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評史心見》史論的傾向與得失

摘 要：明代郭大有所撰《評史心見》是一部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史論著作。這部書在方法論上有三個特色值得關注，一是撰述旨趣注重評論“可以為鑒者”與“不可以為鑒者”的史事;二是以“扶綱常、振風化”為論史目標;三是主張評史當觀“時”、“勢”與“天命人心”?！对u史心見》中存在不少相互矛盾之處，究其原因，是作者評史時過于強調理學式的道德評價，忽視了事實評價。郭大有的史論是明代前中期正統史論的代表之一，對其研究可以增進對明代史學的深入理解。

關鍵詞：郭大有;《評史心見》;理學;天命人心;道德評價;明代史學

作者簡介：于泳，男，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4-0158-07

一、撰述旨趣：“可以為鑒者”與“不可以為鑒者”

明代郭大有所撰《評史心見》，凡十二卷，前十卷為正文，后兩卷為補遺。全書按時間順序編次，上起西周，下迄元末，多以帝王標目。這是一部評論歷史人物和有關史事的史論著作，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是書取古人事跡標題，每事為論?！盵1]（卷九十，P2317）

本書作者郭大有，字用亨，明代南京江寧（今南京市江寧區）人，《明史》無傳。關于郭大有的行事，文獻不足，難以稽考?！对u史心見》一書，據筆者所見，最早著錄于明代藏書家高儒的《百川書志》：“《評史心見》十二卷，皇明郭大有用亨著，南京人?！盵2]（P58）《百川書志》成書于嘉靖十九年（1540），因此《評史心見》的刊刻、流布當不晚于此年。1《評史心見》中郭大有曾引用明人程敏政《宋紀受終考》的論斷，而《宋紀受終考》始刊刻于弘治四年（1491）。據上述兩條證據，我們可以推斷郭大有主要生活于明代弘治前后至嘉靖時期。除《評史心見》外，郭大有還有《古今書史補斷》和《古今名賢詠物詩選》兩部著作。2受識見所囿，筆者尚未見二書的刊本流傳，具體情況未能詳考。

《評史心見》書前的《凡例》是關于此書的說明，從中可以窺見作者編纂此書的基本情況。

首先，是交代材料來源及評論主旨：

《評史》以《通鑒》為主，參以《綱目》、《史記》、《春秋左傳》、兩漢書、《三國志》、《晉》《隋》、《唐》書，《南》、《北》史、《宋》、《遼》、《金》、《元》史、《諸家詠史》、楊鐵崖《詠史》、《古今史斷》、諸臣奏議、《名臣言行錄》、《致堂管見》、《諸儒鑒斷》及我朝《皇明政要文衡》。凡古人言行，先儒或有未論者，或論而有所未當者，或有已論而余意未盡者，或有諸說不同而莫知適從者。予引六經四書為證。妄以己意參酌可否而評之。微顯闡幽，則是非得失昭然可見，非敢蹈襲前哲以為己能也。[3]（《凡例》，P305）

據此可知，第一，郭大有重視《資治通鑒》和《通鑒綱目》，以六經、四書為評史標準。第二，郭大有評史以正史為主，兼及文集、言行錄等其他有補于史事的著作。第三，郭大有關注三個方面的史實：前人沒有評論到的人物、史事;前人評論失當的人物、史事;前人已有所論，但論意未盡，仍需要加以闡發的史事和有多種不同評價的史事。

其次，是作者對“鑒”十分重視，指出“有以為鑒者，亦有不可以為鑒者”。用今天的話說，即指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而言。作者這樣寫道：

鑒者乃后人之龜鑒也，古人之得失，以為己之從違。諸史所載古人言行，固有以為鑒者，亦有不可以為鑒者，如漢文帝好黃老，因吳王不朝，賜以幾杖;南越謀反，卑辭厚禮以誘之。朱子乃稱其善用，殊不知養成驕橫，肆無忌憚，遂至兵連禍結，延及七國之變而不可救。此所當戒，不可法也。至于直不疑償金、婁師德唾面不拭自干之類，矯情要譽，欺世媚俗，恐后人信以為美而效之，不可不辯，此評之本意也。[3] （《凡例》，P305）

從這里可以看出，《評史心見》的主要意圖是以古人之言行，鑒當今之得失?！胺补湃搜孕兄?，有關于綱常，有補于教化者，因觀子書，隨筆以評，不拘先后次序也?！盵3]（《凡例》，P305）這與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4]（《進書表》，P9739）的治史宗旨一脈相承，也是他“以《通鑒》為主”的評論主旨的具體體現。從性質上講，郭大有主要關注兩類史事：“可以為鑒者”與“不可以為鑒者”。二者相比，他更加重視那些不可以為鑒的史事，如每每在評論某人某事后，都要強調“書之以為人君用詐者戒”、“筆之以為世之人臣用機巧者戒”、“謹書以為有國者鑒”、“謹書以為妄興土木之工者戒”、“謹書以為寵任外戚者戒”等，以表明自己的評史旨趣。

最后，《凡例》中有幾句話反映了《評史心見》一書的性質，作者寫道：“評史諸題，凡可為策論者，學者任意截取，以備觀覽，利于舉業，蓋遴今時之制也?！盵3]（《凡例》，P306）明代科舉之法沿用唐、宋之舊，科目分為三場?！俺鯃鲈嚒端臅妨x三道，經義四道?！鲈囌撘坏?，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盵5]（卷七十《選舉志二》，P1694）第二場的“論”和第三場的“策”都涉及考察考生對歷史的理解、評價和議論。明代科舉重論、重策的特點，促使越來越多的士人關注史論，推動相關著述應運而生。1從《凡例》來看，《評史心見》正是適應科舉策論之意而作。這一方面反映此書的實用特色，另一方面體現出作者評史的格調不高?！端膸烊珪偰俊窊伺u說：“其《凡例》云：‘凡可以為策論者，擇取以利于舉業。則其書不必更問矣?！盵1]（卷九十，P2317）但《總目》所論也有武斷之嫌。有研究者認為：“《四庫全書總目》未查看本書內容，僅據其《凡例》內一言而否定之，未免輕率。實則該書論史頗有見解，可備參考?！盵6]（P354）

綜上，從《凡例》來看，大致可知《評史心見》一書“評史”的傾向和該書的性質，這兩點，有助于人們對此書的認識。

二、“扶綱常，振風化”的論史目標

明代前中期，理學思想對史學有很大影響，道德評價有時凌駕于事實評價之上。郭大有身處其中，其史論亦具有鮮明的理學特色，突出地表現在他以“扶綱常，振風化”作為評史的目標。郭大有認為：“道在天地間，所當因者，三綱五常;所損益者，制度文為是已?！盵3]（卷二《曹參尊何約束，P329》）如在“司馬遷言陵無罪”條指責李陵投降匈奴為“失節之婦，罪不勝誅”[3]（P336）;“劇秦美新”條批評揚雄屈身事王莽為“奸佞尤為可惡者”[3]（P339）;“直不疑償金”條責備對漢代名士直不疑“曲意狥物，矯情要譽”[3]（P334）;“二月平陽公主薨”條指斥唐高祖的女兒平陽公主領兵行軍為“不守婦道”[3]（P306）;“始定公主見舅姑之禮”條稱贊唐德宗議定公主拜見舅姑禮儀的舉動為“遵倫理綱?！盵3]（P375）等。以上評論，均與綱常、風化相關。而最集中地體現這一評史原則的，則是他對漢高祖、唐太宗以及漢、唐兩代政治的評價。

郭大有鄙視漢高祖劉邦，原因是他有“分羹之語”。楚漢之爭，漢軍攻楚甚急，項羽為讓劉邦退兵，揚言欲烹殺其父，劉邦說：“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盵7]（卷七《項羽本紀》，P328）關于此事的評論，從司馬遷、班固、荀悅以來，基本上對劉邦當時的舉動持肯定和理解的態度。而三國時期曹植則提出異議，他說：“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身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后嗣，誠帝王之元勛，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座而不起，計失乎酈生，忿過乎韓信。太公是誥，于孝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槐酥鄄糯舐?，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杰士也?！盵8]（P103）曹植稱贊漢高祖的功績，但在道德方面對其頗有指摘，認為他“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評論中也涉及對太公、劉邦父子關系的論述：“太公是誥，于孝違矣?！眲畹难孕惺恰皵」沤裰蠼?，傷王道之實義”。曹植在這里雖然對劉邦的道德品行進行抨擊，但是整體的評論基調還是積極的，對劉邦的評價還是正面的，認為他是“帝王之元勛”、“當世至豪健壯杰士也”?？偟膩碚f，曹植的評論是事功和德行并重，而以事功為主。而郭大有評論則主要從綱常倫理出發，他說：

孝乃百行之源，萬善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長治久安，皆賴此也?！h高祖）乃昧昊天罔極之恩而陷親于鼎鑊，其與自烹何異？何其不仁之甚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高祖導子孫為不仁不義之事，父不父，子不子，茲非啟亂之道歟？雖有天下，不能一朝以居，何以成其善治哉？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眲t高祖得罪于名教中，誠可惡也。[3]（ 卷二《項羽欲烹太公》，P326）

與曹植相比，郭大有則以理學中的父子綱常為評論出發點，把道德倫理與政治統治聯系了起來?！靶⒌馈北惶岬健鞍傩兄?，萬善之本”的高度。從這點出發，他認為劉邦當時有兩個合理的選擇，一是放棄抵抗以救太公;一是臥薪嘗膽、積蓄力量，為父報仇，這些都是符合儒家倫理的。劉邦之言與人倫大德相違背，因此郭大有對劉邦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靶⒌馈辈粌H關乎個人榮辱，還會影響政治統治和社會安定。如不尊孝道，則是“啟亂之道”。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如果不重視綱常倫理，則“天理滅，人倫廢”，離衰敗滅亡也就不遠了。而劉邦正是歷代君主中“不可為鑒”的代表，所以郭大有對他的評價很低。

如何評價唐代的玄武門之變和李世民，歷來觀點不一。如司馬光評論道：

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兼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后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始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4]（卷一百九十一《唐紀七》，P6124-6125）

司馬光從“禮”出發，認為“立嫡以長，禮之正也”。這顯然是對唐太宗玄武門之變持否定態度的，并認為這種做法開啟了后代以武力爭奪帝位的先例。但是他又試圖為唐太宗辯解，認為太宗功高，“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建成無能，“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而當時奪嫡之爭已劍拔弩張，于是“群下所迫”。三者相激，遂“蹀血禁門，推刃同氣”，唐太宗完全是為形勢所迫。司馬光雖對唐太宗多有批評，但他沒有據此一概否定其功業。他對唐太宗的總體評價是：“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罔羅俊義，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于湯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盵9]（卷十六，P157）這樣既肯定了唐太宗的功績，又批評了他在禮儀綱常方面的“慚德”。司馬光在具體評論史事的時候能遠離理學的立場，作出比較客觀的評論。而郭大有則基本對唐太宗持否定態度，其批評要比司馬光嚴厲許多。他說：

太宗除隋暴虐，削平僭亂，以有天下，在位三十余年，一身兼創守之責，絕無而僅有也。繩以大節，不能無愧。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碧诘獎摌I守成之難而不知端本貽謀之道。觀其脅父臣虜，喋血禁庭，閨門慚德，妄誅大臣，此創業之無道也。天下平定之后，鮮克有終。魏徵十漸條陳，切中其病，此守成之無道也。大本已失，雖有他美，何足羨哉！……厥后高宗、玄宗蒸父妾、亂典常、殺三子、寵妖妃，顛覆社稷，流毒蒼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宗所為。[3]（卷六《創業守成孰難》，P361）

郭大有所說的“大節”、“大本”無疑就是他心中的綱常名教思想，這也是他評價唐太宗的唯一標準。其方法就是由局部而否定整體，把歷史人物所處的環境、言行、動機、效果排除在外。在他的眼中，唐太宗不是什么有道明君，他創業不合綱常，守成也不得禮法，還給后代子孫樹立了一個不好的榜樣。郭大有評價人物不是從事實出發。他的理學思想掩蓋了史學思想，道德評價凌駕于事實評價之上，所以，他不能如司馬光一樣，用發展的眼光、整體的觀念評價人物。但若從另一方面看，郭大有開篇即表明其評史的目的是要“扶綱常、振風化”，他以理學作為衡量“可以為鑒者”與“不可以為鑒者”的標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漢唐盛世，歷來為人稱道，如程頤認為：“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盵10]（《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P236）意思是漢代綱常倫理合乎法度，唐代各項法令制度得以創舉。程頤之意，在于論兩漢之人識義理、重名節，而唐代“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故“漢之治過于唐”。但是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創獲頗多，政治上亦有可觀之處，所以是“萬目舉”。郭大有不同意程頤的評價，他認為：

程子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庇拗^：“大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是也。觀高祖妄誅韓信、獄系蕭何，而于君臣之義廢;項分杯羹、如意被鴆，而于父子之恩虧;溺愛戚姬，而于夫婦之情薄。大綱何由而正乎？”所謂萬目者，禮、樂、兵、刑、教化之類是也。觀太宗閨門慚德、喋血禁庭，而于禮、樂何有累？征高麗、妄殺蘊古，而于兵刑黷濫;大誥名儒，增廣生員，無明倫教化之實。萬目何由而舉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節言之，故予所以辯。[3]（卷六《漢大綱正，唐萬目舉》，P363）

程頤評論漢唐之治，雖然是從理學觀念出發，揚漢抑唐，但他沒有一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貢獻。郭大有則不同，他從倫理綱常上把漢、唐兩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漢高祖進而否定整個漢代政治。他在批評唐代禮、樂、兵、刑等制度的時候，不以這些制度在實踐過程中的得失利弊為標準，而是計較于唐太宗的“閨門慚德、喋血禁庭”、“征高麗、妄殺蘊古”等個人的道德和政治行為，否定唐太宗的同時把整個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謂是以“一眚掩大德”。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盵11]（P196）郭大有為“扶綱常、振風化”，故作驚人之語，其評論格調不但遠遜程頤，而且在史學觀上更是與朱熹相去甚遠。

以上所舉，說明郭大有在評論歷代人物和事件上，堅持綱常名教的思想，意在發揮史學的褒貶作用，“扶綱常、振風化”這一點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以理學衡量史學，不顧客觀事實而空洞議論，這種空疏不實學風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全祖望批評說：“自明中葉以后，講學之風已為極弊，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12]（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P1059）全祖望所論，也是《評史心見》一書的主要缺陷所在。

三、論史當觀“時”、“勢”與“天命人心”

郭大有論史，除闡發理學觀念之外，也十分注重“時”、“勢”與“天命人心”等因素的影響。他說：“大抵學者之評人物，當觀其時之難易，勢之順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議，亦非定論?！盵3]（卷四《三分天下》，P346）這里，“時”是指人物所處的歷史環境，“勢”是指歷史發展的趨勢，而“天命”則比較復雜，有時是指上天的意志，有時又等同于“勢”，指歷史發展之大勢，有時又是指正統所歸?！叭诵摹笔侵该裥乃?。郭大有認為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應該考慮人物當時的現實處境、歷史大勢的走向和民心向背等因素，要回到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狀況和個人境遇去思考、判別和評價人物的行動。這種見解接近于實事求是的觀點，比之于其以綱常名教批評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如在評價諸葛亮時，針對學者鄒璧對其“謀不正，兵出無名，無恢復一統之志”的評價，郭大有為諸葛亮辯護道：

方睹孔明獨處群雄之中，力弱勢孤，如一支十，孰難孰易，孰順孰逆乎？當時審天下大勢，定于胸中，一見之頃，告以荊州用武之國，謀非不臧也;輔帝室之胄，《綱目》書：“劉備起兵討曹操”，兵非無名也;又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志非不欲大一統也;兵有節制，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師非不堂堂正正也。奈何老瞞未誅，而先主已殂;隴軍方出，而營星夜墜。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非人力所能為也?！睏钫\齋有曰：“人心歸漢，王即假之而有余;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编u壁不觀其時、勢、天命人心大節，乃以成敗論，豈不謬哉！[3]（卷四《三分天下》，P346）

郭大有主要從時、勢、天命、人心四方面為諸葛亮辯護。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天命”主要指上天的意志，有運氣、機遇的意思。他引用孟子的言論即為明證。諸葛亮的失敗是各方面因素相激使然，但這并不妨礙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的身份。郭大有進而指出讀史要觀“時、勢、天命、人心大節”，反對以成敗論英雄。

從“時、勢、天命、人心”出發，郭大有特別贊賞那些既能堅持正義，又能審時度勢，建功立業，使個人行動符合歷史潮流的“豪杰”。他說：“所謂豪杰者，明道義而知自重，審去就而不茍祿?！盵3]（卷二《顛倒豪杰》，P328）即是說豪杰之士要重義輕利。在“岳飛班師”條，他又進一步申論：“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于常，則守之以經;于變，則處之以權?！薄俺！迸c“變”其實就是指“時勢”的變化。具體到人物評價上，就是看歷史人物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當時社會需要。他進一步論道：

君命，我所重也，國難，亦我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君命而救國難，此所謂權?！敃r飛手握重兵，使其先誅檜而后滅虜，迎回二帝，奠安宗社，有回天之力，建再造之功，亦湯、武除害救民之意也，孰敢以公為過乎？吁！徒守一節之忠，遂遺無窮之患，即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豈非忠有余而智不足？惜哉！[3]（卷十《岳飛班師》，P391-392）

按照郭大有的說法，如果岳飛能“處變行權”，矯詔行事，內誅奸臣而外抗強敵，舍君命而救國難，那他的行為不僅符合儒家義理，而且也合乎“天命人心”，是順應“時”與“勢”的行為。他十分惋惜岳飛識見未能及此，“忠有余而智不足”。與此不同的是，他特別贊賞張良。劉邦、項羽鴻溝之約后，劉邦本打算退兵，張良與陳平勸說劉邦：“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盵7]（卷七《項羽本紀》，P337）郭大有認為勸劉邦攻打項羽，雖然失信于人，但確是為了“背小信而全大義”，是“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也”。他說：“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其良之謂歟？”[3]（卷二《養虎遺患》，P326）

我們把郭大有對岳飛和張良不同的評價聯系起來，就會發現，郭大有雖然強調論史當觀“時”、“勢”與“天命人心”，但他評論主旨最終歸宿還是在一個“義”上，強調的是儒家的道義。在以上所舉材料中，這個因素體現得并不明顯，但是依然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這說明，郭大有評價歷史人物時，雖然看重特定環境對歷史人物發揮作用的影響，但他依然不能完全走出理學思想的圈子。

四、矛盾、混亂的歷史觀

郭大有受理學支配，綱常倫理在他那里成為了最高的歷史評價標準。理學觀念凌駕于史學之上，這使得他的許多史論顯得迂闊，有些評價自相矛盾，而他又不惜牽強附會地予以解釋。如他全面否定唐代魏徵、王珪的功績，認為他們是“罪臣”，理由是他們“不能引太王傳位季歷之事以諫高祖，坐視相殘，不能諭之于道，遂成弒逆之禍”[3]（卷六《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P356）。這與其上文否定漢唐政治的方法如出一轍，都是從理學觀念出發，偏執一端而否定整體。這是用義理思想來任意解釋歷史，而離中國史學據實直書的傳統越來越遠。

郭大有試圖用理學思想規范歷史，以經馭史。但是歷史現象千變萬化，又怎能是理學思想統率得了的呢？而試圖以理學思想強加解說，則往往會出現矛盾、混亂的現象。比如，郭大有提倡統治者要“舉賢不避親”。馮野王是漢元帝的親戚，漢元帝為了避親屬之嫌，沒有提拔他。郭大有評論說：“愚謂野王果賢，雖親必用，不賢，雖踈必廢?！瓭h治后世，不以私親為嫌，而以用賢為羨?！盵3]（卷四《漢元帝不用馮野王》，P339）這是批評漢元帝用人避親。而在評論“竇憲勒功燕然”時，他卻說：

凡椒房之親，人主但常尊位重祿，不當委以兵政之權。權柄一專，謀為不軌?！ǜ]憲）傾無量之費，擊無罪之虜，夸張功德，紀于燕然，何有補于漢哉？[3]（卷四《竇憲勒功燕然》，P343）

前一論贊揚舉賢不避親，后一論主張用人要避免任用外戚，兩則評論自相矛盾。郭大有贊揚湯武革命，主張“處變行權”，這點上文已有論述。但是他又以綱?？霖熖铺凇懊{父起兵以篡隋”，“脅父起兵”為不孝，“篡隋”為不忠。[3]（卷六《世民誅佞人》，P355）這與前一論贊揚湯武革命又相互抵牾。同類性質的論斷，書中還有很多。這實際上反映了作者以理學觀念來解釋歷史所面臨的困境。自宋至明，理學家認為“大道在六經”，“經細史粗”，主張“以經御史”。如南宋張栻：“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13]（卷三十四《西漢蒙求跋》，P814）以六經為史之權度，其評史自然以義理為裁斷標準。他們把理學思想凌駕于史學觀點之上，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探究歷史的真相，而是為了闡發義理，以史證理。這種不顧事實而空談天理性命的論史風氣，不利于史學實事求是學風的形成，因而遭到其后清代學者的嚴厲批評。實際上，在歷史評價中，道德原則與事實原則往往發生矛盾。而優秀的史學家可以二者兼顧，不偏廢其一。如趙翼所論：“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盵14]（P552）郭大有雖然看重“時”、“勢”與“天命人心”，但理學仍然是他的立論之本。他注重理學的義理，而忽視了史學求真的特征。事實與褒貶是史學研究中互相關聯、對立統一的兩個因素，只講事實而不講褒貶，則史學無以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而離開事實談褒貶，則不能稱其為客觀的歷史評價?！对u史心見》中的矛盾、混亂之處，正是郭大有犯了后一種錯誤的體現。

結 語

郭大有評史，一方面是闡發理學，扶綱常、振風化，另一方面也有以史為鑒的用意。他的史論，有的結合明代的現實， 有的則對先賢的史評再加以評析，作出自己的論斷。作者生活在理學大盛之明代中期，他的思想固然超脫不出理學的窠臼，他的許多史論也因此顯得保守和迂闊，但也有一些有價值的地方值得參考。作為受明代中期理學論史風氣影響的學者，在逐漸注重實學的晚明和以考證著稱的清代，其書因有濃厚的理學特征而漸漸無傳，以致湮沒無聞。清人對明代史論評價不高，“明代史論至多，大抵徒侈游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終”[1]（卷八十八，P2289）。以清人崇尚考據的學術眼光來看，《評史心見》正是“徒侈游談”的史論代表之一，故此書僅被列入四庫存目。雖然以現代的眼光來看，《評史心見》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它作為弘治至嘉靖前期正統史論之一，對此書的研究依然有助于從一個方面了解明代史論的面貌。

參 考 文 獻

[1]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高儒：《百川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十二卷》，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8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4] 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1.

[5]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6] 楊翼驤：《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元明卷），喬治忠、朱洪斌訂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7]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8] 曹植：《曹植集校注》，趙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9] 司馬光：《稽古錄》，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

[10]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11] 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載《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 張栻：《南軒先生文集》，載張栻：《張栻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

[14]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責任編輯 王雪萍]

Tendency， Gains and Losses of Historical Commentary of

Ping Shi Xin Jian

YU Y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Ping Shi Xin Jian is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book written by GUO Da-you in Ming Dynasty， which is well-known for its commentary o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thodology in this book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irst， the narrative shows great interest of commenting on historical events， divided as comment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which “cannot be used for reference”; secondly， the book holds its vision to be “revival of principle， avocations of moral”; thirdly， it argues that historical commentary should analyze “timing”， “situation” and “fatality and human mind”. Apparently， there are also some contradictions in Ping Shi Xin Jian. As for the reasons，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GUO Da-you overuses moral appraisal with neo-Confucian principle as the form to make assessments. This method lacks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yway， GUO Da-yous historical commentary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for orthodox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in early and middle Ming Dynasty. It is useful for us to study his book and his theories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studies o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GUO Da-you， Ping Shi Xin Jian， Neo-Confusion， fatality and human mind， moral appraisal， historiography in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