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藍的色調與鴿子的溫柔
——論左琴科和他的小說

北京 李建軍

淺藍的色調與鴿子的溫柔
——論左琴科和他的小說

北京 李建軍

本文試圖在文學與政治尖銳沖突的語境里，通過對左琴科小說文本的考察，揭示左琴科獨特的個性氣質和創作風貌，同時，通過對左琴科的個案考察，揭示蘇聯文學普遍存在的內在矛盾和嚴重問題。

左琴科 蘇聯化 反諷 幽默 認同

我仿佛聽見了遠方的呼喚，

可是周圍沒有人影，沒有聲息。

你們把他的軀體托付給

這片慈祥的油黑的土地。

無論是垂柳還是花崗石，

都不能把他的遺骸遮蔽，

只有那海灣上的風

飛來悼念他，失聲涕泣……

——阿赫瑪托娃：《獻給米·左》

1

政治與文學的關系，本來是簡單的；政治家與文學家的關系，似乎也并不復雜。政治作為文學的表現內容，不在文學之外，也不在文學之上，而是在文學之中；而政治家作為文學的鑒賞者，不在文學之上，也不在文學之中，而在文學之外，也就是說，他應該像一個普通讀者那樣，與作家保持審美距離，以真正鑒賞的態度閱讀作品，而不應該越界闖入文學批評領域，尤其不能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偏見，強求作家應該寫什么，或者應該如何寫。

然而，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文藝與政治總是走在“歧途”上，總是經常性地發生沖突。文學家多是求完美的理想主義者，對生活通常有著更多更高的訴求；政治家則是求實利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便希望天下一道同風、都鄙有章，不喜歡人家亂說亂動?？墒?，文學家卻不那么聽話，常常發些不平則鳴的牢騷和吶喊，希望借此打破生活沉悶的現狀，這就難免使政治家深感不快，總疑心他不懷好意，以至于拿他文章來看，但見處處都是刺人的荊棘，在在皆是罵人的暗語，于是，便心生惱怒，便要敲打他幾下，特別不高興的時候，甚至要砍他的腦袋，以儆效尤。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對左琴科的栽贓與謾罵，就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

1946年，斯大林對左琴科大發龍庭之怒，對他的《猴子奇遇記》橫加指責。他指責這篇小說“絲毫不能令人信服”，屬于“拙劣作品”；還指責左琴科沒有寫過“戰爭題材”，“專門寫沒有思想性的東西”。最后，他聲色俱厲地說道：“社會不能按照左琴科的意愿改變，而他應改變自己適應社會，如不肯改變就讓他滾蛋！”①

那么，斯大林為什么不喜歡左琴科，甚至要叫他從蘇聯“滾蛋”呢？

米哈依爾·左琴科（1895—1958）的個性確實有些卓異。他是溫和的，甚至有些感傷，但并不是隨順的人。他天性敏感，對于人類身體和心靈的痛苦，都有敏銳的感知：“他和許多幽默家一樣，面呈愁容，心事重重，四處漂泊，仿佛要從自己的影子中掙脫出來。盡管態度冷漠，談吐緩慢拘謹，但這個矮小的，有著端正五官和一雙善于思索的黑眼睛的年輕人，是極端神經質和敏感的?！雹谒勒兆约旱母杏X、尺度和節奏來寫作，總體的調子卻既不昂揚，也不沉郁，屬于謔而不虐、辯而不華的那種。雖然他是“蘇聯文學中唯一成熟的幽默大師”③，但是，用那個時代流行的政治標準和文學標準來衡量，他顯然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作家。

然而，對政治毫無興趣的左琴科，卻寫過一本以列寧為主人公的小說集。據蘇聯學者葉爾紹夫介紹，“左琴科共寫了七十六篇列寧的故事（其中十二篇發表于1939年）。這些故事揭示了列寧的性格特點。整個小說集再現了領袖質樸而有魅力的形象，在他身上體現了俄國革命激發出來的一切優秀品質”④。在《列寧和崗哨》《錯誤》《在理發室》等故事里，左琴科通過樸實而親切的敘事，塑造了日常生活情境里的列寧形象，贊美了他身上的謙遜、律己、樸素等美德。

是不是這些小說惹怒了斯大林呢？不是沒有可能。想想看，列寧去世都快二十年了，怎么還要對他念念不忘？還要寫這么多的作品說他的好話？現在大家贊美的可都是“斯大林”啊，為什么就你還這樣對列寧一往情深？這不是等于指桑罵槐嗎？這不是等于旁敲側擊地暗示“今上”缺乏這些美德嗎？

他不會不知道左琴科寫過大量關于列寧的小說。如果知道，還要指責左琴科“專門寫沒有思想性的東西”，那就太說不過去。退一步講，即便這篇只有五千來字的兒童文學作品《猴子奇遇記》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那也不至于讓他如此震怒吧？

是的，事情沒有這樣簡單。斯大林要借左琴科向所有的知識分子發難，要在作家中制造一種緊張的氣氛，要讓他們向現實和權力屈服。

據西蒙諾夫回憶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知識分子和作家與國外知識分子和作家有了更多的交往和交流，也產生了更多的愿望和訴求，希望能“擴大可以做的事的范圍，縮小禁止做的事的范圍”， 而在列寧格勒，以阿赫馬托娃和左琴科為代表的作家的威望尤其高，影響力也尤其大。西蒙諾夫說：“看來，掌握足夠情報的斯大林（況且情報來自各個方面，可以互相驗證）感到社會情緒不大對頭，認為有必要擰緊螺絲，斬斷那些不切實際的對未來的幻想?！雹?/p>

西蒙諾夫說得沒錯。斯大林的確一直通過告密信等信息，監控作家們的行動和言論。在1944年的一份例行報告里，斯大林看到了包括阿謝耶夫、楚科夫斯基、費定、愛倫堡、卡西爾等人的不滿社會現狀和文學現狀的言論，其中就有左琴科的這樣一段話：“我要等一等。戰后文學很快就會發生變化，給我設置的障礙都會消失。到那時我要重新發表作品。眼下我一點也不會改變，我要堅守自己的陣地?！雹迵趴品蛄蟹蛘f，斯大林本來就對知識分子“恨之入骨”，看到這些言論，他更是惱意頓生：“他們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干得出來，于是斯大林又來了個輕車熟路：對自由思想者重開殺戒，整治不同意見?！雹?/p>

日丹諾夫唯斯大林馬首是瞻。他徹底否定左琴科的人格和創作，幾乎將他定性為“國家公敵”：“在二十五年中（引者注：指1922年至1946年間），他不僅沒有學到什么，不僅沒有改變什么，相反地，他還公開無恥地繼續做無思想性和庸俗性的說教者、無原則和無良心的文學流氓。這就是說，左琴科過去和現在都不喜歡蘇維埃制度。他過去和現在對于蘇聯文學都是歧視和敵對的?！雹嗳盏ぶZ夫的話，沒有一句是說對了的：全都是謊言，全都是誣蔑，全都是撒潑。

對于左琴科，日丹諾夫不僅辱罵，而且還恐嚇。在列寧格勒的那場“批判大會”上，他模仿斯大林的語氣來威脅左琴科：“如果左琴科不喜歡蘇維埃制度，難道你們能下命令說，遷就一下左琴科嗎？并不是我們應當改變自己的趣味，并不是我們應當改變自己的生活和我們的制度去遷就左琴科。讓他改變自己吧，如果他不愿改變——就讓他從蘇聯文學中滾出去。腐朽、空洞、無思想和庸俗的作品在蘇聯文學里是不能有存在的余地的。（熱烈的鼓掌）”⑨

左琴科與妻子上書斯大林，為自己辯誣，但是，他們的信有如泥牛入海。

很快，左琴科就與阿赫瑪托娃一起，被開除出了“蘇聯作家協會”。

為了生存，左琴科也妥協了。他寫了一些“主旋律”的作品，但大多不成樣子。

1954年5月，英國大學生訪問列寧格勒，指名要見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當問到他們對日丹諾夫報告如何看時，左琴科明確表示不同意“報告”對自己20世紀30年代所有作品的批判，而且傾訴了自己的委屈和不滿：“我已無路可走。諷刺作家在人格上應該白璧無瑕的，可我已經被玷污，成了人人唾棄的狗雜種……我已經沒有前途可言！我再無所求！我不需要你們的寬宏大量……更不需要你們的叫喊和辱罵，我太累了！我寧愿接受任何命運，只要不是現在的命運！”⑩由于他的這種“不配合”態度，赫魯曉夫也拒絕給他平反。

楚科夫斯基在1955年7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可憐的左琴科鼓足全部力量，做著英雄般的努力，以便能作為享有充分權利的成員回到作家隊伍里去，但一切徒勞，一切無用，一切失敗……這是可怕的。然而，最可怕的是整個駭人聽聞的不公，是給他扣上的罪名的荒謬，是沒有任何可能恢復自己的名譽！……一個人的生命被毀了，一個出色的、獨特的、稀有的天才被毀了……”?

1988年10月21日，蘇聯《真理報》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蘇共中央政治局”10月20日召開會議，決定“將聯共（布）中央《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志的決議》作為一項錯誤決議予以廢除”。

2

世界上大體有兩種文學：一種是認同的、頌揚的文學，一種是懷疑的、反諷的文學。前者對現實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抱肯定態度，認同官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并用它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后者則具有質疑的精神，對現實持批判的態度，拒絕服從外在的指令。諷刺是文學最內在的本質，也是影響文學的生命活力和價值生成的重要因素。一個時代的文學環境越是健康，諷刺文學的發展空間就越大，諷刺文學的寫作就越是活躍。如果文學精神中的諷刺鋒芒和諷刺力量喪失了，那么，文學的衰微和死滅，就為期不遠了。

諷刺和批判是俄羅斯文學最重要的寫作原則，也是它最偉大的精神傳統。19世紀第一流的俄羅斯作家，基本上都是諷刺型和批判型的作家。然而，進入20世紀20年代，諷刺逐漸成了文學上的禁忌。俄羅斯文學面臨著脫胎換骨的問題，亦即“蘇聯化”的問題。文學上的所謂“蘇聯化”，就是用認同和肯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取代抒情和反諷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將不再是一種基于個人意志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創造活動，而是一種接受社會指令的、被嚴格規約的功能化生產活動。也就是說，自由的文學將被改造為服從的文學。

為了培養和引導 “認同的文學”，蘇聯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以警惕的態度對付俄羅斯文學中的“離心傾向”和“否定傾向”（見之于列寧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與高爾基等作家的通信），就著力遏抑和削弱文學的反諷精神：“1931年，批評家奴西諾夫發表文章《無產階級文學的體裁問題》，率先向諷刺文學發難，挑起在社會主義的蘇聯諷刺文學是否應該存在的話題。批評家認為十月革命勝利之后無產階級絕少需要諷刺，‘在無產階級文學中諷刺文學占據的遠遠不是頭等的地位’?！敒樾碌纳罘绞胶托挛幕亩窢幊蔀槲覀兾迥暧媱澓统汕先f群眾的創造精神的事業時，諷刺不可能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936年第8期《我們的成就》雜志發表茹爾賓娜的文章《冷嘲熱諷的限度》時，文章作者甚至給暴露一詞加了引號，明白無誤地表示出對社會主義制度下暴露的必要性的懷疑，對傳統的批判性諷刺予以徹底否定?！?批評家羅曼諾夫甚至用“正面”和“片面”來為諷刺文學加上桎梏：“幽默作家和諷刺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反面的特征和現象的同時，必須利用正面的特征，那樣反面特征就會更加鮮明清晰，那時才不會破壞生活的真理。通常認為諷刺作家不能表現正面體制和現象。我們時代的諷刺作家不應該被這個論點催眠，他們必須一次性地并且永遠地結束片面的諷刺，否則他們自己首先注定要滅亡?！?

在“蘇聯化”的無可抗拒的巨大壓力下，在對諷刺文學的異常嚴格的規訓過程中，俄羅斯文學的幽默精神和諷刺傳統發生了嚴重的斷裂。諷刺文學從此一蹶不振，“30年代諷刺幾乎完全萎縮了”?；蘇聯文學的“幽默諷刺之潮到3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斷流……與左琴科同時的一些有經驗的幽默作家和諷刺作家，如列別杰夫-庫馬奇、希什科夫、卓里奇、柯利佐夫、阿爾多夫、連連契等，在斯大林文藝政策的高壓下，人人自危，不是再不寫幽默諷刺的作品，就是轉而寫‘肯定的諷刺’。即便在50年代‘解凍’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蘇聯文學中仍然既沒有優秀的幽默諷刺文學作品，更沒有成熟的幽默諷刺作家出來……蘇聯幽默諷刺文學的悲劇，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空前的”?。在這樣的情勢下，左琴科的諷刺文學之路，注定是坎坷艱難的，也注定是兇多吉少的。對于“蘇聯化”的新文學格局來講，左琴科的這種春風般和煦的諷刺，依然不屬于中規中矩的“認同的文學”。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左琴科都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他接受蘇維埃制度，也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使這一制度更加完善，使生活在這一制度下的人們變得更加高尚。盡管如此，按照蘇聯官方的文學標準來衡量，左琴科仍然只是“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仍然不是合格的作家。他的寫作路向、方法及格調與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革拉特珂夫、富爾曼諾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蓋達爾、馬卡連科幾乎完全不同，也與官方對文學的基本要求有著不小的距離。

這也不奇怪。他對政治和那些波瀾壯闊的生活，本來就沒有多少興趣。他像契訶夫一樣，更關注細小的日常生活，更關注那些更切實的經驗內容，諸如恐懼、焦慮、憂郁等精神疾病。在他自由創作的作品里，只有平平常常、庸庸碌碌的“俄羅斯人”，而沒有那種具有“鋼鐵意志”和“戰斗精神”的“蘇聯人”，也少見被天界的光芒照得通體透亮的“英雄人物”。

對自己創作上的“局限”，左琴科是知道的。他在《感傷的故事》的“初版前言”中說：“讀者當然有權要求作者寫出真正的革命內容、重大的題材、宏偉的使命和英雄們的壯志豪情——一句話，要寫出完滿崇高的思想……這本書是專寫小人物的，寫那些庸夫俗子，寫他們的種種丑態?！?在他看來，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況決定了作家的寫作方式：“革命的最初年代里既然存在這類現象，那就得如實寫下來。況且，我們敢說，上面提到的這樣一些人、這樣一個階層，在當今世界上仍然廣泛地存在著。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將這樣一本缺少壯志豪情的書拿出來，敬請各位雅正?！?他的文學精神和作品風貌，固然與官方認同的標準化的文學很不相同，但是，對“蘇聯文學”，他也從未抱“歧視和敵對”的態度。他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觀察，來敘寫生活，來塑造人物。

從代際來看，左琴科是純粹的蘇聯作家；但是，就文學寫作的精神譜系來看，他顯然屬于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他走的是果戈理開辟的道路。他是契訶夫的精神之子。他像契訶夫一樣，是無神論者；他像契訶夫一樣，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審視生活和人性，用幽默和諷刺的方式來展開描寫。盡管他的小說總是使人聯想到契訶夫，聯想到這位偉大作家所塑造的帶著種種殘缺、過著不幸生活的灰色調的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從整體上看，卻洋溢著一種內斂而平靜的樂觀精神。他傾向于接受這樣一個信念：只要經過艱難的努力，尤其需要經過人格和道德上的自覺努力，人是有可能最終不斷成長的。

不錯，左琴科的小說里，的確是含著諷意的，然而，那是多么溫柔的諷刺??！他聚焦于生活的殘缺和人性的固陋，但描寫的態度和筆調，卻是溫婉而平和的，既不像果戈理那樣無情地嘲笑，也不像契訶夫那樣凝重地嘆息。他的諷刺，溫情而體貼，是裹了棉布的，是黏了蜜糖的，有一種柔軟而甜蜜的性質。

左琴科將自己的小說命名為“一本淺藍色的書”，并且做了這樣的說明：“這種色調象征著希望，它自古以來就意味著謙遜、年輕和一切美好的品格；這是天空的顏色，它伸展在我們頭頂上，任鴿子和飛機自由飛翔。我們就用這種色調作為我們這本引人發笑、間或也動人心弦的小書的書名……不管人們怎樣議論它，這本書里終究是歡樂和希望多于嘲笑，而諷刺則少于對人真誠的愛及溫柔的眷戀?！?如果將果戈理的諷刺比作冬天，將契訶夫的諷刺比作秋天，那么，左琴科的諷刺就是溫暖的春天，甚至就是熱烈的夏天。

然而，作為一個天才的諷刺文學作家，左琴科的命運早已注定，可謂在劫難逃。在一個無趣的時代，一個有趣的作家是注定要倒霉的；在一個排斥個性的時代，越是有個性的作家，便越有可能成為被攻擊和整肅的對象。左琴科生活在一個只需要服從和贊美的時代，生活在一個不需要批評也不允許批評的時代。這就意味著，作為一個諷刺作家，他因為哪部作品被指責和批判是偶然的，他最終將成為打擊和清算的目標則是必然的。

3

是的，就政治態度來看，左琴科并不敵視“蘇維埃制度”，他用理解的態度來對待這個“新時代”的新生活。盡管他更多地看到的是問題，但是，這并沒有使他對這個時代產生徹底的懷疑，更沒有使他將它當作自己的“敵人”。相反，左琴科還為這個時代辯護，努力發現這個時代可能使人的品質和生活變得更好的可能性：“現在，歷史正在揭開新的一頁；這是一部驚人的歷史，它將產生于新的基礎之上——也許再不會有對金錢的瘋狂追求，再不會在這一方面釀出滔天罪行?！?

在寫于1934年至1935年的短篇小說《我干過哪些行當》中，“我”干過五十種行當，但都糊涂度日，一事無成。后來，發生了“革命”，“我”終于成了一名“指揮員”。作者肯定了“革命”使人脫胎換骨的力量。雖然這篇小說的敘事過多地偏重于“過去”，對“今天”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因而并沒有多少說服力，卻顯示了作者對“革命”的認同態度?！洞蟪鞘兄狻罚?936）則揭示了時代的新風尚如何改變了一個人的道德行為。一個七十二歲的鄉下老頭來到列寧格勒，看他生病的兒子。一開始，他尋釁鬧事，舉止粗魯，喜歡吵架和撒謊，雖然“算不上是反革命，可在政治上是夠落后的”。然而，警察的敬禮改變了一切。在過去，只有“將軍和貴族老爺”才能享受到這樣的禮遇，所以，“當站崗的民警再次向他敬禮時，老頭兒禁不住全身哆嗦起來”。自此以后，他也對人彬彬有禮了。作者借小說中一個知識分子的話說：“我總是堅持這樣的觀點：對人要尊重，要以禮相待，揚人之長，這樣做大有好處。人的許多優良品格會因此而發揚光大，就像玫瑰在黎明時綻蕾開花一樣?！?同樣，在《少年維特之煩惱》（1933）中，他寫一個青年，總是將生活想象成無比美好的畫面：“人人相親相愛，個個通情達理、互相敬重。人們心地善良，親人和睦相處。哪兒也聽不到粗魯的罵人和吵架的聲音了?！?可是，就在“我”騎著自行車如此想入非非的時候，一個像中國的“城管”一樣野蠻執法的林蔭道看守，就將他粗暴無禮地辱罵了一通，還罰了他的款。但是，另一個看守人卻溫文爾雅地對待他，善意地提醒他不能在這里騎車。于是，“我心里又充滿了歡欣喜悅，充滿了對人們的熱愛”，甚至還想高呼：“讓我們相互友愛，相互敬重吧！”

《別進去》（1937）則通過新舊時代的對照，贊美了新時代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使一個嗜酒如命的人，漸漸回到正常而溫馨的生活中來?！哆^命名日的女人》從明面上看，似乎在批評馬車夫的自私和冷漠，內里卻隱含著為“集體農莊”辯護的主題：雖然農村生活正在大變樣，但是那個車夫卻依然故我，喜歡單干，為了多掙幾個錢，為了不讓拉車的馬太累，他寧可讓過命名日的妻子在泥濘的路上艱難行走，也不讓她坐馬車。而那位妻子也同樣有問題，一開始對丈夫破口大罵，到了終點，卻走近大車，開始把買回來的東西卸下來，搬進屋里。小說的最后一句是：“集體農莊將不允許他們委屈自己的過命名日的女人?！?“單干戶”是自私的，而自私即惡，公有即善——這是完全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理念。

雖然，這樣的小說在左琴科的小說中，數量并不算多，質量也不算高，但是，卻彰明較著地顯示著他對“蘇維埃制度”的理解和認同，至少也足以證明他并不像日丹諾夫所說的那樣，“不喜歡蘇維埃制度”。

當然，如果僅僅寫了一堆這樣的小說，那左琴科簡直就無足稱道，那就簡直像中國當代作家柳青和周立波等人一樣，屬于沒有自己思想的“跟跟派”作家了。

左琴科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能像契訶夫批評沙皇俄羅斯一樣，批評蘇聯時代普通人性格和生活中的種種殘缺和問題。他用有趣的故事和大量的細節告訴人們：蘇聯固然是一個新社會，但是，人們的人格狀況和道德水準，并沒有隨著這個“新社會”的產生而達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也并不像日丹諾夫在1934年所吹噓的那樣：“蘇維埃國家的整個面貌改變了。人們的意識根本改變了?！?

在左琴科的小說里，新時代的“蘇聯人”，依然像舊時代的俄羅斯人一樣，難以擺脫庸俗的小市民習氣，經常會干些自私自利的事情，會表現出自大、虛榮、冷漠、怯懦、貪婪的壞德性?！顿u牛奶的女人》中的妻子，為了騙取人家的五十盧布婚介費，竟然讓自己的丈夫冒充未婚男，與一個急于結婚的女人假結婚，沒想到丈夫最后弄假成真，不愿回原來那個家了。酗酒是俄羅斯人一個根深蒂固的壞習慣，一個直到蘇聯時代依然很難克服的壞習慣?！兜卣稹罚?930）就以夸張而不失真實的敘事，講述了一個“新時代”酒鬼的傳奇經歷：他因為醉酒而出乖露丑，鬧了很多笑話，丟了很多家產。小說諷刺的矛頭雖然指向酗酒，但是，也真實地揭示了蘇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狀況?！敦埡腿恕罚?928）則諷刺了負責住房的基層干部“住房租賃合作社主席”的懶惰和玩忽職守——他們千方百計拒絕修理證明確實漏煙的煤爐，完全不顧住戶隨時有可能中毒致死?！渡郴实难プ印罚?927）則批評了羨慕皇家生活的虛榮心和弄虛作假的壞行為——賣靴子的人借沙皇之名而欺詐，而買靴子的人則因為沙皇之名而受騙，這說明在對權力的崇拜和向往上，在新時代的“蘇聯人”那里，與舊時代的“俄羅斯人”并無兩樣。在小說《官癮》（1925）里，公安局長“德羅日金同志”在眾人面前，耀武揚威，指手畫腳，吆五喝六。妻子看著難為情，便好言勸阻，竟然把他的臉都氣白了：“好哇，敢干涉治安措施，違抗警察當局的命令！還拽我的袖子。我馬上把你逮起來?！?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關進了公安局。這篇小說使讀者聯想到契訶夫的《變色龍》《胖子和瘦子》《普里希別耶夫軍士》《一個文官的死》等諷刺“拜權教”的小說。

左琴科以現實主義作家特有的清醒和深刻告訴人們：開創一個道德上的黃金時代，將人性提高到理想的境界，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例如，在《夜鶯唱的什么歌》（1925）里，美好的愛情眼看要結出甜蜜的婚姻之果，卻被一個小小的“五斗柜”給毀了——未婚夫堅決要這件家具，未來的岳母堅決不給，于是，即將結婚的貝林金和麗佐奇卡，最終勞燕分飛。在作者看來，美好的生活，并不會跟著新時代一起到來，而是決定于人性的完善和文化教養的提高。

夜鶯為什么歌唱？它為未來的極為美妙的生活而歌唱：“作者自己也是這么想的：它是在歌唱未來的——也許是三百年以后，也需要不了這么久——美好生活。是的，讀者啊，但愿那美好的時代早日降臨人間?！?在左琴科的敘事中隱含著這樣一個深刻的思想：美好生活決定于美好的人性，如果人性依然停留在原始的階段和粗鄙的狀態，那么，生活是很難達到美好境界的。

所以，僅僅實現了制度的轉換，還很難為人們創造出美好的生活；如果制度不是教人向善，培養人的愛的意識和能力，而是教人向惡，致力于培養人的仇恨意識和“斗爭精神”，那么，生活必將陷入可怕的災難。

4

提到左琴科，人們馬上就會想到《猴子奇遇記》——這篇給左琴科帶來巨大災難的僅有五千字的小說。

《猴子奇遇記》寫于1946年，最初發表在一家叫“穆爾濟爾卡”的兒童雜志上，后來，由于列寧格勒《星》雜志的轉載，才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生氣了，他怒不可遏。他將左琴科的作品罵得一錢不值，甚至對左琴科下了“滾蛋”的逐客令。

領袖不高興，問題很嚴重。日丹諾夫立即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會議，清算左琴科，批判《猴子奇遇記》。日丹諾夫按照斯大林的調門，大罵這篇小說：“左琴科這篇‘作品’的意思，就在于他把蘇聯人描寫成懶惰者和畸形者、愚蠢而又粗野的人。左琴科完全不關心蘇聯人的勞動、他們的努力和英雄氣概、他們的高尚的社會和道德的品質。這種主題在他那里始終是沒有的。左琴科這個下流家伙給自己所選擇的經常的主題，便是發掘生活的最卑劣和最瑣碎的各個方面?！?

日丹諾夫將這篇作品當作左琴科創作中“全部反面的東西的最鮮明的表現”：“他不能夠在蘇聯人民的生活中找出任何一個正面的現象、任何一個正面的典型。就像在《猴子奇遇記》里一樣，左琴科慣于嘲笑蘇聯生活、蘇維埃制度、蘇聯人，用空洞娛樂和無聊幽默的假面具來掩蓋這種嘲笑……如果你把《猴子奇遇記》這篇小說更用心地細讀和深思一下，那么你就會看出，左琴科是讓猴子扮演我們社會制度的最高法官，并且強迫我們閱讀一種類似對蘇聯人的教訓的東西。他把猴子描寫成一種有理性的主宰，它的職務是評價人們的行為。為了把蘇聯人的生活描寫得特別丑惡、滑稽和庸俗，左琴科就必須從猴子嘴里說出惡劣的、有毒的反蘇警句，就是所謂生活在動物園中要比在自由空氣中好些，在籠子里呼吸要比在蘇聯人中間舒適些……難道還有比這更厲害的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墮落嗎？”?

那么，這到底是一篇什么樣的小說呢？

就敘事內容來看，它說不上“反動”；就藝術性來看，它也算不上高明。論思想的豐富，它比不上《日出之前》；論內容的厚重，它比不上《一本淺藍色的書》；論敘事的引人入勝，它比不上《護身符》；論描寫的細致和深入，它比不上《感傷的故事》。是的，它既不十分好，也不那么壞，只是一篇資質平平的過于輕巧的尋常作品罷了。葉爾紹夫在評價左琴科的小說創作的時候說：“他的作品常常同時表現出歡樂與悲傷兩種情緒。當時的批評界有時把左琴科和果戈理加以比較。但左琴科和果戈理不同，他的小說的主人公內心里一切任性的東西幾乎退化喪失殆盡，以致在他們看來生活中簡直不復存在什么悲劇性的東西……作家對自己筆下的那些小人物感到惋惜，可是這些人物的本質并不是悲劇的，而是庸俗粗野的?！?然而，《猴子奇遇記》雖然熱鬧，卻并不歡樂，也不悲傷，只不過是略顯滑稽的簡單諷喻而已。

那么，還有必要討論它嗎？

有必要。我們之所以討論這篇小說，就是想了解：它寫了什么？寫得如何？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為何要激烈攻擊它？

《猴子奇遇記》的情節并不復雜。在南方某個城市里有一座動物園。動物園里有一只老虎、兩條鱷魚、三條蛇、一匹斑馬、一只鴕鳥和一只母猴子?！靶l國戰爭”初期，德國人的一顆炸彈炸毀了動物園，炸死了一些動物，也“解放了”那只母猴子。她逃出了動物園，跑遍了全城，最后沿著公路離開了這座城市。因為跑得實在太累了，她便坐在樹枝上睡熟了。就在這時候，從樹下經過的軍車司機，出于好意把她帶到了鮑里索夫城。猴子趁司機辦事不在，便爬了出來，上街溜達去了。為了逃避眾人的騷擾，她被折騰得疲憊不堪。她很想吃東西，但在“合作社商店”，沒有錢，沒有“糧食供應證”，是啥也吃不到的。于是，她便“襲擊”了售貨員，搶了一些胡蘿卜。人們急忙奔到街上抓猴子。隊伍里有大人，有小孩，有警察。一只狗也參加了進來，但是，就在它眼看要咬住猴子的瞬間，猴子跳上了一道圍墻，并用胡蘿卜猛揍了一下狗的鼻子。狗想：“不，公民們，我不如在家安靜地躺著，比給你們抓猴子和吃這苦頭好得多?！彪S即，便逃走了。

猴子跳進了一個院子，被一個正在劈柴的叫阿廖沙的男孩收留了。男孩對她很好，給她喂了很多好吃的。但是，男孩的奶奶卻很不喜歡這只猴子。猴子趁男孩上學不在家，從通風的窗戶逃了出來。她咬傷了加弗里勒奇的手指頭，但還是被這個殘疾人老頭給捉住了。老頭將她帶到澡堂洗澡，準備洗干凈，然后帶到市場上賣個好價錢。肥皂弄得她的眼睛很難受，讓她很抓狂。她把澡堂里弄得沸反盈天。她逃出了澡堂，又是一群人來追她。狗沒有來追，只是轉過身去，狂吠不止。正好丟了猴子的阿廖沙因為寂寞和憂愁，來到街上散悶，他看見了滿身肥皂沫的猴子，緊緊地把她抱在胸前，再也不給任何人了。

人們圍住了男孩。加弗里勒奇舉著被咬的指頭，證明猴子是他的；這時，那位汽車司機，揭露了加弗里勒奇的動機，將猴子的歸屬權判給了阿廖沙。從此，猴子就與阿廖沙住在一起：“不久前，我去鮑里索夫城。我專程繞到阿廖沙家，去看看猴子在那兒生活得怎么樣。啊，她生活得很好。她不再亂跑了，變得非常聽話，用手絹擦鼻子，也不拿別人的糖果。因此，奶奶如今非常滿意，不生她的氣了，而且已經不再想搬到動物園去……我走進阿廖沙的房間時，猴子正坐在桌子旁邊。她很神氣地坐著，就像電影院里的女售票員，用茶匙喝著米粥……阿廖沙對我說：‘我像對人那樣教育她，現在，所有的兒童，甚至有些成年人都可以學習她的榜樣?！?

小說的情節，就這么簡單。作者想表達的意思，似乎也同樣簡單：作品的主題，全都在最后那句話里——愛是教育的真諦；只要像對人那樣真誠和充滿善意，即便是一只猴子，也可以被教育得很像樣子，甚至可以將她培養成所有兒童和某些成人學習的榜樣。

然而，最讓斯大林生氣的，似乎就是最后這句話。

一個孩子懂得什么是“教育”？“像對人那樣教育她”？——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難道對“階級敵人”也要“像對人那樣”來教育嗎？這是不是說我們一貫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生命？如果只一味地講什么“尊重人”，講什么“像對人那樣”，那么，“武器的批判”還有什么用？“成年人”是什么意思？難道我們這些掌握了“普遍真理”的人，不比一個孩子更懂如何“教育人”嗎？左琴科這不是在諷刺我們一直用“鎮壓”和“清洗”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嗎？“學習她的榜樣”——學習一只猴子的榜樣？嘿，這不是侮辱“蘇聯人民”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境界嗎？正像日丹諾夫同志所說的那樣：“左琴科是讓猴子扮演我們社會制度的最高法官，并且強迫我們閱讀一種類似對蘇聯人的教訓的東西。他把猴子描寫成一種有理性的主宰，它的職務是評價人們的行為?！?/p>

還有，中間的某些地方，對我們的“供銷合作社”和憑票證購買制度也暗含諷意，甚至暗示我們的市場供應是沒有保障的，人民的素質是低下的，公職人員是低能的甚至是不作為的。

還有，那只狗，是影射誰呢？這是不是也可以見出作者對我們社會的不滿和敵意？

然而，文學是經不住如此這般的深究和追問的。用這樣的思維和方法來解讀文學作品，這世界上幾乎沒有不心懷叵測的作品。也就是說，文學作品允許并鼓勵創造性的闡釋，但是，反對小題大做的故意誤讀，更反對深文周納的“有罪推定”。具體到左琴科，你可以說他有諷喻現實的目的，但是，要懷著充分的善意和寬容來理解他的目的，而不能以“惡意”來為他的創作定性。更何況，任何一個讀者，只要對左琴科的性格特點和寫作風格有基本的了解，就不會誤解他的寫作動機，就不會誤讀他的作品，更不會將他判定為居心不良的“反動作家”。

最后，別忘了，他這篇作品可是寫給孩子的，而且最初也是發在兒童文學雜志上的。只要孩子喜歡讀，而且能讀懂，就夠了。至于博學多聞的大人們，最好去讀那些更厚重、更深刻、更復雜、更挑戰人的智力和鑒賞力的作品。

5

《日出之前》是左琴科的代表作。他視之為自己“最優秀的作品”。但是，日丹諾夫的評價卻完全相反：“在這篇小說中，左琴科把自己下流和卑劣的靈魂翻了出來，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帶著享樂和好玩的心情，想向大家表示：你們瞧，我是怎樣的一個流氓呀！……在我們的文學中，很難找到比左琴科在《日出之前》這篇小說中所鼓吹的教訓更可惡的東西，因為他把人們和自己描寫成沒有羞恥、沒有良心、丑惡而且淫亂的野獸?！?

這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潑婦式的罵街。左琴科說：“……荒唐的是，將諷刺作家看成一個將自己的諷刺作品與身邊整個生活畫等號的人?！?日丹諾夫就荒唐地將左琴科的作品與作者自己的生活混為一談，而且通過對作品的歪曲來指責作者。日丹諾夫的判斷缺乏最起碼的事實感，完全是粗野的侮辱和無端的攻擊。他一時地傷害了左琴科，卻永久地侮辱了自己——如此無教養的謾罵，使日丹諾夫成為有史以來最不光彩的文化迫害者之一。

那么，在藝術形式、主題內容和倫理精神上，《日出之前》又有什么樣的特點呢？

就藝術形式來看，《日出之前》不是規范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它是一部頗具先鋒色彩的實驗小說，可以被看作包含了小說元素的“跨文體文本”。它半是詩歌，半是小說；半是紀實，半是虛構；半是敘事，半是思辨；半是文學，半是科學——屬于他自己所提出來的“科研作品”的范疇。就內容構成來看，它融醫學、心理學、哲學等多種學科知識為一體，根據作者自己的切實經驗和淵博知識，探討了憂郁癥患者的復雜體驗和內心危機，尋找到了形成疾病的四種“病原體”——水、手、乳房和雷擊，進而通過理性意識，切斷了導致疾病的“危險關系”，最終獲得了心理上的痊愈和解脫。而他自己的論斷，不是從書本到書本的橫向移植，而是來自于他的刻骨銘心的切實體驗，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我這些醫學論斷不是從書本上抄來的。我就是用做種種試驗的狗?！?

從根本上講，一切偉大的文學都是癥候性和治療性的，也就是說，都致力于對人類各種樣態的病狀的發現和揭示，都致力于根治人類的病苦。這就需要一種謙卑的低姿態的寫作倫理精神。因為，只有放低姿態，作家才能看到人的無力和無助，才能看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艱難，才不至于用意識形態來遮蔽生活和人生嚴酷的真相。然而，20世紀的意識形態化敘事最大的問題，就是按照一套僵硬的觀念，將人抽象化為簡單的符號和工具，將人的關系降低為物與物的關系，將人的情感縮略為傷害和復仇的關系或者壓迫和反抗的關系。同時，真正屬于人的豐富而細膩的心理內容和情感經驗，都被過濾掉了；日常性地折磨著人類心靈的恐懼、孤獨、憂郁、絕望等疼痛體驗，都被當作一種“資產階級情調”排斥掉了。

左琴科的寫作與這種高調的、冰冷的寫作格格不入。他的寫作是一種謙卑的寫作。左琴科謙卑地面對社會苦難，謙卑地面對人類精神困境，謙卑地面對“偶然性”和靈魂問題。這種謙卑的姿態極大地幫助了他，使他將自己的寫作升華為富有人性和人情味的寫作，升華為表現深刻的生命意識和生存哲學的思想性的寫作。

謙卑的作家能真切地看見人性的局限和生活的殘缺。精神痛苦、人格病象和心理危機，很自然地就成了左琴科敘事的核心內容。例如，在短篇小說《看病與心理》（1933）中，他已經涉及了“蘇聯人”的精神疾病問題。作者在小說中告訴讀者，看精神病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對這個現象似乎都缺乏認識，有的將它歸因于現代文明的發展，有的則干脆將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當作“資產階級貨色”?！犊膳碌囊灰埂罚?924）敘述了鮑里斯因為“偶然性”而產生的焦慮：“他總是擔心發生意外，極力避免出現什么偶然事件?？伤钟X得生活中充滿了各種意外事件。他甚至覺得他過去生活中的許多事情都是偶然發生的，是一些荒唐無聊的原因引起的，而這些事情本來照理是不會發生的……這些念頭攪得他惶惶不安，心驚肉跳?！?后來，有一天夜晚，他心血來潮，扮成一個乞丐向路人行乞，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然而，經此事件，他竟然從那焦慮中解脫出來了。

同樣，《阿波羅和塔瑪拉》的主題，也與心理危機有關：阿波羅為靈魂的有無而焦慮。他認為世間的動物都有靈魂。他很想弄清楚“人們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弄明白他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來他當了一名編外的掘墳工人。他躺在墓地的草叢中，反思自己過去的生活。他的心情慢慢地平靜了下來，感受到了生命寧靜的詩意。他就這樣度過了自己的一生。

《日出之前》的靈魂性的主題就是憂郁，這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焦慮。小說中的“我”白日被憂郁糾纏著，夜晚被噩夢折磨著。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患有憂郁癥，那么，作家就有必要認真對待它，就應該將憂郁當作一個世界性和人類性的問題來研究：“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應當去尋找原因，弄清楚為什么我的力量受到束縛，為什么我在生活中這么不愉快，為什么經常會有我這樣的人，時常要發作憂郁癥，被無端的情緒所困擾。不瞞你們說，這個念頭使我駭然?！?于是，“我”開始追憶自己的那些難以忘懷的往事，試圖從這些往事里尋找到自己憂郁的原因。作者以福樓拜式的冷靜態度來分析人物的心理，卻比他更有科學意識，也更有溫情。為了解釋憂郁，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資料，搜集了作家和藝術家關于這一問題的體驗和看法。

小說的情節雖然由一個個的小故事構成，但是，敘事明快而有趣，讀來饒有趣味。作者將故事與知識、敘事與分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他把科學與行騙清楚地區分開來。他并不輕信那些流行的學說，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在他看來，都是不科學不可靠的：“性領域內的斗爭是有其一定分寸的，而不是病態的。我認為弗洛伊德體系正是在這一點上有缺陷的?！?小說中的“我”認為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樣，“對高級的理性表示懷疑”?，因為，“造成人類理性的悲劇的并非意識層次太高，而是欠高”?。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兒童的恐懼感和心靈的沖突是在遠要簡單得多的物質的、物體的原因的基礎上產生的。某些物體，嬰兒錯誤地理解了它們的條件意義，這才是精神官能癥的根源，才是造成恐懼感和失去歡樂感的根源?！?也就是說，憂郁這種疾病，本質上“是反邏輯、反健全的理性的疾病”?。必須憑借理性，人們才能戰勝恐懼和憂郁。

同時，克服憂郁癥也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憂郁跟恐懼有關系，甚至有時干脆就是恐懼的產物?？謶质谷藛适Я朔纯沟哪芰?。所以，要克服憂郁，就需要培養人的道德勇氣，因為“理性、理想和崇高的情感往往能戰勝恐懼”?。

左琴科在《日出之前》的“跋”中，談到了德國法西斯的軍隊，并說了這樣一段話：“凡是對人所珍視的一切都加以反對的人，凡是反對自由、反對理性的人，凡是實施奴役，用野獸嗥叫以替代人類的語言的人，是不可能獲勝的?！?

左琴科的心始終是熱的。他的作品的基本色調是淡藍色的。因為有著鴿子一樣的溫柔，所以，他的諷刺的鋒芒，從來就不會傷著任何人。他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讓大家在幽默所帶來的笑聲里認知自我，讓自己變得更完美更有教養。

燕雀焉知鴻鵠之志，猛禽哪曉得鴿子的溫柔。站在人類道德精神反面的人，是不可能認識到偉大事物的價值的。所以，像日丹諾夫那樣的人，那樣的“反對自由、反對理性的人”，那樣的“用野獸嗥叫以替代人類的語言的人”，理解不了左琴科倫理精神的偉大，感受不到他鴿子般的溫柔，實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其實，這也不是日丹諾夫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喬治·奧威爾說，一個社會，當其結構高度人為化的時候，“它既不會容許作家忠實地記載事實，也不會容許作家忠實地反映情感，而這兩者，都是文學創作所必需的”?。也就是說，只要這樣的社會結構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像日丹諾夫這樣的人就不會絕種，左琴科們的日子就不會好過，文學創作的自由而美好的時代，就永遠不會到來。

2015年1月12日，北新橋

①藍英年：《尋墓者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

②③馬克·斯洛寧：《蘇維埃俄羅斯文學》（1917—1977），浦立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頁，第99頁。

④???????左琴科：《丁香花開》，吳村鳴、劉敦健等譯，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頁，第253頁，第254頁，第182頁，第349頁，第436頁，第303頁，第283頁。

⑤康·西蒙諾夫：《我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裴家勤、李毓榛譯，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5頁。

⑥⑦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述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頁，第1146頁。

⑧⑨????日丹諾夫：《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戈寶權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頁，第18頁，第4頁，第13頁，第14頁，第15頁。

?????李莉：《左琴科小說藝術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頁，第150頁，第128—129頁，第130頁，第135頁，第134頁。

?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凌建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頁。

??米·左琴科：《一本淺藍色的書》，吳村鳴、劉敦健譯，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5頁，第3頁。

???左琴科：《左琴科幽默諷刺小說選》，顧亞鈴、白春仁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頁，第121頁，第55頁。

?李政文選編：《20世紀外國短篇小說編年·俄蘇卷（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頁。

?呂紹宗：《我是用做實驗的狗——左琴科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左琴科：《日出之前》（上），戴驄譯，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第213頁，第214頁，第215頁。

????左琴科：《日出之前》（下），戴驄譯，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第76頁，第147頁，第185頁。

?喬治·奧威爾：《政治與文學》，李存捧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頁。

作 者： 李建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 輯：趙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