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

山西 王三義

顧準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

山西 王三義

顧準是我國當代學者、思想家、歷史學家。在“文革”的恐怖年代，他仍然堅持獨立思考，探究西方制度。那么，他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他又讀過哪些書？思考過哪些問題？本文將在大量研究《顧準文集》《顧準日記》《顧準自述》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探討這些問題。

顧準 西方制度 政治哲學

2015年7月1日，是顧準百年誕辰。最近，我重讀了一遍他的遺著，想討論一個問題：顧準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

一

“認識”顧準，要帶著好奇心。

顧準研究希臘城邦制度，是為探究西方民主的源頭；探究民主源頭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墒?，顧準一開始就想“探究西方民主源頭”嗎？顧準和弟弟陳敏之通信的時間是1973年至1974年，寫成希臘史讀書筆記是在1974年的2月至5月，即顧準病逝那年的前半年。對于專門研究歐洲史的人來說，他可能先從希臘史做起，但顧準的目標不是成為史學家。

陳敏之說，顧準打算用十年時間，通盤研究先是西方，后是中國的歷史，并在比較的基礎上，探索未來。為此，他下笨功夫大量閱讀，認真思考。但這是1972年回到北京之后的研究計劃，此前他讀哪些書，思考哪些問題呢？從《顧準自述》和《顧準日記》提供的信息判斷，顧準從1955年之后就不停地讀書，理論上的思考越來越深刻。

1955年9月至1956年9月，顧準在中央黨校學習，課堂學習的主要內容是：馬恩列斯經典原著、聯共黨史、自然科學介紹。課程中，“還有一門分量較少的功課世界通史，由一個年輕的蘇聯專家講課，從希臘羅馬講起，并沒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奇怪的是黨校沒有中國史這門功課，尤其感覺缺門的是中國近代現代史”。顧準自己課外閱讀的內容有西方史、外國小說（如高爾基的《克里·薩木金的一生》）、自然科學的書。顧準后來寫交代材料時說：“這一年的學習生活也有一點積極作用，它使我形成了‘讀史’的習慣。馬恩著作的時代背景離當代較遠，其中所引史實對我是陌生的，我想初步弄清楚與這些史實有關的一般歷史。離校前即讀了一些歷史書，1958年后更費了不少時間來讀史，從西方史逐漸轉向中國史，轉向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保ā额櫆首允觥?，第229頁）

1955年至1956年在中央黨校期間的讀書情況，顧準的日記有詳細記錄。按照日記中提供的信息，他所閱讀的書籍主要有：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剩余價值學說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黑格爾的《小邏輯》，斯特羅果維契的《邏輯》，瓦因斯坦的《辯證法》，狄慈根的《辯證邏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考茨基的《土地問題與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等?！顿Y本論》三卷仔細閱讀了，并做了筆記，顧準感到收獲很大，日記中寫道：“若干重要概念更清楚了，同時對資本主義的血手，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干了些什么，也弄得清楚了一些。二十年前，實在還不會讀經濟學，河上肇的東西只給了一些不完整的概念，以后，吹牛說要研究經濟史，讀了一些東西，那都是標本的報章雜志之學?！?/p>

讀了亞當·斯密、李嘉圖著作的譯本，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英文版，顧準說閱讀完后要“學會批判它”（《顧準日記》，2002年，第25—26頁）。顧準讀了巴爾扎克的小說，狄更斯的《大衛·高柏菲爾（科波菲爾）》《老古玩店》《雙城記》，莎士比亞的劇作，還讀了古代史和資產階級革命史，“買了英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美國革命史、杜德《英國與英帝國危機》、大唐西域記”等書。此外，還讀了哲學和生物學著作，可見讀書很雜。

1955年年底的日記中，顧準記述：“自1940年以來，長時間沒有進行這樣的學習了。而回憶1940年以前的學習，也實在可憐，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是不了解的，從培根以來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臘羅馬是毫無所知……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邏輯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義，什么是唯心主義……”“如果出校以后繼續清閑三四年，把科學知識與經濟學哲學好好搞一下，有多好呀?！?/p>

1956年9月進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1956年至1957年，顧準完成了論文《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從1957年8月起到1958年5月止，顧準又有了集中讀書的機會。顧準自述：“我閉門家居，除在宿舍房前開一小片土地種蔬菜而外，全部時間都用來讀書——讀已出版的馬恩列斯的著作，讀了一批西方歷史的書籍……每天讀報，還摘抄了一些卡片?！保ā额櫆首允觥?，第250頁）

1958年至1962年顧準下放農村，到過河北贊皇縣、河南商城縣、北京附近的清河飼養場、天津寧河縣黃莊農場。其中，“從1960年在清河勞動期間就有時間讀書了……我聽不到任何黨的決定的傳達，不參加任何集體學習，不參加任何運動。我十分關心政治，只能通過自己讀報，知道大的方向。此外的時間我全都用來讀書了。1960年、1961年兩年，主要是讀哲學和歷史，哲學方面，康德、黑格爾、羅素、杜威都讀了一些；歷史，讀了一些西方古代和中世紀史，也讀了一些西方近代現代史和史料”（《顧準自述》，第272頁）。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研究所，有兩年時間沒受干擾，撰寫著述和做翻譯，寫成了《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糧價問題初探》，閱讀了《經濟學譯叢》《經濟學動態》《外國學術資料》等，翻譯了熊皮特（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美國總會計師制度》。

1964年開始搞“四清”，顧準去了周口店、大韓繼。1965年9月返北京，回到經濟所。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顧準所做的工作、所讀的書，他自己有一個回顧總結：（一）把書架上從前讀過的歷史書從頭復讀了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鑒。（二）系統地讀了馬恩全集二十余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作，以及手頭所有的和馬恩有關的其他作家的著作。以上兩項工作中，摘抄了兩三千張卡片。（三）系統地讀資產階級經濟學。（四）因為要了解他們說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補充數學知識，費四五個月時間，復習代數，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最后一項只開了個頭。（五）過去有過經驗，翻譯是精讀的好方法，于是，在讀了一批經濟學著作后，著手翻譯喬安·羅賓遜的《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合計四十萬字。（《顧準自述》，第308頁）顧準從1968年8月開始被集中監管，在此期間寫“交代”材料，年底開始，1969年6月完成（二十七篇，約二十萬字）。

1969年至1971年下放河南，集中精力讀書的機會失去了，但顧準還是想辦法了解國際國內形勢，讀報紙，讀《反杜林論》《進化論》等書。1972年回到北京后，他于最后兩年大量閱讀，日記中有一個長長的書目單。

二

從顧準日記和自述來看，他在1956年就已“心里不平靜”。1956年9月進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本來安排顧準擔任經濟研究所的所長，顧準謝絕了。關于“不愿意當所長的理由”，他說：一、“我自己當時處于‘思想危機’中，我不愿把工作弄壞”；二、“我懷著一大堆問題，急于‘探索’，所以到經濟所來是當‘和尚’的”；三、“我還認為，我以前搞過實際經濟工作，可是我的經濟學學習卻僅僅開始”（《顧準自述》，第234頁）。

1958年，顧準對大煉鋼鐵有看法。1959年在商城，以及三年困難時期，他又對農村中出現的不正?，F象有看法，“不理解三面紅旗的偉大意義”。顧準認為中央政策上有毛病，他私下里覺得，劉少奇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有道理，也就是說，他的見解與劉少奇“不謀而合”，僅僅因為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能隨便談話惹事，不敢說出來而已（《顧準自述》，第271頁）。顧準“交代材料”中說：“懷著這種罪惡的心情，我更加堅持要‘探索’——不僅1957年留下的許多問題要‘探索’，兩年農村勞動的經歷也提出一系列問題有待于‘探索’。這當然是離開黨的領導，離開集體學習的個人的‘探索’?！保ā额櫆首允觥?，第271頁）

1962年回到經濟所，顧準翻譯熊皮特著作時，也受了熊皮特的思想影響。他翻譯熊皮特的書之后，商務印書館要譯者介紹作者生平和思想，為此顧準又讀了熊皮特的其他幾本著作。顧準后來“交代”：“熊彼得（熊皮特）的反動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都對我起了某種程度的惡性啟發作用，我的反動的‘共產主義兩黨制’就是這種啟發的結果?！保ā额櫆首允觥?，第291頁）

顧準后來“交代”時有個細節：1962年回到經濟所，他發現教授們可以炫耀的就是文獻知識和外語水平。顧準覺得，只要自己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占領教授們把持的這個陣地”其實并不困難（《顧準自述》，第277頁），所以顧準想在文獻和外語方面多下功夫。不過，顧準的思想還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來回顧這一切，回顧我始于1955年，到1964年發展到頂點的思想墮落之深、態度之頑固，就好像一場噩夢。然而這不是夢，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顧準自述》，第297頁）

顧準是新中國成立后一連串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但他本來是革命者，是廳局級領導干部?！拔母铩钡膰乐貫碾y，促使他對這場運動的“真實意圖”產生懷疑。據吳敬璉回憶，最初顧準懷疑最高領袖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在1969年被下放河南息縣干校。此后顧準反復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產生反右、“大躍進”、饑荒、“文革”等災難？這一連串災難的根源是什么？

顧準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出現的許多問題，根本上“與斯大林主義直接相關”，而“斯大林主義大行其道，與一黨執政的狀況有關系”。顧準認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即所謂“大民主”，或曰直接民主，其實具有民粹主義性質，給中國社會帶來災難。

顧準沒有停留于這一步。顧準深入地思考這樣一個現象：“大民主”分明存在問題，但領導人和狂熱的“文革”參與者為什么喜歡這種大民主？

1973年至1974年的通信中，顧準專門說道：“文革”發動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激進的理想主義者，就是把革命手段與終極目標看作一種東西，想一勞永逸地推向理想社會。顧準指出：“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之殘暴，并不100%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標而不得不如此辦?！保ā额櫆饰募?，第375頁）

“理想主義”和“繼續革命”以何種方式給社會造成危害呢？顧準發現，“直接民主”行不通，關鍵是“民主集中制”有問題。顧準后來想明白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終落在“集中”上，可是，由誰來集中呢？顯然是由“掌權者”進行“集中起來”的事。權威主義、專制主義正來自于這個“集中”。顧準的原話是：“你說‘集中起來’，這個‘集中’，分明帶有（1）集中、（2）歸納這兩個因素。你主張你‘集中起來’的是群眾中正確的意見，你就是主張你歸納所得的結論是100%正確的……這種歸納，實質上往往不過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保ā额櫆饰募?，第345頁）

在思考上述問題時，顧準想知道，世界范圍內還有哪些國家出現過類似中國“文革”的大動亂、大災難。他首先想到了法國大革命。顧準想弄明白法國大革命。我們可以推斷，如果不被病魔奪走生命，顧準一定要弄明白法國大革命，他的研究計劃中，法國大革命史是繞不過去的。顧準在1971年2月21日的日記中提道：“也把前些時候寫的幾張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卡片拿出來重讀了一下，其中關于法蘭西大革命的再估價部分，上次寫著寫著就擱下筆來的，想起來要對這個問題真的能夠有所認識，還必須把中世紀以來的法國史，尤其是16—18世紀的法國史弄得有個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見?！边@說明，他對法蘭西大革命的研究已做了準備。

顧準究竟閱讀了多少法國史書籍，對法國大革命的思考達到何種程度，沒法弄清楚。今天只能在他的讀書筆記中看到一些片段，這些片段涉及法國革命、“拿破侖主義”、圣西門和傅立葉的思想、法國工人黨綱領、古代法國的土地制度、近代法國的政治得失。這些內容，從注釋看大多數來源于顧準閱讀馬恩全集的筆記，引文離不開《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來源于法國歷史著作的很少。

1971年前后顧準對“國際共運”的思考比較多，關于波蘭、蘇聯，顧準都寫了一些簡單評論。這表明，他把中國“文革”災難與“國際共運”形勢變化聯系起來，在做著全面的考察。國內、國際“現實問題”的刺激，讓他想到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以及社會主義陣營中“內耗”的反思。

三

顧準研究希臘城邦，既要探究西方民主制度的源頭，同時也要探究發端于斯巴達的“平等主義”“集體主義”帶來的危害。

顧準從西方歷史書中發現，斯巴達是典型的“民主集體主義、集體英雄主義、平等主義、斗爭精神”，這使顧準聯系自己親身經歷的革命運動得出結論：“平等主義、斗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是在艱難環境下打擊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钡拱瓦_的歷史證明，“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相反，還因為它必然要‘砍掉長得過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長得一般齊”（《顧準文集》，第256—257頁）。這一見解是非常深刻的。

準備全面研究世界歷史，其實也可以有兩種步驟：一是從西方歷史的源頭希臘開始，一是先研究世界近現代史，追根溯源去研究古代希臘羅馬史。顧準的目的既然是探究西方民主制度，那就應當重點研究英國議會制度。雅典民主雖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頭，但現代西方議會制度不是直接產生于愛琴海的古文明地區，而是誕生于偏遠的不列顛島。中間需要弄清楚歐洲中世紀史、基督教文化、文藝復興、新航路開辟、宗教改革等，否則，怎么能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起源”？

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兩篇中，顧準集中談到幾個重要問題，如資本主義為什么發端于英國？英國的議會制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演變的？可見，顧準對西方歷史有準確的把握。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現代西方民主制度，顧準的論斷是深刻的，但遠不及他對希臘城邦的論述那樣細致，論據也不夠充分。只能推斷，顧準還沒來得及深入研究，或者僅有一些零散的思考。

顧準閱讀古希臘史，留下了篇幅可觀的筆記，表明他閱讀希臘史著作比較集中，對希臘城邦的認識較為透徹，這得益于當時北京圖書館的希臘史藏書。即便對希臘史一無所知，要較快了解希臘史梗概，也并不困難?？梢韵乳喿x漢譯名著，如：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繆靈珠譯，1955年出版）、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1960年出版）、希羅多德《希波戰爭史》（王以鑄譯，1959年出版）、《格羅特〈希臘史〉選》（郭圣銘譯，1964年出版），以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有中譯本）。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吳于厪主編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也有較大篇幅介紹希臘。在了解古希臘史的脈絡后，直接閱讀英文版的格羅特《希臘史》，對城邦類型及其演變，可以獲得更清晰的認知。

從顧準《希臘城邦制度》反映的信息看，顧準研究希臘城邦，除了依據英文版格羅特《希臘史》，還閱讀過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伯里的《亞該亞人和特洛伊戰爭》、加登納的《早期雅典》等英文版書籍。通過大量閱讀，基本弄清了希臘民主制度的類型、民主制度的條件等。顧準研究后認為，雅典的民主制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

顧準研究希臘城邦，本來在心里贊頌雅典等民主制的城邦，認為在希臘小邦林立中把個人的創造性發揮到極點，創造了燦爛文明，但顧準又“迷惘起來”。為什么呢？因為顧準也看到：大小城邦之間自相殘殺，甚至不惜勾結外敵來對付同胞；而且，民主制的雅典被專制的斯巴達打敗，希臘城邦被馬其頓王國征服。顧準最后的結論是：先進的城邦被落后帝國打敗，不是由于其“內在”的民主制度，而是由于其“外在”的城邦制度，即失敗的是“城邦”小國，而非民主體制。雅典民主，到底該不該歌頌？顧準困惑了。（《顧準文集》，第287頁）按陳敏之的說法，顧準的希臘史筆記沒寫完就“卡殼”了，以后沒再寫。其實不難理解，顧準心目中的雅典民主是好制度，但他發現了雅典民主的缺點，所以想不通，就作罷。

四

顧準還在思考著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為什么沒有滅亡反而有活力？ 那么，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生命力？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必然要被無產階級埋葬；列寧說帝國主義是垂死階段的資本主義?？墒?0世紀50至70年代資本主義非但沒有滅亡，反而很有活力，用顧準的話說，就是“現在帝國主義變了，資本主義也變了”（《顧準文集》，第337頁），所以要重新審視資本主義。

無獨有偶，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國史學界圍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展開討論。此前毛澤東認定：“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鳖櫆蕝s說：“中國那些奢談什么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成長出資本主義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并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筑……”（《顧準文集》，第318頁）可見顧準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自己的認識。顧準的見解很可貴。中國史學界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無非是“別人有，我們也要有”的爭氣心態在作祟，討論來討論去，不外乎要從歷史中找材料證明毛澤東的結論是“真理”，與歷史學的學術研究無關。

關于資本主義起源，顧準的基本看法是：“用雇傭勞動的出現來定義資本主義，不如把產業革命的誕生作為特質更為準確?！鳖櫆收J為“資本主義”是因為“工業革命”而不是“雇傭勞動”才對人類社會、歷史發生影響的。顧準分析：意大利的市民社會、現代銀行、國際匯兌、復式簿記系統、近代物理和實驗，都是資本主義的“奠基禮”，但意大利不僅沒有發展資本主義，反而衰落了，什么原因呢？顧準認為，僅有經濟優勢而沒有強大的軍力，沒有適當規模的民族或國家來保障，也發展不出資本主義。把顧準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散的觀點聯系起來，就能明白：在制度層面，顧準強調西方的“法權體系”和“國家力量”這兩種因素對資本主義產生的作用；在精神文化層面，顧準強調“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重要性。

顧準的結論是：在英國產生資本主義，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獨一個因素都不能達到這種結果。（《顧準文集》，第325頁）顧準指出：“認為任何國家必然產生資本主義是荒唐的?！保ā额櫆饰募?，第326頁）

那么資本主義為什么還有生命力？顧準也談了看法：“我認為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們不限制，相反還在發展批判。例如，1929年恐慌時期，那些堅持前凱恩斯的經濟學說的政黨，（若是）下令禁止一切異端的思想，資本主義早就完蛋了……資本主義是一大堆罪惡的根源，可是這一大堆罪惡不斷地被揭發，不斷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雖然‘氣息奄奄’了，卻老是混下去了，有時候還顯得頗為活躍?！保ā额櫆饰募?，第341頁）

五

顧準說他是“傾心”西方文明的人，忍不住要以西方的標準來評論中國。不過，他又說：“研究外國歷史，研究世界狀況，都是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否則那不過是有閑階級的精神游戲?！鳖櫆仕伎紗栴}和純學者不同，因為他不是為了做學問、立言，而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

《顧準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中國古代史的筆記，第二部分是閱讀和翻譯西方經濟學著作時做的筆記，第三部分是閱讀馬恩全集的筆記?！额櫆饰募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個題目是編者取的，其實是信件、學術筆記的連綴和組合。文集中各篇的順序，未必是那些通信和論題的最初的順序。最重要的是這樣幾篇：《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科學與民主》《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民主與“終極目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統一的專制帝國、奴隸制、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戰爭》《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以及譯文《馬鐙和封建主義》后面的評注。這些篇目的價值和意義，超過《希臘城邦制度》。因為，這些書信、筆記顯示出顧準對資本主義起源、英國的制度、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等問題都已經有了深入的思考。顧準計劃先研究外國的歷史，后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上他對中國的歷史很熟悉，在閱讀西方歷史時，就已經與中國古代做比較。

顧準在探究西方精神文化時，把中國傳統文化——“史官文化”作為參照，并持冷峻的批判態度。顧準在和陳敏之通信中專門談論先秦思想，論及孔子、老子、韓非子，這與陳敏之提出的要求有關，在無意中，顧準的言談已“流露”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刻判斷。其實，顧準從1955年以來就閱讀中國古代著作，1972年至1974年的閱讀更集中，歷史類的讀書筆記就有十余萬字?？梢钥隙?，顧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是著眼于未來，希望建立一個不服從專制、權威的文化體系，他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出新”。

顧準研究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為自己宏大的“實用政治哲學”做準備。這個政治哲學大廈尚未建立，但他已繪制出清晰的“圖紙”，打下堅實的“地基”，準備了高質量的“材料”。不過，研究西方歷史是艱巨的。顧準說：“西方史的過程，看來比中國要復雜一些。也許這是因為我們不熟悉；也可以猜測，西方人會認為我們的歷史復雜和不可理解?！保ā额櫆饰募?，第306頁）這句話，讓人明白顧準為什么要下決心花十年功夫研究西方和中國的歷史。既然顧準要構建宏大的政治哲學，而他的研究才開頭，那么，顧準寄希望于后人的，不是糾纏于他筆下那些思想片斷的價值高低，而是接著探究下去。

作 者：王三義，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世界史。

編 輯：趙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