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框架下中國

【摘要】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全面啟動，為中國和廣大東盟國家的經濟、金融交往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但在中國和東盟金融合作的過程中，在金融方面仍然存在著缺乏統一的金融監管準則、金融監管的宏觀審慎重視不夠、中國——東盟金融市場透明度有待進一步提升、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按照一定的原則，如協調性原則、公平性原則等，力圖構建一個中國——東盟的金融監管體系，著力解決中國——東盟在金融監管方面的問題，努力打造一個高效率高運行水準的中國——東盟金融監管體系。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金融監管 宏觀審慎 市場透明度

一、引言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啟動。自貿區建成后，東盟和中國的貿易占到世界貿易的13%，成為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GDP達6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CAFTA在促進中國、東盟的企業對話與合作，促進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濟、貿易、投資、金融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其次，CAFTA的正式啟動，為中國——東盟之間的金融合作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為中國和東盟十國的金融發展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遇。但是，隨著金融合作的進一步加深，金融監管方面的許多問題也不斷凸顯，需要得到更好的重視與解決。

金融監管涵蓋了“金融監督”和“金融管理”兩個方面，金融監督要求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實施全面性、經常性的檢查和督促，并以此促進金融機構依法穩健地經營和發展。金融管理強調金融主管當局依法對金融機構及其經營活動實施的領導、組織、協調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動。通過金融監管，不僅能夠維持金融業的健康運行、減少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保障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而且能夠防止欺詐活動或風險轉嫁，可以確保金融服務達到一定水平從而提高社會福利，并且能夠保證實現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的傳導機制和提供交易賬戶，向金融市場傳遞違約風險信息等。金融監管在各地區各機構的金融合作中是必不可少的。

亞洲金融危機和北美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各國家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金融監管制度，也引發了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巴曙松（2013）以巴塞爾協議Ⅲ為出發點，探討了全球金融監管所面臨的挑戰。劉超、陳彥（2013）從協同理論視角，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金融監管各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和特征。劉曉星、趙鵬飛、盧菲（2014），基于全球視角下，分析了金融監管指數的構建及其國際比較。李愛國（2013）對金融深化、金融監管與新金融改革的配套試驗進行了分析。李堪（2013）對金融監管域外管轄權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對中國的情況進行了對策分析。他認為中國應該在戰略上模糊監管規則的域外適用問題，在戰術上采取措施積極應對歐美等國的域外管轄權擴張，還要重視和關注歐美金融監管的最新動態，金融機構要積極調整自身業務結構等。本文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為背景，分析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中的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并針對問題，提出建立中國——東盟金融監管體系應該堅持的原則和措施，為建立完善的中國——東盟金融監管提供參考，為不斷促進中國和廣大東盟國家的金融合作提供監管建議。

二、CAFTA框架下中國——東盟金融監管現狀

（一）缺乏統一的中國——東盟金融監管準則

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使得東南亞國家開始重新審視本國家金融機制的相關問題，這些國家紛紛意識到本國家金融監管體制方面存在的各個問題，并進一步改革金融監管，完善本國的金融體制。但是，隨著CAFTA的全面啟動和合作交流的不斷深化，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的監管方面，缺乏一個統一健全的金融監管標準，這就使得在合作中面臨的金融問題，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判定標準，也容易造成中國和東盟十國在金融合作的方面出現監管重疊或是監管漏洞。例如，對于中國——東盟發生金融交易往來時的事件，會同時受到交易各國的多個金融機構的同時監管，這就造成了金融監管的重疊，并且加大了金融監管的成本，降低了監管效率。存在監管重疊的同時，必然存在著監管上的真空，例如對一些責任涉及重大，或者是難以管理的金融事件，各家金融機構之間會相互推卸責任，這就產生了金融監管過程中的真空問題。

（二）金融監管重“微觀”輕“宏觀”

CAFTA為中國和各個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和金融合作，提供了優厚的條件，關稅的進一步降低和取消，使得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密切。而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石，中國——東盟經濟合作的擴大也要求中國和東盟十國加強了彼此之間的金融合作，加強對金融的共同監管。但是，在金融監管的體制和過程中，對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認識不足，把金融監管的重點放在對單個金融機構的監督和管理上，即側重于微觀審慎，而忽視了宏觀審慎的管理。而現如今，隨著中國和東盟之間金融合作的不斷加深，金融機構的綜合化經營進一步開化、金融體系進一步開放，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特征不斷加強，使得對系統性風險的預防和監測顯得越來越重要。

（三）中國——東盟金融市場透明度有待進一步提升

金融市場透明，是指金融市場參與者通過合法公眾渠道能夠得到決策所需的各種信息。金融市場透明度，對于提高金融市場交易的公平和效率，加強金融市場監管約束和防范危機及國際金融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東盟金融合作中的金融市場透明度不夠高，主要體現在向公眾披露的信息不完全不準確。公眾進行金融消費決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金融機構披露的金融產品的相關信息，依靠這些信息來評價金融產品的特征，分析收益和風險等。而金融信息披露不完全不準確，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和投資者作出的金融決策。另外一個方面，金融市場透明度不高還反映在對金融機構信用、資產、信譽等的披露上的隱瞞，某些金融機構為了自身利益，違背會計信息披露的原則，不及時、不完整、不真實、不可靠地披露信息，極容易造成金融市場的混亂和金融市場運行的低效率。

（四）金融參與者地位弱化，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金融消費者和金融投資者是金融交易往來中的重要參與者，然而，在金融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對稱，造成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在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過程中，忽視了對這些金融參與者的利益保護，忽視了金融系統賴以為系的社會基礎。對金融參與者的保護體現在金融監管方面，主要是對金融產品，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或者是新興金融產品的監管不嚴格，對這些產品和金融業務的信用評級不嚴謹，甚至出現某些金融機構為了謀取利益，而放松對金融產品和業務的監管，這就使得金融市場上出現一系列的高風險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在作出金融交易的決策時，不能充分掌握產品信息，或是難以辨別金融市場信息的真實性和有用性，無法準確判別其面臨的風險，進而盲目進行金融消費和投資，以至于造成損失。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中，缺乏對金融參與者的保護，將會降低公眾對其金融合作市場的信心。

三、CAFTA框架下中國—東盟金融監管體系構建原則

（一）差異性中謀求一致性

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各自的特征，它們在金融發展方面也存在著差異性。所以，在建立中國——東盟的金融監管機制時，要從各個國家的差異性中尋求統一性，建立的這個監管體系要在中國和東盟十國之間都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并且能夠體現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方面的目標和宗旨，這個體制是為參與CAFTA的所有國家和地區服務的，不應該是某個國家或地區意志的獨立體現。

（二）全面系統性

中國——東盟的金融監管體系，要體現對金融發展的各個層面、各個金融分支的監管，要涵蓋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而且還要涵蓋中國——東盟金融合作中所涉及到的金融產品類別和金融服務范圍，對一些創新性的金融產品，或是衍生金融產品，也要納入到這個監管體系中，以防止出現監管真空和監管漏洞。

（三）協調性

中國——東盟建立的金融監管體系，要協調各國家各部門之間的職責和合作，明確部門職權范圍，形成監管部門之間的相互牽制，避免出現監管重疊的現象。另外，對于同一個監管事件，要在其發生運行的各個階段進行協調配合、緊密銜接，防止由于監管疏忽出現的損失。

（四）公平公正性

中國——東盟建立的金融監管體系，要體現合作的公平公正性，充分考慮各參與國和地區的意愿訴求，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生的事件，都采取統一的衡量標準和應對措施，由專設的金融監管機構進行裁定。并且，在金融監管方面，各參與方都要貢獻自己的力量，避免不出力而受益的不公平行為。

四、CAFTA框架下中國——東盟金融監管體系構建對策

（一）立足區域、統一標準，避免金融監管的“羊群效應”

建立統一健全的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監管機制，要實際立足于中國和東盟十國的區域實際，結合各個國家現有的金融發展狀況和金融監管的現狀，對金融合作涉及的各個方面，通過不斷的協商探討，建立一個具有符合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發展階段的金融監管機制，避免“羊群效應”，避免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監管機制，要合理借鑒其合理成分，從中國——東盟實際出發去建立這個監管機制。

（二）“宏觀、微觀”雙管齊下，強化宏觀審慎監管體制的建立

在中國—東盟金融監管中，不但要重視對單個金融機構的監管，而且要注重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預測和監管，做到宏觀監管和微觀監管的有機統一和有效結合。中國——東盟應該加強溝通，建立一個由各國參與的實體化監管機構，這個機構針對系統性風險進行跨部門跨區域的合作，成立由財政部、中央銀行、證監會等共同參與的監管委員會，監測和評估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過程中的系統性風險，并共同進行合作、分析、決策，促進各有關金融部門，例如銀監會、證監會等的信息溝通，加強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

（三）建立云技術下的信息公開披露制度

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和監管方面，可以運用云技術建立公開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參與金融交易的各方建立云技術平臺，并及時、真實地上傳披露自身的金融相關信息，并接受其他金融信息使用者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遠程監督。通過云技術在金融監管方面的運行，不僅能夠讓消費者和投資者對各金融產品、金融業務進行橫向和縱向額比較，并且還能夠實現由金融參與者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進行監督，避免監管的腐敗。其次，由于云技術儲存和共享的強大功能性，能夠降低金融監管的成本、提高監管效率。

（四）以立法形式為金融消費者保駕護航

中國——東盟在金融合作的過程中，不能只重視金融機構的利益訴求，而且還要加強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市場微觀主體的保護，加強對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維護。而要做到這一點，最有效的莫過于通過立法的方式建立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金融保護制度，中國——東盟應該加強溝通，建立一個“金融參與者保護法”，明確金融機構向消費者和投資者傳達有關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的準確信息，防止和杜絕不公平、欺詐的行為。另外，還要配備相應的消費者、投資者投訴和利益爭端機制，充分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知情權、索賠權。

五、思考與展望

中國——東盟之間的金融合作，隨著合作層次的不斷深化和合作領域的不斷擴展，將呈現越來越繁榮和穩定的金融合作發展。統一高效的中國——東盟金融監管體系的建立，能夠進一步促進各個相關國家和地區之間金融合作和金融發展，維護地區間的金融穩定，防范金融風險。在中國——東盟金融監管體系建立的過程中，中國和東盟各國要加強互信合作，統一監管的標準和準則，做到微觀審慎和宏觀審慎的雙管齊下。另外，還要加強立法支持，保障金融市場的公開，提高金融市場運行的透明度，還要給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實施保護，維護他們的知情權、索賠權，使得中國——東盟金融合作中，有更多的人能夠高效地參與到金融的健康建設和發展中來。最后，在中國——東盟金融合作與金融監管方面，還存在其他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在后續的學習中進行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巴曙松.從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進展看全球金融監管的挑戰[J].理論學刊.2013，08：39-42.

[2]劉超，陳彥.協同理論視角下的金融監管[J].金融論壇.2013，11：12-23.

[3]劉曉星，趙鵬飛，盧菲.全球化條件下金融監管指數構建及其國際比較[J].江蘇社會科學.2014，01：70-80.

[4]李愛國.金融深化、金融監管與新金融改革配套試驗[J].商業研究.2013，07：184-187.

[5]李堪.金融監管域外管轄權問題研究及中國的對策分析[J].上海金融.2013，06：56-59.

[6]舍紹山，陳斌彬.從微觀審慎到宏觀審慎：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監管法制的轉型及啟示[J].東南學術.2013，03：50-56.

[7]張曉樸.金融監管體制選擇：國際比較、良好原則與借鑒[J].國際金融研究.2012，09：79-87.

[8]李成.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完善[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1，01：21-26.

[9]姜影.后危機時代法國金融監管改革新架構及其啟示[J].現代管理科學.2014，04：78-80.

[10]吳治民，高宇.后危機時代中國金融監管理念變革與政策調整[J].財經科學.2010，11：1-8.

[11]佟玲，劉光友.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規則分離的有效性——基于經濟學視角的分析[J].鄭州大學學報.2013，09：86-90.

[12]封筠.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制度雙邊模式研究[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5：80-84.

作者簡介：林曉丹（1991-），女，云南文山人，就讀于云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方向：東南亞經濟與貿易。