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文學”時期的茅盾與普列漢諾夫

安徽 張瓊

“30年代文學”時期的茅盾與普列漢諾夫

安徽 張瓊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理論為“左聯”的成立創造了思想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30年代文學”時期（1928—1937）茅盾思想“變化”的潛在背景。尋找普列漢諾夫和茅盾在思想上的聯系，有助于揭示這個期間茅盾一以貫之的“合于現實”的創作觀，也可以促成一種反思，以發現茅盾思想“變化”的另一層涵義：茅盾的理論批評家身份的確立，以及根植于這一身份的社會使命感的顯現。

“30年代文學” 普列漢諾夫 茅盾

博士論壇·第十五輯：俄蘇文學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影響 話題發起人：董曉

究竟該如何看待俄蘇文學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影響？

俄蘇文學曾經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這已是公認的事實。如何理解、分析這種影響，這關系到正確審視我們自身文學一百年的發展歷程。首先，要區分不同文學發展階段里對俄蘇文學不同的接受心態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后果。中國現代文學對俄蘇文學的接受是自覺的、自主的、自由的、非強迫性的，與之相應，俄蘇文學（包括文學批評）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健康發展，促進了中國現代作家自身藝術風格的形成、發展和成熟（譬如巴金、曹禺、茅盾、魯迅、胡風等）；但1949年至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作家卻是在非自覺、非自主、非自由的狀態下，被迫地接受了俄蘇文學（包括文學批評），這就造成了一種畸形的接受，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一方面，俄蘇文學在中國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同時，我們卻又對俄蘇文學中大量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視而不見，這一被我們過濾了的俄蘇文學，無法促進我們自身文學的健康發展。至于“文革”時期對俄蘇文學的全面批判，更是俄蘇文學負面影響的極端化體現。改革開放之初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再度興起，僅僅是中國文學重新走向世界的起步，這種影響力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而迅速地消失了。今天俄蘇文學在中國所遭受的“冷遇”恰恰表明了過去我們對它的誤讀與曲解。重新挖掘俄蘇文學中被我們所忽視的有價值的東西，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話題。

——董曉，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第二個十年”——“30年代文學”（1928—1937）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中國文壇蓬勃興起之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為傳播的一個關鍵性的歷史階段。這十年間，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對中國整個知識界的影響不容小覷，他的文藝理論代表作《藝術論》直接促成了魯迅在藝術起源和文藝階級性等問題上的唯物史觀立場，而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則為左翼作家聯盟成立（1930）奠定了思想基礎。對此魯迅深以為然，他坦言“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普列漢諾夫，編者注）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并肯定“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除了社會歷史的種種條件之外，這和那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大家能夠互相切磋’，形成了‘更加堅實有力’的思想基礎也是分不開的”①。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理論為“左聯”的成立創造了思想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30年代文學”時期茅盾思想“變化”的潛在背景。一般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茅盾的文藝思想以及小說創作都有根本性的轉變，即從“強調寫小資產階級”轉向“強調寫無產階級的生活”，從著力塑造小資產階級形象、趨于消沉的小說格調，發展為描寫無產階級貧困、憧憬革命未來的創作傾向，這一轉變，或被視為“革命文學派”所施加的影響②，或被認為是“左聯的影響”以及“作者自身的努力”的結果③。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其創作觀和創作實踐發生變化的前后，茅盾極有可能一直在接受來自普列漢諾夫的不同的理論表述的影響。尋找普列漢諾夫和茅盾在思想上的聯系，有助于揭示這個期間茅盾一以貫之的“合于現實”的創作觀，也可以促成一種反思，以發現茅盾思想“變化”的另一層涵義：茅盾的理論批評家身份的確立，以及根植于這一身份的社會使命感的顯現。

二

20世紀20年代末期，在大革命落潮之后的中國文壇，由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發起的一場“革命文學”的大論爭，拉開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帷幕，也預示著普列漢諾夫在中國譯介熱潮的即將到來。1928年1月15日，創造社成員馮乃超在《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該文以“革命文學”的立場，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學”論戰。值得關注的是，馮乃超的這篇論戰檄文，明顯受到普列漢諾夫的影響，不僅命名完全雷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藝術與社會生活》，而且也直接引用該書普列漢諾夫關于“為藝術”之文學觀的說明；而此文發表不久，同名原著即由馮雪峰完成翻譯并首次出版于1929年8月，之后就迎來了“普列漢諾夫文藝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的一個特別集中的時期”④。

這股普列漢諾夫“翻譯熱”從1929年直至1934年，幾乎持續了“30年代文學”時期的大半，并因此構成茅盾思想“變化”的一個潛在背景；而早先馮乃超發表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也理應是普列漢諾夫的思想與茅盾發生接觸的早期中介之一，數年之后茅盾發表的《徐志摩論》（1932年12月25日）證實了這一點。在此文中，茅盾幾乎重復了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中引自普列漢諾夫同名論著的關于“為藝術”之文學觀的見解，即藝術家“為藝術”的傾向往往發生在“詩人和社會生活不調和的時候”⑤。

就事實材料而言，茅盾先后發表于這個時期的《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都市文學》等批評文章，尤為值得關注。這幾篇文章集中體現了茅盾的“變化”之所在，而那些發生“變化”的文學主張，或與普列漢諾夫的理論表述極為接近，或可以從普列漢諾夫已在國內譯介的著述中找到發端。

在寫于日本的《從牯嶺到東京》（1928年7月16日）一文中，茅盾首次明確拋出了要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論調，并因此遭到革命文學派的嚴厲抨擊。而在小資產階級是否應該被文學撇棄這一重要問題上，茅盾與普列漢諾夫有著幾乎一致的立場。茅盾明確肯定“新文藝”要“聲訴”“小資產階級的市民”的痛苦，“要激動他們的情熱”，因為一方面，“他們確實有痛苦，被壓迫”，而另一方面勞苦群眾“不但不能讀，即使你朗誦給他們聽，他們還是不了解”⑥。茅盾強調新文藝應該客觀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痛苦這一主張，與普列漢諾夫在《藝術與社會生活》（1912—1913）中關于資產階級現代藝術的評價是非常接近的，在普列漢諾夫看來，資產階級的現代藝術正在衰落，但在“資產階級制度衰落的社會過程還沒有終結”時，“認為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完全不可能寫出任何優秀作品，那才是怪事呢”⑦。無論是主張以小資產階級為文學表現對象，還是主張認可資產階級的現代藝術成就，茅盾和普列漢諾夫都各自表達出對文學的小資產階級屬性或資產階級性質的認可。

同樣是完成于日本的《讀〈倪煥之〉》（1929年5月4日）一文，發表時間稍晚于《從牯嶺到東京》，被有的研究者認為是茅盾思想轉變的開端，因為，在這篇文章中，茅盾堅定地表達了“在作品中表現歷史必然性的要求”⑧，而這一訴求同樣出現在普列漢諾夫的文學思想中。在《藝術和社會生活》一書中，普列漢諾夫對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褒與貶，就是充分考慮歷史必然趨勢的結果。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茅盾和普列漢諾夫都采用了這一歷史性的標準，普列漢諾夫認為個別優秀的資產階級文學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衰老時代的烙印”，茅盾肯定《倪煥之》的“時代性”，又毫不諱言《倪煥之》的主人公——身為小資產階級的倪煥之——是脆弱的，因為他在時代潮流中是盲目和被動的，不能看清歷史前進的方向。

茅盾發表于1933年的《都市文學》，反映了他在加入“左聯”后文藝思想上的“質”的變化。文中，茅盾一反此前“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調，直言“我們有很多的失業知識分子坐在亭子間里發牢騷的描寫，但是我們太少了勞動者在生產關系中被剝削到只剩一張皮的描寫”⑨。而茅盾的這一轉變，可以從瞿秋白所譯的普列漢諾夫的《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一文中找到端倪。1932年，普列漢諾夫的《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被刊載于瞿秋白的文集《現實》中， 之后的第二年（1933），茅盾的《都市文學》發表，而文集《現實》出版之時，瞿秋白恰恰藏身于茅盾家中。如果說茅盾在寫作《都市文學》之前閱讀過文集中所收入的《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也絕非不可能，甚至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就在這篇寫于1911年的《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中，普列漢諾夫肯定無產階級文學的必要性，并指出一個文學批評家“不能夠不想到西歐社會里的工人階級的狀況，想到他們在這個社會的將來發展里的作用”。當茅盾為無產階級文學進行辯護時，他正是在實踐普列漢諾夫提出的文學批評家“不能夠不想到”“工人階級狀況”的主張。

三

茅盾在思想上與普列漢諾夫的親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密切聯系，在根本上卻是源于他恪守的現實主義寫作立場與普列漢諾夫的文學觀的高度契合。無論是對文學的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屬性的認可，還是對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都揭示出茅盾和普列漢諾夫共同的文學“現實”意識，即文學必然是要反映客觀現實的。正因為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中國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存在，茅盾不能不描寫它；也正因為資產階級在20世紀初葉的歐洲仍然是主導性的階級，普列漢諾夫不能不重視它的文學，而西歐無產階級的現狀，也是普列漢諾夫肯定無產階級文學的原因之一。

而主張“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茅盾，與革命文學派的分歧，既是政治認識上的，也同樣是文學“現實”觀上的。有研究者就指出，在茅盾看來，“之所以小資產階級值得描寫，除了在文化上他們掌握著主導權之外，也由于在革命上他們也并不落后”⑩。在文化上茅盾認清了小資產階級是革命文學主要接受者的事實，在革命上茅盾深信小資產階級是革命中可以爭取的重要力量，所以他寄希望于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革命文學，并希望能夠起到爭取小資產階級的作用。且不論這一革命文學的進路設計是否可行，茅盾始終是把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國現實中的小資產階級視為革命文學的階級基礎，而基于小資產階級現實的革命文學這一提法，恰恰是革命文學派所不能容忍的，他們極力抹去現實中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劣根性”，反對以客觀現實入文學，要求文學表現代表無產階級立場和歷史正確發展方向的“現實”。

但是，有著強烈“現實”意識的茅盾，也追求“時代的進步精神”，在這一點上，他與革命文學派并沒有根本分歧，這一點也被視為茅盾思想“變化”的起點。有研究者就認為，在“革命文學”的反復論爭中，茅盾最終向這種“進步意識”妥協，把基于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的主張，轉變為更堅定的“在作品中表現歷史必然性的要求”?，并且這一“變化”在《讀〈倪煥之〉》中已經有所顯露，比如“對此前一直給予高度評價的魯迅，也直白批評了他的小說……未能‘反映出彈奏著“五四”的基調的都市人生’”。

然而，就《讀〈倪煥之〉》和《都市文學》的批評內容來看，茅盾的思想“變化”，一方面表現為茅盾對文學表現歷史進步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并沒有使得茅盾的“現實”意識被明顯壓制或完全替代，對于客觀描寫小資產階級的文學，茅盾依然不遺余力地予以肯定。在《讀〈倪煥之〉》中，對“五四”以及“五四”落潮時期作品的批評，的確采納了“是否表現歷史必然性”這一評判立場，但同時，如茅盾所言，“即使是無例外地只描寫了些‘落伍’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品，也有它反面的積極性。這一類的黑暗描寫，在感人——或是指導，這一點上，恐怕要比那些超過真實的空想的樂觀描寫，要深刻得多罷”?！即便在明確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都市文學》中，茅盾也從沒有因為要求表現無產階級的進步未來，而放棄他強烈的“現實”意識，事實上，他更在乎無產階級在都市中的當下處境，并視之為“畸形發展”的都市生活的一個側影。

對于茅盾而言，“合于現實”是“證明自己創作的重要途徑”，他曾自述更近于托爾斯泰，而非左拉，他說“左拉因為要做小說，才去經驗人生；托爾斯泰則是經驗了人生以后才來做小說”?；赝┒艿淖髌?，在1927年至1928年期間先后發表的《幻滅》《動搖》和《追求》，盡管格調比較消沉，卻真實反映了革命落潮時期小資產階級的苦悶彷徨；在思想“變化”之后的20世紀30年代所完成的《林家鋪子》（1932年7月）、《春蠶》（1932年11月）、《子夜》（1933年）等佳作，則是以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廣闊的社會現實來展示歷史發展的趨向。從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現實到刻畫廣闊的社會現實，所顯示出的是茅盾對“現實”的更深刻的理解。

在整個“30年代文學”時期（1928—1937）的創作和文學批評中，“現實”始終是作家茅盾心目中的一把標尺，那么文學要表現“歷史進步性”這一新興訴求，是如何被統一于“現實”訴求之中的？對照思想“變化”前后的文學批評，可以發現茅盾的批評視角有明顯的變化。在早先的《從牯嶺到東京》中，茅盾自發地采用了作家的批評視角，保持了批評立場與作家創作立場的一致，他完全是從自身創作的時代背景出發來評析《幻滅》《動搖》和《追求》的，從而充分認可它們的時代性的。他肯定地說：“所以《幻滅》等三篇只是時代的描寫，是自己想能夠如何忠實便如何忠實的時代描寫?！?

而在稍后的《讀〈倪煥之〉》中，茅盾的理論批評家立場凸顯出來，這表現在他對“高于現實”而非唯一的“合于現實”的批評標尺的采納。文中，茅盾對“五四”小說和大革命落潮時期作品的批評，不再僅從感性“現實”出發，而是增添了審視和批判現實的批評準則。由這一準則出發，他指出魯迅的《吶喊》“沒曾反映出彈奏著‘五四’的基調的都市人生”，并聲稱“倪煥之究竟是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茅盾不僅把批評家的標尺運用于具體的文學批評，還有意識地區分了批評家與作家的不同使命，他說：“在讀者的判斷力還是普遍地很薄弱的現代中國，反諷的作品常常要被誤解，所以黑暗的描寫或者也有流弊，但是批評家的任務卻就在指出那些黑暗描寫的潛伏的意義?！睂τ诖藭r的茅盾來說，文學批評家的使命不再僅限于重新認識創作的時代背景，而是還需要站在“現實”之外，揭示“現實”的本質，以幫助讀者超拔于黑暗“現實”之上，更深刻地認識所身處的社會。

當茅盾明確要求文學表現“歷史進步性”時，他正是以“高于現實”的標尺來指導文學創作，其中寄予了他批判“現實”、洞悉“現實”的社會使命感，也清晰地投射出一個理論批評家的身份存在，而這一身份是與他“內心的趣味”——社會活動——相一致的。

①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06頁。

②⑧?張廣海：《論茅盾與革命文學派圍繞小資產階級問題的論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③葉子銘：《茅盾漫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2頁。

④劉慶福：《普列漢諾夫的文藝論著在中國之回顧》，《學術月刊》1985年第9期。

⑤茅盾：《徐志摩論》，見《茅盾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頁。

⑥?茅盾：《從牯嶺到東京》，見《茅盾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0頁，第32頁。

⑦普列漢諾夫：《藝術與社會生活》，見《普列漢諾夫美學論文集》，曹葆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89頁。

⑨茅盾：《都市文學》，見《茅盾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7頁。

⑩張廣海：《“革命文學”論爭與階級文學理論的興起》，北京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第342—343頁。

?茅盾：《讀〈倪煥之〉》，見《茅盾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頁。

作 者： 張瓊，安徽大學文學院講師，南京大學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專業2013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