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集聚視角下的城鎮化路徑選擇

羅胤晨

摘要：區域工業化與區域城鎮化互相伴隨、互相作用，促進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力量作用下，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我國工業集聚的典型區域之一，不僅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增長，也在不斷提升區域城鎮化的水平。文章從工業集聚的角度和時間、空間的維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區域工業集聚變化與城鎮化演進，進而，在闡述工業集聚與城鎮化發展的內在關系、尤其是工業集聚對區域城鎮化的正面和負面效應的同時，探討長江三角洲地區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可行路徑。

關鍵詞：工業集聚；工業化；城鎮化；長江三角洲地區；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120.3；F299. 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5）02-0067-11

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三重力量的作用下，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我國工業集聚的典型區域之一，工業集聚在促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區域內城鎮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升。產業在地理上的集中與城鎮化進程之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聯系，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呈現出復雜的形式。一方面，工業集聚存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促進了農村人口在城鎮集聚和非農產業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城鎮的工業集聚對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存在虹吸效應，客觀上加劇了長江三角洲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本文將以中國區域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為研究區域，從工業集聚的視角出發，對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城鎮化路徑進行探討。

一、分析框架及研究范圍 （一）工業集聚與城鎮化互動的邏輯分析框架集聚經濟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構成了工業集聚與城鎮化互動關系的理論邏輯起點（見圖1），前者解釋了企業/產業為什么集聚的問題，后者則闡釋了企業/產業集聚的微觀機制。Duranton and Puga將集聚經濟的來源概括為三個部分：基礎設施的共享（sharing）、勞動力的匹配（matching）和地理鄰近的知識溢出（learning），較完整地闡釋了工業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以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則解釋了產業集聚“中心-外圍”空間模式形成的自我強化機制，而促使這種機制形成的力量，源于產業活動的前向和后向關聯。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形成了工業集聚的循環動力機制。

城鎮的工業集聚促進了區域工業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區域城鎮化，而城鎮化又進一步促進工業集聚。因而，以工業集聚為起點，工業化與城鎮化構成了一個循環互動機制。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相互作用，促進人口不斷向城鎮集聚、產業向城鎮集中，這進一步作用于工業集聚的動力機制，加速了工業在城鎮集聚。最后，工業化與城鎮化對現實世界的共同作用，呈現出正反兩方面的響應結果。前者是適度集聚產生的正面效應，如要素集約利用、高生產效率和規模經濟等；后者則是過度集聚產生的負面效應，如“土地城鎮化”過快和地區、城鄉差距擴大等問題。

（二）研究范圍的界定

建國后，我國的城鎮化歷程可劃分為四個階段（波）：1949-1978年為第一波，該時期城市政策主要受傳統社會主義發展理論影響，片面強調工業發展，忽視了城市功能的建設；改革開放的1978年至1980年代末為第二波，受外商投資和鄉鎮企業等因素的作用，城鎮化水平得到較大提升，但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1990-2000年為第三波，城鎮化水平持續增長，城市空間也開始迅速發展和重組；2000年以來為第四波，城鎮化水平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矛盾與問題，如資源、環境約束和“城市病”等。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進程大體與全國同步，改革開放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進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依據已有研究，本文選取的研究時間為1990-2012年，即長江三角洲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階段；而本文的研究區域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江蘇、浙江和上海兩省一市的空間范圍。

二、工業化進程中的空間演化特征：工業集聚

（一）縣域工業集聚度上升，工業化由上海向周邊區域擴展

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1978-1990），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盡管工業化與城鎮化之間仍存在不協調的問題，但兩者的互動構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外商投資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由于地緣與政策優勢，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吸引大量外資進駐的同時，也促進了產業的空間集聚。為了定量地衡量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集聚程度及其變化，筆者通過計算1990、2001、2012年蘇浙滬兩省一市各縣域的工業區位商，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集聚的空間演化特征進行分析。

依據工業區位商大小，筆者將縣域工業集聚度分為高度分散、較分散、較集聚和高度集聚四種類型（見表1）。從不同類別工業集聚度的縣域數量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江三角洲縣域工業集聚度整體呈上升趨勢。例如，1990年蘇、浙兩省工業區位商在1.20以上（高度集聚）的縣域數量僅有7個，而2012年這一數字上升至29個；1990年蘇、浙兩省工業區位商低于0.80（高度分散）的縣域數量有101個，而2012年這一數字則下降至11個。

從圖2可以觀察到，在1990年至2012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化進程呈現以上海為核心逐步向周邊區域擴展的空間演化趨勢；同時，縣域工業在空間上呈現明顯的集聚特征。1990年代，長江_一角洲地區的工業發展主要集中于上海和毗鄰上海的蘇南地區，而浙江省的工業發展相對滯后，整體上具有非常明顯的梯度性。進入21世紀，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迅速由以上海和蘇南地區為核心的地帶，向蘇中和浙東南方向擴散，但此時的工業主要集中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核心區，而外圍區（即蘇北和浙西南地區）工業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至2012年，工業向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圍區擴散的趨勢更加明顯，但在擴散的過程中呈現局部的塊狀集聚特征?？傮w上看，長江三角洲地區縣域工業經歷了“集聚一擴散一再集聚”的空間演化過程。

（二）由市區集聚轉向郊區集聚，工業集聚呈現郊縣化趨勢

20世紀90年代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目標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程度得到極大增強。這種快速發展的結果，一方面得益于外商投資的大量進入，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國鄉村工業化進程的內生驅動。在當時制度和政策的約束下，大量農村地區的農民逐漸摸索出一條農村工業化道路，形成了我國特有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鄉村工業化模式，也形成了90年代特有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等“自下而上”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在鄉村_丁-業化進程中，城鎮的資本和技術逐漸開始流向次一級的縣級區域，增強了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

縣域經濟水平的提升，為當地創造了工業發展的條件和基礎，使得90年代工業集聚于地級市市區的狀態發生變化，工業呈現由市區集聚轉向郊區集聚的趨勢。從表2可以看出，在1990年蘇、浙兩省的地級市中，其市區工業區位商為最高的地級市數量是11個和9個，分別占地級市總數的84. 62%和81. 82%。相較之下，2012年對應數量有大幅度下降，僅江蘇省有2個（15.38%）地級市的工業是顯著集聚于市區范圍，而浙江省甚至沒有任何地級市符合這一標準。

表3可以看出，在1990年工業區位商排在前五位的縣級區域中，有兩個為地級市市區，分別是江蘇省的無錫市區和常州市區。而2001年和2012年，工業區位商排在前五位的縣級區域均為地級市的郊縣或縣級市，這同樣表明長江三角洲的工業集聚，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就呈現出顯著的郊縣化趨勢。同時，從2000年開始，浙江省的縣域工業集聚程度要明顯高于江蘇省。

上述分析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歷了極為廣泛的工業化浪潮，工業集聚趨勢在不斷增強。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生產活動逐漸從大城市或中等城市的市區向周邊區域擴散開來。在這一工業集聚進程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三、城鎮化發展對工業集聚的現實響應

（一）工業集聚促進城鎮化發展的正面效應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空間集聚效應作用下，工業由地級市市區向縣級區域集聚，在給地方發展創造出大量就業崗位的同時，吸引著全國勞動力向工業集聚的縣級區域進行遷移。同時，工業向城市郊區和周邊縣域集聚的過程，也推動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浪潮：小城鎮擴容為小城市，小城市升級為中等城市，區域的城市體系及其空間格局處于變化和重塑之中。具體表現出兩方面的特征：一是工業總產值密度快速增長；二是縣域人口數量上升，引起城鎮擴容和城市體系的升級。

首先，工業集聚促進產業在空間實現規模經濟，地理鄰近性也有利于工業企業生產的前向和后向聯系，為技術交流和信息流動提供了空間基礎。集聚帶來的這種正向效應能夠直接體現在工業總產值密度的增加上，筆者利用縣級行政區層面的規模以上企業工業總產值密度來衡量2001-2012年工業增長的變化情況。2001至2012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縣域工業規模有了顯著提升。2001年工業總產值密度最大的是上海的中心城區（4.7095億元/平方公里），2012年最大的則為上海的閔行區（9.7803億元/平方公里），兩者在規模上相差5.0708億元/平方公里。由圖3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縣域工業總產值密度的空間變化情況：2001年時密度較高的區域主要集中于上海的市轄區和蘇南地區的無錫市區、江陰市；而2012年密度較高的區域范圍擴展至蘇南地區和浙東北的大部分縣域，蘇南地區的產值密度相對高于浙東北地區。整體來看，構成以上海為核心，由南京一上海一杭州一寧波相連成帶的工業Z字形走廊。

其次，工業集聚所產生的大量勞動力需求，也直接帶動了縣域人口規模的擴大。例如，根據五普和六普數據的統計，2000年江蘇省昆山市總人口約為75.01萬人，而2010年其總人口快速上升至164.49萬人，10年間人口翻了一番，年均增長率為11.93%；2000年浙江省永康市總人口約為55.71萬人，而2010年增加至72.35萬人，年均人口增長1.66萬人（2.99%）?？h域人口的增長進一步推動長江三角洲地區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城市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城市體系的升級。由表4可以看出，在2000-2010年間，整體上長江三角洲城市正處在擴容和空間重組的過程中（如城市總數量由2000年的80個減少至2010年的73個），但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在結構變化上存在差異。城市數量的增長點主要出現在1000萬以上人口城市和300-500萬人口城市，比例分別增長1.49 010和3.58%，而50萬以下人口城市的數量也有小幅增加（0.60%）。雖然50萬以下人口城市數量比重的增加幅度很小，但其人口比重卻存在很大變化，與2000年相比，2010年增加了5.13個百分點。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長江三角洲地區城鎮人口和城市體系的空間重構，其最基礎和最深層的動力來自縣域人口的增長。

（二）工業集聚對城鎮化發展存在的負面效應

然而，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并非是越快越好。工業化與城鎮化作為城市和區域發展的雙腿，其步伐不協調或失衡，也會給區域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從工業集聚的視角來看，其對城鎮化發展存在的負面效應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城鎮層面，地方政府在實踐加速工業集聚的相關政策的過程中，容易造成城鎮空間無序蔓延、“土地城鎮化”過快的問題；二是區域層面，工業集聚顯著提高了區域工業化的水平，對周邊地區存在巨大的虹吸效應，促使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該地集聚，這容易造成空間上的“核心_外圍”格局，加劇地區差異與城鄉差異。

首先，從城鎮層面來看，許多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形成了“以地養地”的土地開發模式。舊城改造方興未艾，新城建設日新月異，高新技術園區、工業園區迅速崛起，致使城鎮建設用地大規模無序擴張，“土地城鎮化”遠遠快于“人口城鎮化”（見表5）?？h域政府推動工業集聚的一般做法，是簡單地通過土地流轉以及政策支持設立工業園區來進行招商引資，當地政府既能從土地的低價征收和高價轉讓中獲取巨額的財政收入，又能從工業園區的企業中獲取更多的稅收，這促使地方政府進一步推動“土地城鎮化”。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政府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但同時也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癥”；此外，這也形成了城鎮“征地——賣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經營模式，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

其次，從區域層面來看，城鎮化的發展無法脫離實體經濟，需要一定的產業基礎作為支撐，以帶動城鎮空間格局的重組和演化。例如，許多拉美國家正是由于“產業空心化”，而陷入了拉美式的城鎮化陷阱。集聚經濟學指出區域產業關聯具有累積性作用，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效應吸引相關企業和產業在空間上聚集，這同時將再一次擴大聚集經濟效應，使得企業和產業間存在內生的自我強化作用機制。區域內各企業、產業間的前向和后向聯系是這種自我強化機制的基礎，區域的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可以迅速在某些“中心”城鎮積聚起來。大城市往往過度占有發展資源，高行政級別城市通過行政手段對項目資金、土地指標等資源層層截留，甚至從下級市縣攫取資源。與此同時，其他位于“外圍”的城鎮、農村由于無法形成人口、產業的集聚，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缺乏競爭力，極易出現城鎮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等問題。區域間“馬太效應”的形成，自然會加劇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差距（見表6）。

四、工業集聚視角下對城鎮化路徑選擇的思考

上述分析表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進程與工業發展緊密相關，工業集聚所帶來的人口和產業集中，極大地促進了區域城鎮化的水平。從理論層面來說.工業化能夠促進城鎮化的發展，并未存有太多爭議。然而，對于不同的城市和區域來說，城鎮化道路是否有規律可循？工業化驅動城鎮化的模式，是否適用于所有的城市或區域？這需要進一步考察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工業集聚與城鎮化的互動關系。筆者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縣人口數據，在計算出江蘇省和浙江省縣域城鎮化率的同時，結合2010年兩省的縣域工業區位商，對兩省工業集聚與城鎮化的互動關系進行比較分析。

圖4給出了江蘇省各縣級行政區工業區位商和城鎮化率的散點圖，對散點圖進行趨勢線擬合的結果表明，工業區位商和城鎮化率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正相關性，擬合度達到74.7%，即江蘇省縣級區域的工業集聚程度與城鎮化發展水平具有正向相關關系。如果在工業區位商為1、城鎮率為50%之處，分別畫出一條直線，以兩條交叉線的交點作為原點，可將散點圖分為四個象限?？梢园l現，大部分散點落在第一象限（右上區域）和第三象限（左下區域），即大部分縣級區域可被分為兩種類型：高工業區位商、高城鎮化率的縣域和低工業區位商、低城鎮化率的縣域。

圖5同樣給出了浙江省縣域工業區位商和城鎮化率所對應的散點圖，其趨勢擬合結果與江蘇省截然不同，浙江省縣域工業區位商與城鎮化率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趨勢線擬合度僅為38.3%。這表明浙江省縣級區域的工業集聚程度與城鎮化發展水平不存在相關特征，即對浙江省來說，縣域層面的工業集聚并沒有對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如果同樣地以T業區位商為1、城鎮率為50%之處為界，將散點圖分為四個象限，發現大部分散點落點第三象限（左下區域）和第四象限（右下區域），說明對于浙江省的大部分縣域來說，工業集聚程度較高的區域，其城鎮化水平仍可能處于較低水平。

以上論述反映出，城鎮化路徑是存在區域性的，不同省份在城鎮化路徑和模式上可能存在差異。工業集聚對城鎮化的推進和擴張具有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不僅局限在工業集聚的程度，還涉及到經濟產業聯系、自然地理條件、地方政府政策、地域文化類型和產城融合程度等因素。雖然浙江省在縣域層面的工業集聚度很高，但這種工業集聚卻與城鎮化進程存在脫節?，F實的情況是，有的縣域工業園區“遍地開花”，雖然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但卻相對地削弱了城鎮的規模和功能；有的縣域工業園區“飛地”布局，選址遠離城市或中心城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工業孤島”。換言之，工業集聚不能僅僅考慮其產業功能，同時還需要考慮其與城鎮的聯系，即城市功能。

五、對城鎮化路徑選擇的幾點啟示

（一）以企業/產業網絡為基礎，促進城鎮關聯網絡的升級

新型城鎮化戰略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走區域協調、城鄉互動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在“四化”協調中，工業化處于主導地位，是發展的動力。筆者的研究表明，工業集聚帶動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發展，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表現出顯著的工業“集聚一擴散一再集聚”的空間演化特征。在區域層面，隨著時間的推移，縣域工業集聚度逐漸增強，工業以上海為中心向周邊區域擴展；在地級市層面，由市區集聚轉向郊區集聚，工業集聚呈現郊縣化趨勢。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調發展。城市群不僅是地理上的相鄰性，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關聯性，而企業是城鎮關聯網絡的“作用者”。同時，制造業企業的空間區位，對城市空間發展和重構具有重要作用。由此說明，工業企/產業對區域城鎮化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同時工業企業/產業網絡也逐漸成為區域城鎮體系的關聯基礎。未來的城鎮化發展可以工業企業/產業網絡為基礎，優化工業企業/產業在城鎮間的分工和合作，并由此促進區域城鎮關聯網絡的升級。

（二）協調工業化與城鎮化步伐，重視縣域行政單元的重要性

工業化與城鎮化步伐不協調會給區域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地方政府在考慮產業集聚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的同時，需要關注過度集聚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同時，在資源環境約束、產品出口下降和國家嚴格控制東部發達地區建設用地指標的背景下，高投資、大規模土地開發的發展模式將難以為繼。因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實施促進工業集聚的相關政策時，應破除僅服務于地方利益的藩籬，避免片面追求GDP、政績而盲目建設和擴張工業園區的行為，需結合城鎮發展的實際，協調好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

從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歷程來看，一般都經歷了城鄉分化、隔離、對立轉向城鄉融合、一體發展的轉型過程；其中，城鄉融合階段的城鎮化率一般在50%-70%，工業化率在40%-50%。依照此標準，長江三角洲地區恰好處在此階段。從表4可以看出，50萬人口以下城市聚集了最大部分的新增城鎮人口（5.13%），已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層級?？h域行政單元既是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空間，也是推進本地城鎮化的合理單元。因而，在協調工業化與城鎮化過程中，需要充分重視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三）實踐差異化策略，因地制宜走多途徑城鎮化道路

目前，理論界仍存在“城市化”和“城鎮化”戰略之爭，即以經濟學家為代表的學者們主張走集中的城市化發展道路，而以社會學家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應該走以小城鎮為主的發展道路。但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國城鎮化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同樣地，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也存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見表6）。不同的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經濟產業聯系和相關政策傾向等，都會使城鎮化模式存在差異。因此，在城鎮化的實踐層面，需要執行差異化策略，如分層城鎮化和分區城鎮化。

工業集聚對區域城鎮化具有推動作用，但不同區域的城鎮化路徑和模式可能存在差異。因而，不能實行“一刀切”的城鎮化，需結合區域現實選擇適宜的城鎮化道路。在縣域層面，地方政府對工業集聚的調控，不僅需要考慮產業功能，也要考慮其城市功能。同時，工業化驅動城鎮化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一種普遍模式，但并非是唯一的路徑，不同的城市和區域具有比較優勢的差別，可依據實際優勢發展走多途徑、差異化和特色化的城鎮化道路，如旅游驅動型城鎮化、文化創意驅動型城鎮化、商業驅動型城鎮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