中央”字樣，使這所大學與首都、與國家有機地結合起來，也與南京中央政府有了休戚與共的感覺。更名后的首任校長張乃燕在上任后多次表述這種“中央”意識，認為“中央大學為首都最高學府，精神物質，關系中國與世界文化，至重且巨”，“規模宏備，為國內各大學冠，且地處首都，蔚然為全國學術教育之中心”；繼任校長朱家驊則進一步從這所大學與執政黨的關聯上強化“中央”意識，認為這所處于首都的大學有“領導群倫”，“掌握全國文化總樞紐的責任”。⑦

命名變化對教授和學人而言，影響自然也有，但比校長相對淡些，表述方式也更為含蓄。比如，在南高、東大舊人眼中，南高、東大、中大乃“一線相承”，沒有實質性變化：“自南高以至中大，學校名稱雖經數易，而學校內容實一線相承，絕少變異；凡治于此者，不論時間先后，多具同一之好尚；自社會旁觀之批評言之，則此校自南高以至中大，亦具有同一學風……”⑧

1930年代中大“國風社”成立，以柳詒徵、繆鳳林和張其昀等學人為骨干，和南高、東大階段的“學衡派”“史地學派”等人員多有重合。他們成立國風社，便有重振南高精神、主動上承南高、東大的意圖?！秶L》從1932年出版至1935年，共出3卷，由中大國風社創辦，社長是柳詒徵，編輯則有張其昀、繆鳳林、倪尚達等人，撰稿者以中大文史地科教授為主?！秶L》延續著《學衡》等刊物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對姿態，其宗旨“發揚中國固有之文化”，“昌明世界最新之學術”，與《學衡》的“昌明國故，融會新知”也有相似之處?！秶L》共出有三份特刊，其一是孔子誕辰特刊，其二是劉伯明先生去世九周年紀念特刊，其三是南高二十周年紀念特刊，這三份特刊均把新文化運動視為自己的對立面。在劉伯明紀念刊內，胡先骕《中國今日救亡所需要之新文化運動》非常尖刻，他指出“吾國國勢所以至此”，最大的原因“厥為五四運動以還，舉國上下，鄙夷吾國文化精神之所寄，為求破除舊時禮俗之束縛，遂不惜將吾國數千年來社會得以維系，文化得以保存之道德基礎，根本顛覆之”，要挽救國勢，改變人心澆漓和國本動搖的狀態，必須提倡一種“較五四運動更新而與之南轅北轍之新文化運動”，對政府當局之反對新文化運動，胡頗為慶幸。南高二十周年紀念號則是對“南高精神”的總結以及對新文化運動的清算。五四以還，“獨南高仍保持其樸茂之學風，屹然如中流砥柱”，“當舉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國舊文化之日，南高諸人，獨奮起伸吭與之論辯”，“北京方面的新文化運動起了，南京方面也未嘗固步自封，卻自有其不激不隨中正不倚的主張”⑨等表述都流露出南高學人以民族文化承續者自居的心態。

《國風》學人群的“中央”意識表現在：試圖以與新文化運動、與北京大學抗辯的姿態，為中央大學的文化立場正名，力圖取得民族文化的正統地位。這種“中央”意識，與1920年代南高、東大階段的“東南”意識或“南高”精神本質上是一種延續和深化關系，而非斷裂，是隨著大學命名的變化產生的學人心態調整。而取得執政黨地位的國民黨，不管從政黨的文化源流，還是從執政的文化理念和舉措上看，都與中大學人的這種文化立場深度契合。從文化淵源和主流取向上考察，該黨對新文化運動也是持保留態度的。胡適曾評述國民黨的文化淵源，認為國民黨中的“智識份子”如柳亞子、陳去病、黃節、葉楚傖、邵力子等，多屬于戊戌維新以來的“保存國粹”運動，從“國學保存會”、《國粹學報》、“神州國光社”一直延續到“南社”，“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便含有擁護傳統文化的成分”，充滿“保存國粹和夸大傳統文化的意味”。⑩中大學人與執政黨文化理念的契合表現在諸多方面，就尊孔這項而言，從學衡同人對孔子和孔學的捍衛，到《國風》雜志的孔子特刊，便與政府方面“尊孔之說洋洋盈耳，見諸命令，形諸祀典，與新生活運動相表里”相輔相成。對于這種契合或者說影響，“學衡派”舊人頗為自得k。從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講，1932至1937年政府方面對其極為冷漠，這和《國風》中呈現的姿態也是一致的。政府當局與中大教授，尤其是秉持“南高精神”者關系不錯，葉楚傖邀請柳詒徵主編《首都志》，陳布雷延請張其昀加入國民黨，中大“吳門”（吳梅）弟子如唐圭章、盧冀野，“柳門”（柳詒徵）弟子張其昀、鄭鶴聲、胡煥庸、段熙仲等常為國民黨中央黨報撰稿，都表示著雙方關系的融洽。

《時代公論》是1930年代中大另外一份有代表性的學人刊物，從1932年出版至1936年，共出8卷，由楊公達主編、張其昀任總發行人（刊物出至18號張辭去該職），撰稿者以中大法學院教授為主。和《國風》雜志相比，《時代公論》屬政論性刊物，帶有直接為政府獻策、充當“智囊”的意味。它以“供國人以發表自由思想之機會，俾于國事稍有貢獻”為宗旨，但和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人創辦的、同樣強調獨立與自由精神的《獨立評論》相比，與執政黨關系更為親近，諫士意味更濃，與“中央”政權更為靠近。在該刊上，張其昀對“士流政治”的強調、對“士聯式”入黨的提倡已顯示出參政的熱情l，楊公達、梅思平、薩孟武等人則直接為國民黨出謀獻計。梁實秋曾將該刊的立場大致歸納為“承認國民黨專政”而“徐謀改良”m。

三、時局、政局變遷中的傳承與延續

抗戰八年，國都淪陷，中大同人也隨之星散，其中竺可楨、梅光迪、張其昀、郭斌龢等集中于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并以張其昀為主編，聯合浙江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云南大學的教授，出有《思想與時代》雜志，他們提倡“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n，“一以發揚傳統文化之精華，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東大諸教授創辦《學衡》雜志之宗旨，以救世而濟民”o，重視對時代思潮與民族復興關系的探討，對南高、東大文科對待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思想文化的態度有所延續，并有所拓展。汪東、胡小石、汪辟疆、盧冀野、唐圭章等國文系師生則隨中大遷至重慶，盧冀野在抗戰中主編由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創辦的《民族詩壇》雜志，匯聚中大師生詩詞作品。

接下來便是1945年抗戰的勝利以及政府機關、高校的還都，在馬星野的盛情邀請下，盧冀野主編《中央日報》副刊?！躲筱蟆酚?946年1月16日創刊，出版至1948年11月29日，共646期，這是盧全力編輯的副刊?！躲筱蟆冯m屬報紙副刊，但與1920年代的《學衡》《史地學報》，1930年代的《國風》等，基本上屬同一譜系，和抗戰時期的《民族詩壇》《思想與時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氣相求。

1949年后，部分中大學人到了臺灣。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張其昀。張其昀南高畢業，之后又長期在中大任教，與本文論及的學人刊物多有交集?！秾W衡》學人群、《史地學報》學人群、“國風社”學人群、《時代公論》學人群等，他均為重要成員，在中大學人譜系中屬于承上啟下的活躍分子和靈魂人物。到臺灣后，張其昀受到蔣介石重用，相繼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教育部長”；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創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新思潮》（后改名《思想與時代》）《學術季刊》等刊物，邀請大學學人撰稿，延續著學人辦刊的傳統和立場；甚至從學人辦刊走向學人興學，創立私立的中國文化學院（后改為中國文化大學），創辦的重要刊物包括《美哉中華》畫刊、《文藝復興》月刊、《創新》周刊、《華學月刊》《華崗學報》《世界華學季刊》等，在臺灣當時的大學中刊物是“最完備”“首屈一指”的，出版規劃整飭、“發達”。p張其昀對大學、對文化、對出版的基本立場是一以貫之的，深受南高求學階段劉伯明、柳詒徵、竺可楨三位學人影響，打上了很深的“南高”烙印。在臺灣，他通過不同場合追溯南高—東大—中大的歷史，為其爭文化的“正統”或“道統”。認為中大是“中國現代儒學復興運動的一個策源地”，對待中國歷史文化“有中流砥柱的氣概”，中大倡導的“儒學復興”是“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認為中大學人注重“精思力踐”“知行并重”，“以功業之建樹，征學說之虛實”。q他到臺灣后的辦學辦刊活動，內在精神與中大學衡派、國風社等一脈相承，是中大學人在臺灣一隅爭得“正統”“道統”后對在大陸時期文化活動的延展。

民國中央大學的學人刊物遠不止本文所描述的諸刊，但從中已可看出民國時期自南高至中大其學人群內在的延續性。這個學人群譜系與北大、清華、浙大等民國名校一樣，有自己的代際接力與承傳，也與所在大學的傳統與學風緊密相連。我們對學人群譜系的描摹帶有主觀性，因為其形成往往不是刻意組織，而是通過大學的教學、科研、出版等活動逐步呈現出來，往往用回溯的眼光才能看出其中時隱時現的歷史脈絡。中大學人群譜系相對清晰，作為位于首都、最受執政黨關照的“中央”學府，其學人論學、論政有求“正統”或“道統”的趨向。在這種潛意識之下，他們與以北大為大本營的新文化運動相抗辯，在文化姿態與實際政治方面均對政府存“智囊”與“國士”之心。在這種表述方式下呈現出的學人群譜系，與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學人群相比，相對保守，在承認既有政治格局與傳統的文化生態基礎上，建議“徐謀改良”。作為民國時期“學有余力出而經世的獨立的知識者介入社會政治的最佳途徑”和“最有價值的輿論工具”，學人刊物是觀測和描摹一所大學學人譜系的重要平臺。中大學人群譜系也可依憑他們的辦刊活動呈現，在政局、大學與學人的話題閾中具有典型意義。

（趙麗華，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后）

注釋：

a 申報，1920-12-20.

b 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Z].臺灣：中國文化大學，1986.

③③③③ 景昌極.隨便談談[J].文哲學報， 1922-7（2）.

③③③d 參考吳忠良.南高史地學派研究[M].北京：華齡出版社，2006.

⑤ 景昌極.民國以來學校生活的回憶和感想[J].國風，1935-9（第7卷，2）.

f 景昌極.新理智運動芻議[J].國風《 1936-4（第8卷，4）.

g 張乃燕與朱家驊的相關表述，轉引自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21～122.

h 胡煥庸.南高精神[J].國風， 1935-9（第7卷，2））.

i 郭斌龢.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二十周年紀念之意義，景昌極.民國以來學校生活的回憶和感想[J].國風，1935-9（第7卷，2期）.

j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J].新月， 1929-9（第2卷，6、7號合刊）.

k 郭斌龢.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二十周年紀念之意義[J].國風，1935-9（第7卷，2期）.

l 張其昀.中國國民之分析與民治之正軌[J].時代公論，1932-5-6（第6號）.

m 梁實秋.《獨立評論》《時代公論》《鞭策周刊》[J].新月，1932-10（第4卷，3），署名李敬遠.

n 張其昀.復刊辭[J].思想與時代，1947-1（41）.

o 治喪委員會.鄞縣張曉峰先生其昀行狀[J].傳記文學，1985-9（第47卷，3）.

p 宋晞.張其昀先生傳略[M].臺灣：中國文化大學，2000：21、32、42.

q 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六冊 文教類一）[Z].臺灣：中國文化大學，1989：8701～8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